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余光中白玉苦瓜有感

余光中的《白玉苦瓜》可說是一首寓有寄託的詠物詩，以故宮博物館所藏的一件古物，寓意對中國故土和文化的依戀，再進而寄託個人在藝術上的追求，以不朽永恆為念。

全詩寫「白玉苦瓜」之形非常具體細膩，「莖鬚繚繞，葉掌撫抱」到瓜尖「仍翹着當日的新鮮」，又以苦瓜之「苦」傳神：「鍾整個大陸之愛在一隻苦瓜」，「皮靴」、「馬蹄」、「戰車」踩過，代表了現代中國的苦難。

「白玉苦瓜」雖然是苦難中國的化身，但同時也是藝術的結晶。余光中以「白玉苦瓜」暗喻自己以詩作把中國苦難「換胎」為永恆的藝術，「曾經是瓜而苦」，經過引渡而「成果而甘」，而達致不朽。

我們讀這首詩，不能以為余光中將對中國的記憶物化，放進玻璃櫃了，而切割了現在與過去，切斷了台灣和大陸的連接。白玉苦瓜是屬於過去的中國人，也屬於現在的中國人，也將屬於未來的中國人。白玉苦瓜能夠經過戰亂而從大陸顛沛流離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正是中國人民情感的連接，我們共同經歷了中國的苦難。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母親。

白玉苦瓜

似醒非醒，緩緩的柔光裏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隻瓜從從容容在成熟 一隻苦瓜，

不在是澀苦 日磨月磋琢出身孕的清瑩 看莖鬚繚繞，葉掌撫抱

哪一年的豐收像一口要吸盡 古中國餵了又餵的乳漿

完美的圓膩啊酣然而飽

那觸覺，不斷向外膨脹 充實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翹著當日的新鮮

茫茫九州只縮成一張輿圖

小時候不知道將它疊起 一任攤開那無窮無盡

碩大似記憶母親，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匐匍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

不幸呢還是大幸這嬰孩 鍾整個大陸的愛在一隻苦瓜

皮靴踩過，馬蹄踩過 重噸戰車的履帶踩過 一絲傷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 猶帶著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 熟着，一個自足的宇宙 飽滿而不虞腐爛，

一隻仙果 不產在仙山，產在人間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為你換胎那手，那巧腕 千眄萬睞巧將你引渡

笑對靈魂在白玉裏流轉

一首歌，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 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余光中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生於南京。抗日戰爭起，隨母流亡，輾轉逃抵四川，於重慶居住多年。1949年離開大陸，經香港到台灣。1952年畢業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後赴美進修，然後返回台灣在政治大學及台灣師範大學任教。1974年來香港居停超過10年，任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1985年返回台灣高雄，任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講座教授。

余光中在大陸時已開始發表詩作，1952年在台灣出版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1954年，與覃子豪、鍾鼎文、夏菁、鄧禹平等共創藍星詩社。1961年在《現代文學》發表長詩《天狼星》，引起洛夫《天狼星論》的批評，余光中乃以《再見，虛無！》一文回應。兩位詩人之間的「天狼星論戰」，代表了台灣現代詩對現代與傳統的關係、走向現代的步伐的思考，兩人的駁辯也深化了現代主義在台灣文學的影響。在此以後，余光中又出版了《蓮的聯想》、《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白玉苦瓜》等詩集；來港以後又有《天狼星》、《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等，詩風隨時代環境、個人心感而多變，兼容傳統與西方現代文學精神與技法。余光中至今創作不懈，著述範圍遍及詩歌、散文、評論、翻譯等。他的詩篇和散文曾多次入選兩岸三地的語文教材，其詩句亦曾為各種當代文化媒介所反覆引用，堪稱當今兩岸三地文學界最有影響力的一人。以下請你閱讀他兩篇不同風格的作品。

《等你，在雨中》選自余光中六、七年代風靡青年的情詩集《蓮的聯想》，可稱余光中愛情詩歌的代表作。

等你，在雨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蟬聲沉落，蛙聲升起

一池的紅蓮如紅焰，在雨中

你來不來都一樣，竟感覺 每朵蓮都像你

尤其隔着黃昏，隔着這樣的細雨

永恒，剎那，剎那，永恒 等你，在時間之外

在時間之內，等你，在剎那，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裏，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我會說，小情人

