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是聲調性的語言。舉例說明。

無論是古代漢語還是現代漢語，在語音結構中，聲調都是不可缺少的成分，這也是漢語的一個主要特點。最重要的是，聲調除了是漢語的語音結構成分之外，還有區別意義的作用。譬如「買」和「賣」兩個字，彼此的聲母和韻母結構都相同，都是「mai」，但「買」字是降升調（măi），而「賣」字則為高降調（mài）；這就是聲調上的差異，把「買」和「賣」兩個字的意義區別開來。其他詞語像「收」（shōu）和「受」（shòu）、「理解」（lĭjiĕ）和「歷屆」（lìjiè）、「函件」（hánjiàn）和「罕見」（hănjiàn）等，都得藉著聲調來區別詞語的意義。這種現象在非聲調語言，例如在英語和法語裏是不會出現的。所以，漢語是聲調語言這個說法是對的。

1949年的台灣文學界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台灣是一個飽受外來侵略者摧殘的地區。由於孤懸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早在17世紀，台灣就在荷蘭殖民者的統治之下。到19世紀末，1895年甲午戰敗之後，台灣又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成為殖民地，自此遭受長達50年的日治，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方告結束。期間，台灣新文學一直在極其艱難的處境下生存。1949年，國民黨遷台，剛剛復蘇的台灣文學界再次被投入高壓政治的桎梏。在歷史與政治的雙重壓迫下，1949年後台灣地區的文學發展走上了特殊的道路。

以下介紹台灣當代文學發生的背景，這包括了兩部分，一為40年代的台灣文學狀況，二為1949年後台灣文學秩序的重組。

四十年代的台灣文學狀況

1895—1945年間，是台灣歷史上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就是殖民地時代的本土文學，誕生於20世紀20年代，起初的發展與大陸新文學的關聯密切，也和台灣境內的舊文學處於對立爭衡，形成持久的「新舊文學論戰」。到40年代，台灣新文學的抗爭進入非常艱難的時期。此時的文學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37—1945年「皇民化文學」的抗衡時期， 第二階段是1945—1949年的光復初期。

「皇民化文學」的抗衡時期（1937—1945 年）

1937年4月，在「蘆溝橋事變」之前三個月，日本殖民統治者就在台灣開始查禁漢文，強迫推行「皇民化運動」，旨在以日本的大和文化取代中國文化，消滅台灣人的民族意識。皇民化運動對台灣文學的破壞主要體現在語言上，日本殖民統治者把日語定為台灣島上唯一的合法語言，取締中文私塾，禁開漢語課，禁用中文，廢止中文報刊。面對如此嚴苛的文藝政策，一部分台灣作家或者利用現存的日文報刊繼續寫作，以曲折的筆法表現抗日精神，如龍瑛宗、呂赫若、張文環等；或者不避環境的惡劣，堅持以漢文寫作，如徐坤泉、吳漫沙等。本時期最有代表性的小說家是吳濁流（1900—1976），他以日文出版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不但開創了台灣新文學長篇小說的先河，而且可以說是一部日據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精神史。

在小說中，主人公胡太明為了「追求精神上的寄託，遠離故鄉，遊學日本，漂泊於大陸。但，畢竟沒有找到他安息的樂園」（《日文版自序》）。更不幸的是，胡太明同時被中國當局和日租界當局視為間諜，遭到囚禁。營救他的一位李姓先生對他說：

我很同情你，對於歷史的動向，任何一方面你都無以為力，縱使你搶着某種信念，願意為某方面盡點力量，但是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甚至還會懷疑你是間諜，這樣看起來，你真是一個孤兒。

這段話深刻地表達了處於異邦和祖國夾縫中的台灣知識分子在身份認同上的焦慮。這種政治上的無所歸依感正是主人公之所以稱為「亞細亞的孤兒」的原因。

下面這首詩是《亞細亞的孤兒》中主人公胡太明在無法忍受殖民者及其同謀的折騰，精神陷於瘋狂之際題於壁上的。這首詩表達了怎麼樣的文化意識？

志為天下士，豈甘作賤民？ 擊暴椎何在？英雄立夢頻。 漢魂終不滅，斷然捨此身！

狸兮狸兮意如何？奴隸生涯抱恨多。 橫暴蠻威奈若何？同心來復舊山河！六百萬民齊蹶起，誓將熱血為義死！

* 狸兮狸兮：日本人罵台灣人語。

胡太明在這首詩中強調他的漢魂不滅，面對殖民者的統治，他透過詩歌呼應張良投錐刺秦王的典故，點明自己的志向。這首詩不論形式或內容都是漢民族的，甚至是儒家的，充分表現了一個植根於儒家傳統的「士」（知識分子）在面對強權脅迫時的抗議精神。「同心來復舊山河」一句，更顯示出對祖國的懸念。

