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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大陸去政治化時期的報告文學

1976年,文化激進派退出歷史舞台,大陸文學就踏進了去政治化時期。在這個階段的散文創作同樣經歷着文學一體化解體的過程。大體說來,從70年代末開始,散文以寫真實為特點,回歸自我意識,恢復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散文傳統。這段時期的散文發展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以反映知識分子生活為主要題材的報告文學得以繁榮,二是以紀事反思為特點的回憶錄散文由此興起。
報告文學
在去政治化時期,報告文學是最先打破知識分子題材禁區的創作形式。大體說來,以知識分子為題材的報告文學發展經過了幾個階段:首先是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第一次突破工農兵文藝的題材禁區,把知識分子當作英雄人物來描寫,表現知識分子勇攀科學高峰、為國爭光的精神;接着是黃宗英的《星》、《大雁情》等,描寫知識分子的生活困境,呼籲尊重知識、關懷知識分子;三是陳祖芬的《祖國高於一切》,表現知識分子在逆境中堅定不移的愛國情懷;四是理由的《高山與平原》和柯岩的《奇異的書簡》、《美的追求者》等,從人性的角度,表現知識分子的人格之美。以下對徐遲和柯岩的作品略作介紹。
徐遲
徐遲,浙江吳興人,詩人、翻譯家和散文家。他是去政治化時期打破知識分子題材禁區的第一位作家。1978年1月,徐遲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他根據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事跡創作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該文與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一起,從對知識分子形象的重新發現,揭開了去政治化時期大陸文學的序幕。
在這篇報告文學中,徐遲篩選了大量細節,最後把這位以怪僻著稱的科學家定位在對科學高峰的「攀登」上。
作品把陳景潤的過去和現在聚合在一起,先寫他在家庭環境和自身際遇中所形成的孤僻、自卑、克己的內向性格,寫他在新中國成長的條件,然後集中筆力寫他在數學王國裏艱苦探索、踽踽獨行的經歷。陳景潤在六平方米斗室的油燈下,「廢寢忘食,晝夜不舍,潛心思考,探測精蘊」,像「征服珠穆朗瑪峰的英雄運動員」那樣,不屈不撓地前進、攀登,「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淵之上;他只管攀登,在無限風光之間。一張又一張的運算稿紙,像漫天大雪似的飛舞,鋪滿了大地。數位、符號、引理、公式、邏輯、推理,積在樓板上,有三尺深」。
作為一位詩人,徐遲以優美的語言豐富着報告文學紀實體的風格,將抽象的自然科學題材變得色彩鮮明,形象生動。他這樣描寫陳景潤的論文:「這些是空谷幽蘭、高寒杜鵑、老林中的人參、冰山上的雪蓮、絕頂上的靈芝、抽象思維的牡丹」。接着,他又寫下了這樣一段詩意盎然的文字,形容科學家的精神樂園:
且讓我們這樣稍稍窺視一下彼岸彼土。那裏似有美麗多姿的白鶴在飛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點塵土;而鶴頂鮮紅,而且鶴眼也是鮮紅的。它躑躅徘佪,一飛千里。還有樂園鳥飛翔,有鸞鳳和鳴,姣妙、娟麗,變態無窮。在深邃的數學領域裏,既散魂而蕩目,迷不知其所之。
這些描述確實符合文學的標準和趣味。在此以前,徐遲已點明:「陳景潤一身清白。他白得像一隻仙鶴。」在這裏,就如神話故事主人翁得意忘形,顯現了本相,在空中飛舞。
故事中我們還見到神靈輔佐我們的英雄奪寶:引路的使者是「李書記」,以最大的神力為英雄正位,邁向成功之路的是「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敬愛的周總理」、和「英明領袖華主席」。閱讀全篇,讀者所得其實是一個神話英雄歷盡艱難險阻,堅毅不屈,攀上絕頂,而終於成功奪寶―數學「皇冠上的明珠」―的故事。當這個神話英雄的身份不再是工農兵,而是一位知識分子的時候,其政治意味就非常凸顯了。
隨着作者富有詩意的描述,將所有的正面語言加在陳景潤身上時,讀者才能領會前時合該被批鬥的人物,也可以「露出一種晨光曦微似的理性的美,智慧的美,閃耀着他那為我國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理想而獻身的、內在的美。」於是,大家都要追隨科學之路,為國家「四個現代化」奮鬥。
雖然徐遲在這篇報告文學中仍然說:「沒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不可能寫出如此成熟的論文」,深思的讀者卻也能從中體會這十年的動亂,大陸社會對知識分子所作過的種種迫害,作品也自然具備現實的批判力量。
柯岩
和徐遲一樣,柯岩也是詩人出身的報告文學作家。他是廣東南海人,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1949 年參加革命, 後在《詩刊》擔任副主編。
50年代,她的組詩《紅領巾的歌》曾經名躁一時。70年代中期四五運動期間,又有抒情詩《周總理,你在哪裏?》,以濃重的哀思打動大陸萬千讀者的心。
和她的詩歌一樣,柯岩的報告文學也展示出想像豐富、平中見奇的韻味。她筆下的人物不少是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勞動者,既有遠洋運輸船上堅守崗位的船長《船長》,也有普通的稅務員《追趕太陽的人》,心靈手巧、為國爭光的刺繡女工《東方的明珠》,還有在寂寞中鑽研科學和藝術的知識分子《奇異的書簡》和《美的追求者》等等。
這些普通人的平凡工作,卻在柯岩作 品中閃現出不平凡光彩。比如,在代表作《奇異的書簡》中,作者寫兩位天各一方的科學家十年不間斷的研究通信。這些信全是數學公式和運算程式,的確是外人無法讀懂的「奇異書信」。然而,在柯岩看來,如果將這兩千封信從天上撒下,「將化作漫天飛舞的雪花;從地上行走,將成為一條潺潺的河流,十年不斷的潺潺的河流」。這些想像的渲染,正是報告文學中「文學」成份的表現。在詩意的想像之餘,作品的結尾卻含蓄平實:「這些奇異的信其實並不奇異,它只不過記錄了兩個偶然相識的中國孩子絕非偶然的命運。」
柯岩的另一篇著名報告文學作品《美的追求者》,寫的是大陸著名畫家韓美林的生活。作者從韓美林自幼對顏色敏感,一直寫到他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情況。
篇中記述韓美林這位純美的追求者,如何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入監獄,受盡酷刑。然而,在這些殘暴和瘋狂面前,韓美林卻依靠回想生活的美好的一面,頑強地生存下來。他善於通過小動物、小孩子的形象來刻畫人物的性格。篇中就以韓美林和一隻小狗的深厚友誼,寫畫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精神戕害,又通過韓美林為柯岩小兒子所作的一幅畫像「小綠毛狐狸」,發現那個瘋狂時代不僅帶給成年人痛苦,也給每個孩子造成心靈的創傷。在這幅畫中,「貌似憨厚的小綠毛狐狸端端正正地朝前坐着,連毛都紋絲不動,卻有着那樣狡黠驚覺的眼神,耳朵直豎着」,而柯岩卻 差點流下淚來,她寫道:「這隻小綠毛狐狸刻畫出了那奇特的年代裏一代奇特的少年形象:他們心地純潔,本性爽朗,卻因無情的風雨而過早的成熟,喜怒不形於色,但在極為冷漠的外觀下卻隱藏着十分驚覺、十分易感的靈魂。既有準備隨時迎接風暴的滿不在乎的神態,有着十分痛楚、甚至病態的自尊心。」柯岩通過對這幅畫的描寫,不僅展示了韓美林的以形傳神的畫藝,也看到在她的詩意語言下所暴露出來的時代創傷。
作為一種重要的散文體裁,報告文學直到80年代後期仍然具有相當的活力。喬邁、錢鋼、李延國、劉亞洲等都是後起之秀。這些作家的創作視野更加廣闊,例如劉亞洲的作品就大多直接取材於當代重大的國際事件、戰爭風雲等,如寫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惡魔導演的戰爭》,和披露同年英國和阿根廷之間的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大陸新聞媒體依從阿根廷的立場稱之為馬爾維納斯群島,Guerra de las Malvinas)戰役始 末的《這就是馬爾維納斯》等。他們的報道觀點和大陸官方政治立場一致,與香港接收的西方媒體訊息大為不同。在香港閱讀這些報告文學,其實是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讓我們可以觀察大陸與西方兩個觀點的分野,再進而思考報告文學的意義和局限。
相對於80年代知識分子題材的突破而言,這些青年報告文學家的作品更大膽,尤其他們對社會現實的觀察更為深刻,敢於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變革中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進行正面的揭露和描寫。
其中比較著名的作品如喬邁的《三門李軼聞》,寫的就是某些共產黨黨員的不正作風,引起農村經濟改革中群眾和黨員產生嚴重隔閡的問題。李延國則寫下《中國農民大趨勢》,報告了許多普通的農民實幹者、企業家、外交家的故事,這些人物不再是泛政治化時期的英雄人物,而是有着各種各樣不完美的普通人。作者立意表現他們的勇氣和奮鬥的精神,而這正是去政治化時期大陸改革精神在文本中的體現。
在這些青年作者中,浙江籍的錢鋼是比較引人矚目的一位。他於196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79年派往中越邊境任戰地記者,隨後調入《解放軍報》任記者,1998—2001年任廣州《南方週末》常務副主編,目前就職於香港大學。在唐山大地震十週年紀念之際,錢鋼發表了一篇重要的長篇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引起廣泛反響。
這個作品的特點表現在作 者審視歷史事件的睿智目光和駕馭重大題材的能力。作品並不着意展示自然災害本身,而是透過一幕幕歷史場景,描述人類在自然災害面前的心理體驗,以及對生命價值、道德判斷的思考,再聯繫到社會救助、民族復興、人類與自然抗爭的生命力 等等命題。
在這個作品中,作者將全景式的俯瞰同具體的細節結合:一方面詳盡地描述大災難爆發時的景象,展示大自然的神秘莫測,在可知與不可知的矛盾中;另一方面又細緻刻畫普通人在災難前夕經歷的種種心理狀況。在描寫災難瀕臨、到來之際,插入大量地震數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倖存者的口述實錄等多種歷史資料,使作品在具有歷史真實感的同時,也具有深刻的藝術感染力。《唐山大地震》一書被譽為去政治化時期報告文學作品中的佳作。

