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誕生的原因很複雜，就其大者，可歸結為三方面來論述：首先是政治的刺激，其次是外來文化的催動，最後是文教動力的促成。
政治的刺激
晚清到民初這八十年間，中國政制的不濟、文教的陳腐和科技的落伍等弱點完全暴露出來，知識分子的民族危機感愈來愈強，要在列強的槍炮下求存，要扭轉民族悲慘的命運，不改革、不自強是無法翻身的。這種政治的刺激，起初只看到敗於列強的船堅炮利，因而幻想『以夷制夷』，取西方之技藝，行『器物層』的變革。……但甲午之役，新式海軍北洋艦隊被日軍擊潰，人們進而看到中國失敗的更深層的原因，還在於政治制度的腐敗，於是開始求『制度層』 的變革。……同時作為戊戌維新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梁啟超，從失敗中又認識到，中國落後的更根本原因，還在人民群眾的不覺悟，為『制度層』變革的成功，必須改變國民之魂，進行『精神層』的變革，……有了『精神層』變革的要求，才有文學上的改良和革命， 才促成了舊文學向新文學的轉型。」知識分子要求提升科技、改革政治、改造社會、啟迪民智，這種整體性的改革要求，必然觸動整個文化層的變革，也必然刺激對文學的反省與改革，也刺激了現代文學的誕生。
外來文化的催動
知識分子要求「精神層」的變革，在急於求成和與外來思想文
化作對比後，沒法不一面倒地向外國學習。梁啟超提出的立憲主張，提倡詩界、文界和小說界的革命，基本上都參照了外來文化。王國維以叔本華的悲情哲學論析《紅樓夢》，嚴復譯介《天演論》為新一代學人帶來震撼，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理論和文學史觀等，無一不是來自西方的學術思想。自晚清起，中國精神文化就處於一個非常時期，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自信日漸退減。到了五四時期，幾乎可以說是處於傳統精神文化的「真空期」，所以這個時期外來的思想文化、文藝思潮的影響力空前強大。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內容，即來自歐美詩壇「意象主義」的啟發，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帶着歐洲「文藝復興」的精神，而後來整個現代文學的創作主張，如寫實主 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唯美主義等，更沒有一個不是外來的。外來文化進入中國，起初是靠翻譯，其後又加入了留洋學生。最早期的留美幼童，如容閎、詹天佑，回國後在政教界和工程界很有建樹。現代文學最重要的幾位文學理論建設者，如胡適，留美的；陳獨秀，留日的；劉半農，留法的；周作人，
留日的。重要的作家，如魯迅、郁達夫、郭沫若也是留日的。 由此可見，現代文學的誕生，外來文化顯然就是一股龐大的催生力量。
文教動力的促成
要推展精神層的改革，教育的普及非常重要。推行群眾教育，
除了辦學，最有實效的辦法，就是「辦報」。這一點梁啟超看得準確，他認定要廣推文教，最佳方法就是辦報與革新小說兩途。1901到1921年，報刊、雜誌的刊行增加了十倍左右。梁啟超在戊戌政變時逃亡日本，創辦《新小說》，在1902到1917年間，以「小說」為主題的報刊雜誌就有二十七種。 報刊發達促成民眾教育：群眾的認識面拓展了，接觸文學作品的機會也增加了。另外，報刊雜誌的用語多是淺白文言或白話，現代文學的誕生與提倡白話文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報章使用白話，是白話代文言的一次實驗。還須補充的是：1917年以前已有官話運動，標準白話的使用日趨普遍；此外，又有官話拼音，以字母取代漢字。民國初，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使白話趨於標準化。官話的普及，讀音的統一，使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地方都有基本的共同語，這對文學革命的發軔和現代文學的拓展都有莫大幫助。
以上三個現代文學誕生的原因不是個別的，而是相互影響的、扣連的，而且是延續着的，其後還發展成現代文學的文藝思潮，聚結成現代文學的特殊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