光復初期（1945—1949 年）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收復台灣。這一階段的台灣文學從殖民地文學復歸為中國文學，其發展具有「中國化」、「民主化」和要求與大陸文學「同構化」三個特徵。

在國民黨收復台灣之初，民眾以狂熱的心情歡慶回歸祖國，台灣中國化是大部分人的心聲。就文學而言，為去除日本殖民文化的遺害，1946年國民政府宣布廢止日文。對於作家來說， 語言的轉換無疑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許多採用日文創作的台灣作家以艱苦卓絕的態度重新開始學習中文母語，這一代作家有「跨越語言的一代」之稱。然而，客觀上，台灣文學中國化的過程確實造成40年代台灣文學創作出現長時間的停頓。

正當台灣文學踏上回鄉之路的時候，台灣的政治再度陷入危機。1947—1949年間，台灣爆發兩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次在1947年2月28日，政府取締私煙而引發全島從北到南的民眾抗議騷動，軍警流血鎮壓，是為「二二八事件」；一次在1949年4月6日，國民黨軍警對左翼思想的學生、文化人進行大逮捕，包括楊逵、歌雷、張光直等一一下獄，即「四六事件」。這兩次事件使剛從殖民地桎梏中解放的台灣社會再次陷於政治的低氣壓中。這個時期的文學論爭就成為台灣知識分子寄託改革希望的主要渠道。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在歌雷主編的《新生報》副刊《橋》上展開一場關於戰後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大討論，中心問題就是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的關係。台灣的左派文學家在這次論爭中佔了上風。以楊逵為代表的台灣左派作家認為，台灣新文學的產生受到20世紀全世界的民族自決風潮和五四運動的影響，是中國新文學的一環，應在戰後和大陸一起走上文學民主化、同構化的道路。

關於台灣文學的性質、發展以及它與大陸文學的關係等問題，至今仍然未成定論，其中還涉及「統獨」的敏感政治話題，但在光復初期，無論台灣和大陸，左翼作家的聲音都是文學界的主流。然而，這種情況在國民政府1949年底遷台之後改變了。1949年5月，國民政府頒布「台灣地區戒嚴令」（簡稱「戒嚴令」），禁毀包括左翼新文學作品在內的大量圖書，並以思想入罪，拘禁異議作家。從此，台灣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和1949年後的大陸文學界一樣，台灣文學界也陷入意識形態的政治漩渦。1949年起，兩地文學分道揚鑣，大陸走向極左，而台灣走向極右。

台灣文學秩序的重組

1945—1949年間，由於政局劇烈動盪，台灣文學界作家流動頻繁，因而出現比較巨大的秩序重組，特別是來自大陸的外省作家與部分省籍作家，產生了既合作又衝突的微妙關係。

從1945年起，部分大陸作家和生活在大陸的台灣作家來到台灣，共同參與回歸後台灣的文學重建。在二二八事件以前，最著名的外省來台作家是許壽裳，他主持的台灣省編譯館和由省籍文化人主持的台灣文化協進會，大量引介魯迅思想，共同從事以五四精神重建台灣文學的工作。

然而，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和國民政府遷台時期200萬難民潮的衝擊後，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迅速惡化，以至於台灣本省民眾與外省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相應地，文學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光復初期，外省作家的地位整體高於本省作家，使台灣文學的本土意識基本處於被壓抑的狀態。部分屬於「跨越語言的一代」的省籍作家，如葉石濤等，對外省作家居高臨下的中華民族主義姿態深感不滿。這種來自本土的不滿情緒 並沒有因為外在的壓力而消弭，反而日益深刻地影響台灣當代文學的發展。

中國當代文學的產生

下面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產生的歷史。這個部分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介紹20世紀40年代中國文學的狀況，它是當代文學產生的重要背景；二是分別論說大陸、台灣、香港三地文壇在1949年前後文學秩序的改變。

