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小說

白先勇（1937—），廣西桂林人。為名將白崇禧之子，幼年居住於南寧、桂林，1944年逃難至重慶。抗戰勝利後曾移居南京、上海、漢口、廣州。1949年遷居香港，1952年到台灣與父母團聚。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赴美留學，以後定居美國。

白先勇著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長篇小說《孽子》，散文集《驀然回首》、《明星咖啡館》、《第六隻手指》、《樹猶如此》，舞台劇劇本《遊園驚夢》、電影劇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等。其中《玉卿嫂》、《花橋榮記》、《遊園驚夢》、《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摘仙記》、《孤戀花》、《孽子》等作曾獲改編為舞台劇、電視劇、電影。近年，白先勇投入愛滋防治的公益活動和崑曲藝術的復興事業，製作《青春版牡丹亭》巡迴兩岸、美國，獲得廣大迴響。

白先勇在大學時代以短篇小說受外文系老師夏濟安賞識，刊登於《文學雜誌》。1960年與同學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引領現代主義文學風潮，對台灣當代文壇影響深遠。1971年《台北人》系列1 個短篇結集出版，奠定白先勇的文壇地位。1976年出版《寂寞的十七歲》收錄早期小說《金大奶奶》、《玉卿嫂》、《月夢 》、《青春 》、《寂寞的十七歲》，以及以海外華人為主角的「紐約客」系列《摘仙記》、《摘仙怨》等18篇作品，被譽為「當代短篇小說家中少見的奇才」。長篇小說《孽子》於1983年出版，描寫1970年代台灣同性戀族群被家國拒斥的邊緣處境，反映其外在身體的流放與內在心理的壓抑，是台灣男同志小說經典之作。另有以文革為背景的《骨灰》、《夜曲》、《等》和涉及愛滋題材的短篇小說《Danny Boy》、《Tea for Two》。

白先勇的《遊園驚夢》原載於1966年12 月《現代文學》。小說的題名「遊園驚夢」原為崑曲劇目，源自明代劇作家湯顯祖（1550—1616）最有名的一部作品《牡丹亭》的第十齣《驚夢》。小說敘述錢夫人（老五藍田玉）應昔日南京得月台姊妹竇夫人（老三桂枝香）之邀，到台北竇公館參加宴會。錢夫人原是得月台唱崑曲的台柱，尤其《遊園驚夢》之曲更令當時已經年老的錢鵬志將軍魂牽夢縈，因而娶她回去伴他晚年。藍田玉因此擺脫唱戲生涯，成為將軍夫人，然而在年紀足以當她爺爺的丈夫身旁，錢夫人無疑是寂寞的。終在鄭副官教錢夫人騎馬時，兩人有越軌之舉，錢夫人自認為她這一生就「只活過那麼一次」。小說藉由這場多年後的聚會，勾起錢夫人的回憶。宴會中眾人起鬨要藍田玉唱拿手的《驚夢》，藍田玉在推卻之間跌入昔日相似的場景之中。也是在一場宴會上，她唱《遊園》之時，看到了親妹子十七月月紅和副官鄭彥青間的曖昧，心情的激動使她倒嗓。小說以對襯的結構，暗示這段多年前的三角關係，再現於竇夫人和她妹子十三天辣椒（蔣碧月）與程參謀之間。在錢夫人一段對往日交歡的意識流聯想中，錢夫人仿佛變成了崑曲中的杜麗娘，在台北天母竇夫人的「遊園」宴會裏，嘗到了「驚夢」的滋味。白先勇在小說裏，藉小說人物的演唱，摘錄下唱詞中比較有名而且含義深長的句子，運用嫻熟的意識流手法，以崑曲的曲詞貫串今昔的場景、事件與人物心情，為白先勇融古典鑄新詞的代表作。

歐陽子以「新批評」的方法寫成《王謝堂前的燕子》，對白先勇《台北人》不但整體評論，亦逐篇細評，分析細緻入微，是台灣當代文學批評的經典。她分析《遊園驚夢》，焦點放在篇中「平行」技巧（parallelism）的運用，認為白先勇這種技巧可以製造外表看來與過去種種相符或相似的形象和活動，作為對於人類自欺的反諷；而平行技巧的運用在《遊園驚夢》裏更遍及構成一篇小說之諸成分，包括人物營造、背景佈設、情節組織、結構形式和敘述觀點上。此外，歐陽子還析述了小說中的比喻、意象、反諷、對比、預示、相關語、順流連接等技巧的使用。然而，歐陽子的論述卻沒有陷於瑣屑零碎，所有技巧的省察都能連貫到主題的呈現效果。最後，還歸結到白先勇如何借《遊園驚夢》中錢夫人個人身世的滄桑史，喻示中國傳統文化的滄桑變化、精英貴族文化的消逝無蹤。歐陽子具體入微的分析， 正能為我們揭示白先勇此期小說的精神深處。

