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大陸極「左」文藝思想的泛濫

本文介紹這部分會介1949—1976年間以毛澤東文藝思想為統攝的重要文藝觀念及其局限。
重要文藝觀
50年代,大陸文藝界佔據統治地位的文藝思潮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在這思想統攝之下,出現了三個比較活躍而且相互衝突的文藝思想流派,分別是強調文學主觀性的胡風一派;強調文學服從政治的周揚一派;以江青、姚文元為代表,要求不斷進行文化革命的文化激進派。以下就結合本階段的重要文藝觀,介紹上述各家的文藝思想。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湖南湘潭人,18931226日生於韶山一個農民家庭。早年就讀長沙湖南第一師範,中學時代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是創始人之一,1949年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一生酷愛文藝,以詩詞和政論文章見長,主要著作收錄於《毛澤東選集》5卷本、《毛澤東文集》8卷本等。
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在抗日戰爭時期形成,他在這個階段寫下三篇對中國文藝產生重要影響的文章,分別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和《講話》(1942年),其中以《講話》最為集中而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在上述三篇文章,毛澤東分別提出了「民族形式 」、「新民主主義文化」 和「工農兵文藝」三個重要概念。下面就對這三個概念作簡要說明。
在毛澤東看來,所謂民族形式,就是無產階級文藝特有的風格,應該是一種「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新民主主義文化則是指「人民大眾反帝反封 建的文化」,具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特點。也就是說,這種新文化應該主張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反對封建迷信思想,為佔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勞苦大眾服務。
工農兵文藝是毛澤東文藝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構成了毛澤東 文藝思想的綱領。毛澤東從不同角度描述即將誕生的無產階級 文藝,他設想這種新文藝是一種「革命的民族文化」,這種文化 的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是「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風格 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 派」,而讀者就是工農兵大眾。簡言之,這個概念的核心內涵就 是文藝要為革命的工人、農民和士兵服務。
主要內容
工農兵文藝這個概念最早在《講話》中明確提出。1942年,對日抗戰即將由相持階段轉入反攻階段。共產黨為統一思想、動員黨內一切力量,特別是知識分子團結抗戰,在延安和各根據地發起整風運動。在這次運動,毛澤東針對戰時延安民眾實際的文學需要,以及知識分子在文藝思想上的種種爭論,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5月,毛澤東在這個座談會上親自發表了《引言》和《結論》兩次談話,內容於19431019日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題,在《解放日報》公開發表。
這篇文章是中共領袖對20世紀3040年代左翼文學界內部多次論爭的一個總體回應。該文之所以具有重大意義,是因為它可視為毛澤東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印證。因此,《講話》對於40年代之後中國文學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不但在理論上獲得左翼文學界的推崇,而且在實踐上直接指導解放區文藝的創作,從而奠定大陸當代文學的基礎。
19497月,第一次文代會通過決議,將毛澤東的《講話》確立為中國文學唯一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從此成為中國大陸地區所有文學創作必須遵守的綱領文件。因此,要了解大陸當代文學的基本狀況,就首先要深入了解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特別是工農兵文藝的內涵。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主旨,是要創造一種全新的無產階級文藝,也就是工農兵文藝。他為什麼要創造一種新的文藝呢?首先來看看他這個想法的來源。
這個想法主要源自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理論。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和狀況,而文學藝術就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從這個命題出發,毛澤東認為,經濟基礎的改變與文學藝術的更新必須存在直接對應的關係。他要建立一個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新社會,就要創造一種與這個 全新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全新無產階級文藝。