中國當代文學始於1949年。這一年之所以成為上限，主要是以社會歷史的重大事件為斷代依據。1949年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中國終於從連年戰爭的深淵中解脫出來，中國共產黨統一大陸，於1949年10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原來統治中國的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則退守台灣，從1949年起至今與大陸形成隔離對峙的局面；至於位處南中國的香港，當時仍然作為英國的海外殖民地而存在，統治權歸英國所有。從此，中國形成了兩岸三地相互分離的政治格局。這裏要說明的是，「兩岸」指位於台灣海峽兩岸的大陸和台灣，「三地」指大陸、台灣和香港。由於政治上的隔離，中國文學的格局在1949年之後也相應發生了改變，出現了大陸、台灣和香港三地文學各自相對獨立發展的態勢。

總體說來，1949年後，隨着大陸的統一，中國文學界卻陷入了嚴重的分裂。兩岸三地的文學逐漸脫離20世紀中國文學啟蒙與救亡的總主題，分別進入自己的發展軌道。其中，大陸文學進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學的階段，台灣文學則搖擺於反共復國的宣傳與純文藝的軌道之間，香港文學漸漸積澱其特有的城市與本土意識。關於三地文學的歷史發展分期和特徵，將在後文繼續介紹。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先來了解一下中國當代文學發生背景—40年代的中國文學。

背景：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學

中國當代文學的分化並不是在1949年突然發生的，它的形成有其歷史背景。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的左翼作家與其他非左翼作家之間就不斷爆發矛盾衝突。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文壇雖然一度出現短暫的團結，但進入40年代之後，中國文學界就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當時，由於戰爭的影響，中國被劃分為淪陷區、國統區和解放區三個區域，淪陷區由日本侵略者佔領，國統區由國民黨控制，解放區由共產黨領導。由於這三個地區人民的社會生活、精神風貌和歷史境遇差異巨大，文學的發展也就出現了三種迥然不同的趨勢。相對應的，在淪陷區出現了以消遣娛樂為主的殖民地性質的「淪陷區文學」；「國統區文學」既包括右翼的政治宣傳品，也包括堅持文學獨立的自由主義作品和社會批判的左翼作品；在解放區，社會批判的左翼文學風格由毛澤東所倡導的「工農兵文藝」所代替，「解放區文學」呈現一派歌頌共產黨、歌頌新社會的氣象。由於延安是解放區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文學工作者最為集中的地方，延安的文學實踐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成績，因此，解放區文學也稱為「延安文學」。

這裏要補充說明一點，解放區文學與另外兩個地區文學的最大區別在於它是唯一有統一思想指導的文學實踐，其文學綱領就是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從屬於政治」、「政治標準第一，藝 術標準第二」等重要命題。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對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由此可知，毛澤東工農兵文藝思想的核心就是強調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否認文學具有獨立地位。在毛澤東的號召下，解放區的文學實驗大規模展開，這種文學形態的特點是，把文學作為政治宣傳的有利武器，致力於塑造無產階級新人（指認同了共產主義思想的農民、工人、士兵）的健康形象，並以樂觀的基調和通俗易懂的方式為全中國人民描繪理想社會的美好藍圖。它構成1949年後中國大陸文學的基本雛形。

儘管上述三個地區三種文學的內容、題材和風格有明顯的差異，但它們背後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抗戰建國。對於文學家們來說，抗戰的任務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際已然完成，因而建國就成為絕大部分作家所關注的中心議題。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傾向國民黨的右翼作家、傾向共產黨的左翼作家，以及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作家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作家的不同態度和抉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命運。其中，左翼作家和部分對國民黨失望的中間派文學家選擇留守大陸，左派如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中間派如沈從文、錢鍾書、俞平伯等人，還有從國外歸來的著名文學家，如老舍、曹禺、卞之琳等，他們都滿懷熱情地期待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誕生。至於大部分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右派文人或自由主義作家，就選擇跟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如胡適、梁實秋、蘇雪林等人。另外，還有一些非左翼的文人在1949年前後前往香港，或者再流轉到海外，如徐訏、張愛玲等人。在經過了兩三年頻繁的文學遷徙之後，兩岸三地基本形成了各自的文學陣營。但是沒過多久，除香港之外，大陸和台灣的文學界分別進入新一輪的秩序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