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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3日 星期四

朱西寧

朱西寧(1927—1998)和司馬中原一樣,都屬於「軍中作家」群落。他本名朱青海,山東臨朐人。青少年時期在抗日戰爭中度過,10歲起便開始了流亡生活,浪跡於蘇北、皖東、南京、上海等地。抗戰勝利後,進入杭州國立藝專習畫,1949年棄學從戎,隨軍撤退到台灣,1972年退伍,成為職業作家。朱西寧又是活躍的編輯人,曾任《新文藝》主編、黎明出版社總編輯。胡蘭成來台也受他禮遇,促成由馬叔禮、丁亞民、朱天文發起的「三三集團」。其妻劉慕沙為日本文學翻譯名家,女朱天文、朱天心為當代重要小說家,女婿謝材俊(唐諾)亦為台灣西方推理文學重要引進者。
朱西寧的寫作生涯早自廿一歲發表短篇小說《洋化》開始,1952年出版的《大火炬的愛》是典型的反共小說,以後陸續寫出《鐵漿》、《狼》、《破曉時分》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奠定台灣懷鄉書寫的重要里程碑。在這些作品中,朱西寧大量運用地方語言、生活習俗,再現故國的鄉土風味,並融入人性善惡與慾望的辯證,構成他懷鄉小說時期的重要特色。
朱西寧短篇小說《鐵漿》講述孟、沈兩家爭奪官鹽專賣權的故事,高潮是孟昭有與沈長發比鬥而將滾燙的鐵漿灌到自己口中的一段。請細讀以下引錄的片斷,析述其中的象徵意義:
「我包定了!」
他衝着對手沈長發吼出最後一聲,擎起雙手,托起了鐵漿臼,擎得高高的,高高的。人們沒有誰敢搶上去攔住,那樣高熱的岩漿有誰敢不顧死活去沾惹?鑄鐵的老師傅也愕愕的不敢進前一步。
大家眼睜睜,眼睜睜的看着他孟昭有把鮮紅的鐵漿像是灌進沙模子一樣的灌進張大的嘴巴裏。
那只算是很短促很短促的一瞥,又哪裏是灌進嘴巴裏,鐵漿劈頭蓋臉澆下來,一陣子黃煙裹着乳白的蒸氣衝上天際去,發出生菜投進滾油鍋裏的炸裂聲,那股子肉類焦燎的惡臭隨即飄散開來。大夥兒似乎都被這高熱的岩漿澆到了,驚嚇的狂叫着。人似乎聽見孟昭有最後的一聲尖叫, 幾乎像耳鳴一樣的貼在耳膜上,許久許久不散失。
后,那是火車汽笛在長鳴,響亮的,長長的一聲。 孟昭有在一陣衝天的煙氣裏倒下去,仰面挺倒在地上。
鐵漿迅即變成一條條脈絡似的黑色的固體樹根,覆蓋着他那赤黑的上身。凝固的生鐵如同一隻黑色大爪,緊緊抓住這一堆燒焦的肉。
一隻彎曲的腿,失去主能的還在微弱的顫抖。
整個腦袋全都焦黑透了,認不出上面哪兒是鼻子,哪兒是嘴巴剛剛還在叫嚷着「我包定了!」的那張嘴巴。
頭髮的黑灰隨着一小股旋風,習習盤旋着,然後就飄散了。黃煙兀自裊裊的從屍身裏面升上來, 棉褲兀自燃燒着,只是沒有火焰再跳動。
一陣震懾人心的鐵輪聲從鎮北傳過來,急驟的搥打着甚麼鐵器似的。又彷佛無數的鐵騎奔馳在結冰的大地上。烏黑烏黑的灰煙遮去半天邊,天色立刻陰下來。
在場不多幾個人,臉上都沒了人色,惶惶的彼此怔視着,不知是為孟昭有的慘死,還是為那個陰含着妖氣和災殃的火車真的來到,驚嚇成這份神色。
風雪一陣緊似一陣,天黑的時辰,地上白了。大雪要把小鎮埋進去,埋得這樣子沉沉的。
只有婦人哀哀的啼哭,哀哀的數落,劃破這片寂靜。
不受諒解和歡迎的火車,就此不分晝夜的騷擾這個小鎮。火車自管來了,自管去了,吼呀,叫呀,敲打呀,強逼人認命的習慣它。
火車帶給人不需要也不重要的新東西;傳信局在鎮上蓋房屋,外鄉人到來推銷洋油、報紙和洋鹼,火車強要人們知道一天幾點鐘,一個鐘頭多少分。
通車有半年,鎮上只有兩個人膽敢走進那條大黑龍的肚腹裏,洋狀元和官鹽槽的少當家孟憲貴。
鹽槽抓在孟家手裏,半年下來落進三千兩銀子,這算是頂頂忠厚的辦官鹽。頭一年年底一結賬,淨賺七千六百兩。孟憲貴置地又蓋樓,討進媳婦又納丫嬛,大煙跟着也抽上了癮。
火車沒給小鎮帶來甚麼災難,除掉孟昭有凶死的那樣慘。大夥兒都說,孟昭有是神差鬼使的派他破了凶煞氣。然而洋狀元的金玉良言沒落空;到第二年,鹽商的鹽包裝上火車了,經過小鎮不落站。這一年淨賠一頃多田。鎮上使用起煤油燈,洋胰子。人得算定了幾點幾分趕火車。要說人對火車還有多大的不快意,那該是只興人等它,不興它等人無情無意的洋玩意!
五年過去了,十年二十年也過去了,鐵道旁深深的雪地裏停放着一口澆上石灰水的白棺材。

