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說中的民俗與歷史

季劍青 發表於：

《民族文學研究》2015年第1期，發表時有刪改

老舍小說中的民俗與歷史 ——以《駱駝祥子》、《四世同堂》為中心。擅長描寫北京市民生活世界的老舍，筆下隨處可見對北京民俗的細膩描繪。那些故事情節發生在北京的小說，不僅穿插了對北京市民階層的節慶、禮俗、儀式和日常生活場景的大量描寫，而且這些小說的人物本身，也往往以其鮮明的職業特徵，成為北京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老舍因而也被視為北京的“風俗畫家”[1]或“民俗學者”[2]，其作品完全可以作為北京市民階層的民俗志來讀。然而，老舍小說的民俗志特徵，在某種程度上卻是以歷史背景的虛化為代價的。老舍的長處是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空間內鋪展北京市民生活的人情世態，為了保持北京市民生活世界的自足性，歷史事件和歷史變遷往往被有意無意地推到模糊的背景位置上。但在另一方面，作為書寫現代北京市民社會的傑出作家，老舍不可能完全回避20世紀上半葉北京經歷的劇烈的歷史變動，他對民俗與歷史之間關係的處理方式也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

一 《駱駝祥子》是老舍最負盛名的作品，作者在展示主人公祥子悲劇命運的過程中，以大量筆墨描述了北平普通市民的民俗文化，如第十三章寫劉四過壽的儀式安排，第十五章寫虎妞出嫁，第十九章寫虎妞難產時請神婆治病，第二十四章寫北平夏初朝頂進香的情景，都生動地再現了北平民俗的諸多方面。[3]加上書中隨處可見的北平風物描寫，整部作品宛如一幅20世紀30年代北平市民生活的民俗畫卷，呈現在讀者面前。小說所呈現的以祥子為代表的北平人力車夫群體的生活世界，也可以視為北平民俗文化的一部分。《駱駝祥子》一開篇，敘事者就用很長的篇幅，介紹了北平人力車夫的各個派別，每個派別的“跑法”，跑的路線，與客人交往的規矩等等，讀起來就像一篇具體而微的調查報告。敘事者就像傳統的說書人一樣娓娓道來，顯示出他對這一套“地方性知識”爛熟于胸，連這個行業裡的行話和切口都使用得非常地道。在勾勒了北平人力車夫的一般狀況之後，主人公祥子才登場，這是為了把祥子像“一盤機器上的某種釘子”那樣準確地定位在這個群體中。[4]在小說情節此後的發展中，作者聚焦于祥子個人命運的沉浮，但筆觸始終沒有離開人力車夫這個群體，隨著情境和場景的變化，人力車夫生活的各個層面——他們工作與生活的習慣與規矩，相互交流的方式，慣常出現的場所（車口和茶館），居住環境（車廠、大雜院）以及其間的社會關係，甚至細膩到一個動作所傳達的意義——都逐一呈現在讀者的面前。鮮明的職業特徵是老舍筆下城市貧民人物的共同特點[5]，趙園敏銳地注意到，老舍注重描寫北京特有的職業行為以及人物的職業性格和氣質，突出人物的職業身份，使得人物本身成為一種可以識別的景觀，她稱之為“風光化”。[6]人物被其職業身份所限定，具有某種職業“標本”的意義，體現出北平職業文化的意蘊，從這個角度看，也可以說人物被“民俗化”了。 從《駱駝祥子》的創作過程來看，老舍也很像一位進行田野工作的民俗學家，對人力車夫這個行業做了很多的調查工作。從1936年春天老舍開始構思這部小說開始，老舍花了半年多的時間去搜集有關人力車夫的材料，他親自去車夫家裡看他們的生活，到茶館裡去聽他們的語言，加上他自幼就對北平車夫的生活極其熟悉，這才寫出了《駱駝祥子》。[7] 就《駱駝祥子》的人物塑造而言，祥子的人力車夫的職業身份具有某種本元的意義。小說開篇對祥子職業和地位的嚴格限定，實際上構成了作者塑造這個人物和讀者理解這個人物的邏輯起點。[8]作者寫祥子的一切生活，都時刻扣住祥子的職業身份，甚至連性如此隱秘和私人的層面，也沒有脫離人力車夫群體的職業特徵。祥子放縱自己的欲望，也正是他“入了‘車夫’的輒”的表現。[9]性欲的困擾及隨之而來對身體的戕害，是人力車夫群體中的普遍現象，小說對此也有描述。[10] 換言之，我們無法想像祥子除了是車夫外還能是別的什麼，用小說中的一句話來說：“拉車是他理想的職業，擱下這個就等於放棄了希望。”[11]祥子是作為“最出色的車夫”出現在讀者面前的，他的生活的全部動力就是要買一輛自己的車，還能有比這更像車夫的車夫嗎？人力車夫這個職業為祥子提供了生活的全部意義，他的情感、思想和行為都只能從這一點來理解。事實上，祥子個人的悲劇命運，也是通過他作為一個車夫的“成色”的貶值來呈現的。祥子從最初“年輕力壯，而且自己有車”的“高等車夫”，墮落成“又瘦又髒的低等車夫”[12]，線索清晰可尋。特別是在小說的後半部分，跟虎妞結婚後，祥子身體大不如前，此後命運便急轉直下： 他還是比一般的車夫多掙著些。拉起車來，他還比一般的車夫跑得麻利，可是他不再拚命的跑。 他已經漸漸入了“車夫”的轍…… 不過，比起一般的車夫來，他還不能算是很壞。祥子完全入了轍，他不比別的車夫好，也不比他們壞，就是那麼個車夫樣的車夫。祥子，多麼體面的祥子，變成個又瘦又髒的低等車夫。[13] 有趣的是，祥子的墮落同時也是一個泯然于眾車夫的過程。祥子最初好強爭勝，一心只想著“自己的錢與將來的成功”，他“想不到大家須立在一塊兒，而是各走各的路，個人的希望與努力蒙住了各個人的眼”[14]，作者在這裡對祥子的“個人主義”第一次提出了批評。然而，當祥子放棄了自己的夢想，開始和眾車夫混在一起（“入了輒”）的時候，為什麼這種群體經驗非但沒有給他帶來希望，反而加速了他墮落的進程了呢？人們不禁會對“個人主義的末路鬼”這一批判的有效性提出疑問，劉禾尖銳地指出：“一旦祥子放棄了他的野心、獨立與個人主義，他就退化到同類相食的人群當中”。[15] 樊駿對祥子的“個人主義”提供了另外一種解釋，他認為這種“個人主義”來源於人力車夫這一行業“把人們分成互不相關的個體的勞動方式”，以及祥子“那種狹窄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階級屬性”，《駱駝祥子》恰好對這些方面進行了現實主義的表現。[16]但是，在《駱駝祥子》描繪的那個時代，人力車夫作為一個群體並非碌碌無為，他們曾經為保護自己的權益和巡警、電車公司等發生衝突，並利用國民黨在北平的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鬥爭謀求改善自身境遇的機會，最終在1929年10月22日製造了震動一時的打砸電車的暴動。