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序》諷諫說、「發乎情，止乎禮義」說

諷諫說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毛詩序》）

這幾句話在後世也非常有名， 經常被詩人、 作家和文論家引用。其中前一句「上以風化下」，是教化說，指統治者可以利用詩歌來實施教化，規範臣民的品德言行，即上文所謂「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後幾句則是強調在下的臣民百姓可以把詩歌作為諷刺批評的工具，對在上的統治者進行規諫，促使他們更正過失，改良政治。這種觀點是積極的，對詩歌和文學的創作發展很有好處。特別是後二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更為歷代具有進步思想傾向的詩人、作家和文論家所歡迎，經常引用來為文學創作爭取自由的動力。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毛詩序》提出的「諷諫」說既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保守、消極的另一面，因為它在這段話中還有不可忽視的一句：「主文而譎諫」，即要求詩人在「以風刺上」時，應該把話說得委婉含蓄一些，不能直率地批評。

與此相關的是，《毛詩序》還提出了另一個著名論點—「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止乎禮義」說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毛詩序》）

這裡所說的「發乎情，止乎禮義」，並不符合《詩經》中那些「變風」、「變雅」作品的實際情況，可以看作是《毛詩序》作者的主觀願望和要求。它後來一直成為歷代統治者約束文藝創作的教條。這兩句名言似是而非。表面看來，它首先肯定了詩歌是「發乎情」的，而所謂「止乎禮義」，如果抽象說來也不是全無道理的，因為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也不會允許文藝作品中的言情毫無節制、放縱泛濫。但是從實質上看，這裡的「禮義」， 是有特定的歷史內涵的，就是指忠、孝、節、義等傳統禮教。

從中國古代詩歌史、文學史的發展看來，這句話實際上起到了約束文藝創作的不良作用，在某些時候甚至成了禁錮詩歌女神的牢籠。其作用主要是消極的。正因這樣，它也遭到了歷代有成就、有見識的文藝家的激烈抨擊。

《毛詩序》詩與政通說、「變風變雅」說

詩與政通說

《毛詩序》還有一項理論內涵，就是揭示了詩歌與社會現實的關係問題：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詩序》）

這段話，在秦漢之際其他書籍如《呂氏春秋》、《禮記．樂記》中也有著錄，其首創權不曉得應歸屬哪家，但同一時代有多家著錄，足見其備受時人之重視。它的核心，是講文藝（「音」） 都是時代社會政治的反映，因而可以從文藝裡考察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治世」文藝的特點是安祥而又快樂，原因是當時的政治清明和暢；「亂世」文藝的特點是怨恨而又躁怒，原因是當時的政治乖戾混亂；「亡國」文藝的特點是哀傷而又思舊，原因是當時百姓已困苦不堪。

這種對文藝和政治關係的觀點，無疑是來自先秦的儒家文藝思想，它與《左傳》所記載的「季札觀樂」、孔子的「詩可以觀」、孟子的「知人論世」等理論是一脈相承的。

這種觀點有其正確和深刻的一面，也有絕對化的弊病：詩歌乃至所有文藝，就其總體而言，固然都是時代社會的反映，但就具體作品來說，它們和時代社會政治的關係並不總是一一對應的。

《毛詩序》從它所認定的這種文藝總規律出發，重點考察和論述了「亂世」和「亡國」詩歌的創作情況，又提出了「變風變雅」說。

「變風變雅」說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毛詩序》）

這段話中所謂的「變風」、「變雅」，是指《詩經》中改變了常調的「風」、「雅」作品，後世經學家和文論家的詮釋繁瑣而多歧，簡單理解就是指世道變壞的時代所產生的詩歌。這些作品之所以出現，乃是由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它們的出現，又會對這種不良的社會政治起到針砭批評的作用，即「吟䡝情性，以風其上」，「風」，通「諷」義。這樣，《毛詩序》就提出了諷諫說。

