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和概念的關係是怎樣的？

「概念」是人們在腦海裏對客觀事物或現象的認識，那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將客觀事物或現象的本質和特徵抽出來，加以概括而成的，最後才由「詞」固定下來。「詞」 雖然 反映概念，但並不等於「概念」。概念跟詞並不存在著一對一的關係。

有時候我們會從不同的角度給事物命名，有時候則以不同的色彩去反映相同的概念。譬如「母親」和「媽媽」都可以反映同一概念，但「母親」有典雅、敬重色彩，「媽媽」則有親切、口語色彩。因此，我們可以因應不同的需要使用不同的詞。

還有些時候，同一個詞可以反映不同的概念，譬如「杜鵑」可以是指花的一種，也可以是指鳥的一種。由此可見，詞雖然反映概念，但跟概念卻沒有一對一的關係。

何謂「造字假借」和「用字假借」？試舉例說明兩者的分別。

《說文解字．敘》說：「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這就清楚表明：把「命令」的「令」借用為「縣令」的「令」，以及把「長短」的「長」借用為「縣長」的「長」，都是把不同意義的字音寄寓在同一個字形中，變成了純粹的表音符號，並沒有產生一個新的字形來，可說是一種不造字的造字法，也就是「造字的假借」。

至於另外一類的假借，並非本無其字，而是本有其字的，只是不用其本字，要借用別的字來表示意義，並且長久地借用，反而把本義完全掩蓋掉，甚至代替了本字的地位。

舉例來說，「草木」的「草」，本來是有個「艸」字的，但卻借用本義是柞櫟實（一種植物的果實）的「草」字來代替。結果，「草」成了「草木」的「草」，其本義卻給人遺忘了，這就是「用字的假借 」。 其他的例子像借「球」代「毬」（「球」本是玉的名稱）、借「說」代「悅」、借「釁」 代「叛」等，都屬於用字的假借。

大陸泛政治化時期詩歌文學 -新民歌運動

在泛政治化時期有三次重要的詩歌運動。在講述這些運動和介紹重要的詩人、詩作之前，先要向你簡要說明一下這一階段大陸詩歌創作的主流觀點—詩歌的政治化。

本篇文章將分三段介紹這個時期的詩歌的政治化、政治抒情詩和敘事詩、和新民歌運動。

新民歌運動

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運動之後發起的又一個大規模的大眾文藝實踐。新民歌運動與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相輔相成，可以視作文學上的大躍進。它的發生，大力推動了大陸當代文學的激進化歷程。

新民歌運動始於1958年春天，當時反右派運動已告結束，在政治大清洗之後，為了迅速改變中國農業、工業的落後狀況，掀起經濟建設的熱潮，這就是著名的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的先聲始於農村。1957年冬，農村已經開始大規模興修水利，為動員群眾參加勞動，各級政府創作了許多歌謠化的政治口號和生產口號，配合生產和宣傳。1958年2月，這些有明確社會功能的歌謠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宣讀，還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以證明群眾對大躍進運動的熱情擁護。這些政治化的民歌引起毛澤東的濃厚興趣，因此，提倡大力蒐集。1958年4月新民歌運動正式開始，全國力量總動員開展社會主義的採風運動，各地成立採風組織和編選民歌的相關機構，並迅速掀起一股詩歌創作的狂潮。據有關資料記載，1958年僅安徽省在幾個月內就創作三億一千萬首民歌，新民歌詩集不計其數。全國的報紙、刊物，紛紛以大篇幅刊登新民歌作品；各地出現了「詩縣」、「詩鄉」、「詩村」的典型。一批民間歌手和工農詩人得到報刊的扶植，受到突出舉薦的有王老九、霍滿生、 殷光蘭、劉章、黃聲孝、李根寶等。這一現象給視為工農兵走上詩壇的創舉。洪子誠、劉登翰《新民歌運動與新詩道路的討論》。

