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文學理論批評

孔子死後，繼承並發展了儒家文學思想的是孟子。孟子的文學思想體現在《孟子》一書中，他在文學理論批評上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文學鑒賞、文學批評的兩個原則和方法，就是著名的「以意逆志」說和「知人論世」說。

「以意逆志」說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 之。（《孟子．萬章上》）

這裡提出了一個如何解讀詩歌的方法論問題。按孟子的意見，在閱讀和理解詩歌時，切不要因為其中個別文字而影響對詩句的把握，更不能由一句或幾句而誤解了詩人創作該詩之本意。正確的方法是仔細地、用心地揣摩作者完整的寫作意圖，這樣才能準確地理解詩意。孟子的「以意逆志」說是針對當時流行的「斷章取義」解詩方法而提出的，很有時代意義，即使在後世，乃至今天，仍不失為一種較好的文學鑒賞方法。

當然，在解讀作品時，光是依靠接受者這種「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漢代趙岐釋「以意逆志」語）的方法，有時也是不可靠的，難免會出現主觀臆測的現象。那麼，不妨參考一下孟子提出的另一個文學批評方法：「知人論世」說。

「知人論世」說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

孟子這段話本不是專門談論文學，而是講人在修養道德時的交友之道的。 但是其中提出在閱讀古人留下的詩書作品時，為了做到準確地理解和評論，就必須研究和了解作者的為人；而了解作者的前提，則是要考察當時的環境，即作品產生的社會背景。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精闢、非常重要的文學批評方法，簡稱「知人論世」說，在後世遂成為一個傳統的文學理論。

孟子本人並沒有將「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兩個解讀詩書的方法聯繫在一起。但是，後世的文論家覺得把二者結合起來思考和運用會更好，如近人王國維在《玉溪生年譜會箋序》中說：「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人之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見《玉溪生年譜會箋》）

孔子的文學理論批評

孔子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同時又是一位著名的文藝理論批評家，很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位重要的文論家，因為他比西方文論的鼻祖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要早些。

孔子的文學理論主要體現在《論語》一書中。其重點是談文藝和倫理道德、政治教化的關係，他的基本觀點是強調文藝應當為政教服務。這種思想，被他的後學們概括發揮成「詩教」 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這種觀點，對其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學理論影響極其深遠，可以說一直影響到今天。

在「詩教」的核心思想指導下，孔子對以詩歌為主的文學非常重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觀點。例如：「興觀群怨」說、「盡善盡美」說、「思無邪」說等。

「興觀群怨」說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這段話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中間四句，它們簡明地概括了詩歌所具有的多種功能和作用。

「興」是說詩歌的審美功能。漢代孔安國解為「引譬連類 」，宋代朱熹釋為「感發意志」，即能夠使讀者感動奮發，觸類旁通，產生審美聯想。「興」雖然不是詩歌的實用價值，但它是後面幾項功能賴以實現的前提條件，不能令人「興」的作品，絕對算不得上乘佳品，甚至不能稱之為文藝。孔子已經認識到了「興」的重要意義，因此把它列為「興觀群怨」之首。

「觀」，是講詩歌的認識作用。漢代鄭玄解為「觀風俗之盛衰」，宋代朱熹釋為「考見得失」，都是指從詩裡可以考察出它所反映的社會的政治、風俗狀況，以利於弘揚光大或者批評改進。

「群」，是指詩歌的團結教育作用。孔安國釋為「群居相切磋」，朱熹解為「和而不流」， 也都比較符合孔子的本意。「詩可以群」 在春秋時期是有很現實的基礎的，當時在朝會、外交場合，包括上流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往往用「賦詩」，即朗誦詩歌的活動來溝通思想，交流感情，以達到融洽彼此關係的目的，此現象後世也時或有之。

「怨」，是指詩歌有抒發心中怨氣、批判現實的功用。孔安國解 為「怨刺上政」，朱熹釋為「怨而不怒」，也較為準確地把握住孔子的意思。詩之「怨」當然不限於政治，但孔子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說話多帶政教色彩，所以這裡的「怨」主要是指抱怨和批判在上者，而不是指個人之間、特別是小兒女之間卿卿我我的怨艾之情。同時，孔子一向是主張「中庸」之道的，反對做事過於激烈，因此雖「可以怨」，但也要適可而止。

概括起來，「興觀群怨」說提出了詩歌具有審美作用、認識作用、團結教育作用和批評現實的作用等功能。這可以說是一種非常精闢的論述，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翻開書店裡各種版本的文藝理論書籍，在闡述文藝作品的功能和意義時，大體上都未能脫離這幾個方面，雖然其間有淺深和精粗之別。

「盡善盡美」說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

在這裡，孔子就上古兩部著名的作品進行了比較性的評價，實際上可以說是提出了他對文藝從內容到形式兩個方面的綜合要求。

據說，《韶》樂的內容是描寫和歌頌上古仁德之君帝堯主動讓賢、禪位給帝舜之事的，藝術形式上則節奏舒緩、曲調悠揚。孔子對這部作品曾多次褒美、推崇備至，此處也作了極高的評價，譽之為「盡美矣，又盡善也」。《武》樂的內容是演繹西周開國之君武王伐紂之事的，藝術上則雄壯威武、慷慨激昂。孔子對這部作品的藝術性也予以充分肯定，謂之「盡美矣」；但對於它歌頌暴力征伐的內容則表示遺憾，故說它「未盡善也」。兩相比較，不難看出孔子對文藝作品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既要有符合仁義道德的內容，又要有完美的藝術形式，即「盡善盡美」。 

