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在新詩發展史上的地位

1917至1927年，胡適的詩歌被稱為「胡適體」，很多新詩作者都很重視他的作品。《嘗試集》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本新詩集，它在新詩發展史上的地位，可從以下各項說明：

1. 胡適倡議以新詩落實文學革命，《嘗試集》的價值在於建立新詩形式，即以白話寫詩及重建詩的句法和章法。
2. 《嘗試集》的內容多是作者在意念一閃下而寫成的，意念的內容和表達手法都是新的，當時已屬最好的示範。
3. 就詩歌的體裁來看，《嘗試集》已衝破舊格律，很多詩歌句子長短參差，形式類似自由詩的體裁，屬新詩體的試作。
4. 《嘗試集》雖文、白交雜，語言不純，但集裏的白話寫得順暢，很多都是直接的口語。
5. 《嘗試集》也有妙手偶得的格律，如〈夢與詩〉就是一個好例子。

新詩草創期的整體特色

草創期這三個字代表一些負面意識，從詩歌的表現來看，草創期詩作不外有兩個毛病，其一是仍受舊詩束縛，寫得不夠痛快；其二是成規盡毀，寫得過分痛快。

這個時期詩歌的整體特色有下列數點：

1.  語言：白話就是日常語，日常語不是詩的語言，詩歌語言與題材之間失去應有的平衡。

2.  結構：白話詩句子長短不一，只隨着創作意念而隨意作長短句，但白話長句實不利於詩歌的藝術營造，句子一長就與散文無異。這樣一來，詩歌的基本結構―章法―就盪然無存了。

3.  韻律：白話詩多不講協韻，沒有韻律，即使是協了韻，但句子長短不一，有時一句四字就有韻腳，有時十個字才有韻腳，有韻而無律。

4.  詩意：草創期詩歌每每是詩人意念一起，即成詩作，不論深度和美感都很薄弱。

淺談胡適《談新詩》

作者：季美艷

摘要:胡適的《談新詩》是對新詩理論建設較為系統的宣言,他具體地闡述了新詩的實現“詩體大解放”的歷史及現實動因,新詩的體式特徵,藝術技巧及作詩方法等問題。其“詩體大解放”的“從文的形式入手”的理論是符合歷史進化觀點的。同時,應看到新詩是為了文學革命的需要產生的,是要服從變革語言與形式的歷史使命的。新詩與舊詩的孰優孰劣問題,仍被人們討論著,而它們應該是各得其所,不可替代的。