[17] 老舍對祥子命運的安排，是與小說民俗志式的敘事策略分不開的。《駱駝祥子》中雖然也有曹先生、小福子、孫偵探、阮明等其它群體和階層的人物，但是著墨並不多。《駱駝祥子》的主旨是通過祥子這個高度典型化的人物[18]，寫出北平人力車夫的“勞苦社會”[19]。作為一部書寫北平人力車夫這一特定群體的民俗志文本，為了從整體上把握物件，小說把北平人力車夫這一群體作為一個相對獨立和自足的單位來表現，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了這個群體與其它群體和社會力量的歷史聯繫。這就是為什麼，祥子自覺地混跡於同類群體的事實，並未召喚出任何集體鬥爭的可能。在老舍的筆下，人力車夫群體也不可能成為有行動力的鬥爭的主體，因為這種鬥爭必然會衝破預先設定的視野，與巡警、政黨等外部社會和政治力量發生關聯。在《駱駝祥子》中，祥子的生活被限定在人力車夫這一特定的職業群體中，歷史變遷和歷史事件只是作為外在的虛化背景而存在的。小說歷史背景的模糊不清，曾經引起研究者的爭議。陳永志細緻地解讀了小說開頭第二節有關戰爭的段落，結合相關史料，得出結論，認為祥子所遭遇的這場戰爭是蔣、桂、馮、閻聯合對張作霖的戰爭，時間發生在1928年4月至6月春夏之間。他又依據小說情節的流程和其中的時間標記，推斷出祥子出賣阮明是在1931年夏天。[20]然而，另外一位研究者吳永平依據其它材料，指出小說結尾阮明參與的“組織洋車夫的工作”，是影射1929年10月22日北平人力車夫打砸電車的暴動。[21]兩種推斷在時間上差了兩年。這種分歧本身就說明，老舍並無意將小說情節錨定在準確的歷史刻度上。《駱駝祥子》第二節有關戰爭的段落是這樣開始的：戰爭的消息與謠言幾乎每年隨著春麥一塊兒往起長，麥穗與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與憂懼的象徵。[22] 顯然，戰爭在這裡不是作為重大的歷史事件，而是作為日常的自然現象來表現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日常生活化”了。從情節發展來看，這場戰爭和祥子的命運之間也只有偶然的聯繫（祥子只要不出城，戰爭就不會對他有影響），它被引入情節中，更像是一個觸媒或開關，啟動了“駱駝祥子”故事的講述。而在小說的結尾，祥子出賣阮明，已經是在他徹底墮落之後了，他只是借此換取一些金錢，除此之外，阮明參與的“組織洋車夫的工作”可以說跟他毫無關係。也正因為此，有的研究者就認為，建國後《駱駝祥子》的修訂本刪去了有關阮明的情節，並沒有絲毫影響，反而使小說更完整更乾淨了。[23] 根據吳永平發現的材料，老舍在寫《駱駝祥子》結尾的時候，本來有意讓走投無路的祥子參加1929年10月22日北平的電車暴動，然後轟轟烈烈地死去。但幾經猶豫，還是借助阮明這個人物，對這場人力車夫發動的運動作了模糊的處理，造成了結尾倉促和突兀的結果。[24]由此可見，老舍所擅長的民俗志式的敘事手法，並不適宜正面處理歷史事件。樊駿曾對老舍和茅盾作過一番有趣的比較，他設想茅盾創作人力車夫題材的作品，必然會從二三十年代北平開始出現電車之類現代交通工具，並逐步取代原始落後的人力車這一重大歷史變革入手，寫出人力車夫悲劇命運的歷史必然性。[25] 樊駿的分析從反面提示我們注意到，由於歷史背景的虛化，《駱駝祥子》中情節的發展和人物命運的展開缺少內在的推動力。我們只能大致說，《駱駝祥子》的時代背景是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北平，但是除此之外，小說中並沒有明確的年代標記，故事情節游離於具體的歷史進程之外，祥子的生活史像是隨著場景和時令的變化而自然流淌，缺少與歷史潮流的內在聯繫。整部小說的情節“不過是簡單的時空連續體”[26]，或者說是充滿了偶然性的戲劇性衝突的“煽情悲喜劇”。[27]從情節本身來看，祥子命運的兩次重大轉折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第一次車被城外的逃兵劫走，起因於祥子的一念之差。他明明知道出城的危險，還是沒有抵擋住誘惑。等到自己好不容易又攢上了錢，準備買第二輛車時，錢又被孫偵探敲詐了去。其實敲詐祥子並不在孫偵探的計畫之內，不過是“遇到‘點兒’上”了。祥子像是任由巨大的命運機器控制和擺佈，直至滑入深淵。小說也因而帶有強烈的悲觀和宿命論的色彩。《駱駝祥子》中充滿了對北平物候、節慶和風俗的生動描寫，而祥子所生活的世界卻是一個“沒有一絲陽光的黑暗王國”[28]，表面上看，兩者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然而根本上說，它們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都是由作者民俗志式的敘事策略決定的。這一敘事策略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老舍以細緻的筆觸與活潑的語言鋪排和展示人情世態的長處，同時卻又將人物的活動限制在一個預先設定的自足的世界中，使他們無法擺脫已然被作者規定的特徵和性格，無法通過介入歷史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最終只能走向毀滅。

