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以下列一段保守派的文字和胡適的回應，略評其爭論要點。又保守派與新文學家的論爭，對現代文學的確立產生甚麼意義？

「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併為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為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云，則古文之後，當無駢體，白話之後，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正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為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史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乎？」（ 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轉引自黃修己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

胡適的回應為：「這種議論真是無的放矢：正為古文之後還有背時的駢文；白話已興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後無駢體，白話之後無古文，那就用不着誰來提倡有意的革命了。」

梅氏說明中國文學發展所依的是漸變規律，而不是要革前代文學的命，這個道理說得合乎歷史真實，例子亦中肯。言下之意，就是指責新文學革命太激進。胡適的反擊並非對準文學發展規律這重心，乾脆只說現在需要文學革命，才能剷除舊文學，所以要革命了。這樣的回應既沒有客觀討論的風範，也欠缺邏輯思維。其實胡適何嘗不知道梅氏所說有其道理，只是不能順應梅氏所設的理路回應罷了。

平心而論，梅氏所說並沒有錯，過往中國的文學發展就是如此，他對文學革命意義的理解，跟新文學家不同。其實，當時大家所爭只是文學主流當歸文言還是白話的問題，由此看來，「學衡」觀念固非全錯，革新者亦有缺疵。這些論爭對確立現代文學所產生的意義包括：

1.  給現代文學帶來衝擊和磨煉，使其理論變得更堅實和完整。

2.  現代文學家為了應付保守派的攻擊，不斷向外國學習，很多外來的新思想、新學說都引進中國來。

經過這場論爭，作家學者更了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傳統本質，外來的學術思想、美學觀念等也滲入現代文學，變成現代文學的方向、特有的內容和寫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