《毛詩序》「六義」說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毛詩序》）

這幾句話是對《詩經》的創作經驗、創作規律的總結，所謂「六義」之「義」，可理解為原則、規律或者類別。這種總結和分類不是始於《毛詩序》，早在先秦的《周禮．春官》中就有「大師教國子六詩」的記載，其具體內容與排列順序和上述《毛詩序》之說相同。但是，此「六義」說在後世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受到歷代詩論家特別的關注，顯然與《毛詩序》大有關係， 這不只是由於《毛詩序》的地位高，影響大，還因為它把「六義」說作為重要的理論而提出，並且作了闡述。

《毛詩序》主要闡述了「六義」中的三「義」，即「風」、「雅」、「頌」三項：

風，風（fèng，粵音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序》）

所謂「風」，是風化、教化（第一段引文材料中的第二個「風」 字讀去聲，作動詞用，拂動之意），即認為《詩經》中的十五「國風」都是像風拂萬物一樣，能夠對人心起著巨大的教化作用：「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同時，「風」詩取材範圍比較小，是寫一個諸侯國之事，通過詩人自己的感受表現出來：「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所謂「雅」，即正的意思，是描寫和評議國家政治大事的作品：「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同時取材範圍比較廣，是寫「天下大事」的。所謂「頌」，是用藝術形象表現天子功德業績的作品：「美盛德之形容」，目的是向祖先和神靈匯報：「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上述《毛詩序》對《詩經》「風」、「雅」、「頌」的詮釋，基本上都是根據儒家文藝理論的「詩教」說來立論的，強調各類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當然它也關注到詩歌的一些審美藝術特徵，諸如論「風」詩所說「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就意識到藝術創作以小見大的典型概括原則；論「頌」詩所說的「美盛德之形容」，就談到了藝術創作的形象化特質，但都是比較簡單、朦朧的。

後世文論家在《毛詩序》的基礎上，又對「風」、「雅」、「頌」進行深入的研究，例如唐代孔穎達在疏證時提出了「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說，主張三者是《詩經》的三種體裁之分類。近代學者多宗其說，並進而提出「風 」、「雅 」、「頌」原本是三種樂歌之名稱，是按音樂曲調之不同來劃分的，「風」， 是地方音樂曲調；「雅」，是正聲，即周王朝首都一帶的音樂；「頌」，有頌歌義，是帝王們祭祀宗廟時所用的樂曲。

關於「賦」、「比」、「興」的含義，《毛詩序》本身未作具體詮釋。但是由於它突出標舉出來，遂引起後世文論家們的普遍興趣，認為這三「義」的理論內涵非常重要，不僅是對《詩經》寫作經驗的總結，而且對所有詩歌乃至文學的創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於是紛紛參與解釋和闡發，觀點多不勝數。

要而言之，多數文論家認為，「賦」、「比」、「興」三者都是詩歌藝術的表現手法，具代表性的說法如唐代孔穎達所疏證的：「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具體說，所謂「賦」，是鋪陳描寫之意，指直接敘述事物、描寫景物來表達內心的情志，即南朝文論家劉勰所釋：「賦者，鋪也，鋪采（chī，粵音雌）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詮賦》）

所謂「比」，是 比喻、比擬之意，即東漢鄭眾所釋：「比者，比方於物。」（據孔穎達《毛詩正義》引）或如南朝鍾嶸所說：「因物喻志，比也。」（《詩品．序》）

所謂「興」，是興起、感發之意，特指詩人於無意中接觸某一景物或事物， 從而觸發了蘊藏在心底的情思，隨即將其捕捉住，描繪下來並抒寫開去。即宋代李蒙所說：「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據王應麟《困學 記聞》引）或如朱熹所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後世詩論家中還有一派在詮釋《毛詩序 》「六義」說時，將「比」、「興」這兩種藝術表現方法，與其所表現的內容聯繫起來理解，即認為它們都與美刺教化相關。此說始於東漢鄭玄：

「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孔穎達《毛詩正義》引）

這種解釋，對後來的文學理論批評也有很大影響，以至於一說起「比興」二字，往往就是指詩歌有現實教化的內容和意義。例如南朝劉勰、唐代白居易、宋代梅堯臣等文論大家都曾在此意義上理解「比興」說。與鄭玄不同的是逐漸化「美」為「刺」，認為「比」、「興」二者都是以諷刺批判現實的醜惡事物為其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