二 在《駱駝祥子》的結尾，窮困潦倒的祥子放棄了人力車夫的職業，祥子只能倚仗臨時在出殯或結婚的行列中陪人遊街來勉強謀生，事實上已經淪落為無業的遊民。祥子全部的生活意義都依託著人力車夫這個職業，如今他成了一個身份晦暗不清乃至喪失身份的無名的人，甚至是無法辨認的存在，這個令人震驚的結局象徵了祥子徹底的毀滅。老舍的另一篇小說《我的一輩子》中，以第一人稱敘事者形式出現的主人公“我”同樣是一個職業特徵鮮明的人物，與祥子不同的是，他的生活沒有限定在單一的職業上，一開始他是一位裱糊匠，後來則是一位巡警。然而這種職業的轉換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的命運，反而使他進一步墮入社會的底層，而且它也不是主人公主動的自我選擇，而是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我”是因為遭遇了婚變，妻子跟一位師哥私奔，在巨大的精神打擊之下，沒有臉面再繼續從事裱糊匠的行當，才被逼著當了巡警。小說的篇幅主要集中在“我”當巡警的生活經歷，身為這個新興職業群體中的一員，“我”經歷了種種的跌宕和起伏，從三等警當到了頭等警，甚至一度當上了巡長，卻又因為留了鬍子，莫名其妙地被新來的警察局長撤了職。無論是福是禍，主人公的命運都是被各種偶然性支配的，在這一點上他和祥子並無本質區別。這也塑造了他凡事皆湊合應付（小說中稱為“湯兒事”）的性格。《我這一輩子》採用的依然是老舍擅長的民俗志式的敘事策略，小說開篇就很詳細地描述了北京裱糊業的一般狀況，包括不同儀式和場合的不同要求，學手藝和入行的規矩，從職業中獲取的各種經驗等等，就像是清末北京裱糊業的一份調查報告，和《駱駝祥子》開篇對北平人力車夫群體的描述如出一轍。而在小說對主人公巡警生涯的描寫中，我們也能瞭解巡警這一新興職業的經濟收入、工作條件、規章制度、人事關係等各個方面。無論是當裱糊匠還是當巡警，除了家庭和街坊的圈子之外，主人公的生活世界都被限定在職業的範圍內，連和他妻子私奔的男人也來自同行。除了為生活所迫當了巡警之外，主人公從未認真考慮過通過改變職業身份來改變自身命運的可能，他安於自己的職業生活，用小說中的話來說，即“入了轍”： 可是人就是別入了轍，入到哪條轍上便一輩子拔不出腿來。當了幾年的差事——雖然是這樣的差事——我事事入了轍，這裡有朋友，有說有笑，有經驗，它不教我起勁，可是我也仿佛不大能狠心的離開它。[29] 也許正是這種職業慣性帶來的安於現狀隨波逐流的性格，造就了主人公的悲慘命運，然而這與其說是老舍對現實生活的客觀反映，不如說是老舍的敘事策略導致的結果。主人公早年家境並不算差，也受過一定的文化教育，對外部世界的歷史變動並非完全懵然無知。他已經意識到，隨著西方（“洋式”）生活方式的引入，裱糊業雖然有心改良，但衰微的命運卻不可避免：“年頭一旦大改良起來，我們的小改良全算白饒，水大漫不過鴨子去，有什麼法兒呢！”[30]即便如此，如果不是遭遇了婚變，他也不會輕易改行：“年頭的改變教裱糊匠們的活路越來越狹，但是要不是那回事，我也不會改行改得這麼快”[31]。顯然，相對於降臨到個人身上的偶然性變故，外在的歷史變遷並不能真正支配主人公的命運，只是構成了一個模糊的背景。更有意味的是《我這一輩子》對歷史事件的表現。小說的第七和第八兩節，從主人公親身經歷的視角，描寫了一場兵變的經過及其帶來的可怕後果。從兵變的過程、規模以及主人公所聽說的“政治作用”來看，很像是1912年2月29日晚發生的北京兵變，這場兵變是在南京臨時政府派專使赴京迎接袁世肯南下就職之際，由屬於曹錕第三鎮的部分士兵發動的。[32]不過，小說接下來寫道：“這次兵變過後，又有一次大的變動：大清國改為中華民國了。”[33]北京兵變發生在清帝遜位以後，與小說中描寫的兵變發生的時間並不吻合。就像在《駱駝祥子》中一樣，《我這一輩子》也沒有用準確的歷史時間來標記小說中的情節和事件的意圖。儘管如此，作者用如此大的篇幅描述的這場兵變本身作為歷史事件的性質是沒有疑問的，它超出了巡警這一職業活動的範圍，也沒有被推到背景的位置上，而是通過“我”的親眼目擊得到了直接而詳細的描繪。除了表現軍閥的殘暴和普通市民的無助之外，對這場兵變的再現在敘事上又起到了什麼功能呢？小說中“我”的一番評論頗有意味： 丟老婆是一件永遠忘不了的事，現在它有了伴兒，我也永遠忘不了這次的兵變。丟老婆是我自己的事，只須記在我的心裡，用不著把家事國事天下事全拉扯上。這次的變亂是多少萬人的事，只要我想一想，我便想到大家，想到全城，簡直的我可以用這回事去斷定許多的大事，就好象報紙上那樣談論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似的。對了，我找到了一句漂亮的了。這件事教我看出一點意思，由這點意思我咂摸著許多問題。不管別人聽得懂這句與否，我可真覺得它不壞。[34] 主人公意識到，兵變不是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偶然性事件，而是與千萬人命運聯繫在一起的“大事”，他想從這個事件中獲得某種領悟，想看出“一點意思”，但是卻終究沒有想清楚，“我這點聰明不夠想這麼大的事的”。[35]這種曖昧的態度也表現在“我”對辛亥革命和民國成立的看法上：“改朝換代是不容易遇上的，我可是並沒有覺得這有什麼意思”。[36]從小說的整體結構來看，無論是兵變還是辛亥革命，都沒有對小說情節發展和主人公命運的展開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真正推動敘事的還是“丟老婆”一類的偶然性事件。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認兵變和辛亥革命是“大事”，是歷史性的事件，並且試著從中挖掘出意義。主人公面對歷史事件的態度，其實在更深的層次上反映了老舍對如何在小說中處理歷史事件這一問題的思索。《我這一輩子》發表於1937年7月，寫作時間略晚於《駱駝祥子》，此時的老舍似乎有意嘗試將歷史事件有機地納入到小說的敘事結構中，將歷史事件和人物命運緊密地聯繫起來，雖然尚未真正地付諸實踐，但已經見出端倪。而在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宏篇钜制《四世同堂》中，這個新的方向成為了老舍自覺的藝術追求。

三 1939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七周年的時候，老舍在重慶《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談的卻是歷史書寫的問題。他批評中國的史書過於簡單，對於近代的重大史事如辛亥革命、北伐和“一·二八”事變，都缺少翔實可靠、文情並茂的記述，這是文藝家和歷史學家的恥辱。面對偉大的抗戰，文人和史家需要承擔起他們的責任：“參加救國工作，搜集抗戰史料，著作抗戰文史”，“我們要寫，要多寫，好使全民族知道他們的歷史；有歷史才有光榮。文字最大效用，便是保持並發揚民族的正氣，以血為墨及時的記錄下民族最偉大的經驗”。[37]這段話既是對文藝界同人的激勵，也是自勉。抗戰激發了老舍強烈的歷史意識，他在這一時期創作的不同體裁的作品，絕大多數都以抗戰為題材，完全可以看作對這個戰爭時代的歷史記錄。