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

台灣在20世紀60年代的主要文學思潮，大概可以總括為「現代主義」。在反共文學時期，強調的是意識形態的正確；對形式的要求則離不開狹義的寫實主義，認為能夠成功地以語言文字 再現現實，就相當於尋獲真理，洞悉人世幽微。這種理念，其實延續了五四文學「為人生」的載道文學觀，只不過所載之道只限由官方所界定的一種，再用龐大的政治權力架構去維持推動，文學的生趣自然有所局限。於是不少文學中人就嘗試在當時的有限空間中另闢天地。現代主義由是就以迂迴的方式次第在台灣開展。

現代主義的興起

不少學者在解釋台灣現代主義風潮時，大都歸因於政治及社會的雙重因素：一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冷戰結構的形成，國民黨政府大量接受美援而累積的崇美心態，由是文化界對源自歐美的現代主義敬禮模仿；另一方面，社會內部因為思想箝制形成的政治疏離感，加上大批從大陸遷台的移民有鄉歸不得的不適應與失落感，使得作家轉向現代主義所提供的文字隱晦扭曲、探索內心世界的寫作手法。另一種意見則以為，現代主義是一種精英文化的前衛藝術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文人不滿庸俗功利的文風，以及文學政治化、商品化的傾向，企圖在俗陋的文化生態環境裏有所作為，因而以提倡由英美引進的現代主義文學來達到提升本國文化的目的。

現代主義思潮對文學創作的重大影響，首先發生在詩歌之上， 繼而又作用於小說。詩歌以紀弦於1953年創辦的《現代詩》季刊為標誌。至於小說，則濫觴於1956年由夏濟安主持的《文學雜誌》。1960年，夏濟安在台灣大學外文系任教時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劉紹銘等創辦《現代文學》，更集結了大批以現代主義為文學理想的青年作家，影響非常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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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文學雜誌》的《致讀者》和《現代文學》的《發刊詞》，說明了這兩份雜誌的宗旨和時代意義。

（一）《文學雜誌．致讀者》（節錄）

本刊是幾個愛好文學的朋友所創辦的，我們不想在文壇上標新立異，我們只想腳踏實地，用心寫幾篇好文章。大陸淪陷之後，中華民族正當存亡絕續之秋，各方面都需要人「苦幹、硬幹、實幹」；我們想在文學方面盡我們的力量，用文章來報國。

我們有多大貢獻，現在還不敢說。我們的希望是要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頭發揚光大之。我們雖然身處動亂時代，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我們所提倡的是樸實、理智、冷靜的作風。

我們不想逃避現實。我們的信念是：一個認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時代表達他的時代的精神的人。

我們不提「為藝術而藝術」。藝術不能脫離人生，我們生長在這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的悲憤，我們的愛國熱誠，決不後人，不論我們多麼想保持頭腦的冷靜。

我們反對共產黨的煽動文學。我們認為：宣傳作品中固然可能有好文學，文學可不盡是宣傳，文學有它千古不滅的價值所在。

我們反對舞文弄墨，我們反對顛倒黑白，我們反對指鹿為馬。我們並非不講求文字的美麗，不過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說老實話。⋯⋯

本刊歡迎投稿。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希望海內外作家譯家，源源賜寄，共觀厥成。

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這一類的稿件，我們特別歡迎。

（二）《現代文學．發刊詞》（節錄）

本刊是我們幾個青年人所創辦的。創辦的動機一是我們對中國文學的關心。二是我們在這幾年來一直受着對文學熱愛的煎磨和驅促。⋯⋯

我們願意《現代文學》所刊載的不乏好文章。這是我們最高的理想。我們不願意為辯證「文以載道」或「為藝術而藝術」的花篇幅。但我們相信，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縱使非立心為「載道」而成，但已達到了「載道」目標。

