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西寧

朱西寧（1927—1998）和司馬中原一樣，都屬於「軍中作家」群落。他本名朱青海，山東臨朐人。青少年時期在抗日戰爭中度過，10歲起便開始了流亡生活，浪跡於蘇北、皖東、南京、上海等地。抗戰勝利後，進入杭州國立藝專習畫，1949年棄學從戎，隨軍撤退到台灣，1972年退伍，成為職業作家。朱西寧又是活躍的編輯人，曾任《新文藝》主編、黎明出版社總編輯。胡蘭成來台也受他禮遇，促成由馬叔禮、丁亞民、朱天文發起的「三三集團」。其妻劉慕沙為日本文學翻譯名家，女朱天文、朱天心為當代重要小說家，女婿謝材俊（唐諾）亦為台灣西方推理文學重要引進者。

朱西寧的寫作生涯早自廿一歲發表短篇小說《洋化》開始，1952年出版的《大火炬的愛》是典型的反共小說，以後陸續寫出《鐵漿》、《狼》、《破曉時分》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奠定台灣懷鄉書寫的重要里程碑。在這些作品中，朱西寧大量運用地方語言、生活習俗，再現故國的鄉土風味，並融入人性善惡與慾望的辯證，構成他懷鄉小說時期的重要特色。

朱西寧短篇小說《鐵漿》講述孟、沈兩家爭奪官鹽專賣權的故事，高潮是孟昭有與沈長發比鬥而將滾燙的鐵漿灌到自己口中的一段。請細讀以下引錄的片斷，析述其中的象徵意義：

「我包定了！」

他衝着對手沈長發吼出最後一聲，擎起雙手，托起了鐵漿臼，擎得高高的，高高的。人們沒有誰敢搶上去攔住，那樣高熱的岩漿有誰敢不顧死活去沾惹？鑄鐵的老師傅也愕愕的不敢進前一步。

大家眼睜睜，眼睜睜的看着他孟昭有把鮮紅的鐵漿像是灌進沙模子一樣的灌進張大的嘴巴裏。

那只算是很短促很短促的一瞥，又哪裏是灌進嘴巴裏，鐵漿劈頭蓋臉澆下來，一陣子黃煙裹着乳白的蒸氣衝上天際去，發出生菜投進滾油鍋裏的炸裂聲，那股子肉類焦燎的惡臭隨即飄散開來。大夥兒似乎都被這高熱的岩漿澆到了，驚嚇的狂叫着。人似乎聽見孟昭有最後的一聲尖叫， 幾乎像耳鳴一樣的貼在耳膜上，許久許久不散失。