工農兵文藝觀的理論出發點正是經濟決定論,這一理論基點直接影響了毛澤東對待文化遺產的態度。毛澤東堅決反對模仿或照搬過去的傳統,主張對古今中外的文化遺產採取批判的繼承和吸收的態度。從理論上看,這個提法並沒有什麼問題,但實際上,由於毛澤東把舊文化看作是舊政治和舊經濟的反映,無論它的藝術價值多麼高超,其中必然存留了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毒素。
因此,毛澤東希望通過大破壞的劇烈變革方式,為嶄新工農兵文藝的成長掃清道路。從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將近三十年時間裏,在毛澤東號召下,大陸文壇爆發了連續不斷的「文藝批判」,全社會也掀起破壞文化傳統的運動。
可以說,毛澤東所謂批判的繼承態度,強調的重點並非在於繼承,而在於批判,就是要徹底割斷中國文化遺產對新中國文藝的影響。在這種不斷革命的思想傾向影響下,泛政治化時期的大陸文藝思潮逐漸走上了日趨激進化的道路。
簡言之,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文藝問題就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他在《講話》中非常明確地陳述了這一觀點。
在這段話中,毛澤東把文藝比作革命機器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他否認文藝可以獨立於政治而存在,而是把文藝看作整個革命事業(機器)的一部分(齒輪和螺絲釘)。文藝與政治的關 係應該是文藝隸屬於政治、服從於政治。
在這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文學批評的標準。他認為判斷一個作品的優劣,首先要看作者是否具有良好的動機和效果(政治是否正確),其次才看作品是否具有藝術性質。對於政治不正確的作品,即便有藝術性也要反對。也就是說,文學批評的標準應該以政治標準為第一位。從這個原則出發,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了工農兵文藝的具體規則,包括作家在創作中應該採取的立場、態度、文藝工作的對象、作家的理論學習等內容。
總括而言,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三點:
1.   「文藝從屬於政治」的原則;
2.   「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任務;
3.   「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文藝批評原則。
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貫徹
19497月第一次文代會後,毛澤東的工農兵文藝方向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文藝思想。為保證這個方向得以貫徹,毛澤東親自發動了多次文藝大批判。
在泛政治化時期,根據「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綱領,文學批評不再是關於文學的理論思考,也不是文學作品的鑑賞活動,而是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重要手段。因此,文藝大批判成為這個時期最主要的文學活動;同時,大規模的政治鬥爭也往往借助文藝批判為其先導。具體來說,大批判的對象主要是那些偏離了毛澤東工農兵文藝規範的作家和作品;大批判的方式往往是自上而下發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甚至需要全民參與的政治活動;大批判的目的主要是達到震懾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甚至全體人民的作用。
毛澤東為什麼總要從文藝界開刀,通過整肅作家來進行政治鬥爭呢?
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作家不具備創造工農兵文藝的資格。因為知識分子接受資產階級文化的教育,這就決定了他們的思想意識是小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因此,他們在思想上不純潔,與工農大眾存在嚴重的隔閡,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如果知識分子要革命,就必須向工農學習,改掉自己身上的小資產階級習氣,改變自己的世界觀。毛澤東把這個思想轉變的方法和過程稱作「思想改造」。
儘管自延安整風運動以來,解放區知識分子無論主動或被動,一直致力思想改造,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毛澤東的疑慮。因此,毛澤東希望採用文藝大批判的方式,徹底肅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把知識分子改造成忠誠的革命工具。因此,1949年以後,毛澤東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這個背景下,文學批評與政治鬥爭、思想鬥爭廣泛結 合,導致文學批評變質,成為一種政治裁決,甚至成為打擊一切異端思想的武器。

