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

林海音（1918—2001），作品也可以歸入「懷鄉文學」類，但其內涵的幅度可能更繁複多音。林海音父母是台灣人，她出生於日本大阪，1921年隨父母返回台灣，兩年後遷居北京。一住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這古城就成為她台灣之外的另一個精神上的故鄉。

1948年再回到台灣，並開始發表文學創作，從1953—1963年主編《聯合報》副刊，1967年創辦《純文學》月刊（同時由王敬羲主持香港版），翌年成立純文學出版社。期間林海音以敏銳的文學觸感發掘人才，又重視台灣本土作家如林懷民、黃春明、鄭清文、鍾理和等，更鼓勵日據時代停筆的老作家，例如楊逵、鍾肇政、文心、陳火泉、施翠峰等重新執筆創作，因此被譽為「台灣文學的重要推手」。

在創作方面，有長篇小說《曉雲》、《春風》、《孟珠的旅程》，短篇小說集《城南舊事》、《綠藻與鹹蛋》、《婚姻的故事》和《燭芯》等，散文集《冬青樹》、《兩地》、《剪影話文壇》等。其中《城南舊事》更讓她享譽海峽兩岸，在1982年被上海製片廠拍成電影，由吳貽弓導演，並多次獲得國際影展大獎。

《城南舊事》所載，是林海音北京童年的似水年華。她以其溫婉的文筆書寫那種純樸無邪的鄉土感應。全書包括前言性質的《冬陽童年駱駝隊》，以及《惠安館》、《我們看海去》、《蘭姨娘》、《驢打滾兒》、《爸爸的花兒落了》五個短篇；貫串全書的中心人物是英子，時間由1923年開始， 英子由一個7歲的小女孩長大到13歲；由懵懂好奇的旁觀，到因父親離世而驟然擔負起成人的責任。小說以「爸爸的花兒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兩句收束。（林海音，1983，頁229）

隨着英子的觀點改變，故事向前發展，揭示了人世的悲歡離合。另一方面，北平古城在這個小說集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古城不是冰冷的歷史遺跡，而是親切的現實、生生不息的生活。正如齊邦媛為《城南舊事》寫的序文指出：「作者將英子眼中的城南風光均勻地穿插在敘述之間，給全書一種詩意。讀後的整體印象中，好似那座城和那個時代扮演着比人物更重的角色。……《城南舊事》若脫離了這樣的時空觀念，就無法留下永恆價值了。」（林海音，1983，頁3）

林海音在文學創作上的意義，除了鄉愁的點染之外，還有她的「女性」觀照。除了《城南舊事》之外，她的北京書寫更涵括了一系列以舊社會女性婚姻為主題的故事，主要收入《婚姻的故事》、《燭芯》等集。女性觸覺和關注點，使林海音的懷鄉小說顯現出來的韻味，與男性作品中所充溢的緊張氣壓大大不同。

她的出現，同時也見證了當時台灣女性書寫的興盛。學者指出，50年代女作家極為活躍，主要因為隨國民政府來台灣的大陸女性中不少具有高等學歷，加上當時急需中文寫作人力資源，以便推行「國語政策」，由是大有寫作空間。這樣的寫作生態意外地打開了台灣文壇一向為男性主導的瓶頸。

當時活躍文壇的女作家以散文成就最高，至於從事小說創作的則有孟瑤（代表作《心園》）、潘人木、郭良惠（《心鎖》）、童真（《古香爐》）、華嚴（《智慧的燈》）、張秀亞（《尋夢草》）、琦君（《菁姐》）、繁露（《養女湖》）、張漱涵（《意難忘》）、畢璞（《風雨故人來》）、聶華苓（《葛滕》）等。

朱西寧

朱西寧（1927—1998）和司馬中原一樣，都屬於「軍中作家」群落。他本名朱青海，山東臨朐人。青少年時期在抗日戰爭中度過，10歲起便開始了流亡生活，浪跡於蘇北、皖東、南京、上海等地。抗戰勝利後，進入杭州國立藝專習畫，1949年棄學從戎，隨軍撤退到台灣，1972年退伍，成為職業作家。朱西寧又是活躍的編輯人，曾任《新文藝》主編、黎明出版社總編輯。胡蘭成來台也受他禮遇，促成由馬叔禮、丁亞民、朱天文發起的「三三集團」。其妻劉慕沙為日本文學翻譯名家，女朱天文、朱天心為當代重要小說家，女婿謝材俊（唐諾）亦為台灣西方推理文學重要引進者。