「思無邪」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思無邪」原是《詩經．魯頌．炯》中的詩句：「思無邪，思馬斯徂！」這兩句大意為：「這些馬真不壞啊，全都是慣於馳騁之良駒！」其中的「思」字本為語助詞，無實在意義，但在上述 孔子的引文中，似乎已賦予它實際的詞義，就是指思想內容。孔子的意思是說：《詩經》三百篇，倘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思想內容上全都純正無邪。這種觀點未必符合《詩經》的實際情況，但孔子就是這樣想的，因為在他看來《詩經》作品都包含着教化的深意。其實，我們不妨把「思無邪」看作孔子的理想和要求，即認為好的文藝作品在內容上都應該純正無邪，符合儒家所信奉的倫理道德標準。

關於對詩經評論的「詩言志」說

「詩言志」這個著名的詩學命題，史料上明確記載在《尚書．堯典》之中：

帝曰：「夔！命女（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這裡提出的「詩言志」之說，是中國最早出現的理論形態的詩歌思想， 對後世影響深遠，被學者譽為「 中國詩論的開山綱領」（朱自清〈詩言志辨〉）。但是，這段材料說它是遠古傳說人物舜帝之言，並不可靠，它大約是出現在《詩經》以後，孔子以前，即公元前六世紀左右的春秋晚期，應該是對《詩經》的創作經驗的總結。《文論選》把它安排在「《詩經》選錄」之前，是囿於《尚書》的成說，值得商榷。

「詩言志」中的「言」是動詞，言說、表達之意。「志」的內涵 究竟是什麼？則眾說紛紜，迄今沒有定論。我認為它是指創作主體即詩人的全部心靈世界，包括思想（知）、情感（情）、意志（意）等精神活動。「詩言志」就是說詩歌是人的心靈的抒發和呈現，它雖然沒有像後世詩論那樣突出強調情感的因素，然而還是包含感情在內的。「詩言志」說和後來的「詩緣情」說並不是分裂的，更不是相互對立的。

「詩言志」是一個關於詩歌的根本性質，即詩歌究竟是什麼的非常精闢的理論。大家知道，歐洲文化在古希臘時期出現了著名的荷馬史詩，大約相當於中國的《詩經》時代，但由於荷馬史詩等歐洲早期文學主要是敘事詩，以反映社會生活和故事情節見長，因此後來形成了亞里斯多德等人的文學「模仿」、「再現」本質說；而中國以《詩經》為代表的早期文學是以言志抒情為主，於是就形成了「言志」本質論。兩者各有所本，各有道理，相映成趣，分別代表東、西方早期的美學和文論特點。

就現代人所理解的詩歌和文學來說，「言志」論無疑是探驪得珠，更準確地把握住其神髓。

《詩經》中樸素的文學觀念

孔子以前的文學思想資料，相對集中的是關於詩歌的理論批評。這並不奇怪。因為中國是個古老的詩的國度，中華民族是擅長詩歌創作的民族。理論來源於對實踐的總結。在長期的詩歌創作實踐中，先民不斷地積累和加深了對詩歌的感性認識，並且逐漸提升至初步的理性認識。這一歷史過程，大約是從西周初年至東周中葉，即公元前九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之間。（具體說也就是在《詩經》的成書時期。）

在《詩經》裡，還沒有出現成熟的、理論化的文學思想。但是，其中某些詩篇的末尾，記錄了詩的作者或搜集整理者的寫作動機，即為什麼要創作它？它有什麼用處？這種表露了寫作 目的的作品總計有十幾篇，按照內容，可以劃分為三類。現各舉例說明：

1. 明確地說出寫作該詩的目的是在於批評與諷諫，就是對詩中所描寫的事物和現象持否定的針砭態度，以便使他人、主要是權貴者了解，進而消除或改變這些消極的現象。例如《大雅．民勞》一詩中出現了這樣的詩句：

王卻玉女（汝），是用大諫。

據解釋《詩經》的權威版本《毛詩》小序說，《詩經．民勞》這首詩是周厲王（姓姬名胡，西周第十位君主，昏庸暴戾）時期，剛正不阿的大臣召穆公所作的。全詩共五段，內容是反反覆覆地勸諫厲王要體恤百姓之疾苦，不要縱容奸佞小人，搞得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在全詩的最後，作者寫出了（唱出了）上面引用的兩句，大意是說：大王啊，我是想玉成您的事業，所以才這樣苦口婆心地勸諫您。這是一類，表明作詩是為了諷諫。

2. 明確地說出創作的目的是讚美和歌頌，即對作品中所描寫的人物、現象持肯定和褒揚的態度，以便使其為更多的人所了解。例如《大雅．崧高》的結束一段說：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其詩孔碩」指詩的文字內容光明正大；「其風肆好」指詩的曲調旋律悠揚悅耳）。

據《毛詩》小序解釋，此詩為周宣王（西周第十一代君主，中興之主）時的大臣尹吉甫所作，詩的內容是歌頌宣王的舅公、宰輔之臣申伯的。這最後四句，似乎是詩的整理者或保存者加上去的，既說出了作者，也點明了贈送對象、寫作意圖，並且還對詩篇本身進行了肯定性的評論。

3. 未有明確表示作詩的動機是批評諷諫抑或讚美褒揚，只是說為了抒發心中的情感。如《魏風．園有桃》結尾唱道：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小雅．四月》結尾唱道：

君子作歌，維（惟）以告哀。

這兩首詩，《毛詩》小序也都說是「刺時」（諷刺時事）之作，但不太像，似乎只是表明作者的「遭亂自傷」（宋代． 朱熹釋語）之情。

《詩經》中反映出來的這些樸素的、初步的創作思想，又經過一段時間的理論昇華，於是就凝鑄成非常有名的「詩言志」這一古老的詩學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