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小說與使命文學

由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到鍾理和《笠山農場》，長篇小說有了開端，但其弘肆則有待鍾肇政的兩個三部曲：《濁流三部曲》（1979），及《台灣三部曲》（1980）。

鍾肇政（1925—）桃園龍潭人，日治時期畢業於淡水中學、彰化青年師範學校。擔任小學教師長達30年之久。鍾氏克服了戰後語言的障礙，努力學習中文，並積極創作，1951年發表處女作〈婚後〉，1957年起與鍾理和、廖清秀、李容春、陳火泉等7人通信往來，相互砥礪創作，並發刊《文友通訊》，為本土作家開闢作品交流的園地，藉以互通訊息及評介作品。1964年起輔佐吳濁流編輯《台灣文藝》，1965年編輯《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共10輯、《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10冊，被視為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重要起點。1990年時擔任「台灣筆會」會長。

鍾肇政大力推動台灣本土文學，鼓勵提攜後進青年作家，故被稱為台灣文學的「傳燈者」。在小說創作上，鍾肇政也有他的現代主義時期。他在60年代期間，刻意以現代主義的技巧融入小說，寫成《輪迴》、《大肚山風雲》等短篇小說集，但成績不算理想。主要因為他不擅長明快、緊密的語言節奏，思維偏向緩慢迂迴。這種表現方式在長篇小說發揮比較理想。1960年他寫成首部長篇小說《魯冰花》， 繼後撰寫《濁流三部曲》與《台灣人三部曲》，更能盡情發揮他的才華。其他重要作品有記錄原住民歷史的小說《高山組曲》之《川中島》和《戰火》、《卑南平原》等；又有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小說《怒濤》。除此之外亦投入《公主潭》、《黃帝子孫》等多齣電視劇本編寫的工作。

《濁流三部曲》由《濁流》（1961）、《江山萬里》（1969）、《流雲》（1965）三部小說組成，全書透過一個台灣青年陸志龍心路歷程的描述，來觀照1943年到1946年，太平洋戰爭到「皇民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三年間的台灣社會，展現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知識青年的壓抑、苦悶與掙扎。這部自傳色彩濃烈的作品，主角陸志龍自卑又膽怯，徬徨又猶豫，經歷一連串現實的試煉、精神的折磨，並追索自我的認同。鍾肇政在這三部曲式大型小說中呈現了殖民歷史傷痕下最真實的人性。

《台灣人三部曲》前後花費超過10年時間撰寫。第一部《沉淪》1968年出版，到1975年出版第三部《插天山之歌》，第二部《滄溟行》則於1976年發行。《沉淪》 的時代背景為1895年乙未割台前後；《滄溟行》書寫20年代台灣由武力抗日轉為文化抗日的歷史；《插天山之歌》 的背景為40年代太平洋戰爭最熾烈的時期。三部曲的時代跨越整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透過台灣境內陸家三個世代的家族史呈現，濃縮地描繪了殖民歷史，開創台灣「大河小說」的新頁，在精神上繼承吳濁流的《亞細亞孤兒》之作，而其規模與技巧已遠遠超越，又刺激了後 進小說家如李喬《寒夜三部曲》、東方白《浪淘沙》等大河小說的創作。

楊照《歷史大河的悲情—論臺灣的「大河小說」》文中指出大河小說源自法文的Roman-fleuve， 原指滔滔不絕的故事，19世紀後則與英國的Saga Novel或者德國的Sagaroman對應，特色是充滿濃厚的歷史意味，以一人或一個家族的連續經歷、甚至日常生活的細節，來鋪陳過去的社會風貌。楊照又以為，在台灣當代小說史上，雖早有司馬中原《狂風沙》等作比較接近大河小說，但其奠基之作還是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楊照又比較了《台灣人三部曲》和李喬《寒 夜三部曲》的不同背景和意義。前者情緒比較激越，後者更要扮演通俗台灣史教科書的角色。隨後兩部野心雄厚的大河小說是姚嘉文的《台灣七色記》和東方白的《浪淘沙》。姚作文字粗 拙幼稚，歷史場景多有破綻；東方白之作則敘事手法老舊，未能深入刻劃主角心理。

台灣鄉土文學的寫實主義方向，還有一個分支指向台灣社會轉型而出現的階級矛盾。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王拓和楊青矗。