新民歌運動發生的背景，並且分析了新民歌 與五四以來新詩的區別：

第一，作者的不同。新詩以知識分子創作為主，新民歌的創作主體是工農大眾。

第二，內容的不同。新詩表達詩人個人的情感，新民歌表達大眾的集體意志和情感，容納政治運動和國家政策等內容。

第三，語言的不同。新詩以書面語為媒介，語言曲折、含蓄，新民歌以口語為媒介，具有明朗、整齊、易於記誦的特點，利於大眾接受，並能承擔政治動員的功用。

第四，傳播方式不同。新詩主要是個人閱讀的方式傳播，新民歌則以公眾參與的方式，如賽詩會、朗誦詩等形式傳播。

根據上述新民歌的藝術特點，閱讀以下四首有代表性的新民歌片斷，體會當時的詩風。詩中所歌頌的主要是甚麼？

【唱得幸福落滿坡】

南山嶺上南山坡，

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紅花朵朵開，

唱得果樹長滿坡；

田坡林坡果樹坡，

綠草青青牛滿坡；南山坡上放聲唱，

唱得幸福落滿坡。

【我來了】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下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嶽開道

我來了！

【我們說了算】

河水急，江水慢，

還得我們說了算。

叫水走，水就走，

叫水站，水就站。

叫它高來不敢低， 叫它發電就發電。

【河中魚兒跟水走】

我盼阿哥像雄鷹

入社別落人後頭

⋯⋯ 我盼阿哥像河裏浪

跟黨一直走到頭

上面這些詩歌既有歌頌新中國幸福生活的頌歌（如《唱得幸福落滿坡》），也有表現無產階級戰天鬥地英雄氣概的戰歌（ 如《我來了》、《我們說了算》），還有表現人民忠於黨、依靠黨的魚水深情的情歌（如《河中魚兒跟水走》）。這些氣度豪邁、富於幻想的新民歌，正是毛澤東「兩結合」的創作方法，即革命的浪漫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典範。如今看來，這些詩歌非常滑稽，所體現的，並不是自然的民間之聲，而是被煽動起來的政治狂熱。然而，在1959年，這些詩歌都視為最優秀的新民歌作品送往北京，編入1959年出版的新民歌詩集《紅旗歌謠》。《紅旗歌謠》由郭沫若和周揚聯合編選，仿照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編纂過程和體例，經過各地採風，精選300首新民歌結集成書，而得譽為社會主義時期的「詩三百」。然而，新民歌果真是勞動群眾真實情感的書寫嗎？我們今天應該怎樣看待這個運動的文學史意義？

實際上，入選《紅旗歌謠》的很多作品並不是真正的民間口傳詩歌，而是在意識形態的指導下，群眾奉命與知識分子共同參與製作的政治詩。其次，從創作上看，新民歌也不是真正由工農作者所寫的，而是知識分子在工農作者創作基礎上，按政治需要加工的產物。比如《紅旗歌謠》中的著名詩歌《我來了》就是這樣產生的。該詩原來只有四句：「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可是這首詩被視為氣勢達不到大躍進的要求，於是知識分子奉命修改，用一句「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的豪言壯語，大大誇張英雄氣概，塑造出一個「無產階級農民英雄」的形象，以滿足政治的需要。因此，新民歌運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學運動，而是一次規模浩大的群眾政治運動，是當代大陸的文化激進派創建「無產階級新文化」的一項重要實驗，是文革時期政治詩和紅衛兵詩歌的直接源頭。

大陸泛政治化時期詩歌文學 -政治抒情詩和敘事詩

在泛政治化時期有三次重要的詩歌運動。在講述這些運動和介紹重要的詩人、詩作之前，先要向你簡要說明一下這一階段大陸詩歌創作的主流觀點—詩歌的政治化。

本篇文章將分三段介紹這個時期的詩歌的政治化、政治抒情詩和敘事詩、和新民歌運動。

政治抒情詩和敘事詩

1949年後的大陸詩壇，出現最早的是以歌頌新中國誕生為主題的作品。許多著名詩人都曾寫下熱情洋溢、充滿希望的詩篇，表達自己內心的喜悅，比如郭沫若寫過《新華頌》，艾青寫過《國旗》，胡風寫過《時間開始了》等等。

何其芳《回答》一詩，尤其是下面引錄的第七節，體會50年代詩歌的藝術風格。

（提示：詩歌表達的是怎樣的感情？用了甚麼來象徵正面積極的意象？）

呵，在我祖國的北方原野上，

我愛那些藏在樹林的小村莊，

收獲季節的手車的輪子的轉動聲，

農民家裏的風箱的低聲歌唱！

我也愛和樹林一樣密的工廠，

紅色的鋼鐵像水一樣疾奔，

從那震耳欲聾的馬達的轟鳴裏

我聽見了我的祖國的前進！

從何其芳的詩，可以感受到50年代詩歌澎湃的激情和樂觀的態度。這種對新中國簡單直接的肯定和高度讚美之聲，奠定了整個泛政治化時期大陸詩歌的頌歌基調。同時，頌歌的時代要求，又推動詩人對社會建設的強烈支持，鋼鐵、馬達等成為正面積極的意象，刻意導引陽剛的昂揚意緒。