2018年7月11日 星期三

1985年至今的大陸文學發展

1985年起,大陸的文學環境、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觀的發展都與此前發生的顯著不同。
20世紀90年代,隨着大陸市場經濟的繁榮,政治對文學的影響逐漸式微,文學創作的獨立性明顯增強,甚至出現強烈的懷疑歷史、告別革命的衝動。
1985年作為開端,大陸當代文學第一次大規模出現與政治沒有直接關係的文學潮流「尋根文學」、「現代派文學」、「先鋒文學」等,並由此引發現代主義的創作實驗和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因此,1985年標誌着大陸當代文學由政治一元走向多元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
文學環境市場經濟的轉型
1949年以後,大陸的文學一直被直接或間接地作為意識形態的工具。作家都不靠稿費生活,視文學創作為一種純粹的精神勞動,文學作品是精神產品,並不作為商品買賣。文學本身的社會作用因而一度被誇大,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後,作家幾乎被視為受難的基督,扮演着社會的良心和民眾導師的角色。
隨着80年代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軌道,大陸文學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是80年代中、後期全民掀起經商熱潮,1992年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提出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大陸的政治生活、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對文學而言,主要表現在如下四方面:
第一,發表園地擴大。在經濟挑戰下,政治對文學的權威被削弱,政府把持的文學刊物迅速減少,出版業自主空間增大。
第二,觀念的改變。公眾和部分作家的政治熱情降低,更關心經濟生活。
第三,文學的商品性凸現。港台通俗文學湧入,加大文學市場的競爭,在刊物改版風潮中,消費性的文學逐漸佔據主流。
第四,作家身份改變。作家失去民眾導師的崇高地位,轉變為文學生產者。
市場經濟轉型給文學帶來的巨大改變,引起知識分子的精神振盪,在90年代初,文學界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
文學環境人文精神大討論
19933月至1994年,文學界以抨擊文學的世俗化和大眾化為契機,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其主題是文學的社會作用和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引起知識界的廣泛注意。在這次討論中,大陸作家分為兩派,一派以張承志、張煒為首,要求文學應該保持清潔的精神,作家繼續擔負啟蒙者的使命;另一派以王蒙、王朔為代表,認為文學已經失去轟動效應,作家不要以精英自居,而要關注普通人的現實人生。
80年代後期,由於市場經濟的轉型和文學環境的改變,大陸作家開始重新思索文學與個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自覺調整作家與讀者的關係,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放棄了民眾導師或啟蒙者的身份,開始以獨立個人的名義,加入到文學建設中來,從而使大陸文學走向更加多元化的格局。
文學環境文學批評
除了社會環境的改變、作家的反思外,促使1985年後大陸文學進入多元化時期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的興起。
19859月至12月,詹明信(F Jameson)在北京大學介紹當代美國文化思潮,他的演講集在1986年以《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為題出版。自此,後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湧入大陸,引起文學批評界的廣泛興趣。特別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後現代文學理論不僅為文學批評疏離政治找到一條新的道路,也為1985年後日趨多樣化的文學實驗找到理論依據,因而大大促進文學多元化的發展。
文學環境文學創作
1985年,是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火山噴發的時期,文學新人層出不窮,形式革新更令人目不暇接。大陸文壇出現「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市井鄉土文學」、「現代派文學」等多個潮流,其中最重要的流派是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
這兩派作家都希望突破1949年以來的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重建中國文學的審美意識。兩派的區別在於,尋根文學注重挖掘中國文學的傳統,特別注意蒐羅邊地文化資源,在重建民族精神的題旨下,對五四新文學的一些基本母題,如反封建、個性解放等重新審視。先鋒文學則熱烈擁抱西方20世紀以來的現代主義文學傳統,在文學現代化的口號下,以形式實驗為中心,通過對人類慾望的深刻體察,大膽解構傳統人倫與革命歷史中一切神聖話題。