　在中國現代詩歌理論批評史上,胡適本身並不是一個“合格的”批評家,而更像是一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人物。胡適關於新詩的理論批評,較為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談新詩》(1919) 、《〈嘗試集〉自序》(1919) 、《〈嘗試集〉再版自序》(1920) 、《〈嘗試集〉四版自序》(1922) 、《談談“胡適之體”的詩》(1936) 等文章中。胡適將自己的《談新詩》的副標題定為“八年來的一件大事”,確實,新詩但開風氣之先,功不可沒。《談新詩》是胡適早期集中論新詩的一篇文章,在這篇綱領性的文章中,他具體地闡述了新詩的實現“詩體大解放’的歷史及現實動因,新詩的體式特徵,藝術技巧及作詩方法等問題,重要意義是意識到語言的形式問題與內容的密切關聯。朱自清說胡適關於新詩創作的主張:“大體上為《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並且指出“《談新詩》差不多成了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
　　
　　一
　　
　　胡適在文章開篇就寫了“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裡去。因此,也可以說‘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新詩革命的目標。”胡適還談到“新詩大多數的趨勢,依我們看來,是朝著一個公共方向走的。那個方向便是‘自然的音節’”。在新詩用韻的問題上,胡適認為“新詩有三種自由:第一,用現代的韻,不拘古韻,更不拘平仄。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韻,這是詞曲通用的例,不單是新詩如此。第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文章以略談“新詩的方法”作了一個總結的收場,“做新詩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詩的方法,新詩除了‘詩體的解放’一項之外,別無他種特別的做法。”而這個所謂做一切詩的方法歸結起來就是:“詩需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詩味。凡是好詩,都能使我們腦子裡發生一種――或許多種――明顯逼人的影像。這便是詩的具體性。”從以上可以見出,胡適早期談新詩的一些觀點的確都是一些給早期新詩定位的大問題,但所談略顯不夠系統,也不夠深入。在寫於1936年的《談談“胡適之體”的詩》一文中,胡適則對自己的詩歌主張做了清理,將其歸納為三點:第一,說話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實。胡適自己解釋說“我自己總覺得‘平實’、‘含蓄’、‘淡遠’的境界是最禁得起咀嚼欣賞的。‘平實’只是說平平常常的老實話‘含蓄’只是說話留一點餘味‘淡遠’只是不說過火的話,不說‘濃的化不開’的話,只疏疏淡淡的畫幾筆。”胡適的這些關於新詩的思想主張頗能反映出他個人的審美趣味和早期白話新詩的發展軌跡。打破詩文界限的努力,一直貫穿了胡適的新詩言論及實踐,無論是以平白、樸素的口語代替“風花雪月、娥眉、銀漢”等所謂“詩之文字”,還是在詩中包容說理、敘事等因素,對一般“詩美”規範的反動,的確為早期新詩帶來了清新的活力和歷史包容力,並成為新詩人們普遍分享的傾向,以致在後人看來,“非詩化”已成為以《嘗試集》為代表的早期新詩的基本特徵。而胡適的“詩體大解放”論及其白話詩主張,更是順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並對後來的新詩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
　　
　　“詩體大解放”論,是胡適白話詩學的重要命題。胡適說:“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都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該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文學的可能性。”他進而在《談新詩》中更具體地說明:“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並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這裡需要闡明的是: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胡適白話詩學是形式主義的,只關注語言和詩體變革,根本不顧及詩的內容和詩的精神。對於此種觀點,胡適早已作了辯證的回答,他說:“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形式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顯然,胡適不是從一般意義上談詩的內容形式的關係,我們不能只看到內容決定形式,卻很少看到形式的相對獨立性及其對內容所起的決定作用,當固有的形式嚴重桎梏新內容、新精神的表達時,形式也會轉化為起決定作用的主導方面,“這時突出地強調變革舊文學形式,是符合內容與形式這對範疇的辯證發展規律的,因而也同樣具有革命意義”。接著,胡適又以周作人的《小河》、自己的《應該》、康白情的《窗外》、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門晚景》以及俞平伯的《春水船》為例,分析了它們所包含的為“舊式的詩體詞調”多難傳達的“細密的觀察”、“曲折的理想”。這裡從胡適的《鴿子》來簡單分析其“詩體大解放”的觀點:

　　雲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氣!
　　有一群鴿子,在空中遊戲。
　　看他們三三兩兩,
　　回環來往,
　　夷猶如意,――
　　忽地裡,翻身映日,白羽映青天,十分豔麗!

　　在這首詩中呈現了以下特色:首先,在形式上,全詩六句,參差錯落,每句字數不等,用韻也富於變化,語言上已達到了相當的口語化,已明顯突破了舊體詩詞格律的束縛,可以說是胡適此時期所強調的“詩體大解放”的較為成功的範例。其次,該詩的音節大體上做到了自然和諧,全詩基本上用自然的語氣,相當流暢。再次,該詩通過“具體的寫法”表達了“抽象的主旨”。即將自己與幾位朋友比作了自由飛翔的鴿子,表現了他們投身新文化運動的自豪感及對個性解放精神和自由的渴求。可以說《鴿子》的出現意味著早期新詩的大的新的進展,詩行在長短不齊中尋找到較為自然的韻味,是用自然的語言,以自然的方式寫出的自然而然的詩。