2018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大陸泛政治化時期的抒情散文

抒情散文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兩次散文復興時大陸所興起的創作類型。50年代末興起的抒情散文,作者主要是新文學運動中的老作家,他們的創作已經明顯區別於特寫、報告式的紀實散文,大有復興五四小品文的趨勢。然而,這股潮流很快就被政治運動打斷。到60年代初,借文藝政策調整之機,第二波抒情散文熱興起。一種以含蓄的時代頌歌為主題的詩化散文出現了,並逐漸成為泛政治化時期抒情散文的主流。
50年代初的散文復興,與「雙百方針」的實行有關。隨着對文學寫作題材、風格限制的放鬆,老舍、豐子愷、許欽文、葉聖陶等老作家的散文創作逐漸脫離紀實散文的套路,回到個人性情的表現上來,並探索個性化的語言和表達方式。1961年的第二次散文復興,則與反右派運動後文藝政策的緩和、調整有關。這次復興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文體意識的覺醒上,並出現了專業的散文作家,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楊朔、劉白羽、袁鷹、秦牧等等。他們的散文創作,大多受 到古典詩詞和明清散文影響,追求情景交融的詩化意境,講究謀篇佈局和語言的錘煉。
在1956年、1957年前後,大陸散文出現第一波的復興。1956年,中國作協編輯《散文小品選》,收錄不少短小散文,以抒情言志的小品為主,通過生活瑣事、一件生活用品或一次遊記,抒寫個人情感和思想體驗,展現了不同於紀實散文的宏大題材和激昂情緒的清新風氣。著名的新文學作家老舍就曾參與其中。
老舍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滿族,現代著名作家、戲劇家。他在1949年以後,創作大量反映國家建設的作品,因而獲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1956年,老舍創作了短文《養花》,在文章的開篇,便興趣盎然地寫道:
我愛花,所以也愛養花。我可還沒成為養花專家,因為沒有工夫去做研究與試驗。我只把養花當作生活中的一種樂趣,花開得大小好壞都不計較,只要開花我就高興。在我的小院中, 到夏天,滿是花草,小貓兒們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沒有它們的運動場。
在這篇小文中,老舍完全撇開國家大事,只講個人對養花的興趣。他以圓熟、平易、優雅的京味語言,把一個愛花人對花草的感情,寫得「有喜有憂,有笑有淚,有花有實,有香有色」, 津津有味。然而,他文章的意味又不止於此,借着談花論草,作家表達了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他寫道:
「花雖多,但無奇花異草。珍貴的花草不易養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難過的事。 我不願時時落淚。北京的天氣,對養花來說,不算很好。……因此,我只養些好種易活、自己會奮鬥的花草。」
幾句簡單的話,就把文人養花的雅致感傷與北京平民養花的質樸健康區分開來,從而很含蓄地讚美了普通勞動者對待生活的樂觀態度和頑強精神。當然,這種文人與勞動者的對立本是源自時代風氣,老舍也不可能完全避開。在《養花》的結尾,他把直接把養花與勞動結合起來,指出養花也需要勞動,勞動讓人增長見識,並稱這是一種「既須勞動,又長見識」的樂趣。
1961年,《人民日報》開闢《散文筆談》專欄,很多作家、評論家、學者以及讀者都紛紛撰文,論述散文的特點、作用和創作傳統,對推動散文的文體意識,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此階 段,懷古論今、寫景詠物的抒情小品和遊記散文得到迅速發展,因此,1961年又稱為「散文年」。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當代抒情散文三大家—楊朔、劉白羽、秦牧。以下分析他們的散文創作風格,從而幫助你了解泛政治化時期抒情散文的特點。
楊朔
楊朔,原名楊毓瑨,山東蓬萊縣人。青年時代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抗戰爆發後參加共產黨組織的革命活動,40年代開始在解放區從事文學創作工作,曾去過朝鮮戰場擔任戰地記者。1955年後加入中國作協,成為專業作家,並以抒情散文著稱。楊朔的重要散文作品有《香山紅葉》、《荔枝蜜》、《茶花賦》、《雪浪花》等,這些作品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成為了大陸當代散文的代表作,一直入選中學課本。
不同於老舍等老一代作家獨抒性靈的路子,楊朔的抒情散文繼承了紀實散文的「頌歌」基調,主題一般都是對新時代、新生活的頌歌,或者是對普通勞動者的讚美。比如在《荔枝蜜》中,作者就通過對小蜜蜂勤勞無私的謳歌,禮讚普通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辛勤耕耘與無私奉獻;在《茶花賦》中,又借茶花的風姿,歌頌國家的美好面貌。除主題明確,符合「時代精神」之外,楊朔的散文在立意、結構和語言上也形成一種不變的創作模式,後來文學界對其也褒貶不一。然而,在當時以至往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楊朔散文於大陸文壇的影響是 相當大的。
以下,我們從《茶花賦》的片斷,從托物言志、結構模式等角度,談談楊朔散文的特點及其利弊。
久在異國他鄉,有時難免要懷念祖國的。懷念極了,我也曾想:要能畫一幅畫兒,畫出祖國的面貌特色,時刻掛在眼前,有多好。⋯⋯
今年二月,我從海外回來,一腳踏進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論季節,北方也許正是攪天風雪,水瘦山寒,雲南的春天卻腳步兒勤,來得快,到處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動花事。
花事最盛的去處數着西山華庭寺。不到寺門,遠遠就聞見一股細細的清香,直滲進人的心肺。這是梅花,有紅梅、白梅、綠梅,還有硃砂梅,一樹一樹的,每一樹梅花都是一樹詩。⋯⋯
究其實這還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請看那一樹,齊着華庭寺的廊簷一般高,油光碧綠的樹葉中間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樣紅豔,每朵花都像一團燒得正旺的火焰。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見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這句詩的妙處的。
⋯⋯⋯⋯
我不覺對着茶花沉吟起來。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勞動創造的。是誰白天黑夜,積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澆着花,像撫育自己兒女一樣撫育着花秧,終於培養出這樣絕色的好花?應該感謝那為我們美化生活的人。
⋯⋯
正在這時,恰巧有一群小孩也來看茶花,一個個仰着鮮紅的小臉,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個不休。
我說:「童子面茶花開了。」
⋯⋯
一個念頭忽然跳進我的腦子,我得到一幅畫的構思。如果用最濃最艷的硃紅,畫一大朵含露乍開的童子面茶花,豈不正可以象徵着祖國的面貌?⋯⋯
《茶花賦》寫於1961年。按照當時正統的批評觀看來,這是一篇通過對「茶花之美」的描繪來歌頌「祖國美好面貌」的抒情散文。文章的描寫逐層展開,首先挑明作者的思鄉之情,但又彷彿閒筆,撇在一旁,沒有細說。第二段便以「一腳踏進昆明,心都醉了」直寫遊子歸來的激動心情,而這心情又非實寫,而是以梅花爭春的景色來烘托情緒。
接下來筆鋒一轉,作者認為梅花也非最深的春色,最深的春色在茶花處。經過一番鋪墊,這才引來文章的主角—茶花。在各樣茶花的描繪下,作者由美景想到它的創造者—栽種茶花的勞動者,進而讚頌 勞動者,而達到托物言志的效果。
