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愁予

鄭愁予（1933—）本名鄭文韜；筆名出自《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籍貫河北，出生於山東一個軍人家庭。幼年隨父親轉戰馳徙於大江南北，然後到台灣新竹居住，畢業於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曾在基隆港口工作多年，又任《聯合文學》月刊總編輯，現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鄭愁予中學時代開始創作，1951年在台灣發表第一首詩《老水手》，1956年加入紀弦主導的「現代派」，著有詩集《夢土上》、《窗外的女奴》、《衣缽》、《燕人行》、《蒔花剎那》、《雪的可能》、《長歌》、《刺繡的歌謠》、《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又有選集《鄭愁予詩選集》、《鄭愁予詩集》I與II。

鄭愁予是台灣現代抒情詩的重要開創者之一。他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流傳最廣，風格浪漫而迷人，卻又不失「理性與知性」；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纏綿悱惻的抒情傳統，另一方面又有現代詩的靈巧跳脫；雖然沒有傳統詩歌的格律，但語言起落有致，節奏在活潑與弛緩之間，音樂性極強。當時的作品如《錯誤》、《如霧起時》、《賦別》等一直膾炙人口，傳誦不 絕。60年代中葉一度停筆，到1979年再度開筆，詩風轉為高雅沉靜，若似頓悟出塵，予人輕靈安詳之感。

以下是鄭愁予的名篇《錯誤》，讓我們看看他的抒情風格：

錯誤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般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本篇新詩初收於1955年現代詩社出版的《夢土上》。這是一首輕巧清雋的小詩，以江南的小城為背景，中心形象是盼望歸人的思婦，與古典文學中的「閨怨詩」很相似。然而，從題目的「錯誤」一語，我們可以明白到鄭愁予與這「閨怨」傳統的對話。「錯誤」既可指向那位守候戀人的女子錯誤地執着於沒有結果的愛情，也可以指詩中的「我」對自己之讓女子空等待的內 疚，甚至對自己浪蕩生涯的一種反省和懊悔。

這首詩在詩句的安排上很特別，全詩九行分為三小節，第一小節的兩行低兩格排列，有「引子」的作用，已將全詩的主要內容和情緒揭露：浪子騎馬馳過鶯飛草長的江南，那小小窗扉內的人在花開花落的歲月中一直期盼守候。說「走過」，已暗示 了「不是歸人」；說「如蓮花般開落」，也隱喻聽到馬蹄聲的喜悅最終只換上更深的哀愁。這兩行的節奏急促，更顯出過客的匆匆。第三節正是第一節的具體說明：馬蹄的「達達」聲響，來了，又去了；期待中的「美麗」落空，「我」的出現，只能是「錯誤」，只留下不絕的憂傷。

鄭愁予在談到這首詩時說：「這首詩為了表現馬匹經過街道，所以在詩句的安排上有些特別。前面和後面的兩行，類似馬蹄的行動；而中間有五行，主體是過路的人，客體是等待的人。」第二節是「錯誤地等待」的細緻刻劃，先把時間限定到「三月」，寫「東風不來」、「柳絮不飛」的寂寞小城，此後進一步把時間縮小到「向晚」，寫「跫音不響」的街道，不揭的「春帷」、緊掩的「窗扉」，運用豐富的意象，描述離人情懷中春閨少婦的落寞。然而正如鄭愁予所說，被描寫的少婦是客體，主觀意識是屬於那不歸的浪子。因此，這春閨少婦的落寞其實是「我」的猜度，「我」自己其實也浸沉在本身飄泊的落寞中。「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一語，其實沒有多少瀟灑； 尤其刪節號「……」 的運用， 更渲染了「我」那未了不絕的憂愁。

《錯誤》一詩之迷人魅力，打動了許許多多的青年男女，「美麗的錯誤」已成了台灣愛情詩的象徵。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年的台灣文學

50年代，台灣被編入了世界冷戰序列，在美國長期扶持下，台灣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50年代，台灣進入經濟起飛期，全盤西化形成社會風潮。隨着大量西方資訊的引進，知識界的親美心態日趨明顯。就文學而言，50年代，由於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文藝政策，大陸的新文學尤其左翼主流傳統無以為繼，西方文學資源成為台灣作家的重要營養源泉，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因而得以在台灣傳播。現代主義運動首先在詩壇出現，隨後又有現代派小說的興起，到 60年代，儼然發展為台灣文學的主導運動。

1956年，台灣文壇誕生了兩個文學團體，一為紀弦組織的「現代詩社」，二為夏濟安創辦的《文學雜誌》。它們的出現標誌着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發端，而詩歌界現代主義運動是其先聲。當時，最主要的現代派詩歌團體和詩歌刊物有「現代詩社」的《現代詩》、「創世紀」的《創世紀》和「藍星詩社」的多份刊物。代表的詩人有「現代詩社」的紀弦、鄭愁予、林亨泰等，「藍星詩社」的覃子豪、鍾鼎文、余光中、羅門、蓉子等，「創世紀」的洛夫、瘂弦、張默等。

1960年，《現代文學》的創刊標誌着台灣小說現代主義運動的興起。1956年創辦的《文學雜誌》正是這一運動的前奏，為台灣小說的現代主義運動儲備大量作者，後來創辦《現代文學》的小說家白先勇就是《文學雜誌》的一位學生作者。到1960年，台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全面展開。就小說創作來說，有代 表性的作家、作品包括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聶華 苓（《失去的金鈴子》）、白先勇（《遊園驚夢》）、王文興（《龍天樓》）、歐陽子（《那長髮的女孩》）、陳映真（《將軍族》）、七等生（《我愛黑眼珠》）、施叔青（《約伯的末裔》）等。