諾，這隻手應該採蓮，在吳宮 這隻手應該

搖一柄桂槳，在木蘭舟中

一顆星懸在科學館的飛簷 耳墜子一般地懸着

瑞士錶說都七點了。 

忽然你走來 步雨後的紅蓮，翩翩，你走來 像一首小令

從一則愛情的典故裏你走來

從姜白石的詞裏，有韻地，你走來

以上詩作名曰「等你」，但全詩隻字沒有刻意摹寫「等你」的焦慮，而是別出心裁地狀寫等待戀人的幻覺和美感。黃昏將至， 細雨濛濛，彩虹飛架，紅蓮如焰，「蟬聲沉落，蛙聲升起」。「紅蓮」像「你」，燃起的愛火深埋在「我」心內，所以讓人傷感的黃昏也變得如詩如畫，所以「等你」的每一「剎那」，可以是「永恆」，可以出入於「時間」內外，完全是一個美妙的經驗空間。「你」帶來的感覺，就由火焰的顏色通向清芬的氣味，借「你」的手的幻像，遐想連翩地進入了古典的世界；就像超現實的變幻，「手」與「紅蓮」化為「江南可採蓮」的嫵媚，「手」中拿着搖動「木蘭舟」的「桂槳」。時間的流轉在詩中並沒有完全泯沒，「科學館的飛簷」懸掛起星子、「瑞士錶」指向「七點」。這時，忽然見「你」，「步雨後紅蓮」，翩翩而來；「我」只浸沉在清新婉轉的「白石小令」、深邃纏綿的「愛情的典故」的風神韻味當中。

論者謂情詩易寫難工，余光中這首情詩，語言清麗，聲韻柔婉，意象空靈，是不可多得的傑作。

讀余光中詩，除了欣賞以上《等你，在雨中》那樣的悠揚清新之外，還要見到他的深厚沉鬱。這方面最清晰表現在他懷想「中國」的詩篇，例如《白玉苦瓜》一篇。這首詩是余光中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論者大都以為《白玉苦瓜》一詩清楚的流露出對故國神州的依戀與懷念；作者用最深沉的情感，傾訴對故國的懷念。

白玉苦瓜

似醒非醒，緩緩的柔光裏 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

一隻瓜從從容容在成熟 一隻苦瓜，

不在是澀苦 日磨月磋琢出身孕的清瑩 看莖鬚繚繞，葉掌撫抱

哪一年的豐收像一口要吸盡 古中國餵了又餵的乳漿

完美的圓膩啊酣然而飽

那觸覺，不斷向外膨脹 充實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翹著當日的新鮮

茫茫九州只縮成一張輿圖

小時候不知道將它疊起 一任攤開那無窮無盡

碩大似記憶母親，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匐匍

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悲慈苦苦哺出

不幸呢還是大幸這嬰孩 鍾整個大陸的愛在一隻苦瓜

皮靴踩過，馬蹄踩過 重噸戰車的履帶踩過 一絲傷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這奇蹟難信 猶帶著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時光以外奇異的光中 熟着，一個自足的宇宙 飽滿而不虞腐爛，

一隻仙果 不產在仙山，產在人間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為你換胎那手，那巧腕 千眄萬睞巧將你引渡

笑對靈魂在白玉裏流轉 一首歌，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 被永恆引渡，成果而甘

張曉風

張曉風（1941—）筆名曉風、桑科、可叵等。江蘇銅山人，生於浙江金華。1949年離開大陸到台灣時只有八歲。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教於東吳大學、香港浸會學院、陽明大學等。 她是個多產的作家，兼長散文與戲劇，有時也寫雜文與小說。散文作品有《地毯的那一端》、《給你，瑩瑩》、《愁鄉石》、《步下紅毯之後》、《桑科有話要說》、《再生緣》、《我在》、《從你美麗的流域》、《你的側影好美》等；劇作有《武陵人》、《和氏璧》、《曉風戲劇集》等。

