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9日 星期日

聞一多:新詩史上的杜甫

內容提要聞一多對杜甫在人格和藝術技法上進行了有意識的繼承,並實施了成功的現代化轉換。聞一多成為了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現代杜甫,成為了影響深遠的愛國詩人和新詩革新家。對於新詩如何在尋求新變中接通與中國詩歌的幾千年之常,聞一多的實踐具有詩學價值和現代意義。
討論中國新詩發展時,中國新詩近百年之變與中國詩歌幾千年之常的關係是一個關鍵話題。中國新詩應當中國,應當有民族的身份認同,對民族傳統的幾千年之常的批判繼承就是涉及新詩興衰的問題。拒絕這個「常」,新詩就會在中國大地上備感寂寞,甚至枯萎。從這個角度可以找到觀察聞一多的新話題。
香港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第十四章《現代的詩聖與詩仙》一節中對聞一多給予高度評價。這位學者認為,聞一多和徐志摩「是中國現代詩壇兩個巨峰」。他寫道:「聞一多的篤實懇摯,緊緊抓住中國的土壤,使人想起詩聖杜甫。」[1]
此論不虛。
和杜甫一樣,聞一多懷抱祖國,熱愛草根,珍視傳統,是朱自清稱讚的「唯一的愛國詩人」。「致君堯舜上」的杜甫,「心裡有堯舜的心」的聞一多,兩位詩人真摯的愛國之情,對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又是何等相似。
和杜甫一樣,聞一多也具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古風。唐詩的成熟是以律詩的確立與完成為標誌的,而杜甫律詩傑出的藝術成就,是唐詩成熟的一個標誌。聞一多同樣為新詩建立了新的藝術規範和美學標準,他的現代格律詩的理論與實踐為新詩的發展開拓了新的局面。聞一多是中國新詩發展史上標誌著新詩由初創期轉入成熟期的重要詩人。
可以說,聞一多和杜甫是相隔千年的同道知音。
一、人格:從前人到今人
聞一多直接從老杜的人格吸取了豐富養分。在唐詩研究領域,聞一多成就十分突出,他從「詩唐」來言說「唐詩」,但他著力最多的、最為重視的則是杜甫。
聞一多評價杜甫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詩人,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絢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2]74。上下千年偉大的文人墨客不勝枚舉,聞一多唯獨與杜甫惺惺相惜。
聞一多認為詩人是有等級的,而杜甫應該是一等,因為他的詩博、大。李、杜的優劣固不能有所軒輊,但聞一多還是做出了他自己的價值判斷:「李白有他的天才,沒有他的人格。」[2]75杜甫人格的偉大在於他能夠關心民生,為民請命,借詩來憂國憂民。「他的筆觸到廣大的社會與人群,他為了這個社會與人群而同其歡樂,同其悲苦,他為社會與人群而振呼。」[3]221
同杜甫一樣,聞一多也非常重視詩的社會價值。「詩是社會的產物。如若不是於社會有用的工具,社會是不要它的。」[3]222「藝術是改造社會的急務。」[3]14詩歌就應該擔負起社會責任來,搶救正處在水深火熱中的祖國,關懷正在受苦受難的民眾。正如他的生前好友朱自清所說:「他在過去的詩人中最敬愛杜甫,就因為杜詩的政治性和社會性最濃厚。」[4]
聞一多和杜甫有著相同的愛國憂民之情是與他們的成長經歷、個性以及所處時代密切相關的。杜甫出身於書香門第,他的家世足以使他自豪。在先人中,他最喜歡誇耀的是政事、武功、學術震耀一時的儒將杜預和著名詩人杜審言。他們都是儒家的理想人物。其他的家族成員中也不乏賢才和孝子。杜甫繼承了「奉儒守官」的家族傳統,終其一生都以儒家思想為安身立命的根本,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人生目標和理想,儒家思想造就了他愛國忠君、憂國憂民的人格。加之自幼飽讀詩書,他不僅早慧而且早熟。在書齋里,「他沿路看到的都是聖賢、豪傑、忠臣、孝子、騷人、逸士———都是魁梧奇偉、溫馨淒艷的靈魂」[2]75。在現實中,他有崇高的理想和宏大的志向以及為此而奮鬥的強烈信心。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杜甫寫道:「甫昔少年時,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以想見詩人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睥睨一切的傲氣。