2018年7月9日 星期一

文化大革命后的大陸文學發展時期:1976—1985

1976年底,隨着四人幫的倒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發生巨大改變。大陸的當代文學逐漸走出泛政治化的樊籬,進入去政治化時期。
1976—1985年間大陸文學呈現過渡特徵,即政治逐漸放鬆對文學的控制、文學獨立性逐步恢復的過程。
文學環境:思想解放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解放思想」成為大陸各界不可抵擋的潮流。「思想解放」運動最初是檢討政治、經濟、文化路咏和政策,到後來蔓延到社會的所有領域。
19785月,《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在全國展開「真理標準」大討論。
同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以下簡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誌着大陸進入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期。在這次大會上,中共中央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觀點表示支持,並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中共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在思想解放潮流中,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也逐步鬆綁。文學界首先展開「撥亂反正」的工作。
1977年,文藝界開始全面批判《紀要》的「文藝黑線專政」論。1978年,文聯和作協的各級組織恢復運作,《文藝報》復刊。與此同時,陸續為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迫害的作家,以及受到錯誤批判的作品平反。
接着,中共的文藝政策開始鬆動。19795月,中共中央撤銷《紀要》,徹底推翻激進派的文學專制路線。
197910月,第四次文代會召開,會上鄧小平明確表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徵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
文學創作的獨立性開始得到尊重,作家提出「文藝民主」的要求,並熱烈討論社會主義時期的「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階級鬥爭不再為人關心。
1980年,毛澤東《講話》關於文學與政治關係 的金科玉律得到修正,「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總口號由「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口號所代替。
198412月,在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大會祝詞提出:作家有選擇題材、主題和藝術表現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發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達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至此,作家擁有創作自由的原則終於得到執政黨的認可。
1976年之後,在執政黨比較開明的文藝政策下,政治對文學的壓力逐步降低,文學的獨立地位逐步得到提高,文學創作的空間也比文化大革命時期擴大許多。然而,政治對文學的控制並未結束,局部的、短時間的文學批判運動依然存在,這種情況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時對異化問題和人道主義問題的批判,以及1987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1989年「六四事件」中表現得比較突出。不過,從總體上看,文學大批判不可能再形成1976年以前的強度。因此,在去政治化時期,政治對文學的控制方式正處於逐步瓦解的過程。
文學環境:文學創作
在去政治化時期,文學創作迎來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的第二個高峰,各類文體都取得豐富的成果,特別是小說得到充分的發展,詩歌也有較大革新。這一時期的文學潮流主要有「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和「知青文學」。「朦朧詩運動」則是詩壇最引人矚目的事件。
從總體上看,在去政治化時期,文學創作的獨立地位仍處於逐步恢復階段,特別是在80年代初期,基本沒有越出文學緊跟政治的原有軌道。儘管當時並沒有人來規定作家寫什麼,但有意思的是,文學作品題材的轉換依舊自覺地配合社會政治變革的進程:比如1977年,文革後撥亂反正的工作正如火如荼,一大批以控訴四人幫罪行為主題的小說紛紛發表,其中最著名的是《班主任》(劉心武)和《傷痕》(盧新華),此類小說名為傷痕文學。
接着,思想解放運動深入推行,中共中央開始清算50年代以來的左傾錯誤,而小說題材也由控訴文化大革命轉入反思歷史,文壇上湧現了一批反思文學,如短篇小說《剪輯錯了的故事》(茹志娟)、《李順大造屋》(高曉聲)、《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張一弓),中篇小說《天雲山傳奇》(魯彥周)、《布禮》(王蒙),長篇小說《芙蓉鎮》(古華)等;在散文方面有《隨想錄》(巴金)和《幹校六記》(楊絳)等;報告文學有《歌德巴赫猜想》(徐遲)等。
與此同時,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改革文學應運而生,比較知名的有《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新星》(柯雲路)、《沉重的翅膀》(張潔)等。
1978年,城市出現知青返城高潮,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生活為題材的知青文學流行起來,其中比較著名的小說有《楓》(鄭義)、《本次列車終點》(王安憶)、《南方的岸》(孔捷生)、《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曉聲)、《繼續操練》(李曉)等,而報告文學就有《一 個冬天的童話》(遇羅錦)。
在氣氛比較寬鬆的文學環境下,作家普遍擁有對現實、對歷史反思的熱情,但這些思考往往帶有明顯的集體意識,個人色彩不太鮮明。此外,由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湧入,還出現一些嘗試以現代主義手法寫作的作品,小說如《春之聲》(王蒙)、《我是誰》(宗璞),戲劇如《絕對信號》(高行健)等。
在去政治化時期,作為抒情文體的詩歌,也表現出過渡時代承上啟下的特色。
當時的詩人同樣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在歷次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歸來的詩人」,他們的詩歌繼續泛政治化時期的政治抒情詩風格,表達一代人對歷史的反思,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歸來的歌》(艾青)、《華南虎》(牛漢)、《一月的哀思》(李瑛)等;另一類是以「朦朧詩」詩人為主體的「青年詩人」,他們的詩歌受到現代主義影響,雖然也受到政治抒情詩傳統的影響,但表現出更多叛逆的成分,特別注重表達個人的情緒,代表作有《回答》(北島)、《致橡樹》(舒婷)、《黑眼睛》(顧城)、《諾日朗》(楊煉)等。在這些青年詩人的努力下,1978年「朦朧詩運動」興起,成為大陸當代詩壇最重要的事件,這場運動引發一連串的文學論爭,直接影響大陸當代詩歌,甚至文學的整體走向。