張曉風的成名作《地毯的那一端》抒寫婚前的喜悅，具有深情美感。加上《給你，瑩瑩》和《愁鄉石》，三集穩固地建立了她的散文家地位。其後，她的作品在內容和技巧上都不斷發展、突破，從描寫生活瑣事，漸漸轉變為抒寫家國情懷及社會世態，融入哲理，不斷開拓。

其文筆洗練而生動，時真時幻，出入自在。詩人余光中讚譽她的散文有一股勃然不磨的英偉之氣，在風格上能用知性來提升感性，在視野上能把小我擴展到大我。（1993，頁367—379）瘂弦也對張曉風亦剛亦柔的文風特別欣賞：「我們發現，在女性的曉風之外，還有一個男性的曉風，在『柔情的守護人』的夏娃背後，還隱藏着一個象徵『嚴厲力量』的亞當。這種相反又相容的辯證統一，呈音樂賦格式進行，二者共生互補，相激相盪，為張曉風的作品帶來強勁的激發力和創造力。在文學原型的拓殖上，她古典；在詩的純粹的探索上，她唯美；在詠史和表現大我的意圖上，她是一個高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風旗的勇士了。」（2004，頁44—58）

《從你美麗的流域》選自張曉1988年出版的散文集《從你美麗的流域》，寫作目的原是為了響應1984年間台灣捐血運動的宣傳，但在內容上則為張曉風自敘自己與捐血的因緣，也點出她與香港的關係、對香港的感情，抒情的味道也很濃郁。

在本文的結構上，全文共分六大段：第一大段敘述作者完結了在香港浸會學院（現今的香港浸會大學）的教學工作，返回台灣，丈夫到機場接機，順道點出捐血運動籌劃者想請作者寫文章宣傳捐血運動的機緣。第二大段點出作者曾經在1983年9月 受聘到香港教書之前，曾經想在台北新公園捐血車捐血，卻因血紅素不足而心願難圓的經過，正是為下段香港捐血的經過埋下伏筆。 第三大段敘述作者1984年2月教書合約期滿，心中充滿對香港人和地的愛與關懷，因而產生在香港捐血來回饋這個地方的念頭。至於為何要以捐血作為臨別的贈禮，作者以為「如果你愛一塊土地，如果你感激周圍的關愛，如果你回顧歲月之際一心謝恩，如果你喜歡跟那塊土地生活時的自己，留下一點血應該是最好的贈禮吧」。第四大段敘述作者終於如願以償到香港紅十字會捐血的經過。第五大段則插敘作者關於血的回憶，作者想起台北國父紀念館裏年輕人合唱余光中的《民歌》，歌詞中以血的意象比喻國族的情感，帶出末段作者對人事浮沉的感慨：「誰不是時間的過客呢？如果世間真有地址一事，豈不是在一句話落地生根的他人的心田上，或者一滴血如何流相互灌注的渠道間—所謂地址，還能是什麼呢？」

作者對人與土地的關連，有超越的理性開脫，但又充溢了以血脈相連的感情。感性與理性互相支援、交融，而非抗衡、排拒。捐血成為作者對香港和台北這兩個城市愛的象徵，卻又呼應了首段敘述的捐血運動這個實用目的。文中將捐血轉化為人與人之間情義的交流，並將人體想像成一片美好的江山，血管縱橫全身，彷若江河遍布全國，形成流域，充分呈現了作者想像思維的開闊和深刻。

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

台灣在20世紀60年代的主要文學思潮，大概可以總括為「現代主義」。在反共文學時期，強調的是意識形態的正確；對形式的要求則離不開狹義的寫實主義，認為能夠成功地以語言文字 再現現實，就相當於尋獲真理，洞悉人世幽微。這種理念，其實延續了五四文學「為人生」的載道文學觀，只不過所載之道只限由官方所界定的一種，再用龐大的政治權力架構去維持推動，文學的生趣自然有所局限。於是不少文學中人就嘗試在當時的有限空間中另闢天地。現代主義由是就以迂迴的方式次第在台灣開展。

