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毛詩序》）
這幾句話是對《詩經》的創作經驗、創作規律的總結，所謂「六義」之「義」，可理解為原則、規律或者類別。這種總結和分類不是始於《毛詩序》，早在先秦的《周禮．春官》中就有「大師教國子六詩」的記載，其具體內容與排列順序和上述《毛詩序》之說相同。但是，此「六義」說在後世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受到歷代詩論家特別的關注，顯然與《毛詩序》大有關係， 這不只是由於《毛詩序》的地位高，影響大，還因為它把「六義」說作為重要的理論而提出，並且作了闡述。
《毛詩序》主要闡述了「六義」中的三「義」，即「風」、「雅」、「頌」三項：
風，風（fèng，粵音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序》）
所謂「風」，是風化、教化（第一段引文材料中的第二個「風」 字讀去聲，作動詞用，拂動之意），即認為《詩經》中的十五「國風」都是像風拂萬物一樣，能夠對人心起著巨大的教化作用：「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同時，「風」詩取材範圍比較小，是寫一個諸侯國之事，通過詩人自己的感受表現出來：「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所謂「雅」，即正的意思，是描寫和評議國家政治大事的作品：「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同時取材範圍比較廣，是寫「天下大事」的。所謂「頌」，是用藝術形象表現天子功德業績的作品：「美盛德之形容」，目的是向祖先和神靈匯報：「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上述《毛詩序》對《詩經》「風」、「雅」、「頌」的詮釋，基本上都是根據儒家文藝理論的「詩教」說來立論的，強調各類詩歌的政治教化作用。當然它也關注到詩歌的一些審美藝術特徵，諸如論「風」詩所說「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就意識到藝術創作以小見大的典型概括原則；論「頌」詩所說的「美盛德之形容」，就談到了藝術創作的形象化特質，但都是比較簡單、朦朧的。
後世文論家在《毛詩序》的基礎上，又對「風」、「雅」、「頌」進行深入的研究，例如唐代孔穎達在疏證時提出了「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說，主張三者是《詩經》的三種體裁之分類。近代學者多宗其說，並進而提出「風 」、「雅 」、「頌」原本是三種樂歌之名稱，是按音樂曲調之不同來劃分的，「風」， 是地方音樂曲調；「雅」，是正聲，即周王朝首都一帶的音樂；「頌」，有頌歌義，是帝王們祭祀宗廟時所用的樂曲。
關於「賦」、「比」、「興」的含義，《毛詩序》本身未作具體詮釋。但是由於它突出標舉出來，遂引起後世文論家們的普遍興趣，認為這三「義」的理論內涵非常重要，不僅是對《詩經》寫作經驗的總結，而且對所有詩歌乃至文學的創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於是紛紛參與解釋和闡發，觀點多不勝數。
要而言之，多數文論家認為，「賦」、「比」、「興」三者都是詩歌藝術的表現手法，具代表性的說法如唐代孔穎達所疏證的：「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具體說，所謂「賦」，是鋪陳描寫之意，指直接敘述事物、描寫景物來表達內心的情志，即南朝文論家劉勰所釋：「賦者，鋪也，鋪采（chī，粵音雌）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詮賦》）
所謂「比」，是 比喻、比擬之意，即東漢鄭眾所釋：「比者，比方於物。」（據孔穎達《毛詩正義》引）或如南朝鍾嶸所說：「因物喻志，比也。」（《詩品．序》）
所謂「興」，是興起、感發之意，特指詩人於無意中接觸某一景物或事物， 從而觸發了蘊藏在心底的情思，隨即將其捕捉住，描繪下來並抒寫開去。即宋代李蒙所說：「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據王應麟《困學 記聞》引）或如朱熹所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後世詩論家中還有一派在詮釋《毛詩序 》「六義」說時，將「比」、「興」這兩種藝術表現方法，與其所表現的內容聯繫起來理解，即認為它們都與美刺教化相關。此說始於東漢鄭玄：
「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孔穎達《毛詩正義》引）
這種解釋，對後來的文學理論批評也有很大影響，以至於一說起「比興」二字，往往就是指詩歌有現實教化的內容和意義。例如南朝劉勰、唐代白居易、宋代梅堯臣等文論大家都曾在此意義上理解「比興」說。與鄭玄不同的是逐漸化「美」為「刺」，認為「比」、「興」二者都是以諷刺批判現實的醜惡事物為其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