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香港文學界

香港位於中國的南粵地區，依山傍海，地理環境特殊，鴉片戰爭之後被清政府割讓給英國，成為殖民地。然而，和台灣文學的發展不同，香港並沒有出現大量以殖民統治者語言進行文學創作的狀況。儘管殖民者也在香港推廣英語，但流通層面限於上層精英，並以公事應用為主；對於一般知識分子和普羅大眾而言，中文仍然是日常應對的基礎語言。

在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下，香港開啟了既不同於大陸，也有別於台灣的，華洋雜處、東西交匯的文化獨特格局。以下簡要介紹40年代香港新文學的概況，幫助你了解香港形成自己獨特文學風貌的原因。

香港新文學發端於20世紀20年代，早於1922年《香港晚報》、1923年《大光報》已刊載過白話散文和小說；1928 年《伴侶》雜誌創刊，更成為香港早期新文學的重要標誌。

20年代至40年代末期，香港新文學主要在大陸文學的影響下發展。在此期間，香港曾兩度成為中國戰時的文化中心。第一次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之際，第二次是在1946年到1949年國共內戰時期。戰亂使上海、廣州的大批文化人撤退到香港避難，國共內戰時期有不少著名的左翼作家在香港活動頻繁，如茅盾、郭沫若、夏衍、歐陽予倩、司馬文森、邵荃麟、馮乃超等。

南來作家在香港進行了不少創作，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蕭紅的《呼蘭河傳》、黃谷柳的《蝦球傳》等。當時，左派作家邵荃麟主編的《大眾文藝叢刊》在香港出版，《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等解放區的名劇也紛紛公演，這些活動給香港文壇帶來大陸左翼文學運動的風氣。另一方面，戰前的香港作家如侶倫、李育中等亦重新創作，使香港文學再現生機。

1949年，香港處於大陸和台灣的三角關係中，其政治地位更加特殊。這個左、右陣營的邊緣地帶，成為兩岸文學家頻繁往返的地方。加上日本戰敗後恢復創作的本地作家，也往往因為政治立場而有所分合，促使香港文學界進入秩序重組的階段。

1949—1955年間，旅居香港的左翼作家紛紛返回大陸，與此同時，另外一批非左翼文化人，如徐訏、曹聚仁、張愛玲、李輝英等則從大陸逃難來港。從1949年開始，香港一時間變成移民與難民的社會，更成為大陸與台灣、左派和右派激烈爭奪的宣傳陣地。可是，與中國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香港文學界仍然可以在兩大政治陣營之外保持自己的獨立，因而形成了左、中、右三派紛爭的局面。

正是由於當時的香港政府採取放任的文化政策，香港文壇的政治分歧僅限於文學界內部的論戰，並沒有蔓延為一場政治劫難。

到50年代，在本地寬鬆的政治氣氛下，香港文學開始脫離當代大陸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新文學曾經開展，因為中國政局丕變而不能在大陸和台灣兩岸延續的若干線索，反而弔詭地在這個殖民地上得以延續轉化，構成香港文學的新貌。隨着歲月推移，不得歸的南來文人如劉以鬯、徐速等在新環境下筆耕未綴，富有才華的本地作家，如崑南、張愛倫（西西）等又以其創作見證這個城市的諸般變化，由是不同於大陸、也不同於台灣的香港文學風格慢慢成形。

李碧華《胭脂扣》小說與電影

《胭脂扣》描述十二少及名妓如花的愛情故事。小說在1985年初版，1987年被改編為電影，梅艷芳及張國榮主演。原作者李碧華親自改編。

此片囊括第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多項大獎，最佳電影獎、最佳女主角獎以及最佳導演獎等。

故事劇情：

“1934年的香港。陳振邦（十二少）是南北行海味店的太子爺，經常出入鴉片煙窟、風月場所的花花公子，遇上了石塘咀綺紅樓「紅牌阿姑」（名妓）如花，二人旋即陷入熱戀。但是，十二少的父母並不接納他們的關係，希望十二少可以與他的表妹淑賢結婚承繼家業，十二少在如花的幫助下學戲(粵劇)，最後在山窮水盡下，1934年3月8日晚上11時，十二少與如花吞食鴉片殉情自盡，如花並約定十二少，若有何偏差，也要記著「3811」為她找十二少的記認。

53年後，已成鬼魂的如花，在陰間久等情郎不見，遂回陽間尋訪，可是時代變遷，周遭情景依然，但人事已非。在報館工作的袁永定和其女友凌楚絹同情如花的遭遇，在他們的熱心幫助下，如花終能登報尋訪十二少，並附上當日約定的密碼「3811」, 三月八日晚上十一時正（二人自殺的時間）。

永定與楚絹二人用盡方法都找不到十二少，最後從報章記錄得知十二少並沒有死，而從十二少的兒子口中得知，十二少獲救後與淑賢結婚，但敗光家產，77歲的十二少貧窮潦倒，在片場中以從事臨時演員為生，與兒子不相往來。如花最終在片場找到了十二少。看見貧窮潦倒的十二少，如花將十二少當年贈予她的胭脂扣歸還後，心死流淚離開了不屬於她的人世間。”

