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散文的短暫停滯之後，大陸從事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也加入散文創作的行列。他們在專業的學術研究之外，也以文學創作來陶冶性情，一方面把知識分子對社會、對人生、 對歷史等公共問題的關懷融入文學，另一方面又注重表現個人 的思想情趣。此類作品的出現， 顯示了知識分子對現實生活的關注，以及他們希望能與普羅讀者交流思想的願望。他們的加入又極大地改變了女性散文過分停留於私人空間的弊端，恢復了散文與社會的緊密聯繫。由於此類作品多以歷史文化為題材，又大多出於學者之手，因而命名為「文化散文」或「學者散文」。
在多元化時期，較早加入這一行列的是張中行、金克木、季羨林等前輩學人。張中行，河北香河人，3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在中學、大學執教，1949年後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主要從事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前半生默默無聞，到80年代，開始創作懷人憶舊的隨筆，逐漸引起文壇注意。張中行的文章不僅多談舊聞掌故，而且知識豐富，經史子集無所不包，點評人物頗有理趣，有「現代《世說新語》」之稱，其散文則被視為周作人「閒話風」散文傳統在90年代的延續。張中行的散文集有《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負暄」是一邊曬太陽一邊閒聊的意思）以及《流年碎影》等。
金克木是30年代「現代派」詩群的成員，又是梵文研究專家和翻譯家，對印度宗教、哲學、文學和語言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散文主要是思想隨筆，涉及讀書筆記、文化漫談、甚至文獻考訂等寬泛的內容，具有相當學術深度，文風也類似論文的樸素和嚴謹，因而被認為最富有學術性。
文化散文真正引起文學市場廣泛注意，還要從余秋雨說起。余秋雨，浙江餘姚人。1966年進入上海戲劇學院文學院學習，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主要從事藝術文化史和戲劇美學研究。90年代，余秋雨曾在上海著名的文學雜誌《收穫》以專欄發表系列散文，以遊記方式，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進行廣泛介紹和感性思考。他將現代中國人的思考與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山川河嶽自然地融為一體，是繼楊朔之後散文創作的又一新模式。他這些散文一經發表，就贏得讀者的喜愛，很快就結集為《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出版。特別是《文化苦旅》暢銷一時，又多次再版，幾乎到了人手一冊的地步，甚至於香港和台灣也有大量讀者。余秋雨的創作可說推動了 90 年代文化 散文的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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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麵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自序。
我在好些年以前寫過一些史論專著，記得曾有幾位記者在報紙上說我寫書寫得輕松瀟洒，其實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種很給自己過不去的勞累活，一提筆就感覺到年歲陡增。不管是春溫秋肅，還是大喜悅大悲憤，最后總得要閉一閉眼睛，平一平心跳，回歸于歷史的冷漠，理性的嚴峻。由此，筆下也就一派端肅板正，致使海內外不少讀者一直認為我是一個白髮老人。
我想，任何一個真實的文明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在心理上過著多種年齡相重疊的生活，沒有這種重疊，生命就會失去彈性，很容易風于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齡經常會在心頭打架，有時還會把自己弄得挺苦惱。例如連續幾個月埋首于磚塊般的典籍中之后，從小就習慣于在山路上奔跑的雙腳便會默默地反抗，隨之而來，滿心滿眼滿耳都會突涌起向長天大地釋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這是不同于案頭年齡的另一種年齡在搗亂了。助長這種搗亂的外部誘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紐約大學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歲，卻冒險般地游歷了我國西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回到上海仍毫無倦色，逛城隍廟時竟象頑童一樣在人群中騎車而雙手脫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給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與剛滿八歲的小兒子合著的，父子倆以北冰洋的企鵝為話題，痴痴地編著一個又一個不著邊際的童話。我把這本書插在他那厚厚一疊名揚國際的學術著作中間，端詳良久，不能不開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鑽研中國古代線裝本的時候，耳邊也會響起一批大詩人、大學者放達的腳步聲，蘇東坡曾把這種放達稱之為“老夫聊髮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牽獵狗，左手托蒼鷹，一任歡快的馬蹄縱情奔馳。其實細說起來，他自稱“老夫”那年才三十七歲，因此他是同時在享受著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過得顛顛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們這些人，為什麼稍稍做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為代價，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麼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游戲總是對立，那麼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這種困惑中遲遲疑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走慣了遠路的三毛唱道：“遠方有多遠？請你告訴我！”沒有人能告訴我，我悄悄出發了。
當然不會去找旅行社，那種揚旗排隊的旅游隊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單身孤旅，但眼下在我們這兒還難于實行：李白的輕舟、陸游的毛驢都雇不到了，我無法穿越那種似現代又非現代、由擁塞懈怠白眼敲詐所連結成的層巒疊嶂。最方便的當然是參加各地永遠在輪流召開著的種種“研討會”，因為這種會議的基本性質是在為少數人提供揚名機會的同時為多數人提供公費旅游，可惜這種旅游又都因嘈雜而無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講課的邀請不少，原先總以為講課只是重複早已完成的思維，能少則少，外出講課又太耗費時日，一概婉拒了，這時便想，何不利用講課來游歷呢？有了接待單位，許多惱人的麻煩事也就由別人幫著解決了，又不存在研討會旅游的煩囂。于是理出那些邀請書，打開地圖，開始研究路線。我暗笑自己將成為靠賣藝闖蕩江湖的流浪藝人。