此類以時代頌歌為基調的政治詩又可分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源自中國左翼詩歌浪漫主義傳統的「政治抒情詩」，二是直接取自解放區民歌傳統的「政治敘事詩」。

政治抒情詩

政治抒情詩是大陸政治與文學之間特殊關係的產物，表現了泛政治化時期詩人對社會運動和政治事件的熱情。從藝術特徵上來看，政治抒情詩通常選取宏大的政治事件作為題材和主題，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不表達個人的情感和經驗，而是以階級或者人民的代言人身份出現。在詩歌形態上，政治抒情詩大多為長詩，講求節奏分明、聲韻鏗鏘，採用大量排比句渲染、鋪陳詩人要表達的觀念和情緒，語言明白曉暢，風格追求雄偉，以鼓動讀者的感受為目標。

在泛政治化時期，絕大多數詩人都寫過政治抒情詩。在五四時代曾以《女神》開闢一代詩風的郭沫若，在50年代初率先寫了一批配合各種政治運動和政治任務的政治抒情詩，題材廣大到保衛世界和平運動、朝鮮戰爭，細微到除「四害」（「四害」即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和農村防治棉蚜蟲等等。不過，這些作品幾乎都是不成功的標語口號之作。除郭沫若外，其他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經成名的老詩人也創作了不少政治抒情詩，當然大多都是膚淺的讚美之作。其中有少數比較優秀的作品，如臧克家的《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何其芳的《回答》、艾青的《礁石》和《在智利的海岬上》等。

讓我們以臧克家《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一詩為例，分析一下政治抒情詩的特點。

臧克家的《有的人》寫於1949年11月，是為紀念魯迅逝世13周年而作的。這首詩以對照方式，比對魯迅和截然相反的「有的人」，從而闡揚作者推崇的人生哲理。開首「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四行，把生死的自然界限變奏成道德精神的判斷—有的人生即死，有的人死猶生。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從自然物理變為道德精神的轉化過程，有賴強烈的愛憎情緒來支撐。事實上，本詩開端幾乎就是全詩的高潮，這正是召喚情緒的一種方法。當然這種寫法很容易無以為繼；下文必須有足夠的力量來維繫讀者的感覺。臧克家借用了魯迅最有感染力的文辭來支援—「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自嘲》）、「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魯迅《野草．題辭》），以魯迅一生的熾熱情感去推動更加分明的愛恨。於是，不需要講求修飾雕琢，只要用質樸的語言去顯示強烈的對比，構造鮮明的形象，就能表達對魯迅所代表的「革命者精神」的歌頌。詩中，還出現多組關於新與舊、生與死、崇高與卑鄙的相互對立的意象，正正體現出新中國所特有的革命邏輯，而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及雄辯的文風，正是激進派「革命文藝」的雛形。

不過，在50年代，老詩人的創作陷入困境，特別是反右派運動之後，他們當中大部分因歷史的或現實的政治原因被迫停止了創作。同期間，一批政治抒情詩的青年詩人湧現。較早期的有石方禹、邵燕祥、李瑛、公劉、郭小川、賀敬之等，其中又以賀敬之和郭小川成就最高。

郭小川的詩風多變，一直嘗試突破政治抒情詩的局限，致力個人與集體、個人感受與歷史本質之間關係的探索，如《山中》（1956）、《致大海》（1956）和《望星空 》

賀敬之是解放區詩人，也是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作—歌劇《白毛女》的主要作者之一。賀敬之的詩作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短詩為主，多借鑑民歌、古典詩詞的形式，詠物懷古，抒發情感， 重要作品如《回延安》、《桂林山水》、《三門峽歌》、《又回南泥灣》、《西去列車的窗口》等。另一類作品是政治性的抒情長詩，特別是《放聲歌唱》和《雷鋒之歌》二詩，就曾影響一代詩風。（1959）等都是其代表作。除政治抒情詩外，郭小川還寫過一些以戰爭生活為題材的敘事長詩。但是，他的這些敘事詩卻很少正面描寫戰爭，主要是抒寫個人命運、個人情感與歷史運動之間的矛盾，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白雪的讚歌》、《深深的山谷》、《一個和八個》等。