在文章的高潮,作者不再寫靜止的花景,而是寫一群看花的小孩,並由此呼應文章開頭所 提到的那幅寄託愛國之情的畫作。楊朔稱這群孩子是最好看的「童子面茶花」,以他們象徵「祖國的美好面貌」。這最後的一筆,正是全文的點睛之處,把讚美祖國的意思明白揭示出來,達到宣明題旨的作用。
從這樣的分析,可以認為楊朔抒情散文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托物言志,展現詩意;二是講究修辭,烘托渲染;三是前呼後應,章末點題。當時的評論以為,楊朔的散文能把景、情、理融於一爐,依次鋪敘、層層深入,首尾圓合,借鑑了中國古典詩文追求意境營造和講究謀篇佈局的特點。
然而,如果我們離開了那個特定時空的頌歌思考模式,再仔細推敲,卻會發現許多深層的問題。
首先,楊朔散文的結構和修辭作為範本當然可以讓學生認識頌歌寫作的標準模式,但在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思考的空間,容易千篇一律。後來批評家就指出,楊朔各篇充滿詩意的抒情散文其實都沿用同一公式:見景→入境→抒情→昇華→點題,篇篇如是,有如八股時文,缺少變化。
再者,楊朔 被稱頌的托物言志,當中的志向基本上都是當時政治風尚的迎合,絕無個人主體或內心世界的反省,例如本篇把兒童的臉稱作「童子面茶花」,又以之象徵「祖國面貌」,其表情達志就是因為這種集體主義的導向而顯得造作生硬;結尾的點睛之筆,與其說是昇華文章的主題,不如說是造作的主題破壞了文章所營造出的花海春深的優美意境。
更有甚者,楊朔散文常常強調生活體驗的重要,但如《茶花賦》一篇所建構出來的美境,卻 與現實生活嚴重脫節。有學者指這篇文章創作於1961年,當時 國家正處於大飢荒的艱難境況,社會環境並非如楊朔講的只有春天和陽光的詩情畫意,他的所為難免有「粉飾太平」之譏。
然而,我們對作家的創作也不宜過於苛刻,因為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已經很難要求個別作家逆反國家政策的強勢徵召和種種規範。事實上,楊朔已經為保存人們的審美感受付出了應有的努力。
劉白羽
劉白羽,北京市人。1938年到達延安從事文藝工作。作為一位軍人作家,劉白羽的主要成就在報告文學和抒情散文,代表作如《日出》、《燈火》、《長江三日》、《櫻花漫記》等都收入散文集《紅瑪瑙集》中。
秦牧曾稱讚劉白羽的散文「充滿了時代的戰鬥氣息,感情強烈,詩意濃厚,境界遼闊細膩,風格剛健清新 」。
《長江三日》正是體現這種風格的抒情名篇。文章所寫的是作者乘坐「江津」號江輪,從重慶經三峽到武漢航程中三天的見聞和感受。第一天寫進入三峽之前,長江兩岸旖旎的風光; 第二天以濃墨重彩寫長江三峽的奇絕景色:瞿塘峽的險峻、巫峽的奇麗、西陵峽的急流險灘;第三天則寫船到武漢之後長江的平靜、壯闊。
文中,作者仔細觀察長江的美景,不斷觸發聯想和感受。他有意與酈道元眼中「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的長江相比,有意與李白眼中「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的長江相比,又與蘇東坡眼中「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長江相比,力圖借長江美景勾勒出「新中國激流勇進的時代風姿」。比如西陵峽一節中,作者寫道:
初下泄灘,你看着那萬馬奔騰的江水會突然感到江水簡直是在旋轉不前,一千個、一萬個漩渦,使得『江津』號劇烈震動起來。 ⋯⋯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號用盡全副精力,戰抖着,震顫着前進。急流剛剛滾過,⋯⋯船便沿劍峽。這兒完全是一條窄巷,我到船頭上,仰頭上望,只見黃石碧巖,高與天齊,再駛行一段就到了青灘。江面陡然下降,波濤洶湧,浪花四濺,當你還沒來得及仔細觀看,船已像箭一樣迅速飛下,巨浪為船頭劈開,旋捲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蕩開去。江水像滾沸了一樣,到處是泡沫,到處是浪花。⋯⋯這時我正注視着一隻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這青灘的聲勢十分嚇人,但人從洶湧的浪濤中掌握了一條前進 途徑,也就戰勝了大自然了。
在這段景色描寫中,劉白羽對西陵峽的幾處險灘作了細緻的描繪,而他對驚濤駭浪的描寫,正是寄情於景,烘托江中客船的頑強拼搏的形象,那小小的木船,象徵人類與大自然搏鬥的勇敢精神。
評論家以為劉白羽這篇文章,說明了「一切景語皆情語」,不僅讓我們看到長江千里如畫的壯闊美景,更展現了五、六十年代大陸社會所洋溢的革命激情,和豪放、曠達、進取的時代精神。當然人與自然的關係其實不一定是對立相剋的,只是當時思潮的主流就是「人定勝天」,以鬥爭為生活的常態,《長江三日》一文反映了這種時代思潮,甚至可說是當時文風的典範作品。
綜觀劉白羽的作品,幾乎都不表現自我內心情感,只表達時代大我的精神面貌,因而風格陳陳相因,充斥政治說教的氣味,與當時所盛行的政治抒情詩頗為類似。
秦牧
秦牧,本名林覺夫,廣東澄海人。生於香港,三歲隨父母去新加坡,1932年歸國。青年時代曾在汕頭、香港等地求學。抗戰中參加救亡運動和大後方的民主運動。抗戰勝利後,在香港以職業寫作為生。1949年以後,回國任廣東省文聯副主席等職。秦牧的文學創作以散文為主,既有抒情散文的情緒,也有知識性隨筆的內容,還兼具雜文的機智深刻,在泛政治化時期,是獨樹一幟的散文家。秦牧的重要作品有《故戰場春曉》、《土地》、《花城》、《社稷壇抒情》等篇,又以散文集《花城》和文藝理論隨筆《藝海拾貝》最為有名。
秦牧的散文不同於楊朔的曲折,也不同於劉白羽的宏偉,而是以博雜著稱。他的散文選材廣泛,且以知識性、趣味性見長:有勾勒時代風雲的,有描寫風物人情的,有談社會問題的,有講生活哲理的,有寫花鳥魚蟲寓生活知識於娛樂休閒……,無所不有。
比如,《花城》寫羊城年宵花市,十里花街、萬眾歡騰的盛況。花海、人海,頭緒繁多;可秦牧一路娓娓而談,寫來有條不紊、文序井然。他從廣州的奇花異草,以及廣州人對某種花朵的喜愛,寫出人們對生活之美的追求,從買花人的身份抒寫對勞動之美的讚頌,從花市的繁盛映襯時代之美;最後,由年宵花市一地一時之樂, 聯想到人類的共同情感,昇華到「億萬人的歡樂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歡樂」的境界。
《秋林紅果》寫北方的山楂雖然形體小,味道也平常,卻博得南北各地人們的喜愛,由此想到「外表平凡,實際都很卓越的人物」。
我們根據秦牧在散文集《花城•後記》中的一些話,分析他是怎樣理解散文創作的。
每個人把事物和道理告訴旁人的時候,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這裏採取的是像和老朋友們在林中散步,或者燈下談心那樣的方式。
我在這些文章中從來不回避流露自己的個性,總是酣暢淋灕地保持自己在生活中形成的語言習慣。我認為這樣可以談得親切些。
如果一個人一天有一點兒時間在閒談、下棋、看花、打康樂球不算「脫離政治」的話,為什麼在出版物裏面登一些 拉雜閒談的知識性的文章,就叫做「脫離政治」?
在泛政治化時期,秦牧的散文堅持了中國現代散文那種可貴的「談話風」。
自五四之後,就不斷有人提到現代白話散文應如家常閒談。20年代魯迅的《語絲》雜誌便提倡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而秦牧散文最顯著的風格便在於此,在談天說地中對讀者潛移默化。
這種談話風格也促成秦牧的散文的第二個特點:行文酣暢淋灕、結構靈動。他的文章沒什麼固定章法,看似拉雜閒談,但實際是從一點向四方作跳躍性的生發,在密集的趣聞、知識中向前推進,不經意中就把讀者帶往既定的目標,無需任何渲染,那要傳達的意義就自然地呈現在讀者眼前,使人會之於心。
第三,秦牧的散文風格輕鬆睿智,旨在寓教於樂。他很少直接配合宣傳做虛假文章,而是盡量在時代所允許的範圍內堅持創作者的個性。
當然不能說秦牧沒有矯情的時候,他的文章也有跟在官定政策後面喊口號的成份,但總體而言,在泛政治化時期,在「脫離政治」是極負面的標籤的時候,秦牧的散文與同期大多數作品大異其趣,其中不少作品至今讀來仍然清新可喜,令人增長見識。