　　胡適結合古今中外文學革命的經驗,歷史地闡明了文學進化之路根本在於文體的解放。詩體的解放,意味著詩歌形式的革新,內容的進步。詩和其他文學樣式都是時代的產物,時代變遷了,詩體也必然要跟著發生變化,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表現新事物。初期白話詩的“詩體大解放”的功效,不但徹底沖毀了舊詩枷鎖,也為新詩的發展打開了無限的空間。
　　
　　三
　　
　　無可厚非,用現在的眼光來審視胡適時代的新詩,確實存在著諸多的問題。但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章,有一個時代的詩樣。現在看來幼稚,膚淺的詩篇,在當時一直被舊詩佔據統治的詩壇,可謂是大刀闊斧的開天之作了。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持久魅力和頑強生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初期的白話詩卻是一個特殊的現象,它是為了響應外在的文學革命的,是要服從變革語言的歷史使命的,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性與社會意義。“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只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胡適在《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一文中,闡述了自己創作新詩的動機,也反映了當時初期白話詩人的創作態度:新詩創作是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詩人的創作動機首先是來自於一種外在的社會目的。所以,幾乎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是新詩革命還是文學革命,都不是從文學本位提出的口號,其所要達到的目標和效果,也都不是詩和文學所可企及的。胡適提出以白話代替文言的革命主張順應了歷史潮流,同時也滿足了文學內部機制調整變更的需要。

　　《談新詩》表層關注的是白話文理論的本體建設,深層關注仍是文學的外部因素即社會意義。論新詩是為了論白話,論白話還是為了社會的解放與人的精神的解放,他極力提倡“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即用白話創作文學,通過文學來推廣白話,這些都與胡適改造社會的理想密切相關。顯然,注重強調文體的社會意義是五四時代大部分先行者的價值取向。
　　
　　四
　　
　　對於新詩,我們不應求全責備。胡適作為“五四”白話新詩運動中“打頭陣”的人物,其新詩理論意義深遠。一方面體現在其後詩作的內容上,比較廣泛地表現了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在題材上,擺脫了舊詩的束縛,廣泛書寫社會現象和人生問題。另一方面,白話新詩的嘗試也體現了新詩先驅者破舊立新、勇於探索新形式、新技巧和新風格的自由開拓精神。拿《談新詩》的理論創作實踐《嘗試集》來說,現在看來雖然尚顯單薄,但是,其價值就在於其首開風氣的大膽“嘗試”。胡適積極地鼓勵“大家都來嘗試”的態度和做法,對新詩的創作無疑起了催生的作用。在白話新詩中最多體現的是一種文學的自由氣息,他們歌頌自由自在的生命,追求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形式和技巧,敢於突破僵化了的傳統詩歌規範。胡適所創造的“胡適之體”,以通俗明白為主要特徵,他那種將“舊詩音節的精彩”“容納在新詩裡”的做法,不僅代表了一種早期白話詩的創作傾向,並且對以後的新詩形式建設也有相當的影響。白話新詩者的理論和實踐的較好統一,使白話新詩有了堅實的基礎,符合了時代的要求,為以後中國新詩的全面發展開創了道路,它是中國新詩的偉大起點,開拓了一代詩風。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五四”白話新詩確實是處於新詩的初創階段,其不成熟是明顯存在的事實。“五四”白話新詩的歷史任務是否定舊詩,解放詩體,通過理論和創作證明白話寫詩的必要,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只重“白話”不重“詩”的傾向。梁實秋在1931年所發表的《新詩的格調及其他》中說:“新詩運動最早的幾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話’,不是‘詩’,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擺脫舊詩的藩籬,不是如何建設新詩的根基。”梁實秋對五四新文學確實存在一些偏激的觀點,但是,他關於白話詩的一些看法,還是中肯的。

