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可說是「語絲社」培育出來的散文家，既是傑出的小品 文作家， 也是著名的幽默大師。林語堂原名和樂，
後改名玉堂、語堂，筆名有毛驢、宰予、宰我、豈青、薩天師等。1912 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16年畢業，後赴美，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再赴德，獲萊比錫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任北大、師大、福建廈門大學等教授。林是學者、語言學家、翻譯家、小品文家，也是小說家，1927 年開始寫作，曾是「語絲」 主將，進入三十年代，林語堂創作風格靠近周作人。
創辦雜誌與提倡幽默小品
「幽默」的含義
〈做文與做人〉：帶着笑容的嚴肅批判
林語堂的幽默寫得深邃，需要讀者思考。這些「幽默」小品正面挖苦，反面嘲弄，不時此波剛完彼浪輒起，寫出一種反覆諧謔、周轉笑罵的效果。對於文章主題的掌握，讀者就要仔細推敲。
〈酒令〉：輕淡的人生側寫
上面的文章是較嚴肅的議論，以下再舉一些瑣事玩意的文章為例，說明林語堂小品文的特色。如〈酒令〉一文，起首先說自己生平不喜酒，所以實在不配談酒。但得到一位美麗的上海女士在半醉之時，以生花妙舌暢論酒的美德，他才感悟到酒之樂境必然真實不虛，於是就談起「飲酒的時機和環境」、「茶如隱逸，酒如豪士」、「在席者以半醉為上，其情趣正如陶淵明之彈無弦的琴」，種種理論即滾滾而來，將自己寫成一個酒客的模樣。像這類的文章，寫酒之情趣，寫古今酒客對酒的品悟，只屬消閑解悶的怡情之作； 再如〈 茶和交友 〉、〈
論花與花的布置〉、〈論遊覽〉等作品，寫的也是人生享受或描述生活輕鬆的一面，與時代無甚關連。因此，這類作品，與上一類議論性文字剛好是小品文的兩種路線，因此評論林語堂的文風，當兩者俱顧，不能只舉一隅而輕作褒貶。
幽默小品之得失
林語堂二十年代的作品，多發表於《語絲》，後來結集為《剪拂集》，這時期行文一如戰士，風格慷慨率直，潑辣恣肆，對當時政治抨擊甚力。如〈給錢玄同先生的信〉，即指陳當時中國事事不濟，「國民癖氣太重，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等等，並主張「中國歐化」。這種言論激昂辛辣，熱情駕馭理智，盡情而性急，肆意與粗糙並出。及至《語絲》結束，時代的壓迫力嚴峻，文風開始轉變，主張「我行我素」、「獨抒性靈」，鼓吹「幽默」、「閑適」。他的散文作品有〈大荒集〉（1934）、〈我的話〉（1936）、〈語堂文存〉（1941）等。
三十年代，林語堂一口氣辦了三份散文雜誌：1932年9月與陶亢德主編的《論語》，1934年4月與陶亢德和徐訏合編的《人間世》，以及1935年9月再與陶亢德和林憾廬一起主編及發行的《宇宙風》。三份雜誌作風一致，倡言不談政治，反對涉及黨派政治，不附庸權貴，不為任何一方作有津貼的宣傳，自稱「言志派」，並以小品文為閑適時的讀物。
林語堂提倡幽默，在《論語》創刊號上聲稱只有幽默才能使文章「較近情，較誠實」。這種重視幽默的立場，在七七抗戰前夕頗引非議。國難當前，文人若不荷戈上陣，也得揮筆討敵；面對外有餓狼，內有猛虎的時局，《自由談》、《太白》這些散文園地，就有以上的傾向；而《論語》、《人間世》等則閑適幽默，自我從容。相對之下，幽默小品似離開時代，自鳴其響。
但林語堂的幽默小品，是否就是玩意滿紙，嘵舌涼薄呢？幽默背後是否另有一番心意？以下我們先回顧林語堂如何定立「幽默」的寫作立場，再分析其散文作品，考察林氏在「幽默」之下寫的會是什麼。
「幽默」一詞，大家都公認林語堂自英文「humour」譯出，音意俱佳。林對幽默的含義了解精確，在《論幽默》一文裏說：
「莊生（莊子）可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又說：「訕笑嘲謔，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所以幽默與謾罵不同。」又認為幽默「這種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語 」，「 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
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之中，指不出哪一句使你發笑，只是讀下去心靈啟悟，胸懷舒適而已。」「好的幽默，都是屬於合情合理，其出人意外，在於言人所不敢言。」