就這樣，我一路講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實在不少。旅途中的經歷感受，無法細說，總之到了甘肅的一個旅舍里，我已覺得非寫一點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熏染造成的，要擺脫也擺脫不了。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罩住我的全身，使我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歎。常常象傻瓜一樣木然佇立著，一會兒滿腦章句，一會兒滿腦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著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複、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來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瀉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結果，就在這看似平常的仁立瞬間，人、歷史、自然渾灘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寫文章的沖動。我已經料到，寫出來的會是一些無法統一風格、無法划定體裁的奇怪篇什。沒有料到的是，我本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得蒼老。
其實這是不奇怪的。“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歷史滄桑感引發出人生滄桑感。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回憶，這種回憶叉滲入了筆墨之中。我想，連歷史本身也不會否認一切真切的人生回憶會給它增添聲色和情致，但它終究還是要以自己的漫長來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線條來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說歷史使人明智，也就是歷史能告訴我們種種不可能，給每個人在時空坐標中點出那讓人清醒又令人沮喪的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氣是以尚未悟得歷史定位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氣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隨著年歲漸趨穩定的人倫定位、語言定位、職業定位以及其他許多定位把人重重疊疊地包圍住，最后只得象《金色池塘》里的那對夫妻，不再企望遷徙，聽任蔓草堙路，這便是老。
我就這樣邊想邊走，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后一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國外也是如此，這便成了《收獲》上的那個專欄，以及眼下這本書。記得專欄結束時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讀者道歉，麻煩他們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當然事情也有較為樂觀的一面。真正走得遠、看得多了，也會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就象我們在高處看螞蟻搬家總能發現它們在擇路上的諸多可議論處。世間的種種定位畢竟都還有一些可選擇的余地，也許，正是對這種可選擇性的承認與否和容忍的幅度，最終決定著一個人的心理年齡，或者說大一點，決定著一種文化、一種歷史的生命潛能和更新可能。事實上，即便是在一種近似先天的定位中，往往也能追尋到前人徘徊的身影，那我們又何必把這種定位看成天生血緣呢？
其實，所有的故鄉原本不都是異鄉嗎？所謂故鄉不過是我們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腳的最后一站。
楊明：《我以為有愛》
我拋棄了所有的憂傷與疑慮，去追逐那無家的潮水，因為那永恒的異鄉人在召喚我，他正沿著這條路走來。
泰戈爾：《采果集》
既然是漂泊旅程，那麼，每一次留駐都不會否定新的出發。基于此，我的筆下也出現了一些有關文化走向的評述。
我無法不老，但我還有可能年輕。我不敢對我們過于龐大的文化有什麼祝祈，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一種苦澀后的回味，焦灼后的會心，冥思后的放松，蒼老后的年輕。
當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罷了，何況這實在已是一種奢望。
我想，任何一個真實的文明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在心理上過著多種年齡相重疊的生活，沒有這種重疊，生命就會失去彈性，很容易風于和脆折。但是，不同的年齡經常會在心頭打架，有時還會把自己弄得挺苦惱。例如連續幾個月埋首于磚塊般的典籍中之后，從小就習慣于在山路上奔跑的雙腳便會默默地反抗，隨之而來，滿心滿眼滿耳都會突涌起向長天大地釋放自己的渴念。我知道，這是不同于案頭年齡的另一種年齡在搗亂了。助長這種搗亂的外部誘惑也很多，你看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紐約大學的著名教授Richard Schechner比我大二十多歲，卻冒險般地游歷了我國西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回到上海仍毫無倦色，逛城隍廟時竟象頑童一樣在人群中騎車而雙手脫把、引吭高歌！那天他送給我一部奇怪的新著，是他與剛滿八歲的小兒子合著的，父子倆以北冰洋的企鵝為話題，痴痴地編著一個又一個不著邊際的童話。我把這本書插在他那厚厚一疊名揚國際的學術著作中間，端詳良久，不能不開始嘲笑自己。
即便是在鑽研中國古代線裝本的時候，耳邊也會響起一批大詩人、大學者放達的腳步聲，蘇東坡曾把這種放達稱之為“老夫聊髮少年狂”。你看他右手牽獵狗，左手托蒼鷹，一任歡快的馬蹄縱情奔馳。其實細說起來，他自稱“老夫”那年才三十七歲，因此他是同時在享受著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過得顛顛倒倒又有滋有味。
我們這些人，為什麼稍稍做點學問就變得如此單調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為代價，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如果輝煌的知識文明總是給人們帶來如此沉重的身心負擔，那麼再過千百年，人類不就要被自己創造的精神成果壓得喘不過氣來？如果精神和體魄總是矛盾，深邃和青春總是無緣，學識和游戲總是對立，那麼何時才能問津人類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我在這種困惑中遲遲疑疑地站起身來，離開案頭，換上一身遠行的裝束，推開了書房的門。走慣了遠路的三毛唱道：“遠方有多遠？請你告訴我！”沒有人能告訴我，我悄悄出發了。
