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規範化的意義

「規範化散文」的第一個意義，就是證明日常語言經過琢磨和洗煉，可形成一套實際可用、又具藝術水平的語言工具。從宏觀角度看，這規範化最少具三個意義：

1.   從整個文學史發展的意義來看，現代散文規範化重新確立歷代白話文學的地位和價值。

2.   現代散文規範化證明二十世紀作家在散文創作上和創作實力上都足以承繼白話文學的傳統。

3.   散文規範化也顯示創作前路有遼闊的開拓空間。

第二個意義是規範化的散文語言，揭示一個重要的創作提示。作家以日常口語創作，這口語已是「知識分子」的口語。再仔細一點，「知識分子」口語也不是「劃一」的語言，它隨着作家的語言規律，如語序、語言習慣等而建立語言個性。

第三個意義是「規範化」具有指導性，「規範化」即建立規模，樹立典範。

何謂散文的規範化？散文規範化需要甚麼條件？

散文的規範化是指散文語言的規範化，語言的規範化具有兩個層次：

1.   散文「實用性」層面的規範化和「 基礎性」的規範化過程，即為白話建設規律，使語言生發有效傳意的效果。

2.   其次是語言藝術的規範化，將日常口語化成一套具藝術水平的文字工具用以寫作，口語在作家手裏開始經歷一段琢磨、洗煉的過程，這就是語言藝術層次上的規範化。

規範化的散文語言，應有以下的一些條件：

1.   語言乾淨：不帶文言、歐化等不良雜質。

2.   語法正確，善達意；修辭適當，有美感。

3.   語言要流暢：這是散文的文氣所在。

4.   描摹準確：描畫對象要準確，遣詞用字要能反映對象特徵。

5.   注意語言節奏：作品要掌握白話的語調和語速。

促成散文規範化的背景

在二十年代，散文家的文章愈寫愈流利，使散文走向規範化。這個時期出現規範化的語體文，有其特殊背景：

1.   教育當局定白話為國語：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頒行以白話為國語，通令全國學校採用。這項措施有利白話文的普及和水平的提升，白話文的應用範圍，已由一般實用的、知性的，拓展到文藝的、抒情的，這對促成散文的規範化有積極作用。

2.   作家集中於北京和上海，有利建立標準的寫作語言：中國幅員廣闊，方言土語甚多，各有特色，二十年代作家多集中於北京或上海，這對於寫作語言起調適和統一作用，有助散文的規範化。

3.   語文教育的開展：這時還有一些對語文教育，特別是語文寫作教育極有心得的作家兼理論家，如夏丏尊、葉紹鈞等，他們致力提高散文水平，出版《文心》、《文章講話》、《閱讀和寫作》等指導性著作，又編寫中文課本，對指導散文創作、提升散文水平和散文規範化助力很大。

4.   傑出的作家與作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出色的散文家寫了可作楷模的作品，如魯迅〈秋夜〉、周作人〈烏篷船〉、冰心〈笑〉、 朱自清〈背影〉、 鄭振鐸〈黃昏的觀前街〉、 葉紹鈞〈藕與蓴菜〉等，都是好的作品、好的示範、好的教材，這些作品不單提供優美適用的語言為散文定立規模，而且也示範散文不同的體裁和多元的表達方式。

5.   有力的客觀條件：眾多發表作品的刊物，當然還有報章期刊，為散文提供發表園地， 如《語絲》周刊、《文學周報》、《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小說月報》、《文學旬刊》、《創造季刊》、《洪水》、《創造月刊》、《北新半月刊》、《學燈》、《覺悟》等，這些刊物披露作家作品，讓大量讀者能接觸各種散文體裁。

語言規範化對散文發展的意義

早期的散文，首要之務就是以白話寫作，「白話究竟能否產生優美的散文」是一個極待解決的問題。「散文的規範化」成為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規範化散文」第一個意義，就是證明日常語言經過一段時間的琢磨、揚棄和洗煉，可形成一套實際可用、又具藝術水平的語言工具，作家能以口語成功寫出具藝術水平的散文。從宏觀角度來看，散文規範化最少具三個意義：

1.  從整個文學史發展的意義來看，現代散文規範化重新確立歷代白話文學的地位和價值，證明白話文學足以跟文言作品並駕齊驅。到了二十世紀，以白話文學為文學的主流和正宗，是合乎文學發展規律的。

