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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9日 星期三

琦君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珍。浙江永嘉人。之江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教於上海匯中女中,後轉入司法界工作,1949年到台灣繼續在司法界服務,又曾任教中興大學、中央大學等校。琦君著作甚豐,創作力旺盛,作品以散文為主,共計出版《煙愁》、《琦君小品》、《紅紗燈》、《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等二十多本。其小說《橘子紅了》於2002年由大陸第五代導演李少紅拍成電視劇,哄動一時。
琦君的散文範圍包括生活感想、見聞遊記等,而最出色的是懷人、懷物、懷事的懷舊文,從主題而言, 與上面為你介紹的憶舊懷鄉同一類型。然而,琦君寫來,卻別有其女性的溫柔細膩,尤其寫母親最為成功,《毛衣》紀念母親的節儉,《母親新婚時》寫母親的愛情,《母親那個時代》寫母親的勤勞,《母親的偏方》寫母親的幹練,《一朵小梅花》寫母親的幽怨等。琦君文筆如行雲流水,舒放自然;不少批評家都稱讚她的散文真實自然,不雕琢、不粉飾。然而,詩人楊牧對此卻別有體會,認為琦君的散文其實「嚴密深廣」,因為「她文學的根本厚植於無可推翻的基礎上,綿綿嚴密,自然隨着時間的發展而深沉廣闊。表面上平淡明朗的文體,竟能含涵嚴密深廣的文學理想,小品散文家的功力修養,於此一端是最值得野心勃勃的詩人和小說家借鏡學習的了。」(楊牧,1993,頁455
要賞析琦君散文的藝術特色,可以閱讀補充材料琦君《下雨天,真好》一文(見琦君:《琦君自選集 》,台北:黎明出版社,1975,頁55—61)。正如楊牧在《留予他年說夢痕琦君的散文》(1993,頁457—458)指出,琦君小品散文的特徵是:
文筆來回於今昔自我之間,今日的同情和悲憫與往日的天真純潔交織,跌盪為純粹記敘散文的聲音。⋯⋯
於平淡中注入深沉的感情,那是她無時不在的淺愁。⋯⋯ 琦君的淺愁永遠是無害的淺愁,不是傷人的哀歎然則,她又如何能不流入泛情的哀歎?我發現她時常能於筆端瀕近過度的憂傷之前,忽然援引一句古典詩詞,以蒙太奇的聲形交錯,化解幾乎逾越限度的憂傷,搶救她的文體於萬險之間,忽然回頭,保持琦君散文的溫柔敦 厚,而且更廣更博。」
楊牧指出琦君的「文筆來回於今昔自我之間,今日的同情和悲憫與往日的天真純潔交織,跌盪為純粹記敘散文的聲音。」這筆法是琦君懷人、懷物、懷事的懷舊文的重要特色。在《下雨天,真好》一文中,前後出現好幾個不同的時空:童年(六歲)時的故鄉永嘉潘宅、中學時的杭州、多年後回去的故鄉、今日的所在(台灣)……。琦君就以今昔不同的「我」往返其間,而又能相互關顧。文中的「我」可以穿梭各個空間,正是主題所在的「雨」:「好像雨總是把我帶到另一個處所,……。 在那兒,我又可以重享歡樂的童年,會到親人和朋友,遊遍了魂牽夢縈的好地方。優游、自在。那些有趣的好時光啊,我要用雨珠的鏈子把它串起來,繞在手腕上。」「我」重回童年的世界,重新體味往日的溫馨,但這份珍愛的因緣,卻只有今天的「我」才能真正領悟。這個關聯之處,就在文中揭出:「如果我一直長不大,就可一直沉潛在雨歡樂中。然而誰能不長大呢?」這個意識使往事轉成哀思,文中又進入最哀愁的一個情節父親吟詩的聲音被淅瀝的雨漸漸掩蓋,終於消失。這樣的傷逝很容易泛溢失節制,但琦君就接之以林和靖的「片心高 與月徘徊」,聽得笛聲從20年前傳到今天的雨中。這正是楊牧所推崇的「常能於筆端瀕近過度的憂傷之前,忽然援引一句古典詩詞,以蒙太奇的聲形交錯,化解幾乎逾越限度的憂傷,搶救她的文體於萬險之間」。琦君這篇文章,既見深情,又不至濫情,寫來溫柔敦厚,在平淡中見深廣,是台灣當代散文的典範之作。