朱西寧的寫作生涯早自廿一歲發表短篇小說《洋化》開始，1952年出版的《大火炬的愛》是典型的反共小說，以後陸續寫出《鐵漿》、《狼》、《破曉時分》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奠定台灣懷鄉書寫的重要里程碑。在這些作品中，朱西寧大量運用地方語言、生活習俗，再現故國的鄉土風味，並融入人性善惡與慾望的辯證，構成他懷鄉小說時期的重要特色。

朱西寧短篇小說《鐵漿》講述孟、沈兩家爭奪官鹽專賣權的故事，高潮是孟昭有與沈長發比鬥而將滾燙的鐵漿灌到自己口中的一段。請細讀以下引錄的片斷，析述其中的象徵意義：

「我包定了！」

他衝着對手沈長發吼出最後一聲，擎起雙手，托起了鐵漿臼，擎得高高的，高高的。人們沒有誰敢搶上去攔住，那樣高熱的岩漿有誰敢不顧死活去沾惹？鑄鐵的老師傅也愕愕的不敢進前一步。

大家眼睜睜，眼睜睜的看着他孟昭有把鮮紅的鐵漿像是灌進沙模子一樣的灌進張大的嘴巴裏。

那只算是很短促很短促的一瞥，又哪裏是灌進嘴巴裏，鐵漿劈頭蓋臉澆下來，一陣子黃煙裹着乳白的蒸氣衝上天際去，發出生菜投進滾油鍋裏的炸裂聲，那股子肉類焦燎的惡臭隨即飄散開來。大夥兒似乎都被這高熱的岩漿澆到了，驚嚇的狂叫着。人似乎聽見孟昭有最後的一聲尖叫， 幾乎像耳鳴一樣的貼在耳膜上，許久許久不散失。

然后，那是火車汽笛在長鳴，響亮的，長長的一聲。 孟昭有在一陣衝天的煙氣裏倒下去，仰面挺倒在地上。

鐵漿迅即變成一條條脈絡似的黑色的固體樹根，覆蓋着他那赤黑的上身。凝固的生鐵如同一隻黑色大爪，緊緊抓住這一堆燒焦的肉。

一隻彎曲的腿，失去主能的還在微弱的顫抖。

整個腦袋全都焦黑透了，認不出上面哪兒是鼻子，哪兒是嘴巴—剛剛還在叫嚷着「我包定了！」的那張嘴巴。

頭髮的黑灰隨着一小股旋風，習習盤旋着，然後就飄散了。黃煙兀自裊裊的從屍身裏面升上來， 棉褲兀自燃燒着，只是沒有火焰再跳動。

一陣震懾人心的鐵輪聲從鎮北傳過來，急驟的搥打着甚麼鐵器似的。又彷佛無數的鐵騎奔馳在結冰的大地上。烏黑烏黑的灰煙遮去半天邊，天色立刻陰下來。

在場不多幾個人，臉上都沒了人色，惶惶的彼此怔視着，不知是為孟昭有的慘死，還是為那個陰含着妖氣和災殃的火車真的來到，驚嚇成這份神色。

風雪一陣緊似一陣，天黑的時辰，地上白了。大雪要把小鎮埋進去，埋得這樣子沉沉的。

只有婦人哀哀的啼哭，哀哀的數落，劃破這片寂靜。

不受諒解和歡迎的火車，就此不分晝夜的騷擾這個小鎮。火車自管來了，自管去了，吼呀，叫呀，敲打呀，強逼人認命的習慣它。

火車帶給人不需要也不重要的新東西；傳信局在鎮上蓋房屋，外鄉人到來推銷洋油、報紙和洋鹼，火車強要人們知道一天幾點鐘，一個鐘頭多少分。

通車有半年，鎮上只有兩個人膽敢走進那條大黑龍的肚腹裏，洋狀元和官鹽槽的少當家孟憲貴。

鹽槽抓在孟家手裏，半年下來落進三千兩銀子，這算是頂頂忠厚的辦官鹽。頭一年年底一結賬，淨賺七千六百兩。孟憲貴置地又蓋樓，討進媳婦又納丫嬛，大煙跟着也抽上了癮。

火車沒給小鎮帶來甚麼災難，除掉孟昭有凶死的那樣慘。大夥兒都說，孟昭有是神差鬼使的派他破了凶煞氣。然而，洋狀元的金玉良言沒落空；到第二年，鹽商的鹽包裝上火車了，經過小鎮不落站。這一年淨賠一頃多田。鎮上使用起煤油燈，洋胰子。人得算定了幾點幾分趕火車。要說人對火車還有多大的不快意，那該是只興人等它，不興它等人—無情無意的洋玩意！