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舉例說明語素、詞和詞組的分別

詞是可以獨立運用的最小結構單位,也就成了造句的自然單位。我們造句時,總是把詞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放進句子之中。這一特點把詞和作為構詞單位的語素區別開來,也把詞和詞組區別開來。
語素跟詞一樣,是音和義的結合體,但其功能是造詞,而不是造句。因此,語素可說是造詞的最小語言單位,而不是造句時可以獨立運用的最小語言單位。另一方面,語素只能表達部分的意義,難以周全而完整地反映有關的概念。 譬如說「大學生要服務社會」 這句話,「大學生」、「要」、「服務」、「社會」等都是詞,而「大」、「學」、「生」、「服」、「務」、「社」、「會」等則是語素,可以跟其他語素構成另一個詞。由此可知,詞無論在聲音和意義上都比較固定,不能隨便更改,否則,「大學生」變成「大的學生」,這便不是原來的意思了。
詞組可以按語法規律來擴展而意思不變, 譬如「勤奮用功」可以擴展成「勤奮而用功」、「勤奮和用功」,意思跟原本的相同。詞組也是造句單位,但這是較大而不是最小的造句單位。

2017年10月3日 星期二

紅樓夢

現在通行的《紅樓夢》是一百二十回本,一般認為作者是曹雪芹,準確一點說,前八十回本《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而八十回以後部分乃高鶚所續作。
曹雪芹,名霑,別號雪芹,先世居遼陽,後來加入旗籍,屬正白族包衣(家奴)。曹家從曾祖曹璽開始,幾代歷任江寧織造,專為宮廷採辦各種絲織品和日常用品,從康熙五次南巡,四次住在江寧織造府,可知曹家與皇室的關係。曹雪芹幼時經歷豪門生活,但自父親獲罪革職,產業全被查抄,全家遷回北京,家境破落,曹雪芹的生活起了極大的轉變,流落北京西郊,靠朋友接濟和賣畫度日,他大約在這時開始寫作這部「字字看來 皆是血」的《紅樓夢》。
曹雪芹死後,其未完稿題名《石頭記》,基本定稿只有八十回,這個本子開始在少數人之間傳閱,乾隆晚年,高鶚等首次以活字版排印出版的版本已是易名《紅樓夢》的一百二十回本,一般認為後四十回是由高鶚續作。高鶚字蘭墅,乾隆進士,高氏根據原書線索將寶玉、黛玉的愛情寫成悲劇結局,從思想與藝術成就來說,後四十回不及首八十回,其中寶玉中舉、出家成佛、賈府復興等情節,都違背了原作精神。
《紅樓夢》首回就表達了作者的創作主張,反對「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說,亦反對「假捏出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的模式,他根據自己「半世親見親聞來創作」,「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書中有名姓人物四百八十多人,其中能給人深刻印象的至少有幾十人,而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都成為千古不朽的典型形象。
全書以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中心,從賈府內部的腐朽、矛盾,寫出這個有典型意義的貴族家庭的沒落,《紅樓夢》通過生活瑣事的描寫,寫出中國傳統裏男女缺乏自由戀愛的痛苦,也寫出傳統家族的腐敗生活,由於子孫不肖所造成的興衰感嘆。
詩詞與人物、故事互相緊扣是《紅樓夢》的一個重要的特色,其中黛玉〈葬花詞〉、〈秋窗風雨夕〉表現這個少女的多愁善感和孤芳自賞,寶釵的〈柳絮詞〉表面上是溫柔敦厚,骨子裏野心勃勃,全都是恰如其份地寫出幾個主角的心態。
在結構方面,《三國演義》一直以嚴密著名,但《紅樓夢》完整地處理複雜的社會生活、縱橫交錯的人物矛盾,比之《三國演義》,顯出更宏偉的氣魄。
至於《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是中國傳統小說最優美的作品,其特點在簡潔而純淨,準確傳神,雖樸素卻又多姿多采,寫景狀物,繪色繪聲,讀者如身歷其境,如寶釵撲蝶、黛玉葬花、晴雯補裘、湘雲醉臥芍藥裀等等,全是一幅又一幅美麗的圖畫。
另一方面,傳統古典小說向來不重視人物內心描寫,但《紅樓夢》則有許多地方對這方面作細膩的描寫,例如第二十三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寫正沉醉於戀情的黛玉聽到少女覺醒的戲文時,初則感慨纏綿,繼而心動神搖,如醉如痴,最後掉下眼淚,黛玉一層又一層微妙曲折的情緒變化, 在作者筆下顯得特別優美動人。
《紅樓夢》問世不久已被人視為珍品,京城當時流傳竹枝詞「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可見其受歡迎程度。
《紅樓夢》以悲劇結局營造男女愛情故事,又反映世家大族成員種種醜惡行為,寓意之深,情感之豐富,結構之嚴密,都使《紅樓夢》成為中國最偉大的人情小說。

