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

林海音（1918—2001），作品也可以歸入「懷鄉文學」類，但其內涵的幅度可能更繁複多音。林海音父母是台灣人，她出生於日本大阪，1921年隨父母返回台灣，兩年後遷居北京。一住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這古城就成為她台灣之外的另一個精神上的故鄉。

1948年再回到台灣，並開始發表文學創作，從1953—1963年主編《聯合報》副刊，1967年創辦《純文學》月刊（同時由王敬羲主持香港版），翌年成立純文學出版社。期間林海音以敏銳的文學觸感發掘人才，又重視台灣本土作家如林懷民、黃春明、鄭清文、鍾理和等，更鼓勵日據時代停筆的老作家，例如楊逵、鍾肇政、文心、陳火泉、施翠峰等重新執筆創作，因此被譽為「台灣文學的重要推手」。

在創作方面，有長篇小說《曉雲》、《春風》、《孟珠的旅程》，短篇小說集《城南舊事》、《綠藻與鹹蛋》、《婚姻的故事》和《燭芯》等，散文集《冬青樹》、《兩地》、《剪影話文壇》等。其中《城南舊事》更讓她享譽海峽兩岸，在1982年被上海製片廠拍成電影，由吳貽弓導演，並多次獲得國際影展大獎。

《城南舊事》所載，是林海音北京童年的似水年華。她以其溫婉的文筆書寫那種純樸無邪的鄉土感應。全書包括前言性質的《冬陽童年駱駝隊》，以及《惠安館》、《我們看海去》、《蘭姨娘》、《驢打滾兒》、《爸爸的花兒落了》五個短篇；貫串全書的中心人物是英子，時間由1923年開始， 英子由一個7歲的小女孩長大到13歲；由懵懂好奇的旁觀，到因父親離世而驟然擔負起成人的責任。小說以「爸爸的花兒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兩句收束。（林海音，1983，頁229）

隨着英子的觀點改變，故事向前發展，揭示了人世的悲歡離合。另一方面，北平古城在這個小說集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古城不是冰冷的歷史遺跡，而是親切的現實、生生不息的生活。正如齊邦媛為《城南舊事》寫的序文指出：「作者將英子眼中的城南風光均勻地穿插在敘述之間，給全書一種詩意。讀後的整體印象中，好似那座城和那個時代扮演着比人物更重的角色。……《城南舊事》若脫離了這樣的時空觀念，就無法留下永恆價值了。」（林海音，1983，頁3）

林海音在文學創作上的意義，除了鄉愁的點染之外，還有她的「女性」觀照。除了《城南舊事》之外，她的北京書寫更涵括了一系列以舊社會女性婚姻為主題的故事，主要收入《婚姻的故事》、《燭芯》等集。女性觸覺和關注點，使林海音的懷鄉小說顯現出來的韻味，與男性作品中所充溢的緊張氣壓大大不同。

她的出現，同時也見證了當時台灣女性書寫的興盛。學者指出，50年代女作家極為活躍，主要因為隨國民政府來台灣的大陸女性中不少具有高等學歷，加上當時急需中文寫作人力資源，以便推行「國語政策」，由是大有寫作空間。這樣的寫作生態意外地打開了台灣文壇一向為男性主導的瓶頸。

當時活躍文壇的女作家以散文成就最高，至於從事小說創作的則有孟瑤（代表作《心園》）、潘人木、郭良惠（《心鎖》）、童真（《古香爐》）、華嚴（《智慧的燈》）、張秀亞（《尋夢草》）、琦君（《菁姐》）、繁露（《養女湖》）、張漱涵（《意難忘》）、畢璞（《風雨故人來》）、聶華苓（《葛滕》）等。

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文學發展概況

台灣當代小說的源頭，可以溯源到20年代白話文運動，主要由曾在大陸居停的台灣人發動。先是黃呈聰與黃朝聰提倡白話文以為改良社會的工具，繼而張我軍（1902—1955）在報章上鼓吹「新文學」，引發新舊文學的論爭。論戰的結果是新文學方面取得優勢，從此開啟了台灣的新文學發展。

在這段草創時期，賴和發表了短篇小說《鬥熱鬧》，以西方文學的手法反映台灣民眾的現實生活，可說是台灣新小說的先聲，他還創作了《一桿稱仔》、《蛇先生》等篇。同時期的小說家還有楊雲萍、張我軍、陳虛谷、朱點一等。

詩壇方面，用日語寫的新詩，最早是1924年4月追風（謝春木）在《台灣》雜誌發表的《詩的模仿》四首：《讚美蕃王》、《煤炭頌》、《戀愛將茁壯》、《花開之前》。張我軍以中文書寫的《亂都之戀》於1925年12月在台北出版，是台灣新詩史上第一本詩集。

1930—1931年間，台灣出現「鄉土文學」與「建立台灣話文」的議題，在小說創作的質與量俱有改進，也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創作，作家包括陳垂映、林輝焜、賴慶等。

在30年代，台灣也開始出現了不少供新詩發表的園地，如1930年8月《台灣民報》增闢的《曙光》專欄；1939年邱炳南創刊的《月來》詩刊；1940年龍瑛宗創刊，以詩作為主要內容的《台灣藝術》等。詩社方面，有1933年10月由楊熾昌、李張瑞、林修二等人所組織的「風車詩社」，提倡「超現實主義」，力求擺脫傳統的「現實主義」的限囿，是台灣「現代主義」思潮的先驅。

中日戰爭爆發後，在台灣的日本總督府頒令廢止漢文，台灣進入「皇民化運動」時期，4月台灣報紙全面廢止漢文欄，不久雜誌也跟進，台灣作家如張文環、呂赫若、楊逵、巫永福、龍瑛宗等只能用日語創作。

在1943—1945年間，吳濁流以日語寫成《亞細亞的孤兒》，刻劃主角胡太明一生處在台灣、日本、大陸夾縫中生存的知識分子的覺醒，面對苦難亂離的時代，他由不涉政治、保持自我清高，變為全身投入反抗日本統治與抗戰的隊伍中。吳濁流這部小說，成為後來許多台灣小說的精神源頭，影響非常深遠。

詩刊方面，1942年「銀鈴會」創社，在1945年創刊《潮流》，共出季刊五期，輯錄林亨泰、詹冰等人詩作144首，在當時很有影響。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以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為了使台灣人民早日去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1946年，國民政府禁止報刊用日文。國民政府積極推行國語運動，灌輸中國文學、歷史、地理的知識，宣揚三民主義的必要性。這項「去日本化」以達「中國化」的文化重建工作，由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負責。他大力引進魯迅思想，試圖在台灣掀起一場新的五四運動，以重建台灣的文化。台灣作家也漸次放棄日文寫作，重新使用中文創作文學。

1947年2月28日，台北天馬茶房前發生一場查緝私煙的糾紛，釀成全島空前的暴動。這次台灣史上極為重要的「二二八事件」，其肇因當然遠比表面的官民糾紛複雜得多。它至少包括了日本終結殖民統治後台灣人自覺意識的興起，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顢頇粗暴，還有日本殖民建設與中國民族主義所代表的現代意義的落差。這次事件雖然被當時政府以鎮壓方式一時平定，但創痕深重，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二二八事件後，日治以來的台灣本土作家逐漸隱退。到1949年，主持《台灣新生報》副刊《橋》的歌雷與楊逵同時被拘捕下獄。同年5月國民政府發布台灣戒嚴令，12月正式將中央撤遷來台，從此開始了台灣由政治、社會，到文化、文學的新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