杜甫一生坎坷,嚴酷的社會現實粉碎了他的美夢,他不僅沒能受到統治者的重用,做到濟世安邦,反而遭到了統治者的冷遇、打擊和迫害,幾乎性命不保,一生飽嘗戰亂之苦、流離之害,被迫寄人籬下。一個「奉儒守官,不墜素業」的貴族子弟居然也遭遇到了「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使得杜甫更能從屈辱中體會到底層人民的憂患。安史之亂爆發後,他對國家危亡的焦慮以及對人民的同情就有了更深廣的內容。他推己及人地關愛民眾蒼生,直到年老依然「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面對國家危難,他毅然挺身而出,聞一多在《家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一文中對杜甫在天寶之亂時臨危不懼的氣節給予高度的讚揚:「幾乎整個朝廷的文武百官,都為了保全身家性命,投降附逆了。一位『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的詩人便算是了不得的忠臣,那時代忠的觀念真教人齒冷![3]358杜甫的舉動和那些張皇失措、趨炎附勢的大臣們形成了鮮明對比。可以說是一個精忠報國、死不我顧的愛國者形象了。這種「臨危莫愛身」的赤子之心和心繫民眾的仁愛之情,都表現了杜甫的英雄氣概和高尚人格。
聞一多的故鄉是湖北浠水,是荊楚文化之地。在文學史上,這裡產生了我國最早的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其忠君愛國的思想、信巫近鬼的浪漫風格,源遠流長,形成了鮮明的地域文化。與偉人為鄰便也潛移默化了聞一多。他稱屈原為「人民的詩人」,對屈原的精神讚頌不已。
深厚的人文傳統養育了聞氏家族,聞家祖上世代耕讀。聞一多從小嗜書成癖,深受詩云子曰之薰陶。入清華後,又進一步讀了不少古書。他一生都堅持研讀中國古籍,對悠久的中華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情感。1923年,他在評郭沫若詩集《女神》的著名文章中,說「我要時時刻刻想著我是個中國人」,還說「我愛中國固因他是我的祖國,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種可敬愛的文化的國家」[3]121
熱愛黎民,家國為上,是中國古代詩歌的優秀傳統。中國古代文人憂國憂民、以詩傳言的責任感早就印在聞一多心裡。岳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古訓,早已深深地紮根於他的心中,鑄造了他的民族精神。在五四時期,他說,每至古人忠義之事,「呂端大事不糊塗」;「三一八」慘案時他在《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中說:「我們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藝上大成功;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們的蹤跡,殺身成仁了。」[3]134在國民黨反動派對他極端仇恨,他已身處險境之時,他凜然地對華羅庚說:「要鬥爭就會有人倒下去。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就會站起來!形勢愈緊張,我愈應當把責任擔當起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難道我們還不如古時候的文人……[5]
聞一多以他的死完成了一首流傳後世的優雅的詩,這與杜甫「臨危莫愛身」的英雄氣概一脈相傳。
但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思想的洗禮,聞一多的愛國意識大大超越了封建士大夫式的忠君愛國的杜甫。聞一多說:「愛祖國是情緒底事,愛文化是理智底事。」[3]121所謂「情緒底事」可以用榮格「集體無意識」的理論來表述。杜甫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文化傳統里一些最重要的品質,他愛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懷是古代志士仁人經過幾千年的心理積澱累積而成的。杜甫從出生開始便處在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文化中,「奉儒守官」的家庭傳統在儒家尊敬祖先的倫理準則下代代相傳,堅不可摧。