聊齋誌異

文言小說源遠流長,早在魏晉時期就有大量「搜奇記逸」、「粗陳梗概」的志人、志怪小說,到了唐代有傳奇小說,但自此以後,優秀的作品不多見,直至《聊齋誌異》問世,文言短篇小說始再放光芒。
蒲松齡生於明亡之前幾年(1640年),卒於康熙中晚期(1715年),因為家族傳統和社會風氣的影響,蒲松齡功名心甚重,但兩次鄉試落第對他的打擊很大,後來為了生計出任寶應縣知縣孫蕙幕賓,生活窘迫,屢試不第,加上自謂「喜人談鬼」、「雅愛搜神」,偏好虛幻的玄怪作品,蒲松齡開始利用花妖狐怪,撰作「孤憤之書」,表達自己的生活理想。
《聊齋誌異》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是書收近五百篇中短篇小說,體制上有簡約如記述奇聞異事如六朝志怪小說,也有故事委婉、記敘曲微如唐人傳奇;內容方面包括各種社會問題、生活哲理,其中包括暴露社會黑暗、腐敗,控訴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罪行,例如〈席方平〉頌揚被壓迫者的反抗;〈夢狼〉、〈促織〉揭露官場的黑暗等。另外抨擊科舉制度的弊端和罪惡也是《聊齋誌異》的重要內容,例如〈鏡聽〉描寫科舉制度對文人心理造成的嚴重影響;〈司文郎〉則通過一個嗅出文章好壞的瞎眼和尚諷刺不學無術、貪污受賄的考官。
其實在《聊齋誌異》裏最吸引人的莫過於〈連城〉、〈青鳳〉等描寫愛情的作品,作者通過這些作品揭露傳統婚姻的不合理,並頌讚青年男女反對禮教的束縛,這類作品在《聊齋誌異》裏數量最多,亦寫得最成功,樸實真摯的男主角往往鍾情於機靈美麗、忠於戀愛的花妖狐精,故事在沉鬱之中流露着詩意。
《聊齋誌異》成功塑造一批角色鮮明的男女主角,其遭遇感人至深,令人感嘆,所謂「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可謂一針見血。
鬼怪以外,《聊齋誌異》裏一些女性又有另一種性格,例如蒲松齡描寫大義凜然的俠女,冷若冰霜,言行詭秘,卻又侍母至孝,後得顧生周恤,感恩圖報,顧母有疾,「不厭其穢」,「為之洗創敷藥」,盡顯女性溫柔,對比通俗的講史章回小說而言,用文言寫成的《聊齋誌異》用語字少意豐、辭短情長,人物形象突出,語言典雅莊麗之餘,亦不失小說的感染力。

儒林外史

吳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本,安徽全椒縣人,遠祖在明代從燕王起兵有功,賞賜豐厚,曾祖吳國對又是順治年間探花,但到了敬梓父親霖起一代,家道衰落,敬梓年幼聰穎,慷慨好施,卻不善治生,家境困乏,加上失意科場,又長期周旋於官僚、名流、清客之中,飽歷世態炎涼。 因為這種經歷,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就借王冕之口,指出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弊病。
《儒林外史》面對病態的社會,用諷刺的手法,暴露人性的醜惡,揭示科舉對知識分子的毒害,並無情地嘲諷這個病入膏肓的社會,包括由科舉出身貪贓枉法、昏庸無能的大小官僚;為非作歹、貪婪鄙吝的土豪劣紳;附庸風雅、沽名釣譽的假道學。對於真才實學、淡泊名利、鄙視科舉的人物,如王冕、杜少卿等,都給予正面的評價。全書結尾出現四個市井人物,「會寫字」的季遐年、「賣火紙筒」的王太、「開茶館」的蓋寬、「做裁縫」的荊元,作者讚揚這四個「奇人」,再次表達自己反對科舉制度,寧願作個自食其力的老實人的理想。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曰:
惟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興其來俱起,亦與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但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
魯迅認為是書沒有連貫全書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情節隨人物來去而開展,亦隨人物淡出而收結,全書就如將若干短篇小說接駁成篇一樣,即所謂「雖云長篇,頗同短製」。然而這不能視為《儒林外史》的缺失,因為「一篇之骨」正在反對科舉制度和由此衍生的腐敗的社會風氣。吳敬梓對每個人物進行個性化描寫,有力地反映病態的社會的狀況,所以把這些故事一一接合起來,就如碎錦合帖,所謂「時見珍異」,故魯迅認為此舉能「娛心」,更「使人刮目」,可以說是《儒林外史》在內容上的特色。
三言兩語就使人物「窮形盡相」,是《儒林外史》的語言特色,例如第二回寫夏總甲「 兩隻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鬍子」,「走進門來,和眾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把自高自大的土豪「情偽畢露」地活現人前。
《儒林外史》出現之前既無「諷刺小說」之名,而有清一代亦沒有第二部諷刺小說可以與《儒林外史》並稱。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評曰:
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儒林外史》的出現標誌着長篇諷刺小說的高峰,晚清出現的譴責小說如清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吳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無不受到《儒林外史》的影響。

金瓶梅

《金瓶梅》是第一部以現實社會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表面寫北宋末年事,但無論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史實、習俗、方言、服飾,無不顯示作者在寫明朝的社會狀況。是書大約成於明朝萬曆年間,作者題署蘭陵笑笑生,蘭陵即山東嶧縣,證以書中大量運用山東口語,作者應為山東人,但有關蘭陵笑笑生的真正身分的說法多至四十多種,至今沒有一種為國內外研究者共同認可。
《金瓶梅》題材由《水滸傳》裏的〈武松殺嫂〉一段演化而來,情節由土豪惡霸西門慶發迹開始,並由此擴展至社會各層面,小說的結構不再單獨成篇,支離破碎,而是主次分明,首尾連 貫,情節曲折有致,卻又互相支持,顯示出一個完整的網絡,全面地反映明代社會生活。
在藝術成就方面,雖然《金瓶梅》以寫實手法反映社會生活,但在描述平凡的事件時,作者下筆之前明顯對形象塑造、性格刻畫作深入研究,除了西門慶「害死人還要看出殯」的歹毒以外,潘金蓮在潑辣的性格以外,亦有其聰明的一面,李瓶兒雖然冷酷、惡毒,卻又有對她多情的描寫,這種多角度的描寫手法使《金瓶梅》人物更立體化,亦更貼近現實生活。
《金瓶梅》突破長篇小說的主要內容離不開帝王將相、英雄傳奇及神魔鬼怪的傳統,集中寫社會生活裏常見的下層官吏、商人、無賴、娼妓、和尚、道士,從《醒世姻緣傳》、《儒林外史》,到《紅樓夢》,為中國小說史另闢蹊徑,建立社會人情小說一類,這是《金瓶梅》的重要影響。
《金瓶梅》的作者對《水滸傳》裏西門慶與潘金蓮的記載作大幅度的擴寫,亦因為作者細緻描寫西門慶等人的性生活,故被稱「古今第一淫書」,其實這些內容都是為了更豐富地反映社會人物的日常生活。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裏指出明朝中葉,方士之術大盛,陶仲文等以進紅鉛得幸於世宗,頹風大盛,世間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為恥,小說遂出現神魔之談,並及床第之事。是書上自權臣、酷吏,下至販夫走卒、地痞流氓,無所不包,真實地反映當時市民生活,而性愛的內容既是當時市井生活的一部分,見於《金瓶梅》之中自是不免,因此之故,與其以「淫書」視之,不如把《金瓶梅》視為一幅完整的市井風俗畫。

