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散文以雜文為主，也有散文詩和抒情散文。以下會分述這兩類散文的寫作特色。
雜文：從《熱風》到《且介亭雜文末編》
魯迅素以雜文見稱於散文界，其成就大致可分為三期：初期的雜文集以《熱風》為代表，中期的代表作有《墳》、《華蓋集》、《集外集》等，後期則有《三閑集》、《二心集》、《且介亭雜文》 等雜文集。
初期代表：
《熱風》從1918年8月起，魯迅就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晨報副刊》等刊物發表雜文，這些作品大都收集在《熱風》（1925） 和《墳》（1927）裏。1918到1927年可說是魯迅雜文的開創 期，又可稱為「熱風時期」。
《熱風》是魯迅的第一本雜文集，集內三十篇短文都是短評，其中〈隨感錄〉就有十六篇，其餘十四篇內容也因事有感而書。
這本小文集篇篇都有針對性：「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 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
這三十篇作品，說來篇篇有據，發而中的，對糜爛的社會、酸腐的文化都作了深刻的批評。例如魯迅諷刺家長比孩子更需要教育；批判迷信，提倡科學；申述所謂國粹無須保存；籲請國民不要抱殘守缺；諷刺國術落後等等。內容既有批判性，也有啟發性，文字洗煉雋永，具吸引力和征服力，讀了使人痛快。單看《熱風》的措詞用字，經營取勢，已足肯定魯迅為雜文的奠基人。
中期代表：由《墳》到《集外集拾遺》
至於魯迅中期的雜文，與當時某些事件的關係密切：1925年的「女師大事件」和1926 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慘案」，對魯迅的思想衝擊頗大。從二十年代中葉起，魯迅已將雜文變成一種既尖銳犀利而又鬱勃力雄的文章。雜文集如《墳》、《華蓋集》、《華蓋集續篇》、《而已集》、《集外集》及《集外集拾遺》等，都能掌握具時代普遍性的人情事物，尖刻反映當時人和事的面目和醜態。文章或用諷刺和反語，或以對比和暗喻，措辭雖有時轉彎抹角，但又一下子執着要害，將要揭露的人和事寫得透徹、深刻。這時期的雜文風格也漸漸變得深沉冷峻，形式也更多樣，光看體式就有隨筆、日記、評論、書信、格言、講演等類型。
後期代表：
由《三閑集》到《且介亭雜文末編》1927到1936年是魯迅雜文的創作後期，在他生命的最後九年有九本雜文集出版，即《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 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九種。這個時期作品多， 變化密，後期創作亦可分作三期。
1. 《三閑集》時期
1928至1933年可說是魯迅雜文的轉折期，也可稱為《三閑集》時期，作品有《三閑集》、《二心集》和《南腔北調集》 等。這時期由於國民政府開始「清黨」，魯迅曾南走廣州，由廣州而香港，由香港而上海，其間洞世情、悉政局，再發而為文，行文也就愈見深刻。
這時期的作品，論議稍減，情感因屢經鍛煉而更沉着，諷刺也更尖刻。如《 三閑集》 裏的〈無聲的中國〉、〈匪筆〉、〈某筆〉、〈剷共大觀〉等篇，他都以冷靜態度揭示現實真象。論批評的尖銳和辛辣程度，則《二心集》較《三閑集》更強。 在文場上， 他的〈「硬譯」 和「文學的階級性」〉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批評梁實秋的文學理論；〈張資平氏的小說學〉諷刺張資平低俗的色情小說；在政治上，〈「友邦驚詫」論〉揭露國民政府的媚外投降主義。這些都是寸兵見血，字字剜心的利器。
例如在〈「硬譯」和「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魯迅這樣論述「文學之階級性」：「文學不藉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 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無需加以『束縛』，實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