　　所以,從審美目的的類型方面看,舊詩有舊詩的美,新詩有新詩的美。它們應該是各得其所,不可替代的。現在有人提出新詩與舊詩的高下優劣問題,這個問題個人覺得是個永遠也辯不清的問題,我相信,新詩的產生與發展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是一種自然趨勢,是一種無法阻擋的必然。
　　
　　參考文獻:
　　[1]朱自清:《現代詩歌導論》,《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上海書店影印,1982。
　　[2]胡適:《胡適文集•談新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3]胡適:《嘗試集•自序》,《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中華書局,1993。
　　[4]朱德發:《五四文學初探》,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
　　[5]陳建華:《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季美豔:青島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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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中的新詩--早期白話詩（1921年前）

（一）新詩發展的概況

陣地：在發展初期，新詩主要發表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學燈》、《覺悟》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

第一批白話詩人：如胡適，劉半農，劉大白、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骨幹，連李大釗、陳獨秀、魯迅也都寫過新詩，這都說明了新詩與"五四"思想革命的密切聯繫。

最早的詩社：1922年，葉紹鈞、劉延陵、朱自清等以"中國新詩社"名義創辦第一個新詩刊物《詩》月刊。

（二）胡適與《嘗試集》

胡適(189l--1962)是最早在《新青年》上發表白話詩的人。他於一九二O年出版的《嘗試集》，是中國最早出現的一部新詩集。但其中寫於他留美時期的作品"不過是一些洗刷過的舊詩！"-九一七年回國以後的作品，在詩的形式上出現了新的變化。在遣詞、造句、用韻，音節等方面，打破了舊體詩的束縛，顯示了他在新詩創作上的探索的勇氣。

他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上，率先發表了《白話詩八首》，其中《朋友》(後改題《蝴蝶》)一詩創作於1916年8月間詩中寫道："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這八首白話詩雖然還沒有擺脫舊詩體式的束縛，甚至還殘留著一些舊詩的語句，但它們卻是現代白話詩最早的一批嬰兒，其地位不容忽視。1918年 1月，《新青年》上發表了胡適、沈尹默、劉半農三人的九首白話詩，其中胡適的《一念》表達對於超越時空限制的"我這心頭一念''的肯定。是這樣寫的："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迴旋；／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里的無線電，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我這心頭一念；才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河邊；／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如果將這首詩同前面所引的《朋友》一詩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出，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新詩創作在運用白話和打破舊詩體式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進步。1920年3月，胡適的《嘗試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充滿了矛盾，顯示出從傳統詩詞中脫胎，蛻變，逐漸尋找、試驗新詩形態的艱難過程。

胡適之所以能夠首開白話新詩的創作之風氣，是與其以白話代替文言的文學主張密切相關的。1915年至1916年在美國留學期間，胡適常常就中國應以白話取代文言的問題與朋友們進行討論；然而，朋友們認為白話可作散體文章，卻不能作韻體文。胡適認識到，人們之所以承認白話可作散體文章，是因為中國古代已存在大量優秀的白話散體文學；要徹底實現以白話文學為文學正宗的主張，關鍵問題是要寫出像樣的白話詩來。

初版《嘗試集》分為兩編。收在第一編中的詩作於1916年8月至1917年9月作者到北京以前。嘗試重點是"以白話入詩"，仍然不能擺脫舊詩詞語言模式與文法結構法則的支配與制約，結果就寫出于半文半白、半新半舊的詩。胡適真正走出"以傳統反傳統"的怪圈，是從他翻譯了美國意象派詩人莎拉替斯代爾的《關不住了》原詩題為《在屋頂上》以後，胡適自稱是他的"'新詩'成立的新紀元"。可以說，胡適是在美國意象派詩歌的啟發下，意識到了必須"充分採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做長短不一的詩"，把"詩的散文化"與"詩的白話化"統一起來，才能跳出舊詩詞的範圍，實現"詩體的大解放"。