他的結論是：「 因此我們知道，是有相當的人生觀，參透道理，說話近情的人，才會寫出幽默作品。無論哪一國的文化、生活、文學、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潤的。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乾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見范炎編，2006，頁56–61）。林語堂對幽默的了解固然深刻、全面，更重要的是他將幽默用於寫作，產生什麼作用等也闡釋清楚；文章給予「幽默」極高價值的肯定，把「幽默」抬舉為人類合理和最好生活的必需和建構條件。林語堂在混亂的局勢中肯定幽默的價值，然後利用幽默所生發的感染作用，以幽默小品服務人倫。
如〈做文與做人〉，表面上看此文挖苦文人，「向來在中國文人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後，在生前並不高到怎樣。我們有句老話，叫做『詩窮而後工』，好像不窮不能做詩人。」這些話反覆說明文人地位的可悲，更寫文人有脫不掉的「酸」。不過，文章不光寫文人，文人有時只作陪襯：「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爾生活較安適，也是一樁罪過。所以文人實在沒有什麼做頭。我勸諸位，能做軍閥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輕，利息厚；再其次，入商，賣煤也好，販酒也好。」這裏借挖苦文人，引申到其他的人去。
再看：「做了兩首詩，便自命為詩人，寫了兩篇文，便自詡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個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於是人家剃頭，他便留長髮；人家紐紐扣，他便開胸膛；人家應該勤謹，他應該疏懶；
人家應該守禮，他應該傲慢，這樣才成一個名士，自號名士，自號狂生，自號才子，都是這一類人，這樣不真在思想上用功夫，有寫作上求進步，專學上文人的惡習氣，文字怎樣好，也無甚足取。何況在真名士，
一身瀟灑不羈，開口罵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諒，雖然我認為真可不必。」這段話罵了不少假名士、偽狂生，他們將文人都辱沒了。真正的名士瀟灑不羈，罵人而有天才，這種名士簡直鳳毛麟角。這裏反覆又讚又諷，語調變化極多，林語堂的小品往往採用「反面、變面、半遮面」的筆法，閱讀時不能光看一「面」。
文章結尾時又有這麼一段：「中國的幽默大家不是蘇東坡，不是袁中郎，不是東方朔，而是把國事當兒戲，把官廳當家祠，依違兩可，昏昏冥冥生子生孫，
度此一生的人。…… 我勸諸位不要做文人，因為做文人非遭同行臭罵不可，但是有人性好文學，總要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預備成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帶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這樣身份自會高。要有膽量，獨抒己見，不隨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見的話，所見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寫是優美動人的文，獨往獨來，
存真保誠，有氣骨，有識見，有操守，這樣的文人是做得的。」到了這裏，文章主題才豁然一揭，清清楚楚。整篇文章，離離合合，反反覆覆，曲折、幽默兼而有之，這種文風和筆力，是「雜文」以外的另類傑作，不能詆之為幫閑文人之作，或是無聊、輕率之作。
魯迅在〈論語一年〉一文否定幽默小品的價值：「我不愛幽默 並以為這是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見魯迅，1973第五冊，頁163），也在〈小品文的危機〉警告：「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着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同上書，頁172）。魯迅的看法正確，小玩意微不足道，當被批評和屏棄。但林語堂作品並非盡是英式幽默，他的幽默仍有時代觸覺，縱然是一己生活的瑣事或感悟，但緊扣生活，植根城市，汲養於中外古今的典籍詩文，確屬一番新風貌。同時，林氏幽默也時有善意的諷刺和溫和的嘲弄，這種諷刺、嘲弄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