這篇文字厲害之處在於取例，那些例子愈取愈尖銳，愈取愈辛辣，由窮人無折本之憂到焦大不愛林黛玉，讓讀者瞠目結舌。挖苦人性的文學，則混之以基本之動物性，以淡化人性。這奇辯巧駁的刀筆，實在鋒利。而《南腔北調集》的內容更為廣闊，政治色彩更為鮮明，如〈非所計也〉、〈論「赴難」和「逃難」〉等針砭當局賣國投降、鎮壓青年學生的劣行；〈為了忘卻的記念〉醜詆國民政府之「圍剿」，彰顯革命者之戰鬥精神，寫得甚具震撼力。
2. 《偽自由書》時期
1933至1934年，魯迅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化了五十個筆名在《申報•自由談》 上發表一百三十多篇雜文，這些作品後來輯錄成《 偽自由書 》、《 准風月談》 和《 花邊文學》 三冊。 這個時期可稱為「《 偽自由書》 時期」。《 偽自由書》以譏評時政為主， 魯迅在〈前記〉裏說：「 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 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
據此可見魯迅這時期的雜文對當時時弊、惡棍、壞政、劣績毫不客氣，尤其對政府實施「攘外必先安內」和「只有安內而不攘外」的政策感到憤慨，輒為文 痛擊，對於那些「戰略專家」或「叭兒性」的文士學者， 魯迅就在文章裏批評得體無完膚。〈現代史〉、〈推背圖〉和〈﹝殺錯了﹞異議〉三篇，就指出百姓要擦亮眼睛，看清楚政府的面目：政府怎會錯殺了人！錯的是百姓的無知。魯迅指出：「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殺錯了﹞異議〉）我們看錯的是「政府」，整部「現代史」不過是「劊子手」和「偽君子」「變把戲」的歷史。 文筆可謂諷刺、 針砭交橫，而「刺」 的力量比「諷」還強得多。
《准風月談》以曲筆批判社會的不良風尚和文壇的怪現象，以小見大，雖談風月，潑寫出來的還是時代風雨、社會風雲。 社會上那些揩油的、幫閑的、說風涼話的、「 吃白相飯」 的（「白相」 乃上海方言，意即玩耍、遊盪） 都給嘲諷了。
《花邊文學》幾乎全都是短評，表面上寫零碎的事，但內裏還是大事的縮影，如〈洋服的沒落〉表面寫「洋服和袍子馬褂之爭」，但中間來這麼一段：「這回的不取洋服 的原因卻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說，因其不合衛生。造化賦給我們的腰子和脖子，本可以彎曲的，彎腰曲背，在中國是一種常態，逆來尚須順受，順來自然更當順受了。所以我們是最能研究人體，順其自然而用的人民。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違反自然的洋服，於是便漸漸的自然而然的沒落了。」則一襲洋服，說來又將民族的劣根性挖苦一頓。此書談論的包括婦女、兒童、迷信、自殺等問題，而一些具趣味性的小事，如服裝、廣告、標點等，魯迅也捕捉入文，而且還藉這些小事物批評社會上的毛病和常見的問題。
3. 《且介亭雜文》時期
1934至1936年魯迅逝世是第三個時期，也是雜文創作的高峰期，亦稱「《且介亭雜文》時期」。此兩年間，魯迅的雜文就有三集《且介亭雜文》，文中對社會人生的真實形相，都作了精彩、精確、精當的評論，文詞具強烈感染力，使雜文的題材和藝術皆臻完美。
從精神內容看，這三冊雜文更具其全部雜文總結的意義。學者一般都以〈關於中國的二三事〉、〈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尋開心」〉、〈拿來主義〉、〈論文人相輕〉系列、〈從幫忙到扯談〉等文章論述其筆力和活力。〈關於中國的二三事〉是對中國政治「統治
術」的總結，筆法緊密而統攝力強；〈病後雜談〉和〈病後雜談之餘〉藉歷代統治者殘酷的統治傳統，反映對日帝和當局的批判，寫來舉重若輕，筆法深刻而精煉。〈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是對傳統儒家思想批判的總結，〈拿來主義〉 客觀地批評了應怎樣吸收外來文化的問題，〈文人相輕〉七篇則是對文壇現象和文藝運動的批評總結。這些作品都可以跟第一、二期雜文的整體題材和批判精神接軌，還可以作其內容和藝術的總結。魯迅那種槍劍式的文字、雄辯的光芒、嘲笑諷喻的手法，配合用反語、起諢號、作誇張、 設幽默、擷類比等技巧，將雜文藝術發揮至爐火純青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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