司馬中原

司馬中原，原名吳延玫，原籍江蘇省淮陰縣人。自幼投身軍旅，輾轉道途，生活面深廣，成為他日後作品取材的根源；早期作品，多成於軍中，被視為軍中作家的代表人物。

1961年自軍中退役，專事寫作，曾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常務理事、總幹事，中華文藝月刊社社長等職。創作近百種，堪稱多產作家，重要小說作品有長篇《荒原》、《狂風沙》、《刀兵塚》等，短篇有《鄉野傳聞》等。他的作品也有多部改編成電影、電視，如《路客與刀客》、《大漠英雄傳》、《鄉野奇譚》、《失去監獄的囚犯》等，均膾炙人口。

司馬中原一直在思考自己在有生之年是否真有可能重回故土，但他對故鄉的感情仍然濃烈，期待這份感情可以在往後的世代延續。

他的《荒原》一書，初稿成於1952年，至1961年正式面世。小說敘述在1940年代初，司馬中原的家鄉蘇北魯南接壤的大草原，在連年荒旱戰亂中夷為荒原的慘痛史實。儘管荒原裏外天災人禍困苦不絕，但這也是司馬中原深重鄉愁的起點；作者的悲天憫人之情，更灌注了國家興亡的感喟。研究者認為這部作品有「震撼山野的哀痛」。（齊邦媛，1990，頁75—88）

雖然大家認為此作是反共小說，但司馬中原解釋說：「與其說我反共，不如說，我反對一切暴力。一切文明必須建築在人道觀點上，否則，那沒有根基的文明便成了深陷的沙丘。中國農民是迷信、保守、固執；但有着溫良、知足和人道的一面。他們有權保有他們的世界。任何政治家不配指導他們，只能用一種緩緩靜靜的風，吹拂他們，使他們從一個古老的夢境引渡到另一個新的夢境。」司馬中原就是抱着這人道精神和包容的心態去體味鄉土上的草木與人情。

1967年，司馬中原完成了一千三百五十多頁的《狂風沙》，背景的時間比《荒原》更倒退到北伐前後，以淮北鹽販除奸報國的傳說為故事主幹。

作者用華麗舖張的辭彙，峰迴路轉的情節，為讀者一面述說農民流亡的悲苦，一面誇耀當地神橋競賽的豪奢；一面痛悼鹽市保衛戰的慘烈，一面取笑軍閥世界的荒唐；一面演繹歷史力量的無情，一面耽溺傳說想像的多姿。這充分表現了作者對鄉土的迷戀和好奇。有評論以為，在司馬中原《狂風沙》之中，充滿了「鄉野傳說」的刻意鋪寫；這種舖張往往是司馬中原的讀者所追求的趣味，滿足了他們對1949年以前中國大陸的懷念。

台灣小說發展概況

在1949年後，台灣的小說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

•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0）

•   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7）

•   多元化時期（1987—）

然而，分期只是一種權宜的做法，風潮變化常常是漸進的。例如現代主義小說在60年代盛行，但其思想根源在於50年代中期的《文學雜誌》。又如鄉土文學的潮流，不單可以上溯到日治時期，50年代以後還一直川流不息。再者，作家的寫作生涯跨越兩三個時期是平常事。他們的風格有可能隨時代而變化，但也有不隨時流，堅持個人路向而又表現出色的情況。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

國民黨在內戰中敗退遷台，大批大陸文人、作家跟隨國民黨政權流徙來到台灣。國民黨政府以為他們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是文藝政策的錯失，因此而要加強文藝以至公共言論的掌控，實施新聞雜誌圖書管制，查禁所有大陸左翼作家及作品；另一方面，又獎勵「反共文藝」的創作，由是「反共小說」 盛極一時，重要的作家有姜貴、陳紀瀅、潘人木、王藍、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等。反共小說明顯以意識形態先行，特徵是把政治的複雜運作約化為簡單的道德選擇，劃分敵我正邪，內容易於雷同，甚至淪為口號。不過換一個角度而言，這些作品也可以視作一種「傷痕文學」，成為日後憶述大陸的文革創傷、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等歷史悲哀的作品的先聲。反共小說中，也有超越一般模式、藝術水平相當高的作品，例如姜貴的《旋風》、潘人木的《蓮漪表妹》。與反共小說相關的一個旁支發展是「懷鄉小說」。隨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文人，往往不忘故土，而不少反共小說都含有懷鄉情緒。例如軍中作家司馬中原和朱西寧，其作品即有反共意識，也滿腔懷鄉之思。此外，林海音以《城南舊事》之作，展示了女性溫煦的懷鄉之情，有別於悲涼壯烈的男性風格。同期台灣還湧現了一 批女作家，寫下大批從女性觸覺出發的小說。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0）