《胭脂扣》基本上是一則鬼故事，但是作者李碧華沒有停留在鬼故事或愛情故事的層面，她顯然為小說進行過不少資料蒐集，有意重構為世人所忽視的30年代香港塘西風月史，更巧妙地配合現實世界中的政治問題：1982年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和中方對1997年後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承諾，以懷舊的筆法描述民間歷史，也透過民間歷史的追溯，表達對未來的想像和感覺。

李碧華其中一種重要的寫作手法是時空串連。在小說《胭脂扣》中，李碧華把30年代和80年代兩個不同的時空，透過女角如花從陰間返回陽間的尋人行動而串連起來。報館職員袁永定和他的女友因幫助如花尋人而牽涉其中，並發展出另一組故事，如花對愛情的執着，更與袁永定和他的女友所代表的現代人的愛情觀互相參照。李碧華透過《胭脂扣》的時空串連，一方面以懷舊的筆觸，重構已消逝的年代，另方面也表達對80年代各種文化現象的批評，以至暗示對九七問題和香港前途的擔憂，成功地表達了她的歷史觀。

香港散文的特色

香港文學中，散文小品有兩條主要路線：一是魯迅提倡的「匕首投槍」式散文；一是周作人提倡的「獨抒心靈」的閒適主義作品。香港的散文基本上沿襲了後者的路線。70、80年代，學院派散文同樣以這路線為主，着重閒適性和趣味性。由此可見，小品是香港散文的精粹所在。

報紙副刊在推動散文小品的發展上居功至偉，更是散文發表的主要陣地。50年代香港報紙專欄本以連載小說為主，60年代專欄式散文漸多，70、80年代的專欄富香港本土生活氣息。

專欄式散文在80年代進一步發展成專業分工的模式，如飲食、 財經等領域，不限於文學範圍，專欄以外，文化雜誌刊登較長篇散文，散文富於創新和實驗性，往往挑戰慣常的俗見。

香港散文可分為以下派別：

•  傳統派：學養極佳，經驗豐富，見聞亦廣，用字遣詞，起承轉合，均有規矩法度。

•  學院派：大多在大學任教，受西方現代文學影響較深，又受報章框框的限制，着力追求文學價值。

•   載道派：議論縱橫，言必有物，有心人也。

•   議政派：或誠摯、或造僻、或獨到、或尖銳，均見功夫。

•   綠色派：着重環保綠色思想的鼓吹。

•   社會派：對本港社會事物表現出的急切的關注。

•   溫情派：以人情味見長，鼓吹和諧與互援。

•   活潑風趣派：着重趣味，不戴道學帽子。

•   清醒派：文字及意念均清醒可人，不落俗套。

•   紳士派：溫文爾雅，以氣度見長。

•   新潮派：文字思想，都以打破觀念規範為樂。

•   其他如：談書派、旅遊派等。

總括而言，香港散文風格多樣，不拘一格，充分表現作者不同的個性和時代脈搏，富香港本土生活氣息，也很能反映城市的發展和變化。

香港小說的特色

1939年已有大批內地作家避戰南來，主導着香港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發展。1949之後，左翼作家重返內地，新一批右翼作家卻因政權轉移南來，使得香港成為左右兩派政治力量較量的地方，小說也成為國共兩派短兵相接和長時期對峙的陣地。40、50年代是中國作家主導着小說創作，成就較大的有張愛玲、徐訏等人。他們的作品以大陸生活為題材，如抗戰、土改等，其審美視野仍指向中國，政治立場鮮明。這一時期具有香港特色的小說並未真正形成，本土作品可說是鳳毛麟角。

整個50年代，左右兩派在文學上的對壘雖然沒有停止，但隨着時間轉移，更多的小說創作把題材轉移到香港本土之上。就是內地南來作家的作品仍有不錯成就，但已不如50年代初構成香港小說創作的主體。此後，從文學的整體來看，小說創作已逐步走向本土化。

60至70年代，香港小說的整體水平提高了。60、70年代報刊園地、文社活動積極發展，對推動小說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這一時期的小說作家可分為三類：（1）於內地出生、於香港成長的作家。他們的創作結合了自己的生活經驗、左傾思想和傳統中國文學的影響；（2）南來作家，他們都在內地成長，經歷文化大革命，對人生有較多的反思。來到香港以後，從生活中尋找題材和靈感，並與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秉承的文學路數相結合；（3）本土作家，土生土長，在香港接受教育，與西方世界有更緊密的聯繫，從而吸收現代主義的營養。引入新的文學觀念和技巧，提高小說創作的水平。

70年代下半期，小說創作中本土意識增強。本土作家逐漸成熟，他們的作品表現了他們對香港城市律動、城市今昔等的體驗，題材多樣化。

80年代小說繼續發展，無論質量都有提高。以本土為題材的小說繼續出版，同時通俗小說，如財經小說也佔據了極大市場。這一時期由於九七回歸問題，小說探討政治的歸屬問題遂成為主導。與此同時，九七問題也引出一系列相關的創作，表達對故鄉、傳統、過去的懷舊情緒；也有對生存空間的猶疑不定。這一期，作家的目光也不是局限於香港本土之上，而是試圖超越香港的狹小範圍，把目光投向香港以外。