2.  現代散文規範化證明二十世紀作家在散文創作領域上和創作實力上都足以承繼白話文學的傳統。

3.  散文規範化當然也顯示了創作前路有遼闊的開拓空間。我們回顧現當代散文的發展，便可看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散文發展史上第一個黃金時期，其醞釀時期就是二十年代的散文規範化時期；第二個黃金時期，就是那剛剛過去的九十年代散文，它的原始力量也來自二十年代的規範期。第三個黃金時期似乎在積蓄力量，醞釀生發中。

第二個意義是規範化的散文語言，彰顯一個重要的創作提示。純口語或日常用語不是理想的散文語言，作家以自己的「知識分子」口語創作，這種「知識分子」口語已不是市井俚俗的口語，而是具文字法度的語言。再說，「知識分子」口語也不是「劃一」的語言，而是按作家的語言規律，如語序、語言習慣等而建立語言個性。這是規範化帶給作者的創作提示。

第三個意義是「規範化」具有指導性。「規範化」即建立規模、 樹立典範，對初學者學習創作有積極的指導作用。這個指導包括語言藝術的運用和散文體裁的示範：體裁方面指導作用較少，體裁形式成形後，以後作家只在佈局謀篇上下工夫，轉變和彈性都較少；但體裁裏的語言運用、措詞技巧、句法建構等指導性相對較多。

何謂散文語言的規範化？

文學革命後，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文學的主流語言。白話是日常語，並非純粹的文學語言，以白話作為散文的表達工具，就得重新改造和仔細整頓，從而建立規範化的文學語言。所謂散文語言規範化有兩個層次：

1.  第一個是實用方面的層次。白話就是口語，它的作用是直接以聲音傳意。以口語創作，就得好好提煉加工，使它由聲音的講說傳意，變成具穩定性的文字傳意。這種為語言建設規律，使語言生發有效的傳意效果，就是言語的規範化過程， 也就是散文「實用性」層面的規範化和「基礎性」的規範化過程。

2.  層次較高的是語言藝術的規範化。現代散文由1917年起到1921年，白話傳意的工具價值已經打好基礎，口語在作家手裏開始經歷琢磨、揚棄、洗煉的過程，變成一套具藝術水平的文字工具，作家使用這套語言文字創作，對語言選擇和編排、用字造句、煉字修詞與作者的藝術氣質和題材需要等，都作了理想的配合，這就是語言藝術層次上的規範化。

總的來說，規範化的散文語言，應有下列一些條件：

1.  語言乾淨：所謂乾淨，就是文章用語以白話為主，間以配合文言的句子或詞彙，但要不礙文氣，不喧賓奪主；歐化句法亦可，但要自然、適度，最好能增加文字的活潑性和新穎感。

2.  語法正確，善達意；修辭適當，有美感：前者要字詞清晰、明確，骨架穩固；後者要表現體態，字詞優美。

3.  語言要流暢：這是散文的文氣所在。「是」、「的」、「了」、「麼」等字不宜多，白話結構比文言鬆散，句子容易寫得長，長句子每每窒礙文氣，影響流暢度。生硬的詞彙、概念，也會成為句中沙石，可避免就避免，可轉化就轉化。

4.  描摹準確：描畫對象要準確，遣詞用字要能反映對象特徵，寧實勿虛。

5.  注意語言節奏：作品要掌握白話的語調和語速，使之在文中形成一種語言節奏，這節奏固然來自潔淨的文詞，安排句子長短得宜，更要與內容題材、感情色彩緊密配合，語言的快慢節奏由文裏的字詞和感情控制，緩急有度。若能兼顧聲調變化和靈活字句結構，就能營造優美的文章節奏。

以上五項不過是規範化的基礎指標，規範化作品不能算是最高水平的作品。若以整個二十世紀的語體文水平來說，這個時期的散文水平尚有提升餘地。

試以「形式改革」和「內容改革」評論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事」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主要理論是「八事」，即：