反共小說由盛而衰，漸漸隱退的時候，台灣小說進入「現代主義」階段。現代主義在台灣，本可以溯源到日治時期，龍瑛宗、楊雲萍等從日本輸入日本和歐洲現代主義技巧，但這一波 風潮與60年代在台灣興起的現代主義小說，似乎關連不大。後者大概源起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夏濟安1956年創辦的《文學雜誌》。夏濟安的學生白先勇、歐陽子等受到薰陶，不少都曾在《文學雜誌》發表他們的早期作品。白先勇、王文興、劉紹銘等在1960年創辦了《現代文學》，提倡「有系統的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並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通過西方文學理論和作品的學習，圍繞在《現代文學》的年輕作家都交出亮麗的成績表，營造出台灣當代小說的黃金時期。重要的小說如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家變》、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等都成為了文學經典。

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7）

台灣小說到了70年代有了明顯的轉向，這個變化以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為標記。至於文學上的表現，我們可以往前期追溯到50年代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在60年代現代主義方 興未艾之時，黃春明、王禎和等已開始借用現代主義的筆法， 書寫台灣的鄉土風情和人物。黃春明以其小說《兒子的大玩偶 》、《莎喲娜啦•再見 》，王禎和以《嫁妝一牛車》、《美人圖》、《玫瑰玫瑰我愛你》等作飲譽文壇，更改編成電影，影響跨越不同的藝術媒體。70年代鄉土寫實之風，還表現在長篇小說的發展之上。由吳濁流《亞細亞孤兒》到鍾理和的《笠山農場》，以寫實主義的信念寫鄉土已成譜系，鍾肇政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更完成了兩套大型的「三部曲」長篇小說《濁流三部曲》與《台灣人三部曲》。後者又被視為「大河小說」，以文學紀史之風漸成氣候。除此以外，還有獲稱為「使命文學」的小說家王拓和楊青矗。他們試圖從階級立場去表現台灣工人、農夫、漁民的不平，有強烈的文學使命感。然而，這樣莊嚴的承擔有時會超過他們對自己作品的藝術要求。

多元化時期（1987—）

經過多年民間政治運動的不捨爭取，台灣的戒嚴令終於在1987年取消。自此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大有變化，正式進入「多元化」時期。然而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並沒有消減，只是以更多元多向的方式互動。學術界多以「後現代」和「後殖民」的概念去分析這個時期，認為這兩條思維路向的並置、角力和爭衡，帶來許多文學表現的類型。一時之間出現了後現代小說、後殖民小說、眷村小說、都市小說、眷村以外外省小說、原住民意識小說、多重殖民及多元族群小說、女性意識小說、同性戀和酷兒小說、跨國性主題小說、在台的馬華小說、2000年以來的歷史記憶小說等等，令人目不暇給。台灣的小說就在眾聲喧嘩的狀況下進入21世紀。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年的台灣文學

關於反共文學時期的文學概況，以下分別從文學環境和文學創作兩方面來介紹。

文學環境

1949年，在國共戰爭中敗北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開啟兩岸半個多世紀的對峙。自1949年 5月戒嚴令頒布後，台灣實行高壓統治。作家的創作自由受到嚴重侵害。文學作品動輒遭到檢查、刪改、查禁、沒收。1949年以前出版的大陸左翼文學作品和理論書籍被查禁，無數台灣本省與外省的知識精英遭到逮捕、殺害或者淪為政治犯，整個台灣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對文藝實行嚴苛的操控，主要是他們認為過去在大陸時期沒有做好文藝宣傳工作，大量知識分子和文人歸向左翼陣營，終致民心背離。在痛定思痛以後，政府把控制文藝作為重建權威、動員社會的首要手段。因而，50年代到60年代，台灣文學也走上政治化的道路，「反共復國」成為文學的第一要務。

反共文學時期的台灣文學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49—1955年，此時政治對文學的干涉最為嚴重；第二階段是

