摘要:胡適的《談新詩》是對新詩理論建設較為系統的宣言,他具體地闡述了新詩的實現“詩體大解放”的歷史及現實動因,新詩的體式特徵,藝術技巧及作詩方法等問題。其“詩體大解放”的“從文的形式入手”的理論是符合歷史進化觀點的。同時,應看到新詩是為了文學革命的需要產生的,是要服從變革語言與形式的歷史使命的。新詩與舊詩的孰優孰劣問題,仍被人們討論著,而它們應該是各得其所,不可替代的。
在中國現代詩歌理論批評史上,胡適本身並不是一個“合格的”批評家,而更像是一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人物。胡適關於新詩的理論批評,較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談新詩》(1919) 、《〈嘗試集〉自序》(1919) 、《〈嘗試集〉再版自序》(1920) 、《〈嘗試集〉四版自序》(1922) 、《談談“胡適之體”的詩》(1936) 等文章中。胡適將自己的《談新詩》的副標題定為“八年來的一件大事”,確實,新詩但開風氣之先,功不可沒。《談新詩》是胡適早期集中論新詩的一篇文章,在這篇綱領性的文章中,他具體地闡述了新詩的實現“詩體大解放’的歷史及現實動因,新詩的體式特徵,藝術技巧及作詩方法等問題,重要意義是意識到語言的形式問題與內容的密切關聯。朱自清說胡適關於新詩創作的主張:“大體上為《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並且指出“《談新詩》差不多成了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
一
胡適在文章開篇就寫了“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因此,也可以說‘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新詩革命的目標。”胡適還談到“新詩大多數的趨勢,依我們看來,是朝著一個公共方向走的。那個方向便是‘自然的音節’”。在新詩用韻的問題上,胡適認為“新詩有三種自由:第一,用現代的韻,不拘古韻,更不拘平仄。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韻,這是詞曲通用的例,不單是新詩如此。第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文章以略談“新詩的方法”作了一個總結的收場,“做新詩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詩的方法,新詩除了‘詩體的解放’一項之外,別無他種特別的做法。”而這個所謂做一切詩的方法歸結起來就是:“詩需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詩味。凡是好詩,都能使我們腦子裡發生一種――或許多種――明顯逼人的影像。這便是詩的具體性。”從以上可以見出,胡適早期談新詩的一些觀點的確都是一些給早期新詩定位的大問題,但所談略顯不夠系統,也不夠深入。在寫於1936年的《談談“胡適之體”的詩》一文中,胡適則對自己的詩歌主張做了清理,將其歸納為三點:第一,說話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實。胡適自己解釋說“我自己總覺得‘平實’、‘含蓄’、‘淡遠’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賞的。‘平實’只是說平平常常的老實話‘含蓄’只是說話留一點餘味‘淡遠’只是不說過火的話,不說‘濃的化不開’的話,只疏疏淡淡的畫幾筆。”胡適的這些關於新詩的思想主張頗能反映出他個人的審美趣味和早期白話新詩的發展軌跡。打破詩文界限的努力,一直貫穿了胡適的新詩言論及實踐,無論是以平白、樸素的口語代替“風花雪月、娥眉、銀漢”等所謂“詩之文字”,還是在詩中包容說理、敘事等因素,對一般“詩美”規範的反動,的確為早期新詩帶來了清新的活力和歷史包容力,並成為新詩人們普遍分享的傾向,以致在後人看來,“非詩化”已成為以《嘗試集》為代表的早期新詩的基本特徵。而胡適的“詩體大解放”論及其白話詩主張,更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並對後來的新詩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
“詩體大解放”論,是胡適白話詩學的重要命題。胡適說:“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都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該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文學的可能性。”他進而在《談新詩》中更具體地說明:“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並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這裡需要闡明的是: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胡適白話詩學是形式主義的,只關注語言和詩體變革,根本不顧及詩的內容和詩的精神。對於此種觀點,胡適早已作了辯證的回答,他說:“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顯然,胡適不是從一般意義上談詩的內容形式的關係,我們不能只看到內容決定形式,卻很少看到形式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內容所起的決定作用,當固有的形式嚴重桎梏新內容、新精神的表達時,形式也會轉化為起決定作用的主導方面,“這時突出地強調變革舊文學形式,是符合內容與形式這對範疇的辯證發展規律的,因而也同樣具有革命意義”。接著,胡適又以周作人的《小河》、自己的《應該》、康白情的《窗外》、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門晚景》以及俞平伯的《春水船》為例,分析了它們所包含的為“舊式的詩體詞調”多難傳達的“細密的觀察”、“曲折的理想”。這裡從胡適的《鴿子》來簡單分析其“詩體大解放”的觀點:
一