1944年，當老舍開始寫作《四世同堂》的時候，明確地將整部小說的情節安置在1937年七七事變至作者動筆的1944年這一具體的歷史時空中[38]，寫作第三部《饑荒》的時候，抗戰已經結束，小說覆蓋的歷史時間的下限延至1945年8月。這部巨著幾乎全方位地展示了淪陷時期北平的社會實況，真切地寫出了歷史巨變中北平各階層市民的生活樣態。《四世同堂》一開篇，就引入了歷史與民俗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祁老太爺什麼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在他的壯年，他親眼看見八國聯軍怎樣攻進北京城。後來，他看見了清朝的皇帝怎樣退位，和接續不斷的內戰；一會兒九城的城門緊閉，槍聲與炮聲日夜不絕；一會兒城門開了，馬路上又飛馳著得勝的軍閥的高車大馬。戰爭沒有嚇倒他，和平使他高興。逢節他要過節，遇年他要祭祖，他是個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過著不至於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趕上兵荒馬亂，他也自有辦法：最值得說的是他的家裡老存著全家夠吃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這樣，即使炮彈在空中飛，兵在街上亂跑，他也會關上大門，再用裝滿石頭的破缸頂上，便足以消災避難。為什麼祁老太爺只預備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呢？這是因為在他的心理上，他總以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麼災難，到三個月必定災消難滿，而後諸事大吉。北平的災難恰似一個人免不了有些頭疼腦熱，過幾天自然會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爺會屈指算計：直皖戰爭有幾個月？直奉戰爭又有好久？啊！聽我的，咱們北平的災難過不去三個月！[39] 祁老人經歷了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但是在他看來，這些歷史事件都沒有對北京的生活秩序產生真正的衝擊。祁老人習以為常的北平民俗（“過節”和“祭祖”）是這套生活秩序的一部分，它能夠穩定存在的前提是“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換言之，即北平能夠將這些歷史事件的衝擊阻擋在外。然而這一次的盧溝橋事變卻完全不同，北平很快就淪入日軍之手，陷入到長期的苦難之中。這一歷史巨變是如何破壞北平市民浸淫已久的民俗文化的，又是如何改變他們由於受到這種文化薰染而形成的慣常的心態、性格和價值觀念的，並最終促成了他們的覺醒，正是整部《四世同堂》講述的重要內容。事實上，《四世同堂》中仍然有大量有關北平民俗文化的描寫。小說開頭幾章對祁老人家庭關係和家庭成員的介紹，對小羊圈胡同空間格局和各戶人家的描述，主要還是民俗志式的敘事方式，側重於平面的鋪排，初步展示了北平典型的胡同居民的生活形態。其中“窩脖兒的”李四爺、剃頭匠孫七、人力車夫小崔、棚匠劉師傅等人，都是與祥子或《我這一輩子》的主人公類似的職業特徵鮮明的下層平民，只是他們在小說中不再佔據主角的地位。在展示北平的民俗風情方面，《四世同堂》給讀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當屬對北平季節時令的細膩描繪。《惶惑》第十四章中北平醉人的秋色，《偷生》第四十一章中北平夏天的風景，《饑荒》第七十五章中北平夏日清晨的明媚與清新，都寫得極為精彩動人。這其中不僅有優美的自然景色，更有應時當令的風俗和日常生活。老舍飽含深情的筆觸，充分地顯出遠在重慶的他對北平的回憶和懷戀之情，而從敘事功能上看，這些描寫與小說中北平沉悶黯淡的生活氛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更加激發起讀者對佔領北平的日寇的憤怒。[40]比這種對照更突出的，是小說對北平民俗文化遭受到的破壞的直接表現。作者寫到北平傳統餑餑鋪的衰微和滅絕[41]，寫到德勝門城門內外的早市因為日軍的禁令而被關閉[42]，中秋節將要買不到兔兒爺[43]，端午節買不到粽子[44]，祁老人的生日也沒有過成，他的“智慧和經驗”已經靠不住了！[45]對祁老人來說，沒有比他習以為常的民俗文化面臨崩潰更讓他恐懼的了，這意味著構成他所賴以生存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即將瓦解，“亡了國便是不能再照著自己的文化方式活著”[46]，這是歷史給祁老人這樣的舊派市民的教訓。較之對日軍殘暴的正面表現而言，《四世同堂》對日軍破壞北平傳統民俗文化的罪行的揭示，更具有批判的深度，也是《四世同堂》在同類作品中獨具特色的地方。 然而，老舍對北平的民俗文化的態度絕非只是一味的讚美和眷戀，同時也投以冷靜審視和批判的眼光。當祁老人的長孫祁瑞宣聽到他的妻子韻梅說“別管天下怎麼亂，咱們北平人絕不能忘了禮節”的時候，他不禁生出一種反感：“嘔，作了亡國奴還要慶壽！”[47]與祁老人和韻梅這樣的舊派市民不同，身為中學教員的祁瑞宣是一位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份子。他尊重北平固有的文化，也能體貼家人對種種禮俗儀節和生活習慣的順從，可是他深知，面對外敵的侵犯，這種文化不僅無用，反而會束縛住自己的手腳。他自己就因為無法擺脫家庭倫理觀念的牽絆，不能像他的弟弟瑞全那樣逃出北平，只能困在這座城市中偷生和掙扎。儘管如此，瑞宣卻時刻關注著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戰爭局勢的變動。《四世同堂》中包含了眾多了眾多的歷史事件，戰爭的每一步發展在小說中幾乎都有提及，第一部《偷生》的時間跨度雖然只有半年左右（從盧溝橋事變到1937年12月14日北平偽政權的成立），卻把上海戰役的開始和結束，保定、太原和南京的失守等戰事都囊括其中。[48]老舍對戰事本身只是一筆帶過，連戰事發生的具體時間亦未提及，而是重在描寫戰事作為消息在北平市民中引起的各種反應，特別是瑞宣情感和思想上的波瀾。雖然行動上受到限制，瑞宣卻自覺地把自己和廣闊的歷史變動緊密地聯繫起來。