西遊記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玄奘不理禁令,偷越國境,向天竺出發,展開歷時十七年,經歷百餘國的取經旅程。回國後玄奘奉詔口述所見,並由門徒輯錄成《大唐西域記》。有關取經的故事不斷演變,並加入神怪的元素,日後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都是由此衍生出來,而今本《西遊記》可以說是歷來有關玄奘法師西遊故事的總結。
取經故事流傳到淮安文人吳承恩手裏,他利用孫悟空取代玄奘法師成為故事最重要的人物,並在開首花了整整七回記述悟空大鬧天宮,使取經故事進入新的境界。
全書之中,佛、道、儒「三教合流」的趨勢對《西遊記》的影響甚明,例如前述大鬧天宮的故事裏,悟空遭受佛道諸神的圍攻,其實就是一幅「三教合一」的寫照;又例如在吳承恩筆下玄奘碰上妖怪就嚇得滾下馬鞍,離開徒弟就無法討得半餐素飯,遇見神佛,不論真假,一律頂禮膜拜,這許許多多的行徑巧妙地將佛教宗師與腐儒的角色統一起來。在宗教影響以外,《西遊記》裏亦能找到當朝政治社會的情況,是書提到與道士有關的事件,例如烏鴉國道士奪位、車遲國佞道滅佛、比丘國妖道惑亂,都一定程度反映明中葉君主,尤其是明世宗崇尚道教,方士擅權的政治現實,在這方面的描寫令《西遊記》的思想性超越一般神怪小說。
與歷史演義、英雄傳奇不同,神怪小說重奇貴幻,將現實生活中政治、倫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編次於神魔境界之中。《西遊記》吸引讀者之處在其美麗的奇想與變幻莫測的情節,例如 可變大縮小的如意金剛棒,一搧能吹八萬四千里的芭蕉扇,鵝毛也飄不起的流沙河,「銅腦蓋,鐵身軀,也要化成汁」的火焰山,乃至孫悟空大鬧天宮,豬八戒偷吃人參果,智擒紅孩兒,盤絲洞遇妖等等,都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配合幽默詼諧的描寫,例如豬八戒的急色,風捲殘雲的食相,叫人捧腹。
志怪小說其實是中國傳統小說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大多限於文言記載,藝術形象過於質實,敘事比較疏略,情節過於單調。《西遊記》利用玄奘取經的故事,巧妙地將浪漫主義與諧趣幽默的內容結合,為中國神怪小說開拓新的境界。
悟空神通廣大,法力高強,一跳就是十萬八千里,拔一根毫毛可變出無數兵將,取經途中他護送玄奘法師,逢山開路,幾乎沒有甚麼克服不了。對於神佛,悟空桀驁不馴,平頂山為騙小妖,竟能迫得玉帝借天;對於妖精,悟空更從不畏懼,例如他被紅孩兒「三昧真火」燒得三魂出舍,但蘇醒過來卻又再抖擻精神,繼續戰鬥;悟空永不言敗的精神,為中國小說建立《三國演義》、《水滸傳》以外別具一格的英雄形象。

水滸傳

《水滸傳》一書名稱屢易,最初有《江湖豪客傳 》、《宋江》、《水滸傳》、《忠義水滸傳》幾種,明末時期甚至出現與《三國演義》合刻的《英雄譜》。
有關水滸傳的傳說底本早在南宋時已經存在,其後流傳於元、明之世,並文人加工,幾經刪改編寫而成,一般認為施耐庵應是最初的作者,羅貫中參與最終編訂。
歷史上「宋江」真有其人,所謂宋江起義之事,散見《宋史》〈徽宗本紀〉、〈侯蒙傳〉、〈張叔夜傳〉等篇,稱宋江為賊,但《水滸傳》通過描寫朝政的黑暗面,揭示「亂由上作」的道理, 突出表現「自古權奸害忠良,不容忠義立家邦」的社會現實,將宋江等人視為除暴安良、保境安民的梁山英雄。
「水滸」之名,其來源最少有三種說法:
1.    「水滸」乃水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水滸傳》一名喻宋江等人暫居水邊,無意與朝廷對抗。
2.    同樣以「水滸」乃水涯之意,但指水涯即化外之遠地,有遠離、厭惡朝廷之意。
3.    引《詩經.大雅.綿》「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原以此歌頌周朝開基建國,而《水滸傳》一名就是暗喻梁山英雄以此地為基地,推翻宋朝。
《水滸傳》歌頌替天行道與仗義精神,又利用對蔡京、高俅的描寫,深刻地揭露北宋後期文臣武將貪黷無能,下層吏民無法生存,終於走上官逼民反的道路。
《水滸傳》是如何把這樣豐富的思想內容寫出來呢?無論是粗筆勾勒還是工筆描寫、書裏的人物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寫武松、林沖、宋江、魯智深、李逵等各人不同「逼上梁山」的經歷,其實就是當時社會腐敗的寫照,與《三國演義》比較,《水滸傳》在表現人物的複雜性和變化方面都有所不同,例如打虎英雄武松、拳打鎮關西的魯智深、大鬧江州的李逵,其人物比《三國演義》更性格化,更形象化。另一方面,雖然李逵與魯智深都很魯莽,但魯智深粗中有細,遇事見機而行,李逵做事不計後果,行為方式有着微妙的分別,這些手法都是人物個性化的好例子。
《三國演義》受到「演義」歷史的制約,顯得半文不白,甚至可以說是「白描淺說的文言,不是白話」。《水滸傳》能嫻熟地運用白話寫景、敘事,是第一部以白話為主題的長篇小說,例如第十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以「那雪正下得緊」形容「大雪紛飛」,「緊」字不但寫出風雪之大,也隱含人物心理感受。
《水滸傳》比《三國演義》更貼近生活,更注重刻畫人物性格的層次性,並且純熟地使用白話,從多方面推動中國古代長篇小說藝術的發展。

三國演義

今本《三國演義》主要根據《三國志》、三國歷史的傳說及說書底本寫成,這些材料原本都是零星存在,整理者本着改俗為雅的態度,刪去如劉備到太行山落草為寇等荒誕不經的事情,加 入曹植七步成詩等情節,提高內容的吸引力,又增加以前諸本沒有的詩詞表札,並潤飾《元刊本三國平話》裏單調的平鋪直述,成為今天所見的《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用「依史以演義」的獨特的文學樣式,描寫自黃巾起義到西晉統一近百年的歷史。「依史」就是「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的意思,對歷史事實有所認同,也有所選擇,亦有所 加工;「演義」則滲透着作者主觀的價值判斷,用一種自認為理想的「義」,涇渭分明地去褒貶人物,重塑歷史,評價是非。統觀全書,作者顯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為核心,同時也糅合着千百年來廣大民眾的心理,表現了對於導致天下大亂的昏君賊臣的痛恨,對於創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這也就是《三國演義》的主旨。
一般人都認為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作者,事實未必如此。
「說三分」的故事早已流傳民間,其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晚唐的說三國故事,加上羅本與現在流行的版本有分別,所以有人認為整理成今本的毛宗崗才算是《三國演義》的作者。胡適則認為是書乃由宋至清五百年的演義家共同創作、增潤,不應強歸一人所作。
《三國演義》的故事發生在東漢建靈二年(169年)至晉太康元年(280年)之間,內容集中於魏、蜀、吳三國的鬥爭。是書結合史實與「說三分」的話本故事,雖然尊重三國歸晉的歷史 結局,卻一直「擁劉反曹」,以蜀漢為正統,這方面與陳壽《三國志》以魏晉為正統有明顯分別。
《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
1.   善於描寫戰爭
《三國演義》裏大大小小上百次戰爭,無論是百萬大軍的陣地戰,百十人馬的劫奪,還是二人單挑,都寫得精彩紛呈,動人心魄,內容上作者把軍事鬥爭與政治鬥爭有機地結合起來,又將戰爭的勝負關鍵歸因於「人謀」,這都是《三國演義》寫戰爭情節引人入勝的重要原因。
2.   塑造人物形象
《三國演義》裏重要人物的生動性、深刻性、複雜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曹操在凶險奸詐之外,還有其機警過人的觸覺。又例如神通如諸葛亮,書中亦提到他起用馬謖的錯誤,可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3.   結構藝術
《三國演義》以蜀漢為中心,在人物方面先以曹操為主線,諸葛亮出山後則成為故事中心。以赤壁之戰為例,前後八回,從孔明舌戰群儒、蔣幹中計、黃蓋用苦肉計、孔明借箭、 借東風、 華容道釋曹操等情節,全都自成一個小故事,各小故事又組成赤壁之戰的全部過程,結構嚴謹,處處見作者深意。
4.   語言特色
明朝蔣大器稱《三國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 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言簡意賅,語氣明快的確是《三國演義》的特色,尤其是毛宗崗評本引用詩詞,令其文雅俗共賞,今天我們常見的成語、諺語,如「步步為營」、「初出茅蘆」、「將計就計」、「賠了夫人又折兵」、「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等等都可溯源於《三國演義》。