1. 須言之有物：道出以情感和思想為文學的內容，反對「文以載道」。
2. 不摹仿古人：申明「文學是進化的」。
3. 須講求文法：說明創作須 有語言規律。
4. 不作無病之呻吟：主張文學內容應健康積極。
5. 務去爛調套語：主張創作宜求真求新。
6. 不用典：不用狹僻之典免礙文氣。
7. 不講對仗：指出對仗為文學末技，故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8. 不避俗字俗語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究竟是源自于西方文學中的“意象派”，是舶來品，還是對傳統中國文學的反思？是胡適個人的發現，還是也有承襲于清末與民國初年以來其他中國文學家的思想？這兩個質疑，一直在文學史的學術界有爭論。就是胡適本人，也都有些語帶保留，必須綜合他多篇發表在《新青年》、《胡適留學日記》等文章，才略微能夠整理出胡適思想的脈絡。

不過，由於白話文學的發展，對於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劃時代的，而白話文學理論的緣起，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起了關鍵轉折，殆無疑義。

持平的說，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融合了他出國留學前就奠定的深厚的中國文學基礎，以及對傳統中國文學的反思，並且在美國留學期間觀察了西方文學的演繹，吸納文藝復興（Renaissance）以來，改變了傳統使用拉丁文，而改用意大利、法國、德國等“本國文”寫文學作品的啟示。胡適融合了中西文學發展的反思，而提出了《文學改良芻議》，儘管其中有西方“意象派”詩歌運動中的“六戒條”的影子，但是，不能掩蓋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重要貢獻。

《文學改良芻議》是針對封建文化的弊病，提出針砭。八事主張提出了文學改良的要求和新文學的一些標準。

新文學主張“今天的人說今天的話”，就是不僅是人的思想，也包含了人的情感，也就是“須言之有物”。情感是文學的靈魂，沒有了靈魂，文章就會讀來枯燥無味。在寫人的思想時，沒有情感，就會只有骨架而無血肉。這樣，就會成為在做“無病呻吟”。用自己的情感，講自己想說的話，而非“為賦新詞強說愁”，如此才不會無病呻吟。也不會整天用典、用陳腔濫調、只講對仗，讓文章顯得辭藻雖然華麗，實則內容虛無有餘。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多半認為胡適的八事主張區分為「形式改革」和「內容改革」兩個方面。今天觀察，其實這八事，多半為一體之兩面，要“言之有物”，“不做無病呻吟”，則必須做形式改革，不模仿古人、不陳腔濫調、不用典、不對仗，用俗字俗語，則容易容易讓今天的人聽懂今天的話；能夠做好形式改革，自然就可以言之有物，不會無病呻吟。然而，胡適還是不能完全擺脫傳統文學的束縛，還是要求“須講求文法”。

今天回顧。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標準有些模糊。就內容改革而言，則不如周作人的“人的文學”說的清楚。周作人說“所謂「人」的文學，就是以「人道主義為本，對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的研究的」文學。”這個定義比胡適清楚許多。在形式改革方面，以比較講究文法的新詩文學來說，在用詞、用韻、音尺等方面的要求，無論是後來的徐志摩、何其芳、戴望舒等人的詩學理論與實際作品，都要比胡適高明許多。

五四文學思潮

在啟蒙思想這個大思潮下，文學思潮也赫然啟動。五四文學思潮可有三個主流觀念和三個審美特徵。從文學觀念來看，現代文學的思想潮流，可從「人的文學的觀念」、「文學的進化觀念」和「雙向的文學價值觀念」三方面來論述。而從文學的審美角度來看，又可由「求真」、「趨新」和「悲劇性」三個特徵來說明。

1.   人的文學的觀念：「五四文學思潮就是一種對人的發現和肯定的文化。……五四文學思潮中以人的文學的觀念作為它的標幟，正是這一時代的啟蒙思想在文學領域中的必然表現。」（所謂「人的發現」，是個人生命的解放、個人價值的重建、個人存在的肯定和個人自由的確立等觀念的建構。歸納來說，「人的文學的觀念」就是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相結合而成的文學主流。

2.   文學的進化觀念：胡適認定白話文學必能成為中國文學的正宗， 這就是以「 歷史進化的眼光」 來說中國文學的進化。「胡適從兩個層面來貫徹這一思想。首先提出『當造今日之文學』的任務：『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其次，文言是死人的語言，白話是今人的語言，用今人活語言代替古人死的語言，這是順天適時的『自然趨勢』。」（ 此外，胡適提倡白話文，不僅是提倡一種新的應用語體，而且藉着提倡這運動，將中國文學帶入國際性的文學世界裏去。