政治敘事詩

在泛政治化時期的政治詩寫作潮中，除抒情詩外，敘事詩也是重要的一脈，當時公開發表的長篇敘事詩近百部，既有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作品，也有描寫革命戰鬥的詩篇，還整理了多部少數民族的史詩。少數民族的詩風和漢族民歌的語言，都成為此階段敘事詩的文學資源。五、六十年代，著名的敘事詩人有李季、阮章競、聞捷、張志民等。至於表現新的建設生活方面，李季和聞捷都有突出的貢獻。

李季是解放區文藝的代表詩人，早年模仿陝北民歌的寫法，創作了著名的敘事長詩《王貴與李香香》。在50年代，他被樹立為「詩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榜樣」。在最初的幾年，他繼續創作了《報信姑娘》、《菊花石》等戰爭題材的敘事詩。1952年冬，李季舉家遷往甘肅玉門石油礦。生活環境的改變，使詩人創作的題材也發生了變化，由戰爭向着建設的題材推移。他的詩風，也擺脫了民歌的局限，跨入了新詩半格律體 的創造行列，作品包括《玉門詩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禮》等短詩，以及《生活之歌》、《楊高傳》、《向崑崙》等八部長詩集。這時期李季的創作雖然很多，但是一直沒有再達到《王貴與李香香》的高水平。

聞捷與李季不同，他的詩歌沒有效法漢族民歌，而是擷取少數民族的詩歌風格。內容大多取材於西北維吾爾、哈薩克、蒙古等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愛情，因此，奇幻的邊疆風景、熱烈的異域情感、勞動加戀愛的主題，成為聞捷詩歌 的典型模式。

聞捷的詩歌《蘋果樹下》。相對於前述的政治抒情詩所追求的雄偉風格，這首敘事詩的風格有何特點？ 聞捷如何表達勞動和愛情兩個情節元素？

聞捷的詩風清新恬美，又不失幽默風趣，這在泛政治化時期的詩歌創作中非常可貴。作為一個詩人，他在相當局限的詩歌環境中，運用少數民族牧歌的清新筆調表達頌歌的主題；同時，又吸納民族情歌的敘事方式，通過對生活細節的提煉，傳情達意，在敘事詩中增加情感的表現空間。這首詩的兩個主要情節元素就是勞動和愛情，其中第三節第二行說：小伙子「一邊勞動一邊把姑娘盯着」，正好把主題點明。讚美勞動是新中國的新倫理的基石，結合了愛情以後，辛勞就因為得到少男少女的柔情牽引而昇華。全詩以蘋果園的生產勞動為根基，經歷春夏，以秋天的豐收為結局；而秋收的圓滿，又由男女愛情的愜意發展來表徵。全詩在依時序推進以敘事之外，更以首尾呼應的方法結構作品，增強作品的完整感。無論從主題還是結構的角度來看，這首詩都可視為當時詩潮下一篇成功的代表作品。

1955年，聞捷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吐魯番情歌》、《博斯騰湖畔》、《果子溝的山謠》等組詩。1956年，這些作品和其他的一些詩歌結集為《天山牧歌》出版，為當代大陸的政治敘事詩增添了一種單純、明朗、和諧的牧歌風格。

在泛政治化時期，除上述主流詩人外，還有一些處於時代邊緣的詩人、詩作。其中探索特徵比較明顯的是四川詩人流沙河和福建詩人蔡其矯。流沙河是《星星》詩刊的創辦人之一，在1957年出版的《星星》創刊號上發表散文詩《草木篇》而遭到嚴厲批判，詩作被批判的原因在於詩風具有明顯的象徵意味和寓言性質，作者通過對白楊、藤、仙人掌、梅、毒菌等植物的描寫，寄寓自己對社會現象和人生態度的獨立理解，而這些看法往往與當時的風尚有明顯差別，所以因言獲罪被打為「右派」，遣送原籍勞動改造，直到文革結束後才重返詩壇。蔡其矯是《霧中漢水》和《川江號子》的作者。這兩首詩均寫於大躍進時期，當許多詩人都沉迷於歌頌共產主義的浮誇文風時，他卻從川江的航道上聽到「碎裂人心的呼號」，看到「江川舟子千年的血淚」，表達了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的瘋狂時代，對現實苦難的真切關注和對浮誇文風的含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