意義：《嘗試集》中的某些詩歌確實從中國古典詩歌的形式傳統中掙脫出來，開始具備了現代漢語抒情詩形式法則的雛形，人們因此稱《嘗試集》為"溝通新舊兩個藝術時代的橋樑"。胡適的新詩多是即事感興、即景生情之作，雖然少見洶湧奔騰的詩情和飛雲翻卷般的想像，但大都言之有物，不乏情趣；在表現手法上，則或用直接的描寫，或用淺顯的象徵。

局限性：
1、思想上不十分充分、完美地傳達時代情緒。
2、形式上帶有五言、七言格式，缺乏更大的創新性。
3、總體境界不夠開闊，提倡有方，創造乏味。自稱為"放過腳的女人走路"。

（三）早期其它詩人的詩作（劉半農、劉大白、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周作人。）

胡適曾經指出，和他一樣"從舊式詩詞、曲裡脫胎出來"的早期白話詩人，還有新青年社中的沈尹默(1883-1971年)和新潮社俞平伯(1900-1995年)、康白情（1896一1958年）、傅斯年(1896-1950年)，他們的一些作品可以說是"詞化了的新詩"。

劉半農（1891--1934）：代表作詩集《揚鞭集》（1926）《瓦釜集》（1926）現實感強的詩歌收集在《揚鞭集》中，用江陰方言寫的民歌體詩作，結集為《瓦釜集》。

內容上：非常具有真實性，強調以真為主。1、真實地描繪現實、人生。揭露貧富對立、讚揚勞動人民美好品質。

代表作《相隔一層紙》（1917年10月）其意境顯然是脫胎于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通過屋內富人烤得要死，屋外乞丐凍得要死的鮮明對比，表露了作者對黑暗社會現實的憤懣和對貧苦人悲慘命運的同情心。但由於作者把不同階級生活作了尖銳的對比，就比較有力地揭露了社會黑暗，收到了較為強烈的藝術效果。此外，如《學徒苦》，以真切的生活圖景，揭露了店主翁和店主婦對稚幼的學徒的奴役和摧殘。

在五四時代精神的感召下，劉半農在早期詩歌中還歌頌了勞動人民的美好品格，表現了對於未來的樂觀信念。《老牛》一詩，便歌頌了勞動者的勤勞、堅韌、無私無畏的品格。長詩《敲冰》，尤其值得稱讚。詩中寫的是乘船者和撐船人，不顧"懶怠者"、"怯弱者"和"緩進者"的規勸和阻撓，同心協力，日以繼夜，奮鬥不息，終於用木錘敲開了冰封的航程，從而表現了樂觀進取的時代精神。

2、抒發內心情感，批露內心世界。愛情詩的創造。《叫我如何不想她》（1920）

形式上：劉半農在改革詩歌形式和音節上也曾作了各種嘗試和探索。他後來曾說："我的詩在體裁上是最會翻新鮮花樣的。當初的無韻詩，散文詩，後來的用方言擬民歌，"擬曲"，都是我首先嘗試。"（無韻詩、散文詩的創作《無聊》、韻律詩的創作《叫我如何不想她》（1920））尤其可貴的是他對民間歌謠的採集，整理、學習和改造。《瓦釜集》中的詩，有的是民歌民謠的收集和整理的成果。詩人在《瓦釜集·代自序》中說"集名叫'瓦釜"，是因為我覺得中國的'黃鐘"實在太多了"。"黃鐘毀棄，瓦釜齊名"，他要盡力"把數千年來受盡侮辱與蔑視，打在地獄裡而沒有呻吟的機會的瓦釜的聲音，表現出一部分來。"詩人在這方面的主張和實踐：對於以後中國新詩創作的群眾化和新的民族形式的創造，都具有開創意義。

劉大白(1880-1932)在新詩創建時期的貢獻是很值得重視的。在五四新思潮的激蕩之下，他從一九一九年開始創作白話新詩。出版新詩集《舊夢》和《郵吻》。

內容：早期詩歌中，不乏寫景詩和愛情詩，也有些哲理性的小詩。但是，最能體現劉大白早期詩歌思想和藝術特徵並一向受人稱讚的，卻是那些揭示民間疾苦、反映階級壓迫和勞動人民（農民和手工業者）痛苦生活的詩篇。代表作《賣布謠》、《田主來》。