現代主義的興起

不少學者在解釋台灣現代主義風潮時，大都歸因於政治及社會的雙重因素：一方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冷戰結構的形成，國民黨政府大量接受美援而累積的崇美心態，由是文化界對源自歐美的現代主義敬禮模仿；另一方面，社會內部因為思想箝制形成的政治疏離感，加上大批從大陸遷台的移民有鄉歸不得的不適應與失落感，使得作家轉向現代主義所提供的文字隱晦扭曲、探索內心世界的寫作手法。另一種意見則以為，現代主義是一種精英文化的前衛藝術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文人不滿庸俗功利的文風，以及文學政治化、商品化的傾向，企圖在俗陋的文化生態環境裏有所作為，因而以提倡由英美引進的現代主義文學來達到提升本國文化的目的。

現代主義思潮對文學創作的重大影響，首先發生在詩歌之上， 繼而又作用於小說。詩歌以紀弦於1953年創辦的《現代詩》季刊為標誌。至於小說，則濫觴於1956年由夏濟安主持的《文學雜誌》。1960年，夏濟安在台灣大學外文系任教時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劉紹銘等創辦《現代文學》，更集結了大批以現代主義為文學理想的青年作家，影響非常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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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文學雜誌》的《致讀者》和《現代文學》的《發刊詞》，說明了這兩份雜誌的宗旨和時代意義。

（一）《文學雜誌．致讀者》（節錄）

本刊是幾個愛好文學的朋友所創辦的，我們不想在文壇上標新立異，我們只想腳踏實地，用心寫幾篇好文章。大陸淪陷之後，中華民族正當存亡絕續之秋，各方面都需要人「苦幹、硬幹、實幹」；我們想在文學方面盡我們的力量，用文章來報國。

我們有多大貢獻，現在還不敢說。我們的希望是要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頭發揚光大之。我們雖然身處動亂時代，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我們所提倡的是樸實、理智、冷靜的作風。

我們不想逃避現實。我們的信念是：一個認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時代表達他的時代的精神的人。

我們不提「為藝術而藝術」。藝術不能脫離人生，我們生長在這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的悲憤，我們的愛國熱誠，決不後人，不論我們多麼想保持頭腦的冷靜。

我們反對共產黨的煽動文學。我們認為：宣傳作品中固然可能有好文學，文學可不盡是宣傳，文學有它千古不滅的價值所在。

我們反對舞文弄墨，我們反對顛倒黑白，我們反對指鹿為馬。我們並非不講求文字的美麗，不過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說老實話。⋯⋯

本刊歡迎投稿。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希望海內外作家譯家，源源賜寄，共觀厥成。

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這一類的稿件，我們特別歡迎。

（二）《現代文學．發刊詞》（節錄）

本刊是我們幾個青年人所創辦的。創辦的動機一是我們對中國文學的關心。二是我們在這幾年來一直受着對文學熱愛的煎磨和驅促。⋯⋯

我們願意《現代文學》所刊載的不乏好文章。這是我們最高的理想。我們不願意為辯證「文以載道」或「為藝術而藝術」的花篇幅。但我們相信，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縱使非立心為「載道」而成，但已達到了「載道」目標。

我們打算分期有系統的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並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

我們不想在「想當年」的癱瘓心理下過日子。我們得承認落後，在新文學的界道上，我們雖不至於一片空白，但至少是荒涼的。⋯⋯

我們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我們可能失敗，但那不要緊，因為繼我們而來的文藝工作者可能會因為我們失敗的教訓而成功。⋯⋯

對於國家，我們有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熱愛，甚至過而遠之。我們有生而為國人的光榮驕傲，儘管我們的國家今 天正處於存亡絕續之秋， 但我們的驕傲中有着沉痛的自 責。讓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鞭策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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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篇宣言性質的文字，可以見到當時的政治壓力（「我們希望我們的文章並不『動亂』」），從事文藝活動的文化人都必須強調愛國；另一方面，反共的思潮已引發不滿的情緒，所以要用委婉的語氣來反對（「文學可不盡是宣傳」、不談「文以載道」）。更重要的是，兩篇文字都強調要以理論和研究來啟導創作。《現代文學》的宣言說得更明白：「有系統的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其背後原因正是「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現代主義的各種論說和大量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正好提供了及時的救濟。因此，推動了台灣現代主義風潮的《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造就了大批創作人才。在《文學雜誌》上發表創作的包括已享盛名的梁實秋、林海音、張愛玲、 林以亮，以至余光中、陳之藩、思果等，年輕的台大學生如白先勇、陳若曦都曾在此發表他們的早期作品。《現代文學》作者群除了當時在台大唸書的葉維廉、叢甦、王禎和、杜國清、淡瑩、鄭恆雄、歐陽子、陳若曦之外，還有投稿的陳映真、李昂、七等生、黃春明、王拓、何欣、宋澤萊等，幾乎網羅了60年代所有優秀作家，聚合成戰後台灣文學的黃金時期。更重要的是，經歷了這一場現代主義的洗禮以後，台灣小說的想像更為豐碩，表現出更多姿的風貌。