明清小說

從魏晉志人、志怪小說,到唐代傳奇、宋代話本,小說走上明清的全盛期,無論在體裁、內容、藝術手法上,這時期的小說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說唐代有詩,宋代有詞,小說就是明清的代表文學。這時期的小說重視文學的情感,人物性格的刻畫,並清楚認識文學的「虛」、「實」關係及文學語言的通俗易懂的重要性。
擬話本小說
宋元話本是宋元民間說書人講唱時用的底本,這種小說形式在明清兩代繼續發展,並從說書藝人的口頭演述,逐步演變到文人模擬話本體制的書面創作,就是我們所說的「擬話本」。
晚明馮夢龍繼承話本的傳統,整理宋元以來話本小說120篇,出版《喻世明言》(又稱《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小說集,俗稱「三言」。稍後於馮夢龍的凌濛初也編集《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俗稱「二拍」。馮、凌的「三言二拍」,將話本小說推至另一個高潮。
三言二拍
明代是白話小說蓬勃發展的時代,其中「三言二拍」從宋元話本的基礎上多所創造。馮夢龍提倡文學應「最淺,最俚,亦最真」,又應重視作品是否「適俗」,這些主張明顯受到李贄及公安派文學的影響(反對復古,推崇通俗文學)。
「三言」的內容可分為有關婚姻、愛情的小說,例如〈賣油郎獨佔花魁〉等,另外有歌頌友情的〈施潤澤灘闕遇友〉,也有如〈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等反映忠奸鬥爭的題材等。這些內容涉及社會各階層,從帝王將相到市井無賴,可謂無所不包,以往的小說、雜劇裏雖然也會以平民作主角,但角色主線總離不開愚昧、卑賤,「三言」裏的小人物卻大多形象正面,重情重義,富貴薄情的男子就被唾棄,例如〈賣油郎獨佔花魁〉裏衣冠子弟窮極風流,賣油郎秦重卻重情志誠,勤勞善良,獲得妓女莘瑤琴的愛;〈王嬌鸞百年長恨〉裏始亂終棄的周廷章有負才貌兼全的王嬌鸞的愛,以致年僅二十一歲的嬌鸞身懷狀紙、婚書自縊而死,廷章亦因事發而被判亂棒打死。類似故事在「三言」裏十分常見。
「三言」在藝術上多所創造,故事曲折動人,人物形象生動活潑,主題思想集中,對於人情世態、生活細節的描寫都洗煉流暢,是明代影響最大的擬話本小說。
與「三言」不同,凌濛初的「二拍」主要是由自己創作,所以「二拍」在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上比「三言」統一,其中如〈迭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顯靈〉描寫商人圖利生產的願望和投機冒險的精神,頗具時代特色,而〈同窗友認假作真女秀 才移花接木〉等愛情題材作品以「情」為重,頌讚青年男女自主婚姻,凸顯晚明市民個性的特徵。
四大奇書
明中葉作家王世貞最早提出「四大奇書」之名,然而以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合稱四大奇書者則為馮夢龍,事見李漁《三國演義.序》。四書在內容方面不盡相同,但都代表着明代章回小說的高峰。
據《東京夢華錄》和《醉翁談錄》所記,最遲在宋代已出現長篇分回的說書藝術。明清兩朝長篇小說繼承了分章分回的說書形式, 以「章」、「回」、「則」、「節」、「段」區分,每回又有「回目」,即所謂「分回標目」,回目或單句,或雙句,例如《三國演義》首章為「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這種方式源自說書中的「講史」類,由於故事內容太豐富,說書者不能把一段歷史一兩次講完,所以常於情節發展至關鍵處便以「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作結,有的講本甚至可以延續數個月。

宋、元話本

無論在數量與質量而言,小說在唐代有很大的發展,然而到了宋、元兩朝,唐人文言傳奇小說文體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用俚語寫成的「話本」,即我們所謂的白話小說。「話本」就是「說話」藝人的底本。
所謂「說話」(後來稱為「說書」)是宋代民間藝人講說故事的特殊名稱,其實類似技藝,早見於古代典籍之中,例如《列女傳》記周朝婦女妊娠期會聽「瞽人」「誦詩,道正事」;秦、漢時俳優、侏儒說故事、講笑話,為王公貴族消閑解悶;但這些藝人、小丑的主要表演形式是歌舞、戲劇,說故事並不是最主要的表達方式,性質上與宋代職業「說話」者並不相同。
我們談到宋、元二朝流行「說話」,但「說話」始終只是口述故事,是一種技藝而不是一種文體,這種技藝如何過渡到話本小說的興盛呢?
首先宋代話本小說的產生與唐代變文有關。變文指講故事者利用說唱配合變相圖,講唱宣揚佛經;但論最直接催生話本小說的,其實是「說話人」(說故事的人)本身。由於「說話」最初是口授心傳,沒有文字記載,故事內容愈來愈豐富,情節愈來愈曲折,自有記錄下來的需要,加上印刷術的普及,「說話人」的話本就將初期的故事提綱加工潤色,並印刷流傳,話本小說由此興盛。
由雅入俗的改變
魯迅指宋代志怪小說「平實而乏文彩」,傳奇「多託往事而避近」,「無獨創之可言」,一時興起的,只有市井間「以俚語著書,敘述故事」的宋人話本。
1.   作者
明朝胡應麟分析唐朝與宋朝及以後的小說的分別時曰:「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之談」。唐傳奇是文人創作,其中《鶯鶯傳》的元稹、《玄怪錄》的牛僧孺更官至宰相,其他不是達官顯宦,就是知識分子,但宋代話本小說的編寫和說唱者大多是社會中下層人物,例如賣藝人、落第書生等等,他們或是將史傳故事通俗化,或是以文人小說為本加工改造。
2.   讀者
宋代的君主雖然對小說有所偏好,例如宋朝高宗、孝宗喜好小說之事屢見宋、明筆記之中。但其實自宋代始,從士大夫到普羅百姓無不喜讀小說,讀者層面愈來愈廣,茶樓酒肆、鄉村市集到處都是「說話」藝人演出的地方,而所謂「瓦肆」、「瓦子」、「瓦舍」等更是專供「說話」的固定場所。
3.   內容、藝術手法
既然宋、元小說的作者隊伍與唐人小說不同,對於女性地位、門第觀念等問題的看法自然亦有所不同。另外,小說的讀者既不再限於知識分子,為了迎合讀者要求,宋、元小說的題材愈來愈廣泛,遣辭用語亦愈來愈通俗易懂,所謂「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
4.   數量
唐代小說約六百卷,只是宋初至紹興不足二百年裏,宋代小說已有二百種,一千六百餘卷,這數字還沒有計算《夷堅志》四百二十卷,由此可見宋代小說數量之多。
話本小說分類
「說話」愈流行,分類、技巧亦日漸趨細,漸產生「小說」、「說公案」、「說鐵騎」、「說經」、「說參請」、「講史書」等家數,有關「說話」分家,歷來看法不一。
不同人對因着歷史典籍的不同理解,劃分的家數也不盡相同,但主要的還是有三家,分別是小說、講史和說經,以下分別介紹。
1.   小說
又名「銀字兒」,有「煙粉」(人鬼戀愛)、「傳奇」(人間戀愛)、「靈怪」(鬼怪妖異)、「神仙」(仙人度化世人故事)、「公案」(偵查、破案過程)等名目。宋、元話本中以此家 最具文學價值,作品數量亦是最多,《醉翁談錄》一書著錄宋末元初「小說」名目下就已有一百零七種。傳於後世的話本亦以此家為主。
2.   講史
講述虛實相半的歷史故事。論影響此家僅次於「小說」。元代「說話」的重點在「講史」,留傳下來的也是以這種為主,例如《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薛仁貴征遼事略》等,王國維指「講史」話本是「後世小說分章回之祖」,其中《大宋宣和遺事》敘及梁山泊的事情,是《水滸》的先聲。所謂「平話」是元人稱「講史」話本的習慣用語,但清代以後「話本」、「平話」二詞基本上已無分別,而「平話」經過加工,就成了日後的「演義」。《三國志平話》、《武王伐紂書》二書,在體制與內容上都可以說是日後《三國演義》和《封神演義》的藍本。
3.   說經
《都城紀勝》與《夢粱錄 》都指「說經 」就是「演說佛書」,所謂「佛書」,泛指與佛教關係密切的載籍、佛教人物、傳說、故事等,不一定專指佛經。「說經」在內容上極受唐代和尚「俗講」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視「說經」是「俗講」與「說話」結合的產物。今存宋、元時代可歸「說經」類小說的,只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與《花燈轎蓮女成佛》兩篇。

