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香港文學界

香港位於中國的南粵地區，依山傍海，地理環境特殊，鴉片戰爭之後被清政府割讓給英國，成為殖民地。然而，和台灣文學的發展不同，香港並沒有出現大量以殖民統治者語言進行文學創作的狀況。儘管殖民者也在香港推廣英語，但流通層面限於上層精英，並以公事應用為主；對於一般知識分子和普羅大眾而言，中文仍然是日常應對的基礎語言。

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下，香港開啟了既不同於大陸，也有別於台灣的，華洋雜處、東西交匯的文化獨特格局。以下簡要介紹40年代香港新文學的概況，幫助你了解香港形成自己獨特文學風貌的原因。

香港新文學發端於20世紀20年代，早於1922年《香港晚報》、1923年《大光報》已刊載過白話散文和小說；1928 年《伴侶》雜誌創刊，更成為香港早期新文學的重要標誌。

20年代至40年代末期，香港新文學主要在大陸文學的影響下發展。在此期間，香港曾兩度成為中國戰時的文化中心。第一次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之際，第二次是在1946年到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戰亂使上海、廣州的大批文化人撤退到香港避難，國共內戰時期有不少著名的左翼作家在香港活動頻繁，如茅盾、郭沫若、夏衍、歐陽予倩、司馬文森、邵荃麟、馮乃超等。

南來作家在香港進行了不少創作，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蕭紅的《呼蘭河傳》、黃谷柳的《蝦球傳》等。當時，左派作家邵荃麟主編的《大眾文藝叢刊》在香港出版，《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等解放區的名劇也紛紛公演，這些活動給香港文壇帶來大陸左翼文學運動的風氣。另一方面，戰前的香港作家如侶倫、李育中等亦重新創作，使香港文學再現生機。

1949年，香港處於大陸和台灣的三角關係中，其政治地位更加特殊。這個左、右陣營的邊緣地帶，成為兩岸文學家頻繁往返的地方。加上日本戰敗後恢復創作的本地作家，也往往因為政治立場而有所分合，促使香港文學界進入秩序重組的階段。

1949—1955年間，旅居香港的左翼作家紛紛返回大陸，與此同時，另外一批非左翼文化人，如徐訏、曹聚仁、張愛玲、李輝英等則從大陸逃難來港。從1949年開始，香港一時間變成移民與難民的社會，更成為大陸與台灣、左派和右派激烈爭奪的宣傳陣地。可是，與中國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香港文學界仍然可以在兩大政治陣營之外保持自己的獨立，因而形成了左、中、右三派紛爭的局面。

正是由於當時的香港政府採取放任的文化政策，香港文壇的政治分歧僅限於文學界內部的論戰，並沒有蔓延為一場政治劫難。

到50年代，在本地寬鬆的政治氣氛下，香港文學開始脫離當代大陸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新文學曾經開展，因為中國政局丕變而不能在大陸和台灣兩岸延續的若干線索，反而弔詭地在這個殖民地上得以延續轉化，構成香港文學的新貌。隨着歲月推移，不得歸的南來文人如劉以鬯、徐速等在新環境下筆耕未綴，富有才華的本地作家，如崑南、張愛倫（西西）等又以其創作見證這個城市的諸般變化，由是不同於大陸、也不同於台灣的香港文學風格慢慢成形。

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在語序上的不同。

漢語重視語序。所謂語序，是指句子各個成分排列的先後次序。

一般來說，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語序沒有很大的變化，都是主詞在前，動詞在後，而受詞又在動詞之後。

例如「曾參殺人 」、「孟子見梁惠王」等，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並沒有很大分別。但在一些情況下，古代漢語跟現代漢語的語序卻是不同的。

例如，以疑問代詞作受詞的時候，那個疑問代詞通常會放在動詞的前面，「孟嘗君曰：『客何好？』」（《馮諼客孟嘗君》）便是一例。以現代漢語來表達，這句話會變成「客愛好什麼？」跟古代漢語的語序剛好相反。

另外，在否定句中，以代詞作受詞的時候，該代詞通常會放在動詞之前。例如《孟子．梁惠王》中「臣未之聞也」這一句，現代漢語要寫成「我（臣）沒有聽到這件事情。這跟古代漢語的語序恰好相反。

除此以外，還有其他情況是古今語序並不相同的。我們閱讀古典 品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些差別，否則便會產生誤解。

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兩句話來說明古漢語詞性運用的靈活度。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這兩句話的出處是《孟子》。

三個「老」字之中，第一個是動詞，第二和第三個是名詞；三個「幼」字也一樣，第一個是動詞，其餘兩個是名詞。孟子的原意是要強調愛有差等的道理。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尊敬自己的老人家，然後推及別人的老人家；愛護自己的幼小者，然後推及別人的幼小者。」

在現代漢語中，「老」、「幼」一般都用作形容詞，作為形容詞使用的情況比較少，用作動詞的就更為罕有。由此可見，在詞性活用方面，古漢語是更為靈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