1938年10月，廣州淪陷，中國軍隊開始撤出武漢，戰場上的頹勢並沒有讓瑞宣沮喪，他相信“只要重慶說‘打’，北平就會顫動”，只要抗戰仍在繼續，北平就有希望。[49]在黑暗和壓抑的北平城，正是全民族的抗戰這場正在進行中的偉大的歷史活劇，給了瑞宣堅持下去的信念和勇氣。歷史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而是深入到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中，成為推動人物轉變和行動起來的現實力量。瑞宣最終走向反抗和鬥爭道路的契機，就來自1941年12月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因為不願在日偽掌管的學校裡教書，瑞宣在英國使館找了一份工作，做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漢學家富善先生的助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使館被封，富善先生被捕，失了業的瑞宣在弟弟瑞全的鼓勵下，終於決心加入地下工作者的行列。個人的行動不再是被偶然性支配，而是在重大歷史事件造成的特殊形勢下的主動的選擇。 與《駱駝祥子》中的祥子和《我的一輩子》中的“我”相比，《四世同堂》中的人物，除了冠曉荷和祁瑞豐等自甘墮落的漢奸之外，大多數都越出了原先生活的軌道，他們不再被限定在職業活動的狹小範圍內，而是走向了覺醒和抗爭的道路。棚匠劉師傅拒絕給日偽當局組織的慶祝活動表演，車夫小崔拒絕給漢奸拉車，從未跟人動過手的李四爺向敵人舉起了拳頭，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老實安分的布鋪掌櫃祁天佑，在被日本人拖去遊街示眾後，不惜以死明志。就連最保守的祁老人也挺起了腰杆，將當了漢奸的二媳婦拒之門外，更不用提早就參加抗戰工作的錢默吟和祁瑞全了。歷史的巨流衝破了北平民俗文化的自足性，卻也給這文化以及在這文化中養成的人的新生提供了契機。《四世同堂》塑造的這些普通市民的形象，不再是祥子那樣的類型化和“民俗化”的角色，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能夠自主選擇命運的主體。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老舍強烈的歷史意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處理歷史事件方面，我們可以將《四世同堂》與林語堂的《京華煙雲》做一番有趣的比較。《京華煙雲》寫於1938年至1939年間，同樣是抗戰時期的作品，且有在國際舞臺上表彰中國民族精神的用意。這部小說同樣以北京為背景，出場人物之眾多，結構規模之宏大，皆可與《四世同堂》相媲美。不同的是，《京華煙雲》涵蓋了從庚子事變到抗戰爆發長達四十年的時間跨度，在這個歷史階段內，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伐乃至30年代日本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等諸多歷史事件，都在小說中有充分的反映，而且明確地標出了真實的歷史年代。重要的是，這些歷史事件並非作為背景而存在，而是進入到人物的生活中，甚至像傅增湘、辜鴻銘這樣的真實的歷史人物，也出現在小說中，且與小說中的人物時有往還。至少從表面上看，《京華煙雲》的劇情主線——曾、姚、牛三大家族的滄桑變遷——是和真實的歷史過程交織在一起的。這與《四世同堂》對歷史的處理方式有著很大的不同。《四世同堂》也寫到了眾多歷史事件，但作者從未用紀年的形式明確標出這些事件的歷史年代，小說情節的推進和場景的轉換，很大程度上延續了《駱駝祥子》的手法，即用季節時令的自然變遷來指示敘事的時間進程。在這樣的敘事節奏中，事件被納入到人物的生活流程中，重點在其在人物身上引發的種種反應，而非事件本身。換言之，歷史事件被內化為人物情感、思想和行動變化的動力，這是由老舍整體的構思和敘事策略決定的。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儘管《京華煙雲》中穿插了大量真實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本身也成為小說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它們卻並未真正地推動人物的成長和轉變，它們只是和人物相遇而已。林語堂投注心力塑造的以姚木蘭為代表的青年男女形象，都是一些理想化的人物，他們無論遇到什麼樣的紛亂和變故，都會處理得合宜得當，不失卻其高貴、正直和善良的品性，這正是林語堂在抗戰時期著力挖掘的民族精神。與這種不朽的精神相比，一切歷史變遷不過是過眼雲煙罷了，而古老的北京城就是這種精神的象徵。小說結尾處，姚木蘭等人在戰火中向內地逃難的路上，給孩子們講述往事，恍然間有時光亙古不變的感覺：“他們覺得自己的故事就像在永不改變的古老的北京的一個刹那，是時光的手指自己寫下來的故事”[50]。這正是小說原名Moment in Peking的深意所在，歷史瞬息萬變，惟有北京永在。宋偉傑對《京華煙雲》的主旨作了中肯的概括：“近代中國歷史上紛繁動盪的歷史事件，不過是易逝的變化、若夢的浮生罷了，真正巋然不動的巨型空間，仍舊是那飽經滄桑、兀自挺立的北京城。”[51]在這個意義上，《京華煙雲》雖然將眾多的真實歷史事件和人物疊合在小說的故事主線之上，但歷史卻漂浮在人物的精神世界之外，而《四世同堂》儘管沒有過多著墨於歷史事件本身的敘述，卻寫出了活的歷史，以及在這歷史中活動著的人生。