3.   雙向的文學價值觀念：雙向的文學價值是指「文學的藝術價值」和「文學功利價值」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這兩種相反的價值取向，在五四文學思潮裏是兼容並包的。作家的創作，既要照顧作品的藝術價值，也要重視作品的實用性和社會意義，這是五四以後所有作家共同奮鬥和實踐的方向。

五四的文學思潮當然也包括藝術性和審美觀。雖說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仍在起步階段，但也有其藝術特徵，那就是「求真」、「趨新」和「悲劇性」這三方面，也是作家創作時共同營造的藝術思潮。

1. 求真：「五四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們把真實看做文學的生命， 既在理論上多方闡述，又在創作中身體力行，求真也就成為五四文學思潮的一個重要審美特徵。」（在啟蒙思想的映照下，求真是必然的路向，因為啟蒙必須真誠，必須言之有物，真誠、真實、真摯都是實踐啟蒙的必須條件。重視個人的道德操守是文人堅守的精神誡律，虛偽空洞的作品就必然被視為失敗的作品。
2.  趨新：「 趨新是五四時代的風尚， 也是五四文學的風尚，在文學思潮中就集中體現了這一審美傾向。」（「趨新」是屬於五四年輕奮進的年代的，如要用一個字概括五四精神，必然是「新」。新的內容、新的表現手法，都是當時文人所斟酌和用力處。趨新是一種創作的價值取向，也是讀者和年輕人的普遍意欲。因此，五四作家幾乎沒有人迷戀骸骨，擁抱陳腐。
3. 悲劇性：革命必然帶有悲劇性，不過這種悲劇性不是純然負面的、消極的。一個需要啟蒙和犧牲的時代，是一個悲劇的時代。「五四文學思潮悲劇性特徵在新文學創作中得到 鮮明、集中而強烈的體現。魯迅筆下的『狂人』發出『救救孩子』的悲憤的吶喊；郭沫若的『女神』唱出了一曲悲壯的時代之歌；胡適的『嘗試』也充分展示了『即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的先驅者的悲慨。」（然而，在這悲劇性的氛圍裏，我們仍可感受到一股蓄積着的力量等候爆發，它是積極的、奮發的。

何謂「現代文學」

以下闡釋「現代文學」的基本定義和特色，以顯示「現代文學」一詞的學術意義。

從「新文學」一詞說起

現代文學以往稱為「新文學」或「白話文學」。「白話文學」含義褊狹，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後已幾乎棄用。自五四運動以來，學者每多採用「新文學」一詞，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華大學開設現代文學課程時，即稱「中國新文學研究」，這起了權威定名的作用。其後，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36年出版）時，取名亦用「新文學」。此後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多採用這個名稱。「新文學」一詞很有時代意義，既有「這是最貼近時代的文學」，還具有「活的文學」和「文學是進化的」等等脫舊揚新的含義，意義正面而豐富。

然而，文學不宜有新舊之分。有一些新文學史著作，改用「時段」而不稱新舊，如陳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錢理群等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踏入21世紀，更有學者用「世紀」來論述現代及當代文學，如徐國倫、王春榮的《二十世紀中國兩岸文學史》、黃修己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等，這些論著，都給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學，結一個百年總帳。

傳統文學史的著述都是以朝代作分期的，所依標準基本上是一種歷史尺度， 是具政治性的。所謂改朝換代，就是政權的更替變換，以這種方式討論文學發展有它的好處，因為新朝代的出現，每每出現新文化、新精神，而新朝代的政治改革也必然影響文學的發展，以這樣的方法闡述，頗方便也具相當的準確度。現代文學依據年份的著述方式，是以文學發展為參考條件，按文學發展的轉變特色作時段式討論，這種著述方式是比較細密的。除了這個說法外，你還想到別的觀點嗎？

現代文學的年代是怎樣訂定的？

「現代」一詞，站在學術角度來看，它是一個「歷史用語」。史家慣稱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1839–1911）為近代史，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911–1949）為現代史，1949以來是當代史。

