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雄的文學觀：「詩人之賦麗以則」說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死不免於勸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gŭ，粵音滑，混亂污染）法度也。」（《法言．吾子》）

這是揚雄對賦的一些評論。賦，也稱「辭賦」，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類，發端於先秦而盛行於兩漢。漢初有些辭賦內容還比較充實，語言形式也較為質樸，武帝之後帝王好大喜功，文人競相作賦以歌功頌德，這些作品則大都成為「拍馬」和「侑酒」的工具（魯迅評語），內容空虛，互相模擬，很少有真情實感；形式上日趨華美，堆砌辭藻，精工雕琢，鋪錦列繡。如何評價這種盛行的、統治文壇的作品，是漢代文學理論的重要問題。

揚雄本人就是著名的辭賦大家。他早年熱衷於作賦，先後創作了《蜀都賦》、《甘泉賦》、《河東賦》、《羽獵 》、《長楊賦》等大批具影響力的作品。但是晚年他寫《法言》時，回過頭來總結自己的辭賦創作，卻悔恨說「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這中間他是經過深刻的，甚至是痛苦的反思的：為什麼他要批評漢賦，而且是嚴厲的抨擊？

首先因為它們失去了諷諫的社會功能，而流於對當權者的阿諛奉承。這在揚雄看來是不可原諒的弊病。揚雄是宗奉儒家文學 想的，儒家傳統文論本有「美」、「刺」二說，他卻強調文學作品的意義只在於諷刺批評：「諷乎！諷則已。」這是比較可貴的。

與此相關，揚雄提出了著名的觀點：「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這裡所說的「詩人」，是指先秦《詩經》三百篇的作者們。「賦」原本是《詩經》「六義」之一，在這裡「詩人之賦」就是指《詩經》三百篇。「麗以則」是美麗而有規則法度，恰到好處；「麗以淫」則是漂亮而超越了規矩，太過分了。什麼太過分了呢？是辭賦作品的辭藻形式超過了內容，與之不相稱。看來揚雄並不反對辭賦創作之「麗」，只是強調要「麗」得有原則，要與內容相匹配，而不應喧賓奪主。這也是本於傳統的儒家文藝思想的「盡善盡美」、「文質彬彬」諸理論，是運用儒家文論原則對漢賦進行的具體批評。

揚雄的文學觀：「心聲心畫」說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面相之，辭相適，捈（音shū，或tú，同吾切，音徒，引也，牽引之意）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jìn，憤憤）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 （hūn，粵音昏，不明），傳千里之忞忞（mín，粵音民，心所不了也）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法言．問神》）

揚雄是文學史、文論史上著名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宋．蘇軾《答謝民師書》評語）的人，這段話中就用了不少古僻字。但仔細體察其文意，卻並不怎麼深奧，這段話實際是以先秦著作《易傳》為藍本，發揮了兩層理論意義。

其一，它發揮了《易傳．繫辭》中「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這一段文意，首先也關注到人類的書面語言（書）、口頭語言（言）和主體心意之間的矛盾，不太容易統一。但接下來就推出儒家聖人，認為聖人就能夠純熟地掌握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以表達自己的心意。

揚雄在這裡忽略或者有意捨棄了《繫辭》中「聖人立象以盡意」這一對後世文論思想具有深刻啟迪意義的理論命題，就這一點說，他比《易傳》的思想顯得簡單和保守。但是，他也有發揮得好之處，如認為經過聖人的創造和運用，人類的「言」和「書」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作用。而且二者分工明確，不能相互取代：人們面對面地交流感情、表達思想，要用口頭語言；而記述天下大事，談古論今以傳於千里之外，留於萬載之後，則必用書面語言。這層意思闡述得很不錯，頗有新意。

其二， 這段話後半部分是發揮《易傳．文言》 中「 修辭立其誠」的著名觀點，主張大凡人的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都是其心靈的顯現和迹化：「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因而接受者通過考察一個人的「言」和「聲」，就能分辨出其人道德修養之高低，精神文明之程度：「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這一層意思發揮得更好，特別是用形象化的語言凝鑄成「心聲心畫」這個精闢的理論命題，令人一見就印象深刻，難以忘記。

總括起來，這段話的宗旨是論述人類的心靈世界和口頭語言、書面語言（包括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其觀點是本於先秦儒家文論並作了發揮，強調人的心意—語言—文章作品三者的 同一性，即其可以統一的性質，而不像老莊道家文論那樣誇大「書」、「語」、「意」三者之間的矛盾一面，反對「貴言傳書」，斷言人類的書籍全都是「糟粕」。很可能，揚雄在這裡就是針對道家文論輕「言」貶「書」之論而發的。

