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倡導的工農兵文藝思想是泛政治化時期一切文學創作的指導方針。在這個方針的監控之下，大陸的小說創作承擔着解釋歷史的重任，肩負着創造無產階級新文藝的文學夢想。在那個波瀾壯闊、群情激昂的歷史階段，本來可以創作出偉大的作品。但是，由於政治對文藝的干涉日趨嚴重，作家逐漸失去創作的自由，「集體寫作」成為這個時期的重要創作方式；這個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小說的發展。不過，泛政治化時期的小說家仍然以極大的熱情，艱難地尋找政治與藝術的結合點。雖然他們的文學創造力受到很大的制約，但這個時期的長篇小說創作依舊繁榮，而且不乏高質量的作品。更為可貴的是，在文學政策調整的百花時期，也湧現一批具有一定批判力度的現實主義作品。此外，還有部分無法得到主流文藝思潮接受的小說，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間秘密流傳，也為今天重新認識那特殊的年代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憶。
就文學成就而言，這個階段的小說作品大多以革命歷史和現實鬥爭為題材，而且長篇巨製、規模宏大，具有明顯的史詩式表現，風格也以奔放、雄偉、剛健和熱烈為主。至於其他如清新、婉約、朦朧、晦澀等風格，卻不獲官方認可。因此，在這個時期，公開發表的作品風格趨向單一，內容雷同，而且有明顯的政治意圖。從地下流傳的作品，可以看見主題雖然有所不同，但藝術上同樣存在風格單一的問題，並不能真正改變一體化的時代文風。
到了去政治化時期，大陸文學進入過渡時代。在思想解放的潮流影響下，政治對文學創作的約束有所放鬆，作家獲得一定程度的創作自由。於是，在百花時代打斷了的文學干預現實的願望再次復興。因此，這時期的小說以討論重大的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為主要內容，創作題材具有明顯的潮流化特徵，出現傷痕—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和知青文學等多個文學潮流。如果說泛政治化時期的小說創作是集體寫作，那麼去政治化時期的小說創作同樣可以視為集體寫作。唯一的分別是，前者的集體寫作是奉命而為，後者則是自覺的選擇。在這個時期，面對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一眾作家都試圖通過文學的方式參與政治生活，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案。由於小說創作與歷史反思、改革開放等重大現實問題緊密結合，與人民的命運和利益息息相關，每當作品問世，便引起社會轟動效應。因此，這個階段的小說具有明顯的「問題意識」，成為繼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又一個「問題小說」創作的高潮。作家群體也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再次承擔起啟蒙者和民眾代言人的文化使命。
就文學成就而言，去政治化階段的小說創作以中、短篇小說見長，一方面注重時效和尖銳性，同時具有思想價值和歷史（文學史）價值；另一方面，作品的創作手法開始出現多樣化的要求，文學一體化的規範受到質疑。但是，就創作的整體水平而
言，這個時期的作品比較稚嫩、粗糙，藝術價值有限。
到了多元化時期，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藝兩大西方文藝思潮影響下，小說與政治的聯繫漸漸弱化，創作熱點由社會問題轉向對傳統文化和文學本體的關注，出現了尋根文學、先鋒文學兩次大規模文學運動。小說家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留戀和沉迷。同時，文體實驗的花樣翻新也成為他們共同熱衷的話題。
就文學成就而言，這個階段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創作取得顯著的成就。小說創作特別強調表達個性化，一體化的文學規範在這個時期徹底解體。此外，商業大潮對文學產生的影響愈來愈大，文學的市場也日趨多樣化。「個人化寫作」成為這個時期小說創作最重要的文學觀，並湧現王朔的通俗小說、新寫實小說、新生代小說和女性文學等多種創作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