《鐵漿》講述小鎮鄉紳孟昭有和沈長發為爭官鹽專賣權,以自己的身體作為賭注。孟以生命贏得勝利,但這時鐵路已開,鹽權因為交運通輸的迅速改變而無足輕重。小說以孟昭有的一聲尖叫與火車的汽笛聲重疊並置,傳統蒙昧、英雄血氣、現代文明交集映照。孟昭有的行動,有着傳統「說部」英雄的姿態,但所作所為在時代境況變異後,就好比一種無謂的、愚昧的犧牲。其間的荒謬,又凸顯出現代工業文明入侵傳統農業社會的巨大衝擊。小說又以這個地方小鎮的承納角度去描述火車帶來的感覺和客觀變化。鄉民最初認識到的火車是「陰含着妖氣和災殃」的,但它卻有能力「強逼人認命的習慣它」,慢慢地大家都得接受火車「只興人等它,不興它等人」的無情無意。作者在這段描述以後,即時接上孟昭有兒子(蕩盡家業後倒斃於破廟)所躺進的石灰棺材的景象,正能呈現時代演化過程中,生命情境的悲涼。

司馬中原

司馬中原原名吳延玫,原籍江蘇省淮陰縣人。自幼投身軍旅,輾轉道途,生活面深廣,成為他日後作品取材的根源;早期作品,多成於軍中,被視為軍中作家的代表人物。
1961年自軍中退役,專事寫作,曾任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常務理事、總幹事,中華文藝月刊社社長等職。創作近百種,堪稱多產作家,重要小說作品有長篇《荒原》、《狂風沙》、《刀兵塚》等,短篇有《鄉野傳聞》等。他的作品也有多部改編成電影、電視,如《路客與刀客》、《大漠英雄傳》、《鄉野奇譚》、《失去監獄的囚犯》等,均膾炙人口。
司馬中原一直在思考自己在有生之年是否真有可能重回故土,但他對故鄉的感情仍然濃烈,期待這份感情可以在往後的世代延續。
他的《荒原》一書,初稿成於1952年,至1961年正式面世。小說敘述在1940年代初,司馬中原的家鄉蘇北魯南接壤的大草原,在連年荒旱戰亂中夷為荒原的慘痛史實。儘管荒原裏外天災人禍困苦不絕,但這也是司馬中原深重鄉愁的起點;作者的悲天憫人之情,更灌注了國家興亡的感喟。研究者認為這部作品有「震撼山野的哀痛」。(齊邦媛,1990,頁75—88
雖然大家認為此作是反共小說,但司馬中原解釋說:「與其說我反共,不如說,我反對一切暴力。一切文明必須建築在人道觀點上,否則,那沒有根基的文明便成了深陷的沙丘。中國農民是迷信、保守、固執;但有着溫良、知足和人道的一面。他們有權保有他們的世界。任何政治家不配指導他們,只能用一種緩緩靜靜的風,吹拂他們,使他們從一個古老的夢境引渡到另一個新的夢境。」司馬中原就是抱着這人道精神和包容的心態去體味鄉土上的草木與人情。
1967年,司馬中原完成了一千三百五十多頁的《狂風沙》,背景的時間比《荒原》更倒退到北伐前後,以淮北鹽販除奸報國的傳說為故事主幹。
作者用華麗舖張的辭彙,峰迴路轉的情節,為讀者一面述說農民流亡的悲苦,一面誇耀當地神橋競賽的豪奢;一面痛悼鹽市保衛戰的慘烈,一面取笑軍閥世界的荒唐;一面演繹歷史力量的無情,一面耽溺傳說想像的多姿。這充分表現了作者對鄉土的迷戀和好奇。有評論以為,在司馬中原《狂風沙》之中,充滿了「鄉野傳說」的刻意鋪寫;這種舖張往往是司馬中原的讀者所追求的趣味,滿足了他們對1949年以前中國大陸的懷念。