《賣布謠》一詩，與白居易的《賣炭翁》不無淵源關係。但它卻從一個角度逼真地寫出了二十世紀中國農村瀕於破產的社會現實。那些農村的小手工業者，儘管勤懇到徹夜不眠，也儘管儉樸到不肯用自己織的布來補破了的褲子，但仍然擺脫不了貧困破產的命運。因為"土布粗、洋布細。洋布便易，財主歡喜"，因為"上城賣布，城門難過，放過洋貨，捺住土貨"；而且由於"沒錢完捐"，還要"奪布"和"押人"。結果，只能"餓倒哥哥嫂嫂！"這便生動反映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對農村小手工業者的排擠和威壓的苛烈。反映農民苦難生活，控訴地租剝削的罪惡，在劉大白的詩歌裡表現得十分突出。其中《田主來》一詩是具有代表性的。詩中寫的是田主向農民討租的情景。先寫田主一來給農民一家帶來了何等的驚恐和慌亂：一聲田主來,／爸爸眉頭皺不開。/一聲田主到,/媽媽心頭畢剝跳。於是趕快"掃地"、"上灶"，備下米、酒、魚、肉來招待不算，還得借只老母雞來頂上田主"照例"要的"租雞"，怕的是得罪了田主,"明年田腳都難保！"詩中還通過一個農民孩子的口，揭露了田主對農民盤剝的殘酷和農民的憤怒與抗議。因此，農民不僅把田主同"賊"、 "狗"相比，而且說他們是"明吞面搶真強盜!"。

形式：民歌、民謠的形式融匯到新詩中，有古樂府的風格。如《賣布謠》等，卻是民歌、民謠的格調，平易，暢達、樸素。

劉大白、劉半農的詩在文學史上稱"新元白詩"或"新元白詩派"。

此外，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周作人等人，也不失為新詩的拓荒者。

沈尹默以後轉向寫舊體詩，但他的《三弦》、《月夜》都是初期新詩的代表作。俞平伯和康白情，均為五四前夕出現的"新潮社"的成員，俞平伯（古文學大家，建國後對"紅學研究"《紅樓夢書簡》）早期的詩均收於《冬夜》。以後還曾陸續出版《西還》、《憶》和《雪朝》(與朱自清等人合集)等新詩集。他的詩由於舊詩詞的影響頗深，從詞語、音律到表現手法，都還顯露出從舊詩詞蛻化出的痕跡。

康白情，早期有詩集《草兒》(後重編為《草兒在前》)問世。他的寫景詩很受人稱讚。有人稱他為"設色的妙手"；有人說"他的描寫才是他對於新詩的一種貢獻。"他的這類詩，色調清新，不落俗套，表現了初期白話詩的新鮮活潑的特點。《草兒》一詩是耐人尋味的。它表面寫的是牛的辛勞，而暗喻的卻是人的疾苦。詩的最後一節寫道： "牛呵！人呵！草兒在前，鞭兒在後。" 這便是說，那扶犁執鞭的農人，不也是和那耕牛一樣，為著可憐的溫飽而忍受著鞭蹬之苦嗎?

周作人對早期白話新詩的創建也有一定貢獻。他早期的詩收於八人合集的《雪朝》中，後重編為《過去的生命》。他的詩，很少有脫胎舊詩詞的痕跡，不重押韻，只重"自然的音節"，是地道的自由詩體。所以-上手，便給人以面目一新之感。他的一首《小河》(1919．1)曾被胡適譽為"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