台灣新詩發展概況

在1949年後，台灣新詩的發展大體也和小說一樣，經歷了「反共文學」盛行、現代主義興起、鄉土和本土意識萌生、「解嚴」後多元並生的局面。

從五十代的反共詩歌到現代派的形式探索開始，到五、六十年代現代詩運動的深化與抒情傳統的延續，六、七十年代由現代到本土的變化，以至八十年代到世紀末多元化與新世代思維的影響。

然而，詩歌潮流的演變並沒有像小說般明顯。當反共文學大盛時，不少詩人都配合政策，或者為了官方的獎金，大量創作「反共詩歌」，但是也有不少詩人同時自發地經營詩刊，很快就踏上現代主義的探索道路。因此，現代主義詩歌基本上與反共詩歌同期。反共詩歌的作者如紀弦、瘂弦等，同時又是現代主義的倡導者。他們一方面響應官方政策，寫其「政治抒情詩」，另一方面積極發展詩藝，秉持現代主義的宗旨，往內心世界開疆闢土。

五十年代在台灣詩壇出現了反共詩歌的熱潮，但同時又有不少詩人自發地創作，踏上現代主義的探索路上。事實上，反共詩歌的作者如紀弦、瘂弦等，同時也是現代主義的倡導者。他們勇於形式的探險，為台灣現代詩藝開發了廣闊的空間，其中表現突出的包括紀弦、林亨泰、商禽、白萩等。

另一方面，在現代主義的風潮下，提倡知性、主張「橫的移植」的口號雖然響亮，卻也引發重視抒情、探求「縱的繼承」者反彈。前者的代表人「現代詩社」紀弦與後者的領導者「藍星詩社」覃子豪為此爆發一場論戰，但論戰雙方其實還是在新詩現代化的範圍內思考。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來，二者是互補多於對立。以創作的表現而言，繼承現代派的「創世紀詩社」中人如洛夫、瘂弦等固然有《石室之死亡》、《 深淵》等以知性為主導的作品，但同在現代詩社之列的鄭愁予，也寫下不少抒情詩的佳作。至於藍星詩社的覃子豪、鄧禹平、余光中，以及與這三個詩社都有關連的楊牧等，在推動台灣現代詩的抒情傳統上，均作出重要的貢獻。因此說，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台灣詩壇的主導方向雖然離不開現代主義，但抒情傳統並沒有中絕，反而在經歷現代主義的洗禮以後有更深長的發展。

七十年代初，台灣以現代主義為主潮的當代詩歌，遭受關傑明、唐文標等猛烈批評。這次「關唐事件」把現代詩與現實、傳統的關係正式放在議程之上，而當時不少詩人也重新檢討這20年來台灣當代詩歌的發展方向。一時間，新成立的詩社如「龍族」、「主流」、「大地」、「草根」、「詩脈」、「陽光小集」等，都開始以「關懷現實」、「繼承傳統」為宗旨。台灣現代詩的發展也就由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純粹性的探索，轉變到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開放性、世俗性的追求。這個由「現代」到「本土」的過程，正好從《笠》詩刊的變化見到。《笠》詩社主要由本省籍的詩人組成，早期的面貌仍不出現代主義的範疇，但後期關懷鄉土的詩風逐漸發揚，尤其七、八十年代以後，這個方向更加明顯。此時，也出現了以現實主義筆觸描寫鄉土的詩人，其中又以吳晟為代表。