胡適在文章開篇就寫了“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因此,也可以說‘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新詩革命的目標。”胡適還談到“新詩大多數的趨勢,依我們看來,是朝著一個公共方向走的。那個方向便是‘自然的音節’”。在新詩用韻的問題上,胡適認為“新詩有三種自由:第一,用現代的韻,不拘古韻,更不拘平仄。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韻,這是詞曲通用的例,不單是新詩如此。第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文章以略談“新詩的方法”作了一個總結的收場,“做新詩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詩的方法,新詩除了‘詩體的解放’一項之外,別無他種特別的做法。”而這個所謂做一切詩的方法歸結起來就是:“詩需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詩味。凡是好詩,都能使我們腦子裡發生一種――或許多種――明顯逼人的影像。這便是詩的具體性。”從以上可以見出,胡適早期談新詩的一些觀點的確都是一些給早期新詩定位的大問題,但所談略顯不夠系統,也不夠深入。在寫於1936年的《談談“胡適之體”的詩》一文中,胡適則對自己的詩歌主張做了清理,將其歸納為三點:第一,說話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實。胡適自己解釋說“我自己總覺得‘平實’、‘含蓄’、‘淡遠’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賞的。‘平實’只是說平平常常的老實話‘含蓄’只是說話留一點餘味‘淡遠’只是不說過火的話,不說‘濃的化不開’的話,只疏疏淡淡的畫幾筆。”胡適的這些關於新詩的思想主張頗能反映出他個人的審美趣味和早期白話新詩的發展軌跡。打破詩文界限的努力,一直貫穿了胡適的新詩言論及實踐,無論是以平白、樸素的口語代替“風花雪月、娥眉、銀漢”等所謂“詩之文字”,還是在詩中包容說理、敘事等因素,對一般“詩美”規範的反動,的確為早期新詩帶來了清新的活力和歷史包容力,並成為新詩人們普遍分享的傾向,以致在後人看來,“非詩化”已成為以《嘗試集》為代表的早期新詩的基本特徵。而胡適的“詩體大解放”論及其白話詩主張,更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並對後來的新詩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
“詩體大解放”論,是胡適白話詩學的重要命題。胡適說:“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都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該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文學的可能性。”他進而在《談新詩》中更具體地說明:“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並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這裡需要闡明的是: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胡適白話詩學是形式主義的,只關注語言和詩體變革,根本不顧及詩的內容和詩的精神。對於此種觀點,胡適早已作了辯證的回答,他說:“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顯然,胡適不是從一般意義上談詩的內容形式的關係,我們不能只看到內容決定形式,卻很少看到形式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內容所起的決定作用,當固有的形式嚴重桎梏新內容、新精神的表達時,形式也會轉化為起決定作用的主導方面,“這時突出地強調變革舊文學形式,是符合內容與形式這對範疇的辯證發展規律的,因而也同樣具有革命意義”。接著,胡適又以周作人的《小河》、自己的《應該》、康白情的《窗外》、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門晚景》以及俞平伯的《春水船》為例,分析了它們所包含的為“舊式的詩體詞調”多難傳達的“細密的觀察”、“曲折的理想”。這裡從胡適的《鴿子》來簡單分析其“詩體大解放”的觀點: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群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回環來往,
夷猶如意,――
忽地裡,翻身映日,白羽映青天,十分豔麗!
在這首詩中呈現了以下特色:首先,在形式上,全詩六句,參差錯落,每句字數不等,用韻也富於變化,語言上已達到了相當的口語化,已明顯突破了舊體詩詞格律的束縛,可以說是胡適此時期所強調的“詩體大解放”的較為成功的範例。其次,該詩的音節大體上做到了自然和諧,全詩基本上用自然的語氣,相當流暢。再次,該詩通過“具體的寫法”表達了“抽象的主旨”。即將自己與幾位朋友比作了自由飛翔的鴿子,表現了他們投身新文化運動的自豪感及對個性解放精神和自由的渴求。可以說《鴿子》的出現意味著早期新詩的大的新的進展,詩行在長短不齊中尋找到較為自然的韻味,是用自然的語言,以自然的方式寫出的自然而然的詩。
胡適結合古今中外文學革命的經驗,歷史地闡明了文學進化之路根本在於文體的解放。詩體的解放,意味著詩歌形式的革新,內容的進步。詩和其他文學樣式都是時代的產物,時代變遷了,詩體也必然要跟著發生變化,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表現新事物。初期白話詩的“詩體大解放”的功效,不但徹底沖毀了舊詩枷鎖,也為新詩的發展打開了無限的空間。
三