如何看待香港的純文學和通俗文學？

純文學發展語言的表現能力、創新文學的形式、探討人性、關注社會，提出多元的思考，表現作家個人的情感和觀念，勇於在藝術手法上創新，作品的實驗性強。

流行文學以通俗文學作為主流，但不是所有流行文學都是通俗的，也有流行而不通俗的文學，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麥田捕手》等世界文學名著。就作為流行文學主流的通俗文學而言，它的目的和功能就是娛樂，給讀者提供消閒、趣味和快樂，它的運作模式則受商業市場的因素影響。

香港的純文學作家多以同人形式自辦刊物，雖然香港的出版事業和文化環境容易受商業元素左右，一些非商業或未有照顧大眾化口味的作品，難以在「市場」上生存，但不同年代都有不少作家在市場、利益和政治考慮以外，堅持文學的創作和出版，對五四新文學傳統有不同方面的繼承和發揚，也有向西方現代文學的手法借鑑，配合香港的生活體驗，作出別樹一幟的創作。不同年代、不同風格的小說，或延續五四文學寫實主義的淑世精神，或轉化30年代新感覺派小說和現代派文學的傳統，同時吸收外國文學手法，具多方面的表現，題材上從本地經驗出發，也關注到歷史、家國等問題，探討人性、建構理念，也創新文學語言。

香港的通俗流行小說包括武俠、言情、科幻等內容，重娛樂性，卻並非香港獨有，實承接20、30年代上海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和廣州市民的通俗文化傳統，照顧普羅市民的趣味和水平。在香港的流行文學包括一般言情、武俠、偵探間諜等小說類型，當中有千篇一律、觀念落後的通俗作品，也有不少運用靈活多變的題材和手法，創作出雅俗共賞的作品，例如梁羽生、金庸等人的新派武俠小說，又如李碧華的愛情小說《胭脂扣》、《霸王別姬》等，注入歷史和政治隱喻，娛樂功能外另有言志意圖。

香港文學的整體特色

在整體而言，不同年代的香港文學有不同取向。相較同時代的中國內地和台灣，相對而言，香港較不強調政治性，作家創作較自由、獨立，同時作家的社會地位較低、政治支援亦較少；另一方面，香港的主流中文教育多以五四文學作品為範文，內容側重內地經驗，長期漠視本土作家的成就，直至90年代才逐漸改變。

香港的出版事業和文化環境容易受商業元素左右，一些非商業或未有照顧大眾化口味的作品，難以在「市場」上生存。除了一些合乎大眾口味的武俠小說和愛情小說，或為大眾所熟悉的知名作家的作品，香港文學書籍和文藝刊物一般不容易在商業出版市場中圖利。

然而合乎大眾口味與否與作品的優劣是兩回事，通俗文學作品當中也有很多認真和優秀的作品。純文學則發展語言的表現能力、創新文學的形式、探討人性、關注社會，提出多元的思考，作家多以同人形式自辦刊物，繼承五四文學傳統的同時亦吸收外國文學的技法，勇於在藝術手法上創新，作品的實驗性強，自有獨特的意義。

香港的純文學和通俗文學各有不同的取向和內部標準，針對不同的讀者，宜分別評論，優秀的純文學和通俗文學實際上具有同等價值，它們共同構成了香港文學的整體。

商業元素之外，政治局勢的變化，也對香港文學有不少影響，如左右翼意識形態對峙對50、60年代香港文學的影響、九七回歸問題對80、90年代香港文學的衝擊等。此外，獨特的社會形態、城市文化和經濟的發展，也在不同年代影響香港文學的發展。總括來說，各種商業、政治、社會、經濟等元素，可說是香港文學發展的外在因素，共同構成了香港文學的整體特色。

另一方面，無論外界的變化如何，香港文學界內部在不同年代，始終都有不少有心人撇除市場、利益和政治的考慮，默默堅持文學的創作和出版，對五四新文學傳統有不同方面的繼承和發揚，也有向西方現代文學的手法借鑑，配合香港的生活體驗，作出別樹一幟的創作，香港的通俗文學作者也往往由於靈活多變的題材和手法，創作出雅俗共賞的作品。前仆後繼的堅持、靈活多變的創意，可說是香港文學發展的內在因素，一直貫徹不同年代的創作。

30、40年代的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的連繫

20年代中期，香港青年透過來自上海的新文學刊物，接觸內地的新文學作品，接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部分人開始寫作，成為香港早期的新文學拓展者，透過創辦文學雜誌或編輯報紙文藝副刊，將內地的文學風尚，包括象徵主義詩歌、現實主義小說等，引入香港。1927年魯迅來港發表演說，批評香港保守的文化和教育，對香港的文藝青年產生一定影響。

30年代香港作者的作品不限於本港的刊物，也有投稿到內地的報刊、雜誌發表作品。

抗戰期間，大批內地作家來港，包括著名的蕭紅、茅盾、戴望舒、蕭乾、夏衍等等，他們利用香港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繼續發表作品、出版刊物或主編報刊，把中國新文學的傳統帶到香港，也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內容。