1955—1960年，反共文學進入逐步衰落的過程。

第一階段：1949—1955年

1949年底，文人孫陵在國民黨宣傳部的授意下，創作歌詞《保衛大台灣》，給視為「反共文藝的第一聲」，是國民黨以政治權利介入文學活動的起點。1950年，國民黨把反共復國寫入黨綱，並努力建立了一系列組織，以期控制文壇。同年出現了「反共文學時期」最重要的兩個文學組織。一是1950年3月成立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獎會」），以高額獎金為手段，鼓勵作家撰寫反共文學；二是同年5月4日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名義上是民間文學團體，但核心都是國民黨黨員。

文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執行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從「完成反攻抗俄復國建國任務」一句可見文協的政治角色。在此後10年中，由於文協特別注意培植作家，所以一直主宰着台灣文壇。 此後又成立官辦的民間團體：「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以下簡稱「作協」）和「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鼓勵青年和婦女參與反共文學創作。

除文學團體之外，國民黨還創辦大量文學期刊，並在各大日報開闢欄目，專供發表反共文學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文學刊物是文協的《文藝創作》、作協的《幼獅文藝》和軍方的《軍中 文藝》三份雜誌。

第二階段：1955—1960 年

1955年，蔣介石親自發動「戰鬥文藝」運動，希望把反共文學推向新的創作高潮。但是，在盛極一時的文宣大戰中，反共文學的衰敗已經愈來愈清楚地顯露出來。

首先，由於經費問題，反共文學的一個重要樞紐組織—文獎會於1957年停辦。該會所支持的《文藝創作》也隨之停刊。

其次，普通民眾對鋪天蓋地的政治八股失去興趣，反共復國的神話逐漸失去吸引力，坊間開始大量出現消費性的言情小說。

第三，在知識界，有反對國民黨專制的《自由中國》 和《文星》等雜誌，凝聚了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代表是胡適、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

第四，在文學界，一批作家嘗試疏離政治主題。50年代後期，懷鄉文學的盛行，以至女作家的寫作都有意識地避免對政治直接發言表態。另外，現代主義文學悄悄興起，更明白地意味着反共文學時代的衰落。

在這種種力量的綜合作用下，反共文學的政治根據和文學基礎都發生動搖，這一政治化的文學創作潮流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文學創作

在反共文學時期，台灣的主流文學也呈現出明顯的一體化趨勢。極度的意識形態化，使大多數作品淪為政治的傳聲筒，公式化、概念化是戰鬥文藝的通病，但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去國懷鄉的失落感。50年代，由於本省作家尚處於語言的學步階段，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大多為外省人，而作品以長篇小說為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陳紀瀅（《荻村傳》、《赤地》）、姜貴（《旋風》、《重陽》）、王藍（《藍與黑》）、司馬中原（《荒原》）、女作家潘人木（《蓮漪表妹》）等。

除「反共文學」之外，「懷鄉文學」也是50年代台灣文學的一股重要潮流。此類作品以鄉愁為主題，以記敘鄉間傳說和市井民俗為內容，是大陸去台軍民在隔絕的政治環境下普遍的情感寫照。懷鄉文學雖然沒有完全脫離反共的主題，但作品蘊涵更為深邃的人性挖掘，所以文學價值不容忽視。比較著名的小說作者有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詩人有余光中、鄭愁予、 彭邦楨、覃子豪、羅門等，散文有呼嘯（《故鄉別戀》）、歸人（《懷念集》）、梅遜（《北大荒》）。

在懷鄉文學中，女作家的作品尤為引人矚目。其中編輯《聯合報》副刊的本省人林海音和主編《自由中國》文藝欄的聶華苓是推動台灣女性寫作的重要人物。除她們二人之外，此階段比較重要的女作家有蘇雪林、謝冰瑩、孟瑤、琦君、徐鍾珮、鍾梅音、蓉子、張秀亞、郭良蕙等，她們對愛情、婚姻、家庭的關注，對舊情往事的眷戀，打破戰鬥文藝一統天下的局面，她們的小說、散文、詩歌作品猶如一陣清新之風，給枯燥僵硬的50年代台灣文學帶來真摯的人間關愛。

在50年代的主流文壇之外，台灣的「鄉土文學」也在艱難生長。戰後第一代省籍作家努力學習中文，逐漸以中文發表創作，稱為「跨越語言的一代」。他們聚集在鍾肇政創立的油印刊物《文友通訊》周圍，自覺地遠離戰鬥文藝的反共主旨，對台灣的鄉土歷史和殖民創傷深入開掘。代表作家有鍾理和（《笠山農場》）、廖清秀（《恩仇血淚記》）、李榮春（《祖國與同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