當然不會去找旅行社，那種揚旗排隊的旅游隊伍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最好是單身孤旅，但眼下在我們這兒還難于實行：李白的輕舟、陸游的毛驢都雇不到了，我無法穿越那種似現代又非現代、由擁塞懈怠白眼敲詐所連結成的層巒疊嶂。最方便的當然是參加各地永遠在輪流召開著的種種“研討會”，因為這種會議的基本性質是在為少數人提供揚名機會的同時為多數人提供公費旅游，可惜這種旅游又都因嘈雜而無聊。好在平日各地要我去講課的邀請不少，原先總以為講課只是重複早已完成的思維，能少則少，外出講課又太耗費時日，一概婉拒了，這時便想，何不利用講課來游歷呢？有了接待單位，許多惱人的麻煩事也就由別人幫著解決了，又不存在研討會旅游的煩囂。于是理出那些邀請書，打開地圖，開始研究路線。我暗笑自己將成為靠賣藝闖蕩江湖的流浪藝人。
就這樣，我一路講去，行行止止，走的地方實在不少。旅途中的經歷感受，無法細說，總之到了甘肅的一個旅舍里，我已覺得非寫一點文章不可了。
原因是，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熏染造成的，要擺脫也擺脫不了。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罩住我的全身，使我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歎。常常象傻瓜一樣木然佇立著，一會兒滿腦章句，一會兒滿腦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與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著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貯存古籍的圖書館，講授古文化的大學，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複、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大地默默無言，只要來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瀉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結果，就在這看似平常的仁立瞬間，人、歷史、自然渾灘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寫文章的沖動。我已經料到，寫出來的會是一些無法統一風格、無法划定體裁的奇怪篇什。沒有料到的是，我本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得蒼老。
其實這是不奇怪的。“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歷史滄桑感引發出人生滄桑感。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回憶，這種回憶叉滲入了筆墨之中。我想，連歷史本身也不會否認一切真切的人生回憶會給它增添聲色和情致，但它終究還是要以自己的漫長來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線條來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說歷史使人明智，也就是歷史能告訴我們種種不可能，給每個人在時空坐標中點出那讓人清醒又令人沮喪的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氣是以尚未悟得歷史定位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氣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隨著年歲漸趨穩定的人倫定位、語言定位、職業定位以及其他許多定位把人重重疊疊地包圍住，最后只得象《金色池塘》里的那對夫妻，不再企望遷徙，聽任蔓草堙路，這便是老。
我就這樣邊想邊走，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后一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國外也是如此，這便成了《收獲》上的那個專欄，以及眼下這本書。記得專欄結束時我曾十分惶恐地向讀者道歉，麻煩他們苦苦累累地陪我走了好一程不太愉快的路。
當然事情也有較為樂觀的一面。真正走得遠、看得多了，也會產生一些超拔的想頭，就象我們在高處看螞蟻搬家總能發現它們在擇路上的諸多可議論處。世間的種種定位畢竟都還有一些可選擇的余地，也許，正是對這種可選擇性的承認與否和容忍的幅度，最終決定著一個人的心理年齡，或者說大一點，決定著一種文化、一種歷史的生命潛能和更新可能。事實上，即便是在一種近似先天的定位中，往往也能追尋到前人徘徊的身影，那我們又何必把這種定位看成天生血緣呢？
其實，所有的故鄉原本不都是異鄉嗎？所謂故鄉不過是我們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腳的最后一站。
楊明：《我以為有愛》
我拋棄了所有的憂傷與疑慮，去追逐那無家的潮水，因為那永恒的異鄉人在召喚我，他正沿著這條路走來。
泰戈爾：《采果集》
既然是漂泊旅程，那麼，每一次留駐都不會否定新的出發。基于此，我的筆下也出現了一些有關文化走向的評述。
我無法不老，但我還有可能年輕。我不敢對我們過于龐大的文化有什麼祝祈，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一種苦澀后的回味，焦灼后的會心，冥思后的放松，蒼老后的年輕。
當然，希望也只是希望罷了，何況這實在已是一種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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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自序中，余秋雨敘說了自己創作散文的緣起和過程。正如他所言，他所寫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並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人文山 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薰染造成的」。正是借助歷史回溯，由山水生發對文化興衰的感慨，使得余秋雨的遊記包容了知識分子對自身文化使命的思考，也揭示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內涵。
余秋雨散文的選材和主題都有一定模式，基本上不出如下兩類： 一是以歷史遺迹的興衰，描述中國文化的苦難命運， 如《道士塔》、《莫高窟》、《風雨天一閣》；二是借山水風物和文人遭際，探求中國文化的精義，如《蘇東坡突圍》、《西湖夢》和《白髮蘇州》等。文風飄逸瀟灑，富有感情，但直抒胸臆之時，也有誇飾矯情之嫌。文章結構也存在雷同重複的問題，加之其文章中所涉及的文史知識也常有錯誤，因而遭到其他學者詬病。不過，余秋雨的散文仍然廣受普通讀者的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