我們打算分期有系統的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並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

我們不想在「想當年」的癱瘓心理下過日子。我們得承認落後，在新文學的界道上，我們雖不至於一片空白，但至少是荒涼的。⋯⋯

我們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我們可能失敗，但那不要緊，因為繼我們而來的文藝工作者可能會因為我們失敗的教訓而成功。⋯⋯

對於國家，我們有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熱愛，甚至過而遠之。我們有生而為國人的光榮驕傲，儘管我們的國家今 天正處於存亡絕續之秋， 但我們的驕傲中有着沉痛的自 責。讓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鞭策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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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篇宣言性質的文字，可以見到當時的政治壓力（「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從事文藝活動的文化人都必須強調愛國；另一方面，反共的思潮已引發不滿的情緒，所以要用委婉的語氣來反對（「文學可不盡是宣傳」、不談「文以載道」）。更重要的是，兩篇文字都強調要以理論和研究來啟導創作。《現代文學》的宣言說得更明白：「有系統的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其背後原因正是「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現代主義的各種論說和大量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正好提供了及時的救濟。因此，推動了台灣現代主義風潮的《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造就了大批創作人才。在《文學雜誌》上發表創作的包括已享盛名的梁實秋、林海音、張愛玲、 林以亮，以至余光中、陳之藩、思果等，年輕的台大學生如白先勇、陳若曦都曾在此發表他們的早期作品。《現代文學》作者群除了當時在台大唸書的葉維廉、叢甦、王禎和、杜國清、淡瑩、鄭恆雄、歐陽子、陳若曦之外，還有投稿的陳映真、李昂、七等生、黃春明、王拓、何欣、宋澤萊等，幾乎網羅了60年代所有優秀作家，聚合成戰後台灣文學的黃金時期。更重要的是，經歷了這一場現代主義的洗禮以後，台灣小說的想像更為豐碩，表現出更多姿的風貌。

台灣小說發展概況

在1949年後，台灣的小說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

•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0）

•   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7）

•   多元化時期（1987—）

然而，分期只是一種權宜的做法，風潮變化常常是漸進的。例如現代主義小說在60年代盛行，但其思想根源在於50年代中期的《文學雜誌》。又如鄉土文學的潮流，不單可以上溯到日治時期，50年代以後還一直川流不息。再者，作家的寫作生涯跨越兩三個時期是平常事。他們的風格有可能隨時代而變化，但也有不隨時流，堅持個人路向而又表現出色的情況。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

國民黨在內戰中敗退遷台，大批大陸文人、作家跟隨國民黨政權流徙來到台灣。國民黨政府以為他們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是文藝政策的錯失，因此而要加強文藝以至公共言論的掌控，實施新聞雜誌圖書管制，查禁所有大陸左翼作家及作品；另一方面，又獎勵「反共文藝」的創作，由是「反共小說」 盛極一時，重要的作家有姜貴、陳紀瀅、潘人木、王藍、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等。反共小說明顯以意識形態先行，特徵是把政治的複雜運作約化為簡單的道德選擇，劃分敵我正邪，內容易於雷同，甚至淪為口號。不過換一個角度而言，這些作品也可以視作一種「傷痕文學」，成為日後憶述大陸的文革創傷、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等歷史悲哀的作品的先聲。反共小說中，也有超越一般模式、藝術水平相當高的作品，例如姜貴的《旋風》、潘人木的《蓮漪表妹》。與反共小說相關的一個旁支發展是「懷鄉小說」。隨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文人，往往不忘故土，而不少反共小說都含有懷鄉情緒。例如軍中作家司馬中原和朱西寧，其作品即有反共意識，也滿腔懷鄉之思。此外，林海音以《城南舊事》之作，展示了女性溫煦的懷鄉之情，有別於悲涼壯烈的男性風格。同期台灣還湧現了一 批女作家，寫下大批從女性觸覺出發的小說。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0）

反共小說由盛而衰，漸漸隱退的時候，台灣小說進入「現代主義」階段。現代主義在台灣，本可以溯源到日治時期，龍瑛宗、楊雲萍等從日本輸入日本和歐洲現代主義技巧，但這一波 風潮與60年代在台灣興起的現代主義小說，似乎關連不大。後者大概源起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夏濟安1956年創辦的《文學雜誌》。夏濟安的學生白先勇、歐陽子等受到薰陶，不少都曾在《文學雜誌》發表他們的早期作品。白先勇、王文興、劉紹銘等在1960年創辦了《現代文學》，提倡「有系統的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並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通過西方文學理論和作品的學習，圍繞在《現代文學》的年輕作家都交出亮麗的成績表，營造出台灣當代小說的黃金時期。重要的小說如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家變》、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等都成為了文學經典。