五年過去了，十年二十年也過去了，鐵道旁深深的雪地裏停放着一口澆上石灰水的白棺材。

《鐵漿》講述小鎮鄉紳孟昭有和沈長發為爭官鹽專賣權，以自己的身體作為賭注。孟以生命贏得勝利，但這時鐵路已開，鹽權因為交運通輸的迅速改變而無足輕重。小說以孟昭有的一聲尖叫與火車的汽笛聲重疊並置，傳統蒙昧、英雄血氣、現代文明交集映照。孟昭有的行動，有着傳統「說部」英雄的姿態，但所作所為在時代境況變異後，就好比一種無謂的、愚昧的犧牲。其間的荒謬，又凸顯出現代工業文明入侵傳統農業社會的巨大衝擊。小說又以這個地方小鎮的承納角度去描述火車帶來的感覺和客觀變化。鄉民最初認識到的火車是「陰含着妖氣和災殃」的，但它卻有能力「強逼人認命的習慣它」，慢慢地大家都得接受火車「只興人等它，不興它等人」的無情無意。作者在這段描述以後，即時接上孟昭有兒子（蕩盡家業後倒斃於破廟）所躺進的石灰棺材的景象，正能呈現時代演化過程中，生命情境的悲涼。

司馬中原

司馬中原，原名吳延玫，原籍江蘇省淮陰縣人。自幼投身軍旅，輾轉道途，生活面深廣，成為他日後作品取材的根源；早期作品，多成於軍中，被視為軍中作家的代表人物。

1961年自軍中退役，專事寫作，曾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常務理事、總幹事，中華文藝月刊社社長等職。創作近百種，堪稱多產作家，重要小說作品有長篇《荒原》、《狂風沙》、《刀兵塚》等，短篇有《鄉野傳聞》等。他的作品也有多部改編成電影、電視，如《路客與刀客》、《大漠英雄傳》、《鄉野奇譚》、《失去監獄的囚犯》等，均膾炙人口。

司馬中原一直在思考自己在有生之年是否真有可能重回故土，但他對故鄉的感情仍然濃烈，期待這份感情可以在往後的世代延續。

他的《荒原》一書，初稿成於1952年，至1961年正式面世。小說敘述在1940年代初，司馬中原的家鄉蘇北魯南接壤的大草原，在連年荒旱戰亂中夷為荒原的慘痛史實。儘管荒原裏外天災人禍困苦不絕，但這也是司馬中原深重鄉愁的起點；作者的悲天憫人之情，更灌注了國家興亡的感喟。研究者認為這部作品有「震撼山野的哀痛」。（齊邦媛，1990，頁75—88）

雖然大家認為此作是反共小說，但司馬中原解釋說：「與其說我反共，不如說，我反對一切暴力。一切文明必須建築在人道觀點上，否則，那沒有根基的文明便成了深陷的沙丘。中國農民是迷信、保守、固執；但有着溫良、知足和人道的一面。他們有權保有他們的世界。任何政治家不配指導他們，只能用一種緩緩靜靜的風，吹拂他們，使他們從一個古老的夢境引渡到另一個新的夢境。」司馬中原就是抱着這人道精神和包容的心態去體味鄉土上的草木與人情。

1967年，司馬中原完成了一千三百五十多頁的《狂風沙》，背景的時間比《荒原》更倒退到北伐前後，以淮北鹽販除奸報國的傳說為故事主幹。

作者用華麗舖張的辭彙，峰迴路轉的情節，為讀者一面述說農民流亡的悲苦，一面誇耀當地神橋競賽的豪奢；一面痛悼鹽市保衛戰的慘烈，一面取笑軍閥世界的荒唐；一面演繹歷史力量的無情，一面耽溺傳說想像的多姿。這充分表現了作者對鄉土的迷戀和好奇。有評論以為，在司馬中原《狂風沙》之中，充滿了「鄉野傳說」的刻意鋪寫；這種舖張往往是司馬中原的讀者所追求的趣味，滿足了他們對1949年以前中國大陸的懷念。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年的台灣文學

關於反共文學時期的文學概況，以下分別從文學環境和文學創作兩方面來介紹。

文學環境

1949年，在國共戰爭中敗北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開啟兩岸半個多世紀的對峙。自1949年 5月戒嚴令頒布後，台灣實行高壓統治。作家的創作自由受到嚴重侵害。文學作品動輒遭到檢查、刪改、查禁、沒收。1949年以前出版的大陸左翼文學作品和理論書籍被查禁，無數台灣本省與外省的知識精英遭到逮捕、殺害或者淪為政治犯，整個台灣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對文藝實行嚴苛的操控，主要是他們認為過去在大陸時期沒有做好文藝宣傳工作，大量知識分子和文人歸向左翼陣營，終致民心背離。在痛定思痛以後，政府把控制文藝作為重建權威、動員社會的首要手段。因而，50年代到60年代，台灣文學也走上政治化的道路，「反共復國」成為文學的第一要務。