2017年8月3日 星期四

林海音

林海音(1918—2001),作品也可以歸入「懷鄉文學」類,但其內涵的幅度可能更繁複多音。林海音父母是台灣人,她出生於日本大阪,1921年隨父母返回台灣,兩年後遷居北京。一住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這古城就成為她台灣之外的另一個精神上的故鄉。
1948年再回到台灣,並開始發表文學創作,從1953—1963年主編《聯合報》副刊,1967年創辦《純文學》月刊(同時由王敬羲主持香港版),翌年成立純文學出版社。期間林海音以敏銳的文學觸感發掘人才,又重視台灣本土作家如林懷民、黃春明、鄭清文、鍾理和等,更鼓勵日據時代停筆的老作家,例如楊逵、鍾肇政、文心、陳火泉、施翠峰等重新執筆創作,因此被譽為「台灣文學的重要推手」。
在創作方面,有長篇小說《曉雲》、《春風》、《孟珠的旅程》,短篇小說集《城南舊事》、《綠藻與鹹蛋》、《婚姻的故事》和《燭芯》等,散文集《冬青樹》、《兩地》、《剪影話文壇》等。其中《城南舊事》更讓她享譽海峽兩岸,在1982年被上海製片廠拍成電影,由吳貽弓導演,並多次獲得國際影展大獎。
《城南舊事》所載,是林海音北京童年的似水年華。她以其溫婉的文筆書寫那種純樸無邪的鄉土感應。全書包括前言性質的《冬陽童年駱駝隊》,以及《惠安館》、《我們看海去》、《蘭姨娘》、《驢打滾兒》、《爸爸的花兒落了》五個短篇;貫串全書的中心人物是英子,時間由1923年開始, 英子由一個7歲的小女孩長大到13歲;由懵懂好奇的旁觀,到因父親離世而驟然擔負起成人的責任。小說以「爸爸的花兒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兩句收束。(林海音,1983,頁229
隨着英子的觀點改變,故事向前發展,揭示了人世的悲歡離合。另一方面,北平古城在這個小說集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古城不是冰冷的歷史遺跡,而是親切的現實、生生不息的生活。正如齊邦媛為《城南舊事》寫的序文指出:「作者將英子眼中的城南風光均勻地穿插在敘述之間,給全書一種詩意。讀後的整體印象中,好似那座城和那個時代扮演着比人物更重的角色。……《城南舊事》若脫離了這樣的時空觀念,就無法留下永恆價值了。」(林海音,1983,頁3
林海音在文學創作上的意義,除了鄉愁的點染之外,還有她的「女性」觀照。除了《城南舊事》之外,她的北京書寫更涵括了一系列以舊社會女性婚姻為主題的故事,主要收入《婚姻的故事》、《燭芯》等集。女性觸覺和關注點,使林海音的懷鄉小說顯現出來的韻味,與男性作品中所充溢的緊張氣壓大大不同。
她的出現,同時也見證了當時台灣女性書寫的興盛。學者指出,50年代女作家極為活躍,主要因為隨國民政府來台灣的大陸女性中不少具有高等學歷,加上當時急需中文寫作人力資源,以便推行「國語政策」,由是大有寫作空間。這樣的寫作生態意外地打開了台灣文壇一向為男性主導的瓶頸。
當時活躍文壇的女作家以散文成就最高,至於從事小說創作的則有孟瑤(代表作《心園》)、潘人木、郭良惠(《心鎖》)、童真(《古香爐》)、華嚴(《智慧的燈》)、張秀亞(《尋夢草》)、琦君(《菁姐》)、繁露(《養女湖》)、張漱涵(《意難忘》)、畢璞(《風雨故人來》)、聶華苓(《葛滕》)等。

2017年8月1日 星期二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年的台灣文學

50年代,台灣被編入了世界冷戰序列,在美國長期扶持下,台灣的社會、經濟迅速發展。50年代,台灣進入經濟起飛期,全盤西化形成社會風潮。隨着大量西方資訊的引進,知識界的親美心態日趨明顯。就文學而言,50年代,由於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文藝政策,大陸的新文學尤其左翼主流傳統無以為繼,西方文學資源成為台灣作家的重要營養源泉,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因而得以在台灣傳播。現代主義運動首先在詩壇出現,隨後又有現代派小說的興起,到 60年代,儼然發展為台灣文學的主導運動。

1956年,台灣文壇誕生了兩個文學團體,一為紀弦組織的「現代詩社」,二為夏濟安創辦的《文學雜誌》。它們的出現標誌着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發端,而詩歌界現代主義運動是其先聲。當時,最主要的現代派詩歌團體和詩歌刊物有「現代詩社」的《現代詩》、「創世紀」的《創世紀》和「藍星詩社」的多份刊物。代表的詩人有「現代詩社」的紀弦、鄭愁予、林亨泰等,「藍星詩社」的覃子豪、鍾鼎文、余光中、羅門、蓉子等,「創世紀」的洛夫、瘂弦、張默等。

1960年,《現代文學》的創刊標誌着台灣小說現代主義運動的興起。1956年創辦的《文學雜誌》正是這一運動的前奏,為台灣小說的現代主義運動儲備大量作者,後來創辦《現代文學》的小說家白先勇就是《文學雜誌》的一位學生作者。到1960年,台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全面展開。就小說創作來說,有代 表性的作家、作品包括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聶華 苓(《失去的金鈴子》)、白先勇(《遊園驚夢》)、王文興(《龍天樓》)、歐陽子(《那長髮的女孩》)、陳映真(《將軍族》)、七等生(《我愛黑眼珠》)、施叔青(《約伯的末裔》)等。

此外,本階段還出現了琦君、張秀亞、胡品清等著名的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