以歷史尺度劃分百多年來的變化，使用的尺度就是「政治尺度」。本科採用「現代」一詞，基本依照歷史的尺度。但是，我們列出1917到1949年為年限，這就不是純然政治的劃分，而是以「文學尺度」為主導的劃分。文學革命不起於辛亥革命，所以我們不以1911年為現代文學的起點；我們以1917年為起點，因為這是爆發文學革命的一年。我們將現代文學的時段定在1917至1949年，因為在1917年文學革命開展後，不久便扭轉了整個文學的發展方向，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正統地位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大轉變；1949年，一個新的政權取代三十八歲的國民政府，新的政治措施也明顯駕馭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文學內容和寫作方向都有變化。此外，台灣和香港也成為另外兩個「開別樣的花、結異樣的果」的文學園地，這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現象。

本書所要討論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為開端，而止於1949年7月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的召開。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文學”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儘管這些年學術界不斷有打破近、現、當代文學的界限，開展更大歷史段的文學史研究（例如“20 世紀中國文學”、“19世紀以來中國文學”、“近百年中國文學”研究）的建議，並且已經出現了不少成果，但由於本書的教科書性質，必須適應現有的大學中文系課程的設置，以及現有的學術研究格局， 在未做全國性的變動之前，以“三十年”為一個歷史敍述段落，仍有其存在的理由與價值。

在本書的歷史敍述中，“現代文學”同時還是一個揭示這一時期文學的“現代”性質的概念。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 心理的文學”。

這樣的“文學的現代化”，是與本世紀中國所發生的“政治、 經濟、科技、軍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相適應，並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在促進“思想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方面，文學更是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因此，本世紀中國圍繞“現代化”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動，特別是人的心靈的變動，就自然構成了現代文學所要表現的主要歷史內容。而中國的現代化所具有的歷史特點，例如，其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同時又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控制，爭取民族獨立與統一的過程；現代化進程中城與鄉、沿海與內地的不平衡，所出現的“現代都市與鄉土中國”的對峙與互滲；以及現代化本身所產生的新的矛盾、困惑⋯⋯，都對這三十年的現代文學的面貌（從內容到形式）產生深刻的影響。不僅現代政治（其核心是國家的文化體制，國家與政黨的文化政策、意識形態）、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商業文化與消費文化）、軍事（包括現行戰爭），而且現代出版文化、現代教育、學術與現代科技都深刻地影響與制約著現代文學的發展。而如何處理“文學與政治”、“文學啟蒙與民族救亡”、“文學與市場”⋯⋯的關係，更是中國現代作家必須面對，並時感困惑的歷史課題，在現代文學發展的三十年中，在這方面既有深刻的教訓，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文學的現代化”自然意味著對中國傳統文學的歷史性變革與改造，同時，作為民族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現代文學也與傳統文學存在著深刻的血肉聯繫。而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受到了西方與東方國家文學的深刻啟示與影響，也是一個無須迴避的事實，與世界文學的血肉聯繫正是文學現代性的一個重要表徵。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現代作家對外來文學資源的利用、改造、變異與融化，這吸取與創造的過程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參與本世紀世界文學的創造，成為其有機組成部分的過程。“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必須解決的歷史性課題，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文學三十年正是這二者的矛盾張力中發展的。中國的作家為此展開了持續的論爭，並做了大量的藝術探索與實踐，同樣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與教訓。

“文學現代化”所發生的最深刻並具有根本意義的變革是文學語言與形式的變革，以及與此相聯繫的美學觀念與品格的變革。這是一個空前複雜的藝術課題，不僅存在著如何處理諸如“文學內容與形式”、“文學的俗與雅”、“形式的大眾化與先鋒性，平民化與貴族化”、“文學風格的時代性與個人化”的關係這類藝術難題， 而且在創作方面的選擇，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各個文體內部的不同樣式、流派、風格的創造，如詩歌方面的格律詩與自由詩，散文的閑話風與獨語， 小說方面的詩化小說與心理分析小說，戲劇方面的廣場藝術與劇場藝術⋯⋯等等，都需要以極大的藝術匠心去進行創造性的實驗。也正是在這樣的探索過程中，終於產生了魯迅這樣的世界與民族的現代學大師，以及一大批各具特色的著名小說家、散文家、戲劇家、詩人、文藝理論家與批評家，他們所創造的現代文學經典，已經成為中國讀者的文學養料，大、中、小文學教育的重要內容，並且成為現代民族語言（現代漢語）的典範，為中國與世界文學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儘管現代文學還存在著許多問題，特別是所付出的代價與收穫的不成比例，但它已經在現代中國的土地上深深地扎根，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它所創造的文學創作實績、已經形成的現代文學新傳統，也足以使其成為獨立的文學史的研究與學習對象。