反共文學發展與反共文學

20世紀40年代後期,國民黨在中國的內戰中節節敗退,194912月國民政府正式遷移到台灣。在此前後,大批大陸移民包括文人、作家,跟隨國民黨政權流徙到台灣。國民黨政府檢討 在大陸失敗的因由,他們以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文藝政策的錯失,讓共產黨得以利用文藝的空間作宣傳,爭取到百姓的支持;因此,遷台後必須加強文藝以至公共言論的掌控。19503月國民政府頒布《台灣省戒嚴時期新聞雜誌管制辦法》,1953年修訂實施《台灣省戒嚴時期新聞圖書雜誌管制辦法》,據此查禁所有大陸左翼作家及作品。同時,透過由當時的立法院長張道藩領導的「中國文藝協會」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等機構,以豐厚的獎金和稿酬誘導「反共文藝」的創作。其中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獎勵方式是:(一)每年兩次到三次固定評 選獎金,在徵求的各類作品中,選擇若干贈予較優獎金;(二)平常投稿,經錄取後付予稿費,並介紹到各報刊發表。到1951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創辦了《文藝創作》,集中發表來稿。

這是中國文藝協會的創立宗旨,也可以代表當時國民黨政權的文藝政策:文學的作用就是為政治服務。由於得到政府的強勢支援,中國文藝協會是台灣在50年代成員最多、活力最強,效果也最大的文藝組織。會員從成立之初的150餘人,發展到50年代末的1290人,當時文壇上較為活躍的作家都幾乎是這個組織的成員。

除此以外,1950年蔣經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翌年發表《敬告文藝界人士書》,號召「文藝到軍中去」,設立「軍中文藝獎」,創辦《軍中文藝》。1955年蔣介石發動「戰鬥文藝 」, 更由中國文藝協會推行「文藝清潔運動」,在文壇展開掃黑、掃黃運動。加上《幼獅文藝》、《文壇》、《復興文藝》等刊物的配合,反共文藝盛極一時,重要的作家有姜貴、陳紀瀅、潘人木、王藍、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等。由「反共文學」的生產模式看來,這類作品的作家過於依賴國家體制。在創作構思的時候,作家的意識充塞的都是國族情操,發表作品的媒體也是由國家體制操控;作品的評比,又主要由官方主導的機構設獎鼓吹。這樣由作家創作到讀者群落的營造,一律與國家機器密切掛鈎,而且不斷循環往復,自然會形成與國家體制配合的一種「意識形態文學」。