順便說一下，對於揚雄在此處提出的「書，心畫也」的著名論點， 後世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往往將其當成書法理論看，大約從北宋書論家朱長文開始，至今愈演愈烈。其實這是一種誤 解，揚雄這裡所說的「書」，確切的內涵是書籍，絕對不是指書法作品。「書為心畫」說是文學理論命題，而不是書法論。

揚雄的文學觀：「明道—徵聖—宗經」說

揚雄，是西漢著名的學者和辭賦家，也是一位具影響力的文論家。傳世著作有《法言》、《太玄》、《方言》和多篇辭賦等。他在文學理論批評方面的思想，多見於《法言》一書，其要點，一是「明道—徵聖—宗經」說，二是「心聲心畫」說，三是「詩人之賦麗以則」說。

「明道—徵聖—宗經」說

荀子有「道—聖—文」三位一體的文學思想。揚雄的「明道—徵聖—宗經」說，和荀子之論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比荀子闡發得更為詳細深入，使這一重要的傳統文學思想初步系統化了，並且帶有明顯的漢代經學的特徵。揚雄有關這方面的論述主要有：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問：「可以適它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

或問「道」， 曰：「道若途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法言．問道》）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認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而從人。（《法言．寡見》）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邐迤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讀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睹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睹其識道也？（《法言．吾子》）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鈴聲細小，喻分量輕而影響微）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通「皎」）且易也。（《法言．吾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 聖。」或曰：「惡睹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法言．吾子》）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法言．問神》）

上面集中引述幾段《法言》之語，目的是讓你能夠比較完整地了解揚雄這一套思想的全貌。在這些話語裡，明道、徵聖、宗經是綜合在一起論說的，但大體上也有個前後順序。

前面兩段材料主要談的是「道」，從中可以看出揚雄所說之「道」，是兼容了先秦儒、道兩家之「道」的內涵，首先是道家所謂宇宙萬事萬物的本體和運動規律之「道」，故云「道若途若川」，「無不通也」。

但接下來就重點強調他所說的「道」，是儒家「堯、舜、文王」等聖人的「正道」，即以仁義道德為內容的社會政教之「道」，而不是「它道」，即其他諸子的「邪道」。

那麼，這種「道」 究竟是靠什麼人闡明的呢？ 靠的是儒家聖人，特別是孔子。而聖人又是用什麼手段來辨明和傳播「道」呢？用言論和經書。所以，後人要想認識和把握「道」，就必須徵諸聖人：「眾之淆亂，則折諸聖」，若聖人尚在世，則詢問其人；聖人已死，則閱讀其書。特別是無論「好說」抑或「好書」，都要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即「要諸仲尼」。

這樣，揚雄就在繼承先秦儒家文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確立了「明道—徵聖—宗經」的傳統文學理論模式，其重心所在是「宗經」，因為他所說的聖人俱已亡，只留下寶貴的經書世代相傳，遂成為衡量一切言論和文章作品的神聖準則。故曰：「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兩漢文學理論批評概況

自秦漢以後，中國社會開始正式步入封建時代。特別是當短祚的秦王朝歷史（前221–前206）匆匆掀過，長壽的漢王朝（前206–後220）登上政治舞台之後，逐漸形成了全國統一的強盛 的大帝國。

這樣的政權，自然需要選擇和建立一套與之相配合的思想文化系統，鞏固自己的統治。於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包括他們的文藝思想開始得勢，漸漸被起用和改造成為官方的統 治學說、指導思想，當然也就成為用來指導文藝和文學創作的方針政策。可以說，中國兩千年的正統文學思想，就在漢代正式確立。

這種正統的文學思想，在當時具有明顯的兩面性：一方面堅決要求文學必須為政教服務，將文藝緊緊地納入了政治軌道；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儒家文論家又都明確地肯定文藝有批評諷諫上政的作用，主張要用文藝來改善政治，當然這種批評要有一定的分寸。雖然肯定文藝的抒情本質和功用，但亦主張對所抒之情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任其泛濫。這種正統文學思想和文藝政策的代表，就是《毛詩序》和揚雄的文論。

此外，著名的《史記》作者司馬遷所提出的「發憤著書」思想，也應歸於儒家文論的大範疇之內。《論衡》作者王充的「尚真」思想，則是針對東漢時期儒學走向神學化的不良傾向而提出的，也代表著儒家文學理論批評的積極進步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