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1日 星期二

評林語堂幽默散文

語堂可說是「語絲社」培育出來的散文家,既是傑出的小品 文作家, 也是著名的幽默大師。 林語堂原名和樂, 後改名玉堂、語堂,筆名有毛驢、宰予、宰我、豈青、薩天師等。1912 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16年畢業,後赴美,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再赴德,獲萊比錫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任北大、師大、福建廈門大學等教授。林是學者、語言學家、翻譯家、小品文家,也是小說家,1927 年開始寫作,曾是「語絲」 主將,進入三十年代,林語堂創作風格靠近周作人。

林語堂二十年代的作品,多發表於《語絲》,後來結集為《剪拂集》,這時期行文一如戰士,風格慷慨率直,潑辣恣肆,對當時政治抨擊甚力。如〈給錢玄同先生的信〉,即指陳當時中國事事不濟,「國民癖氣太重,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等等,並主張「中國歐化」。這種言論激昂辛辣,熱情駕馭理智,盡情而性急,肆意與粗糙並出。及至《語絲》結束,時代的壓迫力嚴峻,文風開始轉變,主張「我行我素」、「獨抒性靈」,鼓吹「幽默」、「閑適」。他的散文作品有〈大荒集〉(1934)、〈我的話〉(1936)、〈語堂文存〉(1941)等。

創辦雜誌與提倡幽默小品

三十年代,林語堂一口氣辦了三份散文雜誌:19329月與陶亢德主編的《論語》,19344月與陶亢德和徐訏合編的《人間世》,以及19359月再與陶亢德和林憾廬一起主編及發行的《宇宙風》。三份雜誌作風一致,倡言不談政治,反對涉及黨派政治,不附庸權貴,不為任何一方作有津貼的宣傳,自稱「言志派」,並以小品文為閑適時的讀物。

林語堂提倡幽默,在《論語》創刊號上聲稱只有幽默才能使文章「較近情,較誠實」。這種重視幽默的立場,在七七抗戰前夕頗引非議。國難當前,文人若不荷戈上陣,也得揮筆討敵;面對外有餓狼,內有猛虎的時局,《自由談》、《太白》這些散文園地,就有以上的傾向;而《論語》、《人間世》等則閑適幽默,自我從容。相對之下,幽默小品似離開時代,自鳴其響。

但林語堂的幽默小品,是否就是玩意滿紙,嘵舌涼薄呢?幽默背後是否另有一番心意?以下我們先回顧林語堂如何定立「幽默」的寫作立場,再分析其散文作品,考察林氏在「幽默」之下寫的會是什麼。

「幽默」的含義

「幽默」一詞,大家都公認林語堂自英文「humour」譯出,音意俱佳。林對幽默的含義了解精確,在《論幽默》一文裏說:

「莊生(莊子)可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又說:「訕笑嘲謔,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所以幽默與謾罵不同。」又認為幽默「這種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語 」,「 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 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之中,指不出哪一句使你發笑,只是讀下去心靈啟悟,胸懷舒適而已。」「好的幽默,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於言人所不敢言。」 他的結論是: 因此我們知道,是有相當的人生觀,參透道理,說話近情的人,才會寫出幽默作品。無論哪一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潤的。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見范炎編,2006,頁56–61)。林語堂對幽默的了解固然深刻、全面,更重要的是他將幽默用於寫作,產生什麼作用等也闡釋清楚;文章給予「幽默」極高價值的肯定,把「幽默」抬舉為人類合理和最好生活的必需和建構條件。林語堂在混亂的局勢中肯定幽默的價值,然後利用幽默所生發的感染作用,以幽默小品服務人倫。

〈做文與做人〉:帶着笑容的嚴肅批判

林語堂的幽默寫得深邃,需要讀者思考。這些「幽默」小品正面挖苦,反面嘲弄,不時此波剛完彼浪輒起,寫出一種反覆諧謔、周轉笑罵的效果。對於文章主題的掌握,讀者就要仔細推敲。