四 趙園在分析以老舍作品為代表的京味小說時指出，京味小說重在描寫世態。“世態不同於事件，它強調的是空間形象而非時間過程。”[52]老舍擅長細緻地鋪排和描摹北京市民階層的民俗風習，是以敘事的“空間化”特徵為前提的。這裡所謂的“空間”，不僅指物理和感官上的空間（如北京城或更小的鄰里空間），更指觀念和象徵意義上的空間，它意味著北京市民階層的民俗文化是一套在一定範圍內的、相對穩定的生活秩序，有著清晰的邊界感，每個人在這個秩序內依照一定的職業或家庭的倫理規範，皆有自己一定的位置，不必也不會逸出常軌。《駱駝祥子》中的祥子作為一個稱職的人力車夫，對北平城裡的道路和地標瞭若指掌，可以隨意游走穿行於大街小巷之中。表面上看，祥子對整個北平城都非常熟悉，但事實上他的知識和眼界並沒有超出人力車夫這一職業規定的範圍，對城市內部的運作渾然無知： 對於銀行銀號，他只知道那是出“座兒”的地方，假若巡警不阻止在那兒擱車的話，准能拉上“買賣”。至於裡面作些什麼事，他猜不透。不錯，這裡必是有很多的錢；但是為什麼單到這裡來鼓逗錢，他不明白；他自己反正不容易與它們發生關係，那麼也就不便操心去想了。城裡有許多許多的事他不明白，聽朋友們在茶館裡議論更使他發糊塗，因為一人一個說法，而且都說的不到家。他不願再去聽，也不願去多想，他知道假若去打搶的話，訂好是搶銀行；既然不想去作土匪，那麼自己拿著自己的錢好了，不用管別的。他以為這是最老到的辦法。[53] 祥子無意也沒有能力去瞭解北平城的深層秘密，而只以人力車夫所需要的經驗為滿足，他的生活被限定在人力車夫的世界這一極為有限的空間中。也正因為他的無知（“不明白”），他的命運就經常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不能為他自己的意志所決定，在一次次的打擊下最終墮落，這是祥子悲劇的真正根源。到了《四世同堂》，老舍小說敘事的空間化特徵發生了變化，這是引入歷史事件的結果。抗日戰爭作為一場全國性的戰爭，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組成部分，覆蓋的範圍完全超出了北平的地方性空間。小說中寫到的許多歷史事件（特別是戰事）都不是發生在北平，但正是這些發生在北平之外的歷史事件，把瑞宣的精神世界從殘破灰暗的北平城中解放了出來。歷史巨變衝破了北平市民階層穩定的生活秩序，同時也給他們提供了批判性地反思北平民俗文化的機會，使他們超越這文化的束縛和限制，成為自主決定生活道路的主體。在老舍對這一過程的表現中，空間作為隱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錢默吟老人告別此前文人趣味的生活方式，加入到抗戰的地下工作中，成了一個在北平城四處遊蕩居無定所的人，擺脫了文化的負累，他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暢快和自由。在這裡，文化是和某種穩定的空間聯繫在一起的。雖然他自己沒有離開北平，但卻鼓勵和幫助劉師傅等人逃出了這座城市。逃出北平，不僅在現實的意義上意味著免於亡國奴的身份，更在小說主題的層面喻示著逃離北平文化的毒害，加入到將使包括北平在內的全民族獲得新生的歷史鬥爭中去。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早就逃出北平參加抗戰的瑞全，肩負著地下工作的使命回到北平，小說這樣描寫他的感受： 假若他能在民間工作，或被軍隊收容，他萬也不想回北平。他真愛北平，可是現在已體會出來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宮殿，美好的飲食，和許多別的小小的方便與享受，都是毒物。它們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懶惰。瑞全寧可到泥塘與血獄裡去滾，也不願回到那文化過熟的故鄉。不過既沒有旁的機會，他也只好回北平，去給北平消毒。[54] 這裡顯示出老舍文化批判的力度。在這裡，北平這座城市是作為陳腐的文化的象徵而出現的。老舍懷念的節物風流人情和美的北平，和他所批判的文化過熟乃至有毒的北平，是同一個北平，就像《駱駝祥子》呈現的北平風俗畫卷，和祥子生活其中的“沒有一絲陽光的黑暗王國”，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樣。然而在《四世同堂》中，在歷史巨變的衝擊下，北平的民俗文化已經開始崩塌，而人物也獲得了自覺的反思和批判的意識，開始尋求能夠讓個人和北平文化都獲得新生的新的道路。與瑞全理性的反思相比，小說對韻梅這樣的舊派市民的轉變的描寫更加深刻，也更有說服力。韻梅的轉變也同樣是借助空間的隱喻來展開的。韻梅是北平民俗文化中養成的標準的家庭主婦，任何時刻都不忘禮節，凡是都有分寸，對誰都不即不離，她的生活世界只是四面牆圍起的一方院落。戰爭教育了她，她開始接觸更多的人，聽到更多的事，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開始關心北平的一切。當她見到老三瑞全的時候，她更從瑞全身上看到了更廣大的世界，眼光超出了她從沒有出過的北平城，“一個沒有出過北平的婦人，在幾年的折磨困苦中，把自己鍛煉得更堅強，更勇敢，更負責，而且渺茫的看到了山與大海。她的心寬大了許多，她的世界由四面是牆的院子開展到高山大海，而那高山大海也許便是她的國家”[55]，新的國家意識在她的精神世界中逐漸生長起來。和韻梅形成強烈對比的則是漢奸冠曉荷。冠曉荷是不輕易出城的，偶爾出一次城會讓他驚恐萬分，只有在北平城內他才感到安全，“城牆裡才算北平，才有安全，才有東安市場與糖葫蘆，涮羊肉！”[56]冠曉荷是陳腐的北平文化上的寄生物，自然也將隨之而俱亡。 張英進在《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一書中，把北京界定為一種“空間的構型”，他說：“北京的空間既是觀念上，也是感官上。比如，‘網路’這一空間比喻，表示人人都有自己先定的位置，要想從有圍牆的北京城這一‘可知的社區’逃脫是徒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57]。“可知的社區”（knowable community）是張英進從英國文化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鄉村與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rn Novel）那裡借用的概念，意在指由彼此熟悉的個人所構成的人際關係組織起來的社群[58]。張英進在闡述北京空間構型的特徵時，引用了老舍的許多小說作為例證，認為老舍小說中浮現的北京，是一個由各種禮儀和規則約束的日常生活網路，它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間化的。