由此可見，香港文學並非孤立地發展，它根源自五四新文學，也對五四文學傳統有不同的繼承，早期的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及1949年之後，香港文學因着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走上與中國內地和台灣都不同的道路，逐漸形成更鮮明、更獨特的風格。

30、40年代的香港文學

中國新文學與香港文學的關係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促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為主要的寫作文體。然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早期只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沒有即時遍及全國，香港的新文 學也像其他中國南方城市一樣，約於20年代初才開始萌芽，再於30年代進一步得到發展。

早在晚清時期，香港已有本地出版的文藝雜誌《小說世界》 和《新小說叢》。五四運動後，香港的報刊仍以文言文為主要文體，但也逐漸有作者嘗試用白話文寫作散文和小說，如1922年的《香港晚報》和1923年《大光報》分別刊登過白話散文和小說；1924年由英華書院出版的學生刊物《英華青年》亦有多篇白話文小說，至1925年，原以文言小說為主的《小說星期刊》亦陸續刊登多篇新詩和小說創作，許夢留〈新詩的地位〉一 更引用俞平伯的詩論，並評介當時最新的胡適、冰心和郭沫若等人的詩集，肯定新詩的價值和地位。

20年代中期，香港青年透過來自上海的新文學刊物，接觸內地的新文學作品，接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部分人開始寫作，成為香港早期的新文學拓展者。他們在香港創辦文學雜誌或編輯報紙文藝副刊，除了鼓勵創作和提供發表園地，也將內地的文學風尚，包括象徵主義詩歌、現實主義小說等，引入香港。1927年2月，魯迅來港，發表分別以〈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為題的演說，批評香港保守的文化和教育，對香港的文藝青年產生一定影響。至抗戰期間，大批內地作家來港，也把中國新文學的傳統帶到香港。

由此可見，香港文學並非孤立地發展，它根源自五四新文學，也對五四文學傳統有不同的繼承，早期的香港文學尤其在大範圍下與整段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及1949年之後，香港文學因着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走上與中國內地和台灣都不同的道路，逐漸形成更鮮明、更獨特的風格。

新文學刊物與青年作者群

在20年代初，香港的報刊已零星地登載過一些新文學作品，一般讀者也能透過從上海來的書刊，接觸內地的新文學作品。到了20年代中期，香港經過省港大罷工（1925–1926）之後，多份報章逐漸增設刊登新文學作品的副刊，包括《大光日報》的「大光文藝」、《循環日報》的「燈塔」等。1928年，由張稚廬主編的《伴侶》雜誌創刊，是目前所見最早在香港出版的新文藝雜誌，且在當時已被稱為「香港新文壇之第一燕」。

在20年代末，香港的青年作者已開始組織起來，成立了新文學團體「島上社」，成員包括侶倫、張吻冰、謝晨光、岑卓雲等，1929年，「島上社」成員出版了文藝雜誌《鐵馬》，1930年再出版《島上》。

在30年代，香港斷續地出版了多份文學雜誌，包括有《島上》、《激流》、《紅豆》、《今日詩歌》、《詩頁》、《小齒輪》、《時代風景》、《南風》等等，其中《今日詩歌》和《詩頁》都是純詩歌刊物。這些刊物雖然大部分只出版了一兩期，但《紅豆》也維持了一段時間，至1936年出版至四卷六期才停刊，除雜誌之外，30年代中的《南強日報》、《南華日報》、《工商日報》等多份報章都設有新文學副刊。

30年代的青年作者有詩人劉火子、李育中、李心若、易椿年、杜格靈、戴隱郎、林英強等； 小說家有侶倫、謝晨光、張吻冰、岑卓雲等，他們著有不少作品，其中特別以香港生活為題材的作品，有李育中的詩作〈維多利亞市北角〉、易椿年的詩作〈金屬風―防空演習印象〉、侶倫的小說《黑麗拉》、《伏爾加船夫曲》等。他們與一些報紙編輯及畫家，曾在1934年間定期舉行「文藝茶話會」，1936年部分作者更成立了「香港文藝協會」，舉辦過大型的悼念魯迅的活動。

30年代的香港作者一部分在香港生出、成長、讀書，一部分從廣東省來港工作和生活，又時常往返於香港和內地，在文學活動上，30年代香港作者的作品不限於本港的刊物，也有投稿到內地的報刊。

早在1927年，謝晨光便有小說發表在上海的文學雜誌《幻洲》，30年代再有李心若、林英強、鷗外鷗等在著名的上海《現代》 雜誌發表詩作；其中曾就讀於香港英華書院的李心若，1930年已在英華書院的學生刊物《英華青年》發表詩作，其後他到廣州中山大學升學，除了繼續在香港報刊發表詩作，也在內地的《現代》、《新詩》、《詩志》等刊物發表詩作，以感情內斂、採取暗示代替直抒的筆法，參與內地現代派詩歌的發展。

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

早在1935年，著名的五四作家、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許地山便來港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大力改革中文系，又參與社會文化活動，經常作公開演講，在香港的報刊發表小說、散 文等創作，促進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年抗戰爆發後，陸續再有更多內地作家南遷香港，包括著名的蕭紅、茅盾、戴望舒、蕭乾、夏衍等等，他們利用香港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繼續發 表作品、出版刊物或主編報刊，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內容。