如〈做文與做人〉,表面上看此文挖苦文人,「向來在中國文人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後,在生前並不高到怎樣。我們有句老話,叫做『詩窮而後工』,好像不窮不能做詩人。」這些話反覆說明文人地位的可悲,更寫文人有脫不掉的「酸」。不過,文章不光寫文人,文人有時只作陪襯:「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爾生活較安適,也是一樁罪過。所以文人實在沒有什麼做頭。我勸諸位,能做軍閥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輕,利息厚;再其次,入商,賣煤也好,販酒也好。這裏借挖苦文人,引申到其他的人去。

再看:「做了兩首詩,便自命為詩人,寫了兩篇文,便自詡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個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於是人家剃頭,他便留長髮;人家紐紐扣,他便開胸膛;人家應該勤謹,他應該疏懶; 人家應該守禮,他應該傲慢,這樣才成一個名士,自號名士,自號狂生,自號才子,都是這一類人,這樣不真在思想上用功夫,有寫作上求進步,專學上文人的惡習氣,文字怎樣好,也無甚足取。何況在真名士, 一身瀟灑不羈,開口罵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諒,雖然我認為真可不必。」這段話罵了不少假名士、偽狂生,他們將文人都辱沒了。真正的名士瀟灑不羈,罵人而有天才,這種名士簡直鳳毛麟角。這裏反覆又讚又諷,語調變化極多,林語堂的小品往往採用「反面、變面、半遮面」的筆法,閱讀時不能光看一「面」。

文章結尾時又有這麼一段:「中國的幽默大家不是蘇東坡,不是袁中郎,不是東方朔,而是把國事當兒戲,把官廳當家祠,依違兩可,昏昏冥冥生子生孫, 度此一生的人。…… 我勸諸位不要做文人,因為做文人非遭同行臭罵不可,但是有人性好文學,總要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預備成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帶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這樣身份自會高。要有膽量,獨抒己見,不隨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見的話,所見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寫是優美動人的文,獨往獨來, 存真保誠,有氣骨,有識見,有操守,這樣的文人是做得的。」到了這裏,文章主題才豁然一揭,清清楚楚。整篇文章,離離合合,反反覆覆,曲折、幽默兼而有之,這種文風和筆力,是「雜文」以外的另類傑作,不能詆之為幫閑文人之作,或是無聊、輕率之作。

〈酒令〉:輕淡的人生側寫

面的文章是較嚴肅的議論,以下再舉一些瑣事玩意的文章為例,說明林語堂小品文的特色。如〈酒令〉一文,起首先說自己生平不喜酒,所以實在不配談酒。但得到一位美麗的上海女士在半醉之時,以生花妙舌暢論酒的美德,他才感悟到酒之樂境必然真實不虛,於是就談起「飲酒的時機和環境」、「茶如隱逸,酒如豪士」、「在席者以半醉為上,其情趣正如陶淵明之彈無弦的琴」,種種理論即滾滾而來,將自己寫成一個酒客的模樣。像這類的文章,寫酒之情趣,寫古今酒客對酒的品悟,只屬消閑解悶的怡情之作; 再如〈 茶和交友 〉、〈 論花與花的布置〉、〈論遊覽〉等作品,寫的也是人生享受或描述生活輕鬆的一面,與時代無甚關連。因此,這類作品,與上一類議論性文字剛好是小品文的兩種路線,因此評論林語堂的文風,當兩者俱顧,不能只舉一隅而輕作褒貶。

幽默小品之得失

魯迅在〈論語一年〉一文否定幽默小品的價值:「我不愛幽默 並以為這是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見魯迅,1973第五冊,頁163),也在〈小品文的危機〉警告:「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着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同上書,頁172)。魯迅的看法正確,小玩意微不足道,當被批評和屏棄。但林語堂作品並非盡是英式幽默,他的幽默仍有時代觸覺,縱然是一己生活的瑣事或感悟,但緊扣生活,植根城市,汲養於中外古今的典籍詩文,確屬一番新風貌。同時,林氏幽默也時有善意的諷刺和溫和的嘲弄,這種諷刺、嘲弄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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