此外，本階段還出現了琦君、張秀亞、胡品清等著名的散文家。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年的台灣文學

關於反共文學時期的文學概況，以下分別從文學環境和文學創作兩方面來介紹。

文學環境

1949年，在國共戰爭中敗北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開啟兩岸半個多世紀的對峙。自1949年 5月戒嚴令頒布後，台灣實行高壓統治。作家的創作自由受到嚴重侵害。文學作品動輒遭到檢查、刪改、查禁、沒收。1949年以前出版的大陸左翼文學作品和理論書籍被查禁，無數台灣本省與外省的知識精英遭到逮捕、殺害或者淪為政治犯，整個台灣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對文藝實行嚴苛的操控，主要是他們認為過去在大陸時期沒有做好文藝宣傳工作，大量知識分子和文人歸向左翼陣營，終致民心背離。在痛定思痛以後，政府把控制文藝作為重建權威、動員社會的首要手段。因而，50年代到60年代，台灣文學也走上政治化的道路，「反共復國」成為文學的第一要務。

反共文學時期的台灣文學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49—1955年，此時政治對文學的干涉最為嚴重；第二階段是

1955—1960年，反共文學進入逐步衰落的過程。

第一階段：1949—1955年

1949年底，文人孫陵在國民黨宣傳部的授意下，創作歌詞《保衛大台灣》，給視為「反共文藝的第一聲」，是國民黨以政治權利介入文學活動的起點。1950年，國民黨把反共復國寫入黨綱，並努力建立了一系列組織，以期控制文壇。同年出現了「反共文學時期」最重要的兩個文學組織。一是1950年3月成立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獎會」），以高額獎金為手段，鼓勵作家撰寫反共文學；二是同年5月4日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名義上是民間文學團體，但核心都是國民黨黨員。

文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執行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從「完成反攻抗俄復國建國任務」一句可見文協的政治角色。在此後10年中，由於文協特別注意培植作家，所以一直主宰着台灣文壇。 此後又成立官辦的民間團體：「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以下簡稱「作協」）和「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鼓勵青年和婦女參與反共文學創作。

除文學團體之外，國民黨還創辦大量文學期刊，並在各大日報開闢欄目，專供發表反共文學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文學刊物是文協的《文藝創作》、作協的《幼獅文藝》和軍方的《軍中 文藝》三份雜誌。

第二階段：1955—1960 年

1955年，蔣介石親自發動「戰鬥文藝」運動，希望把反共文學推向新的創作高潮。但是，在盛極一時的文宣大戰中，反共文學的衰敗已經愈來愈清楚地顯露出來。

首先，由於經費問題，反共文學的一個重要樞紐組織—文獎會於1957年停辦。該會所支持的《文藝創作》也隨之停刊。

其次，普通民眾對鋪天蓋地的政治八股失去興趣，反共復國的神話逐漸失去吸引力，坊間開始大量出現消費性的言情小說。

第三，在知識界，有反對國民黨專制的《自由中國》 和《文星》等雜誌，凝聚了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代表是胡適、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

第四，在文學界，一批作家嘗試疏離政治主題。50年代後期，懷鄉文學的盛行，以至女作家的寫作都有意識地避免對政治直接發言表態。另外，現代主義文學悄悄興起，更明白地意味着反共文學時代的衰落。

在這種種力量的綜合作用下，反共文學的政治根據和文學基礎都發生動搖，這一政治化的文學創作潮流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文學創作

在反共文學時期，台灣的主流文學也呈現出明顯的一體化趨勢。極度的意識形態化，使大多數作品淪為政治的傳聲筒，公式化、概念化是戰鬥文藝的通病，但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去國懷鄉的失落感。50年代，由於本省作家尚處於語言的學步階段，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大多為外省人，而作品以長篇小說為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陳紀瀅（《荻村傳》、《赤地》）、姜貴（《旋風》、《重陽》）、王藍（《藍與黑》）、司馬中原（《荒原》）、女作家潘人木（《蓮漪表妹》）等。

除「反共文學」之外，「懷鄉文學」也是50年代台灣文學的一股重要潮流。此類作品以鄉愁為主題，以記敘鄉間傳說和市井民俗為內容，是大陸去台軍民在隔絕的政治環境下普遍的情感寫照。懷鄉文學雖然沒有完全脫離反共的主題，但作品蘊涵更為深邃的人性挖掘，所以文學價值不容忽視。比較著名的小說作者有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詩人有余光中、鄭愁予、 彭邦楨、覃子豪、羅門等，散文有呼嘯（《故鄉別戀》）、歸人（《懷念集》）、梅遜（《北大荒》）。

在懷鄉文學中，女作家的作品尤為引人矚目。其中編輯《聯合報》副刊的本省人林海音和主編《自由中國》文藝欄的聶華苓是推動台灣女性寫作的重要人物。除她們二人之外，此階段比較重要的女作家有蘇雪林、謝冰瑩、孟瑤、琦君、徐鍾珮、鍾梅音、蓉子、張秀亞、郭良蕙等，她們對愛情、婚姻、家庭的關注，對舊情往事的眷戀，打破戰鬥文藝一統天下的局面，她們的小說、散文、詩歌作品猶如一陣清新之風，給枯燥僵硬的50年代台灣文學帶來真摯的人間關愛。

在50年代的主流文壇之外，台灣的「鄉土文學」也在艱難生長。戰後第一代省籍作家努力學習中文，逐漸以中文發表創作，稱為「跨越語言的一代」。他們聚集在鍾肇政創立的油印刊物《文友通訊》周圍，自覺地遠離戰鬥文藝的反共主旨，對台灣的鄉土歷史和殖民創傷深入開掘。代表作家有鍾理和（《笠山農場》）、廖清秀（《恩仇血淚記》）、李榮春（《祖國與同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