1938年，原在上海的《立報》和《大公報》遷港復刊，同年《星島日報》創辦，主編文藝副刊的都是知名作家，如主編《大公報．文藝》的蕭乾、主編《立報．言林》的茅盾和葉靈鳳、 主編《星島日報．星座》的戴望舒等。

1939年，香港已雲集了一批為數不少的內地作家，同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和「中國文化協進會」相繼成立，分別出版機關刊物《文協》和《文化界》。1937至1941年 間，本地和南來作家在香港的創作，不少都和抗戰相關，屬於中國抗戰文學的一部分，如蕭紅在香港完成了《呼蘭河傳》和《馬伯樂》，許地山在香港完成了《玉官》和《鐵魚底鰓》，夏衍、陳殘雲等則參與有關抗戰文藝的討論。

除了內地的知名作家，30年代已在港發表創作的劉火子、李心若、侶倫、鷗外鷗等作者，在抗戰時期仍有作品面世。1939年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成立的青年組織「文藝通訊部」更致力培育香港的青年作者，曾舉辦徵文比賽和文藝講習班，「文藝通訊部」的主要成員有彭耀芬、陳善文、李炳焜、 葉楓等等，他們在1941年創辦了《文藝青年》雜誌。

戲劇方面，30年代香港已有「現代劇團」翻譯外國戲劇並在港演出。抗戰時期，多家大專和中學都成立了自己的劇社，演出話劇作抗日宣傳，1938年由影劇界盧敦、張瑛等人組成的「時 代劇團」則更受注目，先後演出過陽翰笙和歐陽予倩的劇作。

戰後的香港文學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之後，1942年初起大批居民逃返內地，當中包括三百多名文化界人士，由東江縱隊護送離港。香港淪陷期間，文學活動一度沉滯，戰前的報紙大部分已停刊，但在數量有限的報紙副刊上，仍可以讀到部分留港作家，包括戴望舒、葉靈鳳、黃魯等人的散文創作，其中戴望舒一度遭日軍拘禁，在獄中寫下了著名的詩作〈獄中題壁〉。戴望舒出獄後，先後負責過《香島日報》、《香港日報》和《華僑日報》等副刊的編務，1944年在《華僑日報》發表著名的新詩論著〈詩論零札〉。

抗戰勝利後，文學活動得以重新發展，更由於國共內戰的影響，再有大批內地作家來港，包括有茅盾、夏衍、馮乃超等，加上戰前的香港作家如侶倫、李育中等亦重新創作，使戰後的香港文學再度蓬勃發展。這時期刊登文藝作品的園地，報紙副刊有《華商報．熱風》、《大公報．文藝》和《文匯報．文藝週刊》等等；雜誌有《文藝生活》、《野草》、《大眾文藝叢刊》、《新詩歌》和《中國詩壇》等等。

戰後香港文學的特色之一是鮮明的政治色彩，左翼作家以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最終綱領，強調文藝大眾化和「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曾推行「方言文藝運動」，成立了隸屬於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研究部之下的「方言文藝研究會」。主要成員有符公望、黃寧嬰、薛汕等等，他們主張運用廣東方言創作文學。

戰後香港文學的另一特色是寫實手法的運用，如黃谷柳以戰後香港社會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蝦球傳》、江萍以香港淪陷期間東江縱隊在新界的抗日活動為題材的小說《馬騮精》、侶倫以戰後香港一群卑微者的生活為題材的《窮巷》等都是當中的佳作。

香港文化特色

從歷史來看，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先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熏陶，隨後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形成其獨特的文化形態。

香港地處南方，擁有背山面海的地理環境，遠離統治權力的核心，較少受到正統的儒家文化影響，表現出更多非正統、非規範的獨特文化內涵。經世致用的作風，以及講求實惠的享樂精神成為香港文化最基本的核心。

然而，1843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給英國，西方文化入侵香港這片土地，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影響着香港。西方文化的強大壓力，使香港長期處於一種殖民文化的重壓之中。中西文化的融攝與合流給香港帶來一種特殊的新的人文格局，造成了香港作為世界經濟樞紐地位的一個華洋雜處、東西並存的社會面貌和文化形態。

Hong Kong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ly, Hong Kong is a very special place. First, i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n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forming its unique cultural form.

Hong Kong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with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back of the mountain, away from the core of the ruling power, less affected by the orthodox Confucian culture, showing more unorthodox, non-standard and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style and emphasis on affordable pleasure became the core of the basic spirit of Hong Kong culture.

However, the Treaty of Nanjing, signed in 1843, ceded Hong Kong to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invaded the land of Hong Kong. It affected Hong Kong in political, leg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strong pressure of western culture has caused Hong Kong to be under the weight of a colonial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the confluence of Hong Kong bringing a special new cultural pattern, resulting in Hong Kong as the world's economic hub of a multi-national society and culture.