無可厚非,用現在的眼光來審視胡適時代的新詩,確實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但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章,有一個時代的詩樣。現在看來幼稚,膚淺的詩篇,在當時一直被舊詩佔據統治的詩壇,可謂是大刀闊斧的開天之作了。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持久魅力和頑強生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初期的白話詩卻是一個特殊的現象,它是為了響應外在的文學革命的,是要服從變革語言的歷史使命的,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性與社會意義。“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只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胡適在《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一文中,闡述了自己創作新詩的動機,也反映了當時初期白話詩人的創作態度:新詩創作是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詩人的創作動機首先是來自於一種外在的社會目的。所以,幾乎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是新詩革命還是文學革命,都不是從文學本位提出的口號,其所要達到的目標和效果,也都不是詩和文學所可企及的。胡適提出以白話代替文言的革命主張順應了歷史潮流,同時也滿足了文學內部機制調整變更的需要。
《談新詩》表層關注的是白話文理論的本體建設,深層關注仍是文學的外部因素即社會意義。論新詩是為了論白話,論白話還是為了社會的解放與人的精神的解放,他極力提倡“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即用白話創作文學,通過文學來推廣白話,這些都與胡適改造社會的理想密切相關。顯然,注重強調文體的社會意義是五四時代大部分先行者的價值取向。
四
對於新詩,我們不應求全責備。胡適作為“五四”白話新詩運動中“打頭陣”的人物,其新詩理論意義深遠。一方面體現在其後詩作的內容上,比較廣泛地表現了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在題材上,擺脫了舊詩的束縛,廣泛書寫社會現象和人生問題。另一方面,白話新詩的嘗試也體現了新詩先驅者破舊立新、勇於探索新形式、新技巧和新風格的自由開拓精神。拿《談新詩》的理論創作實踐《嘗試集》來說,現在看來雖然尚顯單薄,但是,其價值就在於其首開風氣的大膽“嘗試”。胡適積極地鼓勵“大家都來嘗試”的態度和做法,對新詩的創作無疑起了催生的作用。在白話新詩中最多體現的是一種文學的自由氣息,他們歌頌自由自在的生命,追求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形式和技巧,敢於突破僵化了的傳統詩歌規範。胡適所創造的“胡適之體”,以通俗明白為主要特徵,他那種將“舊詩音節的精彩”“容納在新詩裡”的做法,不僅代表了一種早期白話詩的創作傾向,並且對以後的新詩形式建設也有相當的影響。白話新詩者的理論和實踐的較好統一,使白話新詩有了堅實的基礎,符合了時代的要求,為以後中國新詩的全面發展開創了道路,它是中國新詩的偉大起點,開拓了一代詩風。
四
對於新詩,我們不應求全責備。胡適作為“五四”白話新詩運動中“打頭陣”的人物,其新詩理論意義深遠。一方面體現在其後詩作的內容上,比較廣泛地表現了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在題材上,擺脫了舊詩的束縛,廣泛書寫社會現象和人生問題。另一方面,白話新詩的嘗試也體現了新詩先驅者破舊立新、勇於探索新形式、新技巧和新風格的自由開拓精神。拿《談新詩》的理論創作實踐《嘗試集》來說,現在看來雖然尚顯單薄,但是,其價值就在於其首開風氣的大膽“嘗試”。胡適積極地鼓勵“大家都來嘗試”的態度和做法,對新詩的創作無疑起了催生的作用。在白話新詩中最多體現的是一種文學的自由氣息,他們歌頌自由自在的生命,追求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形式和技巧,敢於突破僵化了的傳統詩歌規範。胡適所創造的“胡適之體”,以通俗明白為主要特徵,他那種將“舊詩音節的精彩”“容納在新詩裡”的做法,不僅代表了一種早期白話詩的創作傾向,並且對以後的新詩形式建設也有相當的影響。白話新詩者的理論和實踐的較好統一,使白話新詩有了堅實的基礎,符合了時代的要求,為以後中國新詩的全面發展開創了道路,它是中國新詩的偉大起點,開拓了一代詩風。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五四”白話新詩確實是處於新詩的初創階段,其不成熟是明顯存在的事實。“五四”白話新詩的歷史任務是否定舊詩,解放詩體,通過理論和創作證明白話寫詩的必要,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只重“白話”不重“詩”的傾向。梁實秋在1931年所發表的《新詩的格調及其他》中說:“新詩運動最早的幾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話’,不是‘詩’,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擺脫舊詩的藩籬,不是如何建設新詩的根基。”梁實秋對五四新文學確實存在一些偏激的觀點,但是,他關於白話詩的一些看法,還是中肯的。
所以,從審美目的的類型方面看,舊詩有舊詩的美,新詩有新詩的美。它們應該是各得其所,不可替代的。現在有人提出新詩與舊詩的高下優劣問題,這個問題個人覺得是個永遠也辯不清的問題,我相信,新詩的產生與發展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是一種自然趨勢,是一種無法阻擋的必然。
參考文獻:
[1]朱自清:《現代詩歌導論》,《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上海書店影印,1982。
[2]胡適:《胡適文集•談新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3]胡適:《嘗試集•自序》,《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3。
[4]朱德發:《五四文學初探》,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
[5]陳建華:《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季美豔:青島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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