然后，那是火車汽笛在長鳴，響亮的，長長的一聲。 孟昭有在一陣衝天的煙氣裏倒下去，仰面挺倒在地上。

鐵漿迅即變成一條條脈絡似的黑色的固體樹根，覆蓋着他那赤黑的上身。凝固的生鐵如同一隻黑色大爪，緊緊抓住這一堆燒焦的肉。

一隻彎曲的腿，失去主能的還在微弱的顫抖。

整個腦袋全都焦黑透了，認不出上面哪兒是鼻子，哪兒是嘴巴—剛剛還在叫嚷着「我包定了！」的那張嘴巴。

頭髮的黑灰隨着一小股旋風，習習盤旋着，然後就飄散了。黃煙兀自裊裊的從屍身裏面升上來， 棉褲兀自燃燒着，只是沒有火焰再跳動。

一陣震懾人心的鐵輪聲從鎮北傳過來，急驟的搥打着甚麼鐵器似的。又彷佛無數的鐵騎奔馳在結冰的大地上。烏黑烏黑的灰煙遮去半天邊，天色立刻陰下來。

在場不多幾個人，臉上都沒了人色，惶惶的彼此怔視着，不知是為孟昭有的慘死，還是為那個陰含着妖氣和災殃的火車真的來到，驚嚇成這份神色。

風雪一陣緊似一陣，天黑的時辰，地上白了。大雪要把小鎮埋進去，埋得這樣子沉沉的。

只有婦人哀哀的啼哭，哀哀的數落，劃破這片寂靜。

不受諒解和歡迎的火車，就此不分晝夜的騷擾這個小鎮。火車自管來了，自管去了，吼呀，叫呀，敲打呀，強逼人認命的習慣它。

火車帶給人不需要也不重要的新東西；傳信局在鎮上蓋房屋，外鄉人到來推銷洋油、報紙和洋鹼，火車強要人們知道一天幾點鐘，一個鐘頭多少分。

通車有半年，鎮上只有兩個人膽敢走進那條大黑龍的肚腹裏，洋狀元和官鹽槽的少當家孟憲貴。

鹽槽抓在孟家手裏，半年下來落進三千兩銀子，這算是頂頂忠厚的辦官鹽。頭一年年底一結賬，淨賺七千六百兩。孟憲貴置地又蓋樓，討進媳婦又納丫嬛，大煙跟着也抽上了癮。

火車沒給小鎮帶來甚麼災難，除掉孟昭有凶死的那樣慘。大夥兒都說，孟昭有是神差鬼使的派他破了凶煞氣。然而，洋狀元的金玉良言沒落空；到第二年，鹽商的鹽包裝上火車了，經過小鎮不落站。這一年淨賠一頃多田。鎮上使用起煤油燈，洋胰子。人得算定了幾點幾分趕火車。要說人對火車還有多大的不快意，那該是只興人等它，不興它等人—無情無意的洋玩意！

五年過去了，十年二十年也過去了，鐵道旁深深的雪地裏停放着一口澆上石灰水的白棺材。

《鐵漿》講述小鎮鄉紳孟昭有和沈長發為爭官鹽專賣權，以自己的身體作為賭注。孟以生命贏得勝利，但這時鐵路已開，鹽權因為交運通輸的迅速改變而無足輕重。小說以孟昭有的一聲尖叫與火車的汽笛聲重疊並置，傳統蒙昧、英雄血氣、現代文明交集映照。孟昭有的行動，有着傳統「說部」英雄的姿態，但所作所為在時代境況變異後，就好比一種無謂的、愚昧的犧牲。其間的荒謬，又凸顯出現代工業文明入侵傳統農業社會的巨大衝擊。小說又以這個地方小鎮的承納角度去描述火車帶來的感覺和客觀變化。鄉民最初認識到的火車是「陰含着妖氣和災殃」的，但它卻有能力「強逼人認命的習慣它」，慢慢地大家都得接受火車「只興人等它，不興它等人」的無情無意。作者在這段描述以後，即時接上孟昭有兒子（蕩盡家業後倒斃於破廟）所躺進的石灰棺材的景象，正能呈現時代演化過程中，生命情境的悲涼。

台灣小說發展概況

在1949年後，台灣的小說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

•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0）

•   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7）

•   多元化時期（1987—）

然而，分期只是一種權宜的做法，風潮變化常常是漸進的。例如現代主義小說在60年代盛行，但其思想根源在於50年代中期的《文學雜誌》。又如鄉土文學的潮流，不單可以上溯到日治時期，50年代以後還一直川流不息。再者，作家的寫作生涯跨越兩三個時期是平常事。他們的風格有可能隨時代而變化，但也有不隨時流，堅持個人路向而又表現出色的情況。