反共小說
上面談到,反共小說可說是一種意識形態文學,其發展與政治密切相關。反共小說的風潮過後,不少評論者對此都提出嚴苛的批評,如台灣文學史家葉石濤說:「他們的文學來自憤怒和仇 恨,所以五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為政策的附庸,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彭瑞金也說:「反共文學大鍋菜式的同質性(公式化)、虛幻性和戰鬥性等反文學主張,是它的致命傷,所以儘管它霸佔了整個台灣文學發展的空間,文學的收成還是等於零。」。大陸學者古繼堂又歸納反共小說的公式:一、愛情加反共;二、共產黨勾結日本人打國民黨;三、知識分子誤入共產黨後又覺醒;四、共、日、匪合夥製造人間荒原。他又指出:「五十年代的台灣反共小說是一種公式化、概念化的東西,只要掌握了上述愛情加反共、從迷悟到覺醒兩種公式之後,誰都可以像往籮筐中裝東西一樣,去填塞內容。

文學史家重視文學的價值,批評政治對文學施加壓力的現象,是負責任的表現,反共小說之備受責難,看來也是理所當然。不過,我們也要留意,這些批評究竟是在維護文學的尊嚴,還是基於不同政治立場而作出的否定。反共小說是意識形態先行的文學,種種批評又是否由另一傾向的意識形態所推動?批評者會不會因為台灣本土意識過於強烈,以致不能接受國民黨以「反共復國」為目標的文藝宣傳?會不會因為堅持擁護共產主義,而難以忍受反共的言論?其實政治與文學的複雜關係,正是我們學習中國當代文學所必須正視的問題。

2017年7月31日 星期一

台灣文學的特徵

1949年後,由於政治的分離,台灣當代文學和大陸所走的路漸行漸遠。然而,從發展過程來看,它和大陸相似也經歷文學突破政治重圍的過程。下面概述台灣當代文學的分期及其時代特徵。
台灣當代文學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年)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0年)
    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7年)
    多元化時期(1987年至今)
台灣文學的發展歷程大概可分為反共文學時期現代主義時期鄉土文學時期多元化時期四個時期。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年)的台灣文學,是政治操控主導的文學。主題有兩大類,一為反共,一為懷鄉。前者是居於主流的戰鬥文藝,絕大部分作品的創作方法具有明顯的模式化、公式化的特點。後者處於文壇的支流,其中包括不少女作家的作品,雖然沒有脫離反共復國的總主題,但以懷人憶舊的內容,迴避與政治的直接對話,其抒情溫婉的風格豐富了本階段的文學創作。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0年)是台灣文學疏離政治、走向文學自覺的時期。在這一時段,主宰台灣文壇的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它的思想和文學資源雖然主要來自歐美西方國家,於中國文學傳統相對比較輕視,但對於打破50年代戰鬥文藝一統天下、提升台灣文學的藝術水準有不容抹煞的貢獻。它幫助台灣作家鍛煉技巧、建構想像、探索自我,為文學掙脫政治樊籬,爭取自由空間找到一條道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對台灣當代文學,乃至大陸當代文學的影響都是長遠的。70年代後,這些台灣作家無論選擇哪一條路線,都受過現代主義的洗禮。特別有意思的是,這樣由政治文藝而現代文學的道路,在20年後的大陸文壇又再次重演,而台灣的現代主義詩歌、小說也成為大陸現代主義文學實驗的一個重要參照。
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7年)可以視為台灣文學現實主義的回潮期。這一時期的文學主題多呈現對鄉土、對現實、對底層民眾的關懷,風格沉鬱,具有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
多元化時期(1987年以後)是台灣文學的生產力和想像力大幅度提升的階段。文學發展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創作方式、方法、流派、主張層出不窮。對歷史、對政治、對現實,以及一切崇高事物的質疑,是本階段文學的基本態度。文學擺脫了專制政治的束縛,成為不同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的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