（四）早期白話詩的特色--中國現代新詩的最初形態及局限

胡適所說"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是這一時期詩人在藝術上的共同追求。

1、手法上：主要運用白描和托物寄興。這樣，早期白話詩就自然分為兩類。一是用白描手法如實摹寫具體生活場景或自然景物，顯示出客觀寫實的傾向。如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胡適的《人力車夫》，周作人的《路上所見》，劉大白的《成虎之死》，朱自清的《小艙裡的現代》等，都是對民間疾苦、社會人生的實寫，可以看到古樂府的影響；俞平伯《冬夜之公園》、康白情《江南》、傅斯年《深秋永定門上晚景》等都是純粹的寫景詩。

另一類則通過托物寄興，表現詩人對社會人生的感悟與思索，如胡適《鴿子》、《老鴉》，周作人《小河》，沈尹默《月夜》等；也有的是直接表現某個抽象意念，如魯迅的《夢》、《人與時》，胡適《一念》，玄廬《偶像》，劉大白《淘汰來了》等，正是在這些新詩裡，虛化意象與寓言意象大量出現，並且表現了強烈的主觀意志，偏於說理的"意義凸現"的特徵，都是中國傳統詩歌裡並不多見的。

2.    詩的形式上：早期白話詩主要表現出散文化的傾向和平實的風格。

散文化傾向：基本不用韻，不顧及平仄，隨情感的起伏變換長短句式，如同水緩緩地流過，自然形成了舒緩自如的內在節奏；同時，大量運用虛詞，採取白話散文的句式與章法，以清晰的語義邏輯聯結詩的意象：這都根本有別于傳統詩歌。

平實風格：表現為一些早期白話詩人則熱衷於向民間歌謠傳統的吸取與借鑒。1920年成立的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它的發起人與參與者大都是早期白話詩人，如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等，由此而開始了現代新歌"歌謠化"的努力。劉半農在從故鄉江陰采風的同時，還用江陰方言寫作"四句頭山歌"20餘首，編成《瓦釜集》，在隨後寫作的《揚鞭集》裡也有現代山歌的創作.

劉大白《賣布謠》、《田主來》等詩也直接借鑒了民間歌謠的體式。這自然也是對傳統詩歌的文人化、貴族化傾向的一種反撥，與"五四"文學"平民化"的思潮是相一致的。

3.    思想上：朱自清曾經指出："民七以來，周氏提倡人道主義的文學至今還為新詩特色之一。"人道主義是個性主義和博愛主義的統一，在新詩中，這兩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胡適的《老鴉》、周作人的《小河》、陳衡哲的《鳥》等詩作，雖然表現方式各異，卻都顯示了一種追求自由的個性主義精神。以博愛主義為本的詩作更是比比皆是，胡適的《人力車夫》，沈尹默的《人力車夫》、《宰羊》、《鴿子》，劉半農的《車毯》、《相隔一層紙》、《學徒苦》，俞平伯的《無名的哀詩》等，或者對下層勞動者的疾苦表示同情，或者對弱小動物給予憐憫，都是博愛精神的-種體現。初期白話詩人為新詩誕生立下了不朽功勳，但他們的詩作也存在著嚴重缺陷。

首先是過於平實，情感濃度不夠，想像力不足，缺少回味和餘香。

早期白話詩裡，無論是白描，還是比喻、象徵，都無不具有明白而平凡的特點；從另一面說，則是缺乏飛騰的藝術想像力。早期白話詩大都"具有'歷史檔'的性質"其歷史價值與局限都在於此。這與早期詩人對詩的內在特徵如偏于表情、富於想像等並不十分明瞭有關。也反應了他們對詩與小說等"再現性"文學的區別重視不夠。

其次是詩的語言有散文的傾向。他們只注重新詩語言與舊詩語言的區別，亦即白話與文言的區別，而不注重詩體語言與其他文學體裁語言的區別。他們雖然出於習慣也寫了不少押韻的詩，甚至還講求過雙聲疊韻，但基本的指導思想則是追求所謂"自然的音節"。過分追求"音節"的"自然"，便難免使詩的語言失去應有的韻律美或節奏感。不過，這些都是前進中的缺點，隨著新詩的發展將漸漸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