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7）

台灣小說到了70年代有了明顯的轉向，這個變化以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為標記。至於文學上的表現，我們可以往前期追溯到50年代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在60年代現代主義方 興未艾之時，黃春明、王禎和等已開始借用現代主義的筆法， 書寫台灣的鄉土風情和人物。黃春明以其小說《兒子的大玩偶 》、《莎喲娜啦•再見 》，王禎和以《嫁妝一牛車》、《美人圖》、《玫瑰玫瑰我愛你》等作飲譽文壇，更改編成電影，影響跨越不同的藝術媒體。70年代鄉土寫實之風，還表現在長篇小說的發展之上。由吳濁流《亞細亞孤兒》到鍾理和的《笠山農場》，以寫實主義的信念寫鄉土已成譜系，鍾肇政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更完成了兩套大型的「三部曲」長篇小說《濁流三部曲》與《台灣人三部曲》。後者又被視為「大河小說」，以文學紀史之風漸成氣候。除此以外，還有獲稱為「使命文學」的小說家王拓和楊青矗。他們試圖從階級立場去表現台灣工人、農夫、漁民的不平，有強烈的文學使命感。然而，這樣莊嚴的承擔有時會超過他們對自己作品的藝術要求。

多元化時期（1987—）

經過多年民間政治運動的不捨爭取，台灣的戒嚴令終於在1987年取消。自此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大有變化，正式進入「多元化」時期。然而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並沒有消減，只是以更多元多向的方式互動。學術界多以「後現代」和「後殖民」的概念去分析這個時期，認為這兩條思維路向的並置、角力和爭衡，帶來許多文學表現的類型。一時之間出現了後現代小說、後殖民小說、眷村小說、都市小說、眷村以外外省小說、原住民意識小說、多重殖民及多元族群小說、女性意識小說、同性戀和酷兒小說、跨國性主題小說、在台的馬華小說、2000年以來的歷史記憶小說等等，令人目不暇給。台灣的小說就在眾聲喧嘩的狀況下進入21世紀。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年的台灣文學

50年代，台灣被編入了世界冷戰序列，在美國長期扶持下，台灣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50年代，台灣進入經濟起飛期，全盤西化形成社會風潮。隨着大量西方資訊的引進，知識界的親美心態日趨明顯。就文學而言，50年代，由於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文藝政策，大陸的新文學尤其左翼主流傳統無以為繼，西方文學資源成為台灣作家的重要營養源泉，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因而得以在台灣傳播。現代主義運動首先在詩壇出現，隨後又有現代派小說的興起，到 60年代，儼然發展為台灣文學的主導運動。

1956年，台灣文壇誕生了兩個文學團體，一為紀弦組織的「現代詩社」，二為夏濟安創辦的《文學雜誌》。它們的出現標誌着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發端，而詩歌界現代主義運動是其先聲。當時，最主要的現代派詩歌團體和詩歌刊物有「現代詩社」的《現代詩》、「創世紀」的《創世紀》和「藍星詩社」的多份刊物。代表的詩人有「現代詩社」的紀弦、鄭愁予、林亨泰等，「藍星詩社」的覃子豪、鍾鼎文、余光中、羅門、蓉子等，「創世紀」的洛夫、瘂弦、張默等。

1960年，《現代文學》的創刊標誌着台灣小說現代主義運動的興起。1956年創辦的《文學雜誌》正是這一運動的前奏，為台灣小說的現代主義運動儲備大量作者，後來創辦《現代文學》的小說家白先勇就是《文學雜誌》的一位學生作者。到1960年，台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全面展開。就小說創作來說，有代 表性的作家、作品包括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聶華 苓（《失去的金鈴子》）、白先勇（《遊園驚夢》）、王文興（《龍天樓》）、歐陽子（《那長髮的女孩》）、陳映真（《將軍族》）、七等生（《我愛黑眼珠》）、施叔青（《約伯的末裔》）等。

此外，本階段還出現了琦君、張秀亞、胡品清等著名的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