從20世紀80年代到世紀末，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因應解嚴前後的政治和社會變化，而呈現更加開放的現象，整個文化生態轉型變異，出現分眾社會與多元需求。戰後出生的詩人以「新世代」自期，要求「世代交替」，主張詩學思想與思考方式的重大改革，他們認為70年代崛起的詩人還有歷史的負擔，唯有80年代出現的新世代才能突破封鎖，擺脫前行代的文體影響，並對性別、政治、族群等既具有世界性也關涉本土現實的議題作出反應，一時間詩壇出現多元並生的局面。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年的台灣文學

50年代，台灣被編入了世界冷戰序列，在美國長期扶持下，台灣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50年代，台灣進入經濟起飛期，全盤西化形成社會風潮。隨着大量西方資訊的引進，知識界的親美心態日趨明顯。就文學而言，50年代，由於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文藝政策，大陸的新文學尤其左翼主流傳統無以為繼，西方文學資源成為台灣作家的重要營養源泉，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因而得以在台灣傳播。現代主義運動首先在詩壇出現，隨後又有現代派小說的興起，到 60年代，儼然發展為台灣文學的主導運動。

1956年，台灣文壇誕生了兩個文學團體，一為紀弦組織的「現代詩社」，二為夏濟安創辦的《文學雜誌》。它們的出現標誌着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發端，而詩歌界現代主義運動是其先聲。當時，最主要的現代派詩歌團體和詩歌刊物有「現代詩社」的《現代詩》、「創世紀」的《創世紀》和「藍星詩社」的多份刊物。代表的詩人有「現代詩社」的紀弦、鄭愁予、林亨泰等，「藍星詩社」的覃子豪、鍾鼎文、余光中、羅門、蓉子等，「創世紀」的洛夫、瘂弦、張默等。

1960年，《現代文學》的創刊標誌着台灣小說現代主義運動的興起。1956年創辦的《文學雜誌》正是這一運動的前奏，為台灣小說的現代主義運動儲備大量作者，後來創辦《現代文學》的小說家白先勇就是《文學雜誌》的一位學生作者。到1960年，台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全面展開。就小說創作來說，有代 表性的作家、作品包括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聶華 苓（《失去的金鈴子》）、白先勇（《遊園驚夢》）、王文興（《龍天樓》）、歐陽子（《那長髮的女孩》）、陳映真（《將軍族》）、七等生（《我愛黑眼珠》）、施叔青（《約伯的末裔》）等。

此外，本階段還出現了琦君、張秀亞、胡品清等著名的散文家。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年的台灣文學

關於反共文學時期的文學概況，以下分別從文學環境和文學創作兩方面來介紹。

文學環境

1949年，在國共戰爭中敗北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開啟兩岸半個多世紀的對峙。自1949年 5月戒嚴令頒布後，台灣實行高壓統治。作家的創作自由受到嚴重侵害。文學作品動輒遭到檢查、刪改、查禁、沒收。1949年以前出版的大陸左翼文學作品和理論書籍被查禁，無數台灣本省與外省的知識精英遭到逮捕、殺害或者淪為政治犯，整個台灣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對文藝實行嚴苛的操控，主要是他們認為過去在大陸時期沒有做好文藝宣傳工作，大量知識分子和文人歸向左翼陣營，終致民心背離。在痛定思痛以後，政府把控制文藝作為重建權威、動員社會的首要手段。因而，50年代到60年代，台灣文學也走上政治化的道路，「反共復國」成為文學的第一要務。

反共文學時期的台灣文學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49—1955年，此時政治對文學的干涉最為嚴重；第二階段是

1955—1960年，反共文學進入逐步衰落的過程。

第一階段：1949—1955年

1949年底，文人孫陵在國民黨宣傳部的授意下，創作歌詞《保衛大台灣》，給視為「反共文藝的第一聲」，是國民黨以政治權利介入文學活動的起點。1950年，國民黨把反共復國寫入黨綱，並努力建立了一系列組織，以期控制文壇。同年出現了「反共文學時期」最重要的兩個文學組織。一是1950年3月成立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獎會」），以高額獎金為手段，鼓勵作家撰寫反共文學；二是同年5月4日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名義上是民間文學團體，但核心都是國民黨黨員。