2018年7月8日 星期日

大陸文革文學時期前的泛政治文化文學

「百花時期文學」
1956年,大陸基本取消私有制,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的建設階段。為調動一切力量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同年5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在這文化環境相對寬鬆的一年裏,大陸文學迎來5070年代的創作高峰,是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的「百花時期」。
然而,好景不長,19574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開展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文學界的反右派鬥爭也隨之拉開序幕。作協黨組首先對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等左翼資深作家展開批判,並將他們定性為反黨集團。與此同時,各地文教機構的反右派鬥爭也轟烈地展開,大批新老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失去寫作的權利。相當一部分有影響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批評文章被打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文學的百花時期在反右鬥爭的肅殺氣氛中突然終止。
「大躍進文學」
1958年,大陸掀起「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旨在迅速改變中國農業、工業的落後狀況。在文學上,也出現大躍進的風潮。
毛澤東在這一年中發表兩個文學主張,一是提倡大力蒐集民歌,二是提出「兩結合」的創作方法,即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標誌着大陸當代文學向着共產主義形態急速躍進,預示着文化大革命的到來。
第三次文代會
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在京召開。這次會議繼續「大躍進」的調子,重申「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和「兩結合」是唯一正確的文藝方向,甚至要求文學作者全部「工農化」。同時,對雙百方針提出了更為狹隘的限定,僅允許在為工農兵服務的前提下,進行文藝的爭鳴。
這次會議之後,1962年秋,毛澤東在激進化的文學道路上漸行漸遠。他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在19631964年接連對文藝問題作出兩次批示,嚴厲指責50年代以來的文藝工作。文學界再次掀起大批判的高潮,打為毒草的作品範圍進一步擴大。
《紀要》:新型的無產階級文藝
19664月,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在上海秘密召開軍隊文藝幹部座談會,並發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全面否定1949年後大陸文藝界的工作,稱其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黑線」,聲稱要創造真正的、新型的無產階級文藝。
《紀要》的發表正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先聲,標誌着激進派全面控制文學的專制時代到來了。同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從此,大陸文學捲入整整10年的大批判中。除《解放軍文藝》外,《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收穫》、《上海文學》等重要的文學雜誌一一停刊。
1974年,激進派在上海創辦《朝霞》雜誌,大量發表工農兵業餘作者的習作,長篇小說大多以集體寫作的方式完成,水準不高,文學徹底淪為政治的傳聲筒。
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作品是江青指導下創作的八個革命樣板戲和浩然的長篇小說《艷陽天》、《金光大道》等。反對《紀要》精神的文學作品轉入地下寫作或地下流傳。
19761月,周恩來逝世,大陸各派政治力量鬥爭更形激化,並在同年45日演化為天安門廣場上一場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史稱「四五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抗議的民眾發表了大量反對「四人幫」的政治詩歌。這些作品在文學史上稱為「天安門詩歌」,它敲響了泛政治化時代文學的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