香港文學發生的背景

上世紀的下半葉（1949~），中國在政治上分裂為大陸地區、台灣地區與香港地區。

由於政治上的對立，在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對文學發展，構成了重大的干擾。

與大陸和台灣比較，尤其是在80年代以前，香港可說是華人文化區內面對統治者的政治操控最少的地方，但卻並不是一個政治真空的地區。五、六十年代東西兩大陣營冷戰期間，來自美國的資金就帶來香港的「美援文化」，內地也從地下管道盡力支援香港的左派文化活動。再者，殖民政府在它的威權遭到直接挑戰時，也會強烈回應，將政府不歡迎的文人驅逐出境。

不過，主導香港當代文學發展的並不是政治，而是商業和市場的力量。作家在香港的社會地位比較低，而且要面對龐大的商業壓力。在這個環境下，文學的發展主要有兩個不同的取向。其一是堅持從事嚴肅文學的創作，不講求商業利益；其二是投入商業文化的洪流，迎合大眾品味，實行通俗文學的創作。在這兩種方向之間，作家們採取了不同的方法，有人一邊寫商品，同時也寫自己想寫的文學；有人則承認雅與俗有混雜的可能，而混雜而生的作品又是香港文化的一種特色。無論採用哪一種講法，雅俗之間的糾葛是我們了解香港文學所不能忽視的。

香港文學的特色— 在商業世界中生存

相對於海峽兩岸，香港的文學所遭受的政治壓力算是最小的，尤其80年代以前，正當大陸和台灣政治監控最緊張的階段，香港的統治者對本地文學活動並不太關心。然而，這並不表示文學在香港就能天空海闊、自由自在，因為香港的文學家要面對龐大的、幾乎沒有制衡的商業壓力，香港文學最重要的一項特色就是在這個商業經濟主導的環境中存活。不少作家就此放棄了所謂「純文藝」的理想，為稻粱謀在報刊上專寫讓讀者消費的「城市傳奇（獵奇）」、情色故事等。部分作家實行腳踏兩條船，一邊寫娛樂別人的消費文字，另一邊寫娛樂自己的文藝作品。例如香港文壇上的重鎮劉以鬯，就嚴格區辨自己於兩種書寫的目的和方法，有意識地為自己以及其他有志於文學的作家，爭取即使是一點點的寫作空間。

也有作家懷抱一番熱血，自行湊合資金出版文藝刊物。從五六十年代王無邪、崑南、李英豪等辦《詩朵》、《好望角》，到70年代的「秋螢詩社」、「焚風詩社」、「詩風社」等，都努力於 這種工作，其間也培育了不少新人。至於60年代的「文社」熱潮，更是這種小圈、小眾活動的集中表現。大批文藝青年組成一個一個的小型文學社團，以油印方式傳閱討論大家的詩文創作。一般來說，這些文社中人的作品水平並不算高，但從民間自發、保存文學火種以傳薪的意義來說，卻不容忽視。

有部分文藝作家就盡一切可能在商業文化的縫隙中找尋生活空間。例如馬朗本來是為出版《西點》、《武俠世界》、《迷你》等流行刊物的寰球書報社工作，但在取得老闆的支持後，運用報社的剩餘物資和人力編輯《文藝新潮》，成為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鋒。又如劉以鬯，在編一些非文藝的副刊（如《香港時報》的《大會堂》）時，又會乘間加插一些純文藝的文稿。此 外，作家如西西、也斯、吳煦斌等，都曾經在以旅行、家庭、時尚等為主題的消費雜誌上發表深刻認真的文藝創作或評論。這些編輯和作家在艱難的情況下仍然努力耕耘，為香港文學開闢疆土。

至於香港流行文化中蓬勃的書寫活動，也值得注意。流行文化本來就是消費活動，不必有崇高的目標。事實上，許多流行作品都是大量生產的勞作，內容形式千篇一律，以迎合大眾口味為鵠的。然而汰沙見金，也有部分文字比較熟練，如三蘇、鄭慧、亦舒、張小嫻、陶傑等的小說和散文，足以表現香港社會特有的色彩和節奏。再者，香港的流行作品當中也不乏民間智慧，在現實權力架構下顯出一定的顛覆性，其中李碧華的作品最為典型。由於流行文化具備商業價值，吸引不少具有創作力的精英加入，成就了一些水平高的流行文學，如金庸寫武俠小說、林夕寫流行曲詞，或則於虛幻江湖中寄寓政治諷刺，或則在營構的浪漫中燃亮時世、人情，甚至性別政治的幽微。

總體而言，香港文學在商業經濟主導的特殊環境下曲折地成長，使得許多作家免除了過分的「潔癖」，由是香港文學往往能夠在雅與俗、流行與嚴肅之間別顯新貌。

至於到了2017年7月1日，香港回歸20週年后，明顯的香港將受到大陸更多的政治影響。香港文學是否會步大陸文學與早期的台灣文學一般，在創作上有政治性的顧慮，有待觀察。

香港文學的演化和特色

1949年以後香港文學的演化，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   五六十年代

•   七十年代

•   八九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一大特色是左右派意識形態的對立。所謂左派指傾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社會主義寄存理想的作家，右派則包括支持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以及一些反對共產主義、傾向自由主義的文人。