反共文學時期的台灣文學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49—1955年，此時政治對文學的干涉最為嚴重；第二階段是

1955—1960年，反共文學進入逐步衰落的過程。

第一階段：1949—1955年

1949年底，文人孫陵在國民黨宣傳部的授意下，創作歌詞《保衛大台灣》，給視為「反共文藝的第一聲」，是國民黨以政治權利介入文學活動的起點。1950年，國民黨把反共復國寫入黨綱，並努力建立了一系列組織，以期控制文壇。同年出現了「反共文學時期」最重要的兩個文學組織。一是1950年3月成立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獎會」），以高額獎金為手段，鼓勵作家撰寫反共文學；二是同年5月4日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名義上是民間文學團體，但核心都是國民黨黨員。

文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執行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從「完成反攻抗俄復國建國任務」一句可見文協的政治角色。在此後10年中，由於文協特別注意培植作家，所以一直主宰着台灣文壇。 此後又成立官辦的民間團體：「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以下簡稱「作協」）和「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鼓勵青年和婦女參與反共文學創作。

除文學團體之外，國民黨還創辦大量文學期刊，並在各大日報開闢欄目，專供發表反共文學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文學刊物是文協的《文藝創作》、作協的《幼獅文藝》和軍方的《軍中 文藝》三份雜誌。

第二階段：1955—1960 年

1955年，蔣介石親自發動「戰鬥文藝」運動，希望把反共文學推向新的創作高潮。但是，在盛極一時的文宣大戰中，反共文學的衰敗已經愈來愈清楚地顯露出來。

首先，由於經費問題，反共文學的一個重要樞紐組織—文獎會於1957年停辦。該會所支持的《文藝創作》也隨之停刊。

其次，普通民眾對鋪天蓋地的政治八股失去興趣，反共復國的神話逐漸失去吸引力，坊間開始大量出現消費性的言情小說。

第三，在知識界，有反對國民黨專制的《自由中國》 和《文星》等雜誌，凝聚了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代表是胡適、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

第四，在文學界，一批作家嘗試疏離政治主題。50年代後期，懷鄉文學的盛行，以至女作家的寫作都有意識地避免對政治直接發言表態。另外，現代主義文學悄悄興起，更明白地意味着反共文學時代的衰落。

在這種種力量的綜合作用下，反共文學的政治根據和文學基礎都發生動搖，這一政治化的文學創作潮流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文學創作

在反共文學時期，台灣的主流文學也呈現出明顯的一體化趨勢。極度的意識形態化，使大多數作品淪為政治的傳聲筒，公式化、概念化是戰鬥文藝的通病，但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去國懷鄉的失落感。50年代，由於本省作家尚處於語言的學步階段，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大多為外省人，而作品以長篇小說為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陳紀瀅（《荻村傳》、《赤地》）、姜貴（《旋風》、《重陽》）、王藍（《藍與黑》）、司馬中原（《荒原》）、女作家潘人木（《蓮漪表妹》）等。

除「反共文學」之外，「懷鄉文學」也是50年代台灣文學的一股重要潮流。此類作品以鄉愁為主題，以記敘鄉間傳說和市井民俗為內容，是大陸去台軍民在隔絕的政治環境下普遍的情感寫照。懷鄉文學雖然沒有完全脫離反共的主題，但作品蘊涵更為深邃的人性挖掘，所以文學價值不容忽視。比較著名的小說作者有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詩人有余光中、鄭愁予、 彭邦楨、覃子豪、羅門等，散文有呼嘯（《故鄉別戀》）、歸人（《懷念集》）、梅遜（《北大荒》）。

在懷鄉文學中，女作家的作品尤為引人矚目。其中編輯《聯合報》副刊的本省人林海音和主編《自由中國》文藝欄的聶華苓是推動台灣女性寫作的重要人物。除她們二人之外，此階段比較重要的女作家有蘇雪林、謝冰瑩、孟瑤、琦君、徐鍾珮、鍾梅音、蓉子、張秀亞、郭良蕙等，她們對愛情、婚姻、家庭的關注，對舊情往事的眷戀，打破戰鬥文藝一統天下的局面，她們的小說、散文、詩歌作品猶如一陣清新之風，給枯燥僵硬的50年代台灣文學帶來真摯的人間關愛。

在50年代的主流文壇之外，台灣的「鄉土文學」也在艱難生長。戰後第一代省籍作家努力學習中文，逐漸以中文發表創作，稱為「跨越語言的一代」。他們聚集在鍾肇政創立的油印刊物《文友通訊》周圍，自覺地遠離戰鬥文藝的反共主旨，對台灣的鄉土歷史和殖民創傷深入開掘。代表作家有鍾理和（《笠山農場》）、廖清秀（《恩仇血淚記》）、李榮春（《祖國與同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