文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執行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從「完成反攻抗俄復國建國任務」一句可見文協的政治角色。在此後10年中，由於文協特別注意培植作家，所以一直主宰着台灣文壇。 此後又成立官辦的民間團體：「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以下簡稱「作協」）和「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鼓勵青年和婦女參與反共文學創作。

除文學團體之外，國民黨還創辦大量文學期刊，並在各大日報開闢欄目，專供發表反共文學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文學刊物是文協的《文藝創作》、作協的《幼獅文藝》和軍方的《軍中 文藝》三份雜誌。

第二階段：1955—1960 年

1955年，蔣介石親自發動「戰鬥文藝」運動，希望把反共文學推向新的創作高潮。但是，在盛極一時的文宣大戰中，反共文學的衰敗已經愈來愈清楚地顯露出來。

首先，由於經費問題，反共文學的一個重要樞紐組織—文獎會於1957年停辦。該會所支持的《文藝創作》也隨之停刊。

其次，普通民眾對鋪天蓋地的政治八股失去興趣，反共復國的神話逐漸失去吸引力，坊間開始大量出現消費性的言情小說。

第三，在知識界，有反對國民黨專制的《自由中國》 和《文星》等雜誌，凝聚了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代表是胡適、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

第四，在文學界，一批作家嘗試疏離政治主題。50年代後期，懷鄉文學的盛行，以至女作家的寫作都有意識地避免對政治直接發言表態。另外，現代主義文學悄悄興起，更明白地意味着反共文學時代的衰落。

在這種種力量的綜合作用下，反共文學的政治根據和文學基礎都發生動搖，這一政治化的文學創作潮流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文學創作

在反共文學時期，台灣的主流文學也呈現出明顯的一體化趨勢。極度的意識形態化，使大多數作品淪為政治的傳聲筒，公式化、概念化是戰鬥文藝的通病，但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去國懷鄉的失落感。50年代，由於本省作家尚處於語言的學步階段，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大多為外省人，而作品以長篇小說為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陳紀瀅（《荻村傳》、《赤地》）、姜貴（《旋風》、《重陽》）、王藍（《藍與黑》）、司馬中原（《荒原》）、女作家潘人木（《蓮漪表妹》）等。

除「反共文學」之外，「懷鄉文學」也是50年代台灣文學的一股重要潮流。此類作品以鄉愁為主題，以記敘鄉間傳說和市井民俗為內容，是大陸去台軍民在隔絕的政治環境下普遍的情感寫照。懷鄉文學雖然沒有完全脫離反共的主題，但作品蘊涵更為深邃的人性挖掘，所以文學價值不容忽視。比較著名的小說作者有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詩人有余光中、鄭愁予、 彭邦楨、覃子豪、羅門等，散文有呼嘯（《故鄉別戀》）、歸人（《懷念集》）、梅遜（《北大荒》）。

在懷鄉文學中，女作家的作品尤為引人矚目。其中編輯《聯合報》副刊的本省人林海音和主編《自由中國》文藝欄的聶華苓是推動台灣女性寫作的重要人物。除她們二人之外，此階段比較重要的女作家有蘇雪林、謝冰瑩、孟瑤、琦君、徐鍾珮、鍾梅音、蓉子、張秀亞、郭良蕙等，她們對愛情、婚姻、家庭的關注，對舊情往事的眷戀，打破戰鬥文藝一統天下的局面，她們的小說、散文、詩歌作品猶如一陣清新之風，給枯燥僵硬的50年代台灣文學帶來真摯的人間關愛。

在50年代的主流文壇之外，台灣的「鄉土文學」也在艱難生長。戰後第一代省籍作家努力學習中文，逐漸以中文發表創作，稱為「跨越語言的一代」。他們聚集在鍾肇政創立的油印刊物《文友通訊》周圍，自覺地遠離戰鬥文藝的反共主旨，對台灣的鄉土歷史和殖民創傷深入開掘。代表作家有鍾理和（《笠山農場》）、廖清秀（《恩仇血淚記》）、李榮春（《祖國與同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