由於50年代初期大批難民從內地遷徙至香港，生活艱難困苦，於是出現了「難民文學」，如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等小說，除了社會寫實的意義以外，也寄寓反共的意識形態。張愛玲於1952年來港，在這裏完成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小說，也是著名的「反共文學」作品。

至於站在左翼立場的唐人（阮朗）則有以諷刺筆墨寫蔣介石的《金陵春夢》、批評流落香港的國民黨人的《人渣》等作品。

左右兩派在政治宣傳上相互對抗，而各有奧援。由美國支持的「亞洲基金會」，先後資助友聯出版社、人人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出版書籍報刊，其中《中國學生周報》（1952—1974）影響香港青年一輩的文學成長非常巨大。左派陣營以三聯書店為首，加以上海書局、世界出版社等相關機構，一方面支持出版在港的左翼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大量重刊或新編1949年以前的中國新文學作品，對於香港文化環境的開闊極有貢獻。

香港五六十年代文學還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一是前衛的文學運動在當代中國文學的流轉意義；二是文學在流行文化中的生存模式及其影響。

50年代初，曾在內地與吳祖光、邵洵美、張愛玲等人交往的馬朗南下香港，在1956年創辦前衛刊物《文藝新潮》，繼承並發展自三四十年代在中國開展，到50年代中斷於大陸的現代主義文學傳統。其後，再由王無邪、崑南、葉維廉籌辦的《新思潮》（1959年創刊），李英豪、崑南主編的《好望角》（1963 創刊）接棒，再加上60年代初由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副刊《淺水灣》，都積極推廣譯介英、美、意、法、德，甚至拉丁美洲、中南歐、日本等地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並透過個別作者與台灣的往來關係，直接、間接參與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活動，例如馬朗的代表作《焚琴的浪子》、《車中懷遠人》等，以及崑南的《喪鐘》就曾入選台灣出版的《六十年代詩選》（大業出版社，1961），而李英豪從1965年開始更成為台灣《創世紀》詩刊的編委之一。另一方面，台灣作家亦獲邀約在《文藝新潮》、《好望角》等刊物發表作品，甚至如瘂弦的首部詩集《苦苓林的一夜》（國際圖書公司，1959），也是先在香港出版。在這種前瞻而開闊的視野下，香港的詩風在力匡的格律體、何 達的朗誦體以外，開出了由馬朗、楊際光到蔡炎培、金炳興等的現代派詩，也造就了李維陵（《魔道》）、崑南（《地的門》）、 劉以鬯（《酒徒》）等的現代主義小說。

與此同時，不少作家為了維持生計而賣文，在報章副刊撰寫通俗的連載小說或者獨立刊行的「三毫子小說」，其中不少是粗製濫造之作，無論作者讀者都不過以之為文字的消費品，但後來的研究漸漸體會到這些作品的社會與文化意義，例如三蘇（又有筆名經紀拉、史得等）的《經紀日記》、《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 》，以至傑克（黃天石）、 俊人、依達等的愛情小說，李我、冷魂等從電台廣播劇改編成文字出版物的「天空小說」，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更成功的是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的作品，經過不少評論者長年的推動，已經打造成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

七十年代

1966年香港發生「反天星小輪加價」暴動；1967年又有受大陸文化大革命影響的左派「反英抗暴」騷亂；1970年民間發起「中文合法化運動」（1974年香港政府通過「法定語文法案」以 前，中文在香港並無公事和法律上的地位）；1971年出現「保衛釣魚台」示威，後續還有以「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為口號的學生運動。這些事件背後各有不同的動因，產生的政治和社會效應也不一，但總體的意義卻在於展現了香港市民對自己的生存空間、生活狀態的感應和探索。上一代寄人籬下，不得不順應環境、自求多福的心態，開始有所變化。

1971年，麥理浩就任港督，任期超過10年，他在殖民地施行新政，改善居住、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城市建設亦有規劃發展。香港居民歸屬本地的感覺漸次增強，城市文化亦隨經濟的進展而興起。這些現象，對香港文學的變化都有直接影響。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對於不少避難南下的文人作家來說，是所謂「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他們抱持過客心態，腦海裏只有祖國的山川文物，內心盡是戀舊懷鄉的情緒；筆下若提及香港，常作負面貶抑。1970年1月《中國學生周報》刊載了題為《個人？香港？中國？世界？― 香港華籍青年何去何從？》 的專輯，可說是香港戰後出生一代成長以後，思索身份問題的具體表現。1972年，香港大學學生會主辦第一屆「青年文學獎」，提出「文學從生活出發」的口號，這個活動一直維持到現在，多年來鼓動了不少年青人書寫本地經驗。1974年，《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刊載「香港專輯」，組織了一系列以香港為題材的詩稿，引起本地文學創作者的注意。這時期的香港文學，可說是「本地意識」由醞釀到成熟的階段。小說如西西的《我城》、也斯的《剪紙》，現代詩如也斯的《北角汽車渡海碼頭》、《在新蒲崗的雨天》，葉輝的《紮作店的老人》、羈魂的《屯門》、古蒼梧的《二十五歲見雪》、鄧阿藍的《不要讓爸爸知道》等，都能從不同層面體現本地視角。至於前輩作家劉以鬯的小說《對倒》，從形式到內容都顯出非常深刻的城市觀照，也是這個時期的重要作品。