現代文學誕生的原因

現代文學誕生的原因很複雜，就其大者，可歸結為三方面來論述：首先是政治的刺激，其次是外來文化的催動，最後是文教動力的促成。

政治的刺激

晚清到民初這八十年間，中國政制的不濟、文教的陳腐和科技的落伍等弱點完全暴露出來，知識分子的民族危機感愈來愈強，要在列強的槍炮下求存，要扭轉民族悲慘的命運，不改革、不自強是無法翻身的。這種政治的刺激，起初只看到敗於列強的船堅炮利，因而幻想『以夷制夷』，取西方之技藝，行『器物層』的變革。……但甲午之役，新式海軍北洋艦隊被日軍擊潰，人們進而看到中國失敗的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政治制度的腐敗，於是開始求『制度層』 的變革。……同時作為戊戌維新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梁啟超，從失敗中又認識到，中國落後的更根本原因，還在人民群眾的不覺悟，為『制度層』變革的成功，必須改變國民之魂，進行『精神層』的變革，……有了『精神層』變革的要求，才有文學上的改良和革命， 才促成了舊文學向新文學的轉型。」知識分子要求提升科技、改革政治、改造社會、啟迪民智，這種整體性的改革要求，必然觸動整個文化層的變革，也必然刺激對文學的反省與改革，也刺激了現代文學的誕生。

外來文化的催動

知識分子要求「精神層」的變革，在急於求成和與外來思想文 化作對比後，沒法不一面倒地向外國學習。梁啟超提出的立憲主張，提倡詩界、文界和小說界的革命，基本上都參照了外來文化。王國維以叔本華的悲情哲學論析《紅樓夢》，嚴復譯介《天演論》為新一代學人帶來震撼，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理論和文學史觀等，無一不是來自西方的學術思想。自晚清起，中國精神文化就處於一個非常時期，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自信日漸退減。到了五四時期，幾乎可以說是處於傳統精神文化的「真空期」，所以這個時期外來的思想文化、文藝思潮的影響力空前強大。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內容，即來自歐美詩壇「意象主義」的啟發，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帶着歐洲「文藝復興」的精神，而後來整個現代文學的創作主張，如寫實主 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唯美主義等，更沒有一個不是外來的。外來文化進入中國，起初是靠翻譯，其後又加入了留洋學生。最早期的留美幼童，如容閎、詹天佑，回國後在政教界和工程界很有建樹。現代文學最重要的幾位文學理論建設者，如胡適，留美的；陳獨秀，留日的；劉半農，留法的；周作人， 留日的。重要的作家，如魯迅、郁達夫、郭沫若也是留日的。 由此可見，現代文學的誕生，外來文化顯然就是一股龐大的催生力量。

文教動力的促成

要推展精神層的改革，教育的普及非常重要。推行群眾教育， 除了辦學，最有實效的辦法，就是「辦報」。這一點梁啟超看得準確，他認定要廣推文教，最佳方法就是辦報與革新小說兩途。1901到1921年，報刊、雜誌的刊行增加了十倍左右。梁啟超在戊戌政變時逃亡日本，創辦《新小說》，在1902到1917年間，以「小說」為主題的報刊雜誌就有二十七種。 報刊發達促成民眾教育：群眾的認識面拓展了，接觸文學作品的機會也增加了。另外，報刊雜誌的用語多是淺白文言或白話，現代文學的誕生與提倡白話文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報章使用白話，是白話代文言的一次實驗。還須補充的是：1917年以前已有官話運動，標準白話的使用日趨普遍；此外，又有官話拼音，以字母取代漢字。民國初，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使白話趨於標準化。官話的普及，讀音的統一，使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地方都有基本的共同語，這對文學革命的發軔和現代文學的拓展都有莫大幫助。

以上三個現代文學誕生的原因不是個別的，而是相互影響的、扣連的，而且是延續着的，其後還發展成現代文學的文藝思潮，聚結成現代文學的特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