佛道思想在唐傳奇小說中的表現

唐代佛道思想普遍,其影響於文學者隨處可見,例如從著名的《南柯太守傳》、《枕中記》中可以發現作品內容與宗教的關係。
沈既濟《枕中記》寫自嘆貧困、熱衷功名的盧生在邯鄲道遇道士呂翁,借呂氏青瓷枕入睡,夢中經歷出將入相、 榮華富貴數十年,然而一覺醒來,店主所蒸黃粱猶自未熟,方才大悟人生,後世「黃粱一夢」之語即由此而來。
《南柯太守傳》命意與《枕中記》略同,寫吳、楚游俠淳于棼醉後入夢,被槐安國招為駙馬,出任南柯太守二十載,榮耀顯赫,後因與檀羅國交戰失敗,公主又隨之謝世,寵衰讒起,最後被遣送還鄉,至此淳于棼驚醒,才發現所謂槐安、檀羅只是屋旁古槐樹下的蟻穴,因而嘆息「夢中倏忽,若度一世」。作者利用蟻聚暗喻人間政爭,借夢境的破滅說明功名富貴的虛幻,之間頗見其匠心。

唐代傳奇小說

中國的詩歌、散文至唐代都達到發展的高峰,而小說無論在形式與寫作技巧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魯迅曰:
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婉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始有意為小說。
從「叢殘小語」、「粗陳梗概」到「篇幅曼長」、「敘述婉轉」,這是小說發展史上的大進步。
唐代文學,詩歌小說,並推奇作,同為第一流文學,唐代傳奇是古文運動中最有成就的東西。
我們一般稱唐人小說曰唐傳奇,這種稱謂始於宋代。「傳奇」本是唐裴鉶小說的專名,宋尹洙把類似這種小說的文章稱為「傳奇體」,魯迅認為宋人將唐人小說裏涉及神仙虛幻情節的都稱為傳奇,就是要把唐人小說與韓、柳文章明確區別,頗有貶意;宋代以後,這種分法不再流行。
勃興原因
每一種文體的興盛總有其原因,而當中不外是文體的自身發展,以及時代環境的影響。以下從這兩方面稍作說明。
1.   文學發展趨勢
首先,在內容、形式等各方面,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說都為唐代傳奇小說奠下基礎。另一方面,唐中葉的古文運動與小說的發展亦有密切的關係,唐代古文運動在中唐時期興起,而唐人小說最繁榮的時期亦在中唐。
2.   科舉制度
唐代舉子的「行卷」、「溫卷」的風氣對小說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當時考試重視「行卷」, 那是指舉子到京,要先把自己得意的詩抄成卷,拿去拜謁當時的名人,若得到稱讚,則「聲價十倍」,及第便有把握。開元、天寶以後,小說也成為「行卷」的內容,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從前不滿意小說的,到此時也多做起小說來。傳奇小說因此盛極一時,例如牛僧孺《玄怪錄》、李復言《續玄怪錄》、裴鉶《傳奇》,其實都是當年作者用以投達名人顯宦的行卷,既然朝廷以賦(詩筆)、判(議論)、傳(史才)選拔人才,所以「文備諸體」的小說蓬勃的發展可以說是順理成章。
3.   佛道思想影響
唐代佛道思想普遍,其影響於文學者隨處可見,例如從著名的《南柯太守傳》、《枕中記》中可以發現作品內容與宗教的關係。
傳奇的流行
正如前文所說,文學的發展總不能一蹴而就,總會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唐代傳奇小說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初唐、中唐和晚唐。
1.    初唐時期的小說其實是六朝志怪小說的過度,技巧上沒有太大的突破,著名作品亦只有王度《古鏡記》、張文成《游仙窟》等幾篇。
2.    中唐是傳奇小說的鼎盛時期, 如前面提到,配合古文運動,中唐小說無論在數量、形式變化之多,水準之高,都是初唐時期無法比擬的,例如蔣防《霍小玉傳》、白行簡《李娃傳》、元稹《鶯鶯傳》等都是中唐時期的作品。
3.    晚唐傳奇在中唐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並開始出現許多專集,如牛僧孺《玄怪錄》、李復言《續玄怪錄》,然而如果要數成就最突出的,就必定是以《虬髯客傳》為代表的豪俠小說。
傳奇的分類
依內容分類,唐人小說可分為三類,以下我們依次敘述這三類小說的特點,並重點介紹其中一二代表作。
神怪小說
這類作品糅合寓言和鬼神志怪小說,可以說是源於六朝鬼神志怪,所以其產生最早,以數量計亦屬最多。例子有王度《古鏡記》、李公佐《南柯太守傳》等。
《枕中記》
沈既濟受劉義慶《幽明錄.楊林》影響,著《枕中記》。是書寫自嘆貧困、熱衷功名的盧生在邯鄲道遇道士呂翁,借呂氏青瓷枕入睡,夢中經歷出將入相、榮華富貴數十年,然而一覺醒來,店主所蒸黃粱猶自未熟,方才大悟人生,後世「黃粱一夢」之語即由此而來。
《南柯太守傳》
是書命意與《枕中記》略同,寫吳、楚游俠淳于棼醉後入夢,被槐安國招為駙馬,出任南柯太守二十載,榮耀顯赫,後因與檀羅國交戰失敗,公主又隨之謝世,寵衰讒起,最後被遣送還鄉,至此淳于棼驚醒,才發現所謂槐安、檀羅只是屋旁古槐樹下的蟻穴,因而嘆息「夢中倏忽,若度一世」。作者利用蟻聚暗喻人間政爭,借夢境的破滅說明功名富貴的虛幻,之間頗見其匠心。在李公佐撰四篇傳奇之中,以《南柯太守傳》成就最高,根據此篇演為戲曲的,有明湯顯祖《南柯記》、車任遠《南柯夢》等。
愛情小說
專寫戀愛的小說始於唐代,而唐代傳奇小說中最優秀的亦多屬此類,如《霍小玉傳》、《柳毅傳》等利用細膩的描寫手法,刻畫悽惋的戀情,其文多哀艷,其事則多屬悲劇,與後代才子佳 人的戀愛故事稍有不同。
《霍小玉傳》
蔣防所撰《霍小玉傳》是唐傳奇中描寫愛情的悲劇名篇,內容講及進士李益與長安妓女霍小玉相愛,山盟海誓之後,因李益得官,另娶名門閨秀,小玉憂思成疾,黃衫豪士挾持李益與小玉見面,小玉痛斥負心之徒後含恨而死,並化為厲鬼向李益報復。是書是中唐傳奇的壓卷之作,明胡應麟稱許是書為「唐人最精彩動人之傳奇」(《少室山房筆叢》),實屬確當,明朝湯顯 祖就將之改編為《紫簫記》,後又改為著名的《紫釵記》。
豪俠小說
唐中葉以後,藩鎮跋扈,自擁兵權,不奉天子之命,各蓄死士,從事暗殺,所謂劍俠遂得以橫行,有關內容亦反映於小說之中,例如杜光庭《虬髯客傳》便是最佳例子。
《虬髯客傳》
是書背景為時局動盪的隋朝末年,人物是後人稱為「風塵三俠」的李靖、紅拂女與虬髯客。作者藉配角楊素把李靖與紅拂女拉在一起,再由二人比翼雙飛引出神秘的虬髯客;是書情節曲折多端,引人入勝,內容結構、布局謀篇都與一般傳奇小說不同,可以說是後世武俠小說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