八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香港發生了最重要的兩個事件，分別是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同意於15年後將統治近百年的香港交還中國，以及1997年香港正式回歸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這二事固然是一體之兩面，影響也不止於事件發生的時刻。這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15年期限， 不單決定了香港的政治前途，也支配了香港所有居民的生活態 度和思想感受。再者，中國大陸自 80 年代中葉實行改革開放，1989年的六四事件，都直接衝擊香港社會。隨着中國政策的起伏變化，大量大陸地區的人民移居香港，當中也包括不少文人作家，為香港文學帶來新的元素。此外，從1979年開始，市政局公共圖書館舉辦「中文文學創作獎」，1991年設立「中文文學雙年獎」，1995年成立香港藝術發展局，下設文學藝術小組，資助香港的文學活動，這些硬體建設雖然來自官方，但其基本政策以至資源調度卻也是一貫的放任，對香港文學發展也有相當的推動力。

70年代後期開始從內地移居香港而繼續創作的文人，與五六十年代以前的南來作家不太一樣，後者的情懷理想本來就別有寄託，而前者大部分長期居留香港，在內地人生經歷的映照下體驗和書寫香港，特別是他們來港初期往往遭逢窘迫甚至飽受歧視，作品每見現實生活的壓抑，筆調堅實低沉，提供另一種觀察和思考本地經驗的角度。陶然（《一樣的天空》）、東瑞（《迷城》）、 白洛（《暝色入高樓》）、 顏純鈎（《天譴》）、 王璞（《補充記憶》）等的小說，譚帝森（《樓梯街的祝福》）、舒非（《蠶癡》）、張詩劍（《愛的笛音》）、韋婭（《泉與少女》）等的詩作，都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內容。

另一方面，在本地成長的作家，部分經歷「保釣」以至「認中關社」 運動的洗禮，開始思考個人與國族的關係，80年代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更觸發他們書寫與中國相關的作品。在本地作家眼中，中國是一個既近又遠的地方，本地文化血脈的源頭既在五千年來的華夏中國，但目下大陸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以至言語運用，卻又與香港截然不同。各種差異引發價值觀念的衝擊，帶來各個層面淺深不一的對照比較。如何面對差異、如何在排拒與認同之間找到適當的位置，是不少本地作家努力的方向，其間更不乏憂愁憂思，寄語香港與中國的未來。鍾玲玲的《愛蓮說 》、辛其氏的《 紅格子酒舖 》、 也斯的《島和大陸》等小說，都是很好的例證。至於詰問香港的存在模式與意義的作品，可以西西的《浮城誌異》和《飛氈》，或者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為樣本。此外，反映香港人在「過渡期」面對不明朗前景而徬徨焦慮的作品，有梁錫華的小說《頭上一片雲》；以港人移民異國為題材，採怪誕懸疑的筆法，引發有關移民和家國問題的思考，可以黃碧雲的小說《失城》為代表。現代詩方面，如古蒼梧（《太平山上，太平山下》）、陳錦昌（《故宮》）、林夕（《三疊》）、葉輝（《明天》）、游靜（《新年願望》）等，作品中都不乏時世擔荷與人文關懷。

關於台灣文學、香港文學與大陸文學

1、名稱界定：

由於政治的因素，中國在1949年后，區分為大陸、台灣、香港三地。中國文學的發展，也隨之各有曲徑。

兩岸三地的文學發展，由於政治處境與思想的不同，在上世紀後葉，也就各有不同的脈絡。

為了易於辨別，我們比較直觀的區分稱呼為：大陸文學、台灣文學與香港文學。這時期的文學發展，迄今尚未結束。

2.「中國當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

「中國當代文學」是相對於「中國現代文學」而存在的一門學科。從邏輯上看，中國當代文學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後續研究，概念的出現按理應該晚於中國現代文學。然而， 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幾乎是同時在 20 世紀50年代後期出現。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為了強調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具有劃時代地位，在沒有經過充分論證的情況下，一些大陸的學者就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文學命名為中國當代文學，這種提法迅速取代「五四」運動前後產生的「中國新文學」概念。此後，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就習慣性地劃分為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兩部分。具體說來，20世紀上半葉的新文學創作納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領域；而20世紀下半葉的新文學創作則歸入中國當代文學的範疇；把1949年—20世紀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時刻—簡單地視為兩個文學時代的歷史分界。

然而，中國當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難以截然分明。在今天，很多學者都發現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左翼文學運動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特別是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開展的文藝整風運動和工農兵文藝實踐，更可以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直接源頭。此外，部分在大陸地區一時未及全面發展的現代文學思潮，例如現代主義與城市文學等，卻又在香港和台灣地區以不同方式變奏延續。

3.我們的選擇：

為了方便身處於21世紀現代讀者的認識，我們將直接選用大陸文學、台灣文學與香港文學的稱呼方式。

我們將先介紹台灣文學，接著是香港文學，最後再回頭介紹大陸文學。但是讀者應該有這樣的歷史認識，特別是認知到台灣文學與香港文學，具有從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新文學運動，有千絲萬縷，無法割捨的延續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