反共文學時期（1949—1960）

國民黨在內戰中敗退遷台，大批大陸文人、作家跟隨國民黨政權流徙來到台灣。國民黨政府以為他們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是文藝政策的錯失，因此而要加強文藝以至公共言論的掌控，實施新聞雜誌圖書管制，查禁所有大陸左翼作家及作品；另一方面，又獎勵「反共文藝」的創作，由是「反共小說」 盛極一時，重要的作家有姜貴、陳紀瀅、潘人木、王藍、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等。反共小說明顯以意識形態先行，特徵是把政治的複雜運作約化為簡單的道德選擇，劃分敵我正邪，內容易於雷同，甚至淪為口號。不過換一個角度而言，這些作品也可以視作一種「傷痕文學」，成為日後憶述大陸的文革創傷、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等歷史悲哀的作品的先聲。反共小說中，也有超越一般模式、藝術水平相當高的作品，例如姜貴的《旋風》、潘人木的《蓮漪表妹》。與反共小說相關的一個旁支發展是「懷鄉小說」。隨國民政府來台灣的文人，往往不忘故土，而不少反共小說都含有懷鄉情緒。例如軍中作家司馬中原和朱西寧，其作品即有反共意識，也滿腔懷鄉之思。此外，林海音以《城南舊事》之作，展示了女性溫煦的懷鄉之情，有別於悲涼壯烈的男性風格。同期台灣還湧現了一 批女作家，寫下大批從女性觸覺出發的小說。

現代主義時期（1960—1970）

反共小說由盛而衰，漸漸隱退的時候，台灣小說進入「現代主義」階段。現代主義在台灣，本可以溯源到日治時期，龍瑛宗、楊雲萍等從日本輸入日本和歐洲現代主義技巧，但這一波 風潮與60年代在台灣興起的現代主義小說，似乎關連不大。後者大概源起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夏濟安1956年創辦的《文學雜誌》。夏濟安的學生白先勇、歐陽子等受到薰陶，不少都曾在《文學雜誌》發表他們的早期作品。白先勇、王文興、劉紹銘等在1960年創辦了《現代文學》，提倡「有系統的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並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通過西方文學理論和作品的學習，圍繞在《現代文學》的年輕作家都交出亮麗的成績表，營造出台灣當代小說的黃金時期。重要的小說如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家變》、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等都成為了文學經典。

鄉土文學時期（1970—1987）

台灣小說到了70年代有了明顯的轉向，這個變化以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為標記。至於文學上的表現，我們可以往前期追溯到50年代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在60年代現代主義方 興未艾之時，黃春明、王禎和等已開始借用現代主義的筆法， 書寫台灣的鄉土風情和人物。黃春明以其小說《兒子的大玩偶 》、《莎喲娜啦•再見 》，王禎和以《嫁妝一牛車》、《美人圖》、《玫瑰玫瑰我愛你》等作飲譽文壇，更改編成電影，影響跨越不同的藝術媒體。70年代鄉土寫實之風，還表現在長篇小說的發展之上。由吳濁流《亞細亞孤兒》到鍾理和的《笠山農場》，以寫實主義的信念寫鄉土已成譜系，鍾肇政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更完成了兩套大型的「三部曲」長篇小說《濁流三部曲》與《台灣人三部曲》。後者又被視為「大河小說」，以文學紀史之風漸成氣候。除此以外，還有獲稱為「使命文學」的小說家王拓和楊青矗。他們試圖從階級立場去表現台灣工人、農夫、漁民的不平，有強烈的文學使命感。然而，這樣莊嚴的承擔有時會超過他們對自己作品的藝術要求。

多元化時期（1987—）

經過多年民間政治運動的不捨爭取，台灣的戒嚴令終於在1987年取消。自此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大有變化，正式進入「多元化」時期。然而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並沒有消減，只是以更多元多向的方式互動。學術界多以「後現代」和「後殖民」的概念去分析這個時期，認為這兩條思維路向的並置、角力和爭衡，帶來許多文學表現的類型。一時之間出現了後現代小說、後殖民小說、眷村小說、都市小說、眷村以外外省小說、原住民意識小說、多重殖民及多元族群小說、女性意識小說、同性戀和酷兒小說、跨國性主題小說、在台的馬華小說、2000年以來的歷史記憶小說等等，令人目不暇給。台灣的小說就在眾聲喧嘩的狀況下進入21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