張英進的觀點對分析老舍40年代以前的作品是有效的，但他忽視了老舍抗戰時期的轉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老舍小說敘事的空間化特徵在《四世同堂》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並不意味著空間構型已經不再在老舍對北平的描寫中發揮作用，小說中依然有大量的空間形象和隱喻，但已不限於北平城本身，而是擴展到更廣闊的範圍，人物的活動開始突破城牆的限制，北平原有的空間構型的意義也呈現其消極的一面，成為某種文化病症的象徵。這是作者在具體的歷史時間中展開敘事的結果。從《駱駝祥子》到《四世同堂》，老舍處理歷史與民俗之間關係的方式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就體現在小說敘事的空間化特徵的轉變上。

注釋： [1] 樊駿：《從<鼓書藝人>看老舍創作的發展》，曾廣燦、吳懷斌編：《老舍研究資料》下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第866頁。 [2] 王獻忠：《老舍筆下的北京民俗》，《讀書》1984年第4期，第75頁。張英進也把老舍比作一位“民俗學家”，見張英進著、秦立彥譯：《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頁。 [3] 參見羅宗宇、章小梅：《論<駱駝祥子>對民俗的敘事建構》，《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 [4]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全集》第4卷，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227頁。《駱駝祥子》的版本情況較為複雜，建國後的修訂版對初版本有較大修訂，據金宏宇考訂，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老舍文集》第三卷收入的《駱駝祥子》，恢復了大部分被修訂本刪除或刪改的內容，但仍有4處沒有恢復，參見金宏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名著版本校評》，第150-15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對照《老舍小說全集》（舒濟、舒乙主編）第4卷收入的《駱駝祥子》，發現這4處已經全部恢復至初版本的面貌，據此可以認為，該版本已經保留了初版本的全部內容。本文所引《駱駝祥子》即據此版本。 [5] 如《我這一輩子》中的主人公（裱糊匠、巡警），《四世同堂》中的劉師傅（棚匠）、小崔（車夫）、李四爺（“窩脖兒的”）等。 [6] 參見趙園：《北京：城與人》，第25-2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7] 見老舍：《我怎樣寫<駱駝祥子>》，《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204頁；《三年寫作自述》，《老舍全集》第16卷，第695頁；《創作經驗談》，《老舍全集》第17卷，第86頁。 [8] 老舍後來在交代他寫作《駱駝祥子》的經過時，就明確表示他是把“車夫”作為寫祥子的出發點的：“怎麼寫樣子呢?我先細想車夫有多少種，好給他一個確定的地位”，見《我怎樣寫<駱駝祥子>》，《老舍全集》第16卷，第203頁。 [9]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全集》第4卷，第425頁。 [10]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全集》第4卷，第374-375頁，第428頁。陶孟和在對北京人力車夫進行社會調查後發現，“人力車夫所沉溺之消遣最惡者當為嫖妓”，見陶孟和《北京人力車夫的生活情形》，《北京生活費之分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28頁。 [11]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全集》第4卷，第289頁。 [12]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全集》第4卷，第227-228頁，第450頁。 [13]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全集》第4卷，第407、419、425、429、432、450頁。 [14]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全集》第4卷，第300頁 [15] 劉禾著、宋偉傑等譯：《“經濟人”與小說現實主義問題》，《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第174頁。 [16] 樊駿：《論<駱駝祥子>的現實主義》，《老舍研究資料》下冊，第705頁。 [17] 關於這場人力車夫暴亂的詳細研究，參見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242-279. 又見杜麗紅《從被救濟到抗爭：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車夫暴亂》，《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1期。 [18] 老舍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典型人物是足以代表一團體，一個階級，或一個社會；在思想，信仰，行為，言語等方面都有極可靠的根據，好像上帝只造出平常人來，而文學家卻另造出些標準人似的。哲學，心理學，生理學等等都能使我們明白一點人之所以為人，但是誰也沒有這種標準人告訴我們這麼多，這麼完全，這麼有趣，這麼生動，這麼親切”，祥子顯然就屬於這種“標準人”，見《文藝中的典型人物》，《老舍全集》第16卷，第520頁。 [19] 老舍：《我怎樣寫<駱駝祥子>》，《老舍全集》第16卷，第204頁。 [20] 陳永志：《<駱駝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證》，《文學評論》1980年第5期，第141-142頁。 [21] 吳永平：《譯者附識：關於<駱駝祥子>中所表現的工人運動》，保爾·巴迪著、吳永平編譯：《小說家老舍》，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285-288頁。 [22]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全集》第4卷，第236頁。 [23] 史承鈞：《試論解放後老舍對<駱駝祥子>的修改（節錄）》，《老舍研究資料》下冊，第724頁。 [24] 吳永平：《譯者附識：關於<駱駝祥子>中所表現的工人運動》，保爾·巴迪著、吳永平編譯《小說家老舍》，第288頁。 [25] 樊駿《認識老舍》，舒乙主編《說不盡的老舍：中國當代老舍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2頁。 [26] 趙園：《北京：城與人》，第56頁。 [27] 王德威：《沉鬱的笑聲——老舍小說中的鬧劇與煽情悲喜劇》，《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第133頁，第16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28] 樊駿：《認識老舍》，《說不盡的老舍：中國當代老舍研究》，第127頁。 [29] 老舍：《我這一輩子》，《老舍小說全集》第11卷，第115頁。 [30] 老舍：《我這一輩子》，《老舍小說全集》第11卷，第72頁。 [31] 老舍：《我這一輩子》，《老舍小說全集》第11卷，第86頁。 [32] 一直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北京兵變是袁世凱預先謀劃的，目的在給袁世凱拒絕南下在北京就職製造藉口，最近尚小明撰文指出此說不能成立，兵變是袁世凱之子袁克定聯合其他袁世凱部屬所為，袁世凱事先並不知情，見尚小明：《論袁世凱策劃民元“北京兵變”說之不能成立》，《史學集刊》2013年第1期。 [33] 老舍：《我這一輩子》，《老舍小說全集》第11卷，第108頁。 [34] 老舍：《我這一輩子》，《老舍小說全集》第11卷，第99頁。 [35] 老舍：《我這一輩子》，《老舍小說全集》第11卷，第104頁。 [36] 老舍：《我這一輩子》，《老舍小說全集》第11卷，第108頁。 [37] 老舍：《“一·二八”感言》《老舍全集》第14卷，第198-199頁。 [38] 參見老舍為重慶《掃蕩報》連載《四世同堂》寫的預告，原載1944年11月18日《掃蕩報》，見張桂興編撰：《老舍年譜》上冊，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469頁。 [39]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老舍小說全集》第6卷，第3頁。 [40] 渡辺武秀：『老舎「四世同堂」試論』，八戸工業大學紀要第23巻，2004年2月。 [41]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說全集》第7卷，第66頁。 [42]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說全集》第7卷，第46頁。 [43]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老舍小說全集》第6卷，第142-143頁。 [44]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說全集》第7卷，第46頁。 [45]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老舍小說全集》第6卷，第184頁。 [46]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說全集》第7卷，第48頁。 [47] 老舍：《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老舍小說全集》第6卷，第70頁。 [48] 關於《四世同堂》中涉及的眾多歷史事件，法國學者保爾·巴迪作了詳細的梳理，參見保爾·巴迪著、吳永平編譯：《小說家老舍》，第162-165頁。 [49]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說全集》第7卷，第115-116頁。 [50] 林語堂著、張振玉譯：《京華煙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09頁。 [51] 宋偉傑：《既“遠”且“近”的目光——林語堂、德齡公主、謝閣蘭的北京敘事》，載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09頁。 [52] 趙園：《北京：城與人》，第56頁。 [53] 老舍：《駱駝祥子》，《老舍小說全集》第4卷，第295頁。 [54] 老舍：《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老舍小說全集》第8卷，第157頁。 [55] 老舍：《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老舍小說全集》第8卷，第152頁。 [56] 老舍：《四世同堂》第二部《偷生》，《老舍小說全集》第7卷，第485頁。 [57] 張英進著、秦立彥譯：《中國現代文學與電影中的城市》，第96頁。 [58] [英]雷蒙·威廉斯著、韓子滿等譯：《鄉村與城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32-2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