這些正統的說教深刻地影響了杜甫,使他從唯心主義天命觀的角度出發,錯誤地認為「君王自神武」、「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從這種思想出發,在杜甫眼裡,國家的興衰繫於皇帝一身,忠君與愛國就是一回事了。杜甫人格中最本質的東西來源於「集體無意識」中的儒家傳統,由於時代的局限,杜甫的忠君愛國思想並沒有經過自我意識的過濾和思考。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觀念強調個體自由,尊重個體思維和體驗。聞一多受到愛國民主思想的強烈影響,開始了新的覺醒。「理智底事」顯然是經過聞一多自身體驗和思考得出的結果,由中國文化的滋養而生髮出來的民族自豪感足以使他理智而又真摯地愛國愛民。聞一多自小研讀古籍,也接受了不少的儒家思想,處在新時代的他能夠博古通今,貫通中西,在文化的長河裡去粗取精,用辯證的眼光去認識事物。聞一多以時代的嶄新眼光重新審視儒家。他寫道:「儒家思想是奴隸社會的產物,然則中國士大夫的意識觀念是什麼,也就值得深長思之了![3]401這和杜甫「興衰看帝王」的思想不同,聞一多並沒有把希望寄托在國民黨政府身上。特別是抗戰中後期,國民黨反動派專制獨裁,黑暗腐敗,大片國土淪喪,千百萬人民慘遭日寇屠殺蹂躪,使他對國民黨反動派深感憤怒。
他看到了民眾的力量。在新時代,絕對不能「君為上」,而是要「人民為上」。他說:現在是「人民的世紀———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3]407。有著英雄氣概的聞一多毅然走上民主鬥士之路,用生命和民眾一起爭取民主與自由,這正是他理解的愛國精神,和千餘年前杜甫的「忠君愛國」有著巨大差別。
二、格律:從古代到現代
在詩歌藝術規範方面,聞一多提倡詩是「做」出來的,他對中國現代格律詩的倡導,對新詩的由「破格」到「創格」的轉折產生了重大影響。聞一多的「做」詩與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思飄雲物動,律中驚鬼神」有異曲同工之妙。
杜甫的出現標誌著古代詩歌寫作技術化時代的到來。聞一多以詩人和文學史家的遠見卓識,讚賞杜甫的藝術技巧和寫作境界,敏銳地把握到了藝術的本質:「格律是藝術必須的條件。實在藝術自身便是格律。」[6]313「律詩是中國詩獨有的體裁」,「他是中國的詩底藝術底最高漲標。」[6]315律詩的價值即在其格律,杜甫在格律方面比其他詩人傾注了更多的心血。杜詩「晚節漸於詩律細」可以看作是他「功夫長進的宣言」。正是對精縝的藝術的不懈追求,才讓杜甫登上了唐代詩歌的頂峰。聞一多感嘆道:「禽族裡再沒有比鳳凰善鳴的,詩國里也沒有比杜甫更會唱的。」[2]74
聞一多對新詩格律的探討和提倡,源於對古典律詩所構成的傳統詩歌的美學要件的讚賞。在新詩誕生十年後,面對只強調「白話」而不看重「詩」的時尚,他站了出來,指出這是詩歌的自殺行為。聞一多堅決反對新詩的「絕對自由」說,是很有見地的。他提倡「做」詩,反對郭沫若們主張「自然流露」的「寫」詩。「做」,就是「遊戲規則」。只有遵循「遊戲規則」,詩才成其為詩,才能與其他文體相區分。凡「遊戲」皆有「規則」,凡藝術皆有「約束」。「遊戲規則」帶來「約束」,但也帶來創造的巨大空間。優秀的藝術家正是在克服、駕馭這「約束」里顯示才華的,尤其是詩。其他文體是以內容為基礎的藝術,而詩是以形式為基礎的藝術。對詩來說,形式即內容。「絕端自由」就是取消形式,取消形式就是取消內容。獲得拋棄「遊戲規則」的自由,也就獲得了消滅詩歌的自由。聞一多有一個很著名的「戴著腳鐐跳舞」的比喻:「越是有魄力的作品,越是要戴著腳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會跳舞的才怪腳鐐礙事,只有不會做詩的才感覺到格律的束縛。」[3]139千餘年前的杜甫,對七律的運用就已達到了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了,如《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這首詩是大曆二年秋杜甫在夔州所寫,楊倫《杜詩鏡銓》贊此詩為「杜集七言詩第一」。胡應麟《詩藪》也評此詩為「曠代之作」,「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皆古今人必不敢道,決不能道者」。四聯都對仗工穩,在形式上更是嚴整精緻。
聞一多也實踐了他自己的詩歌理論,他的《死水》便是他在音節上最滿意的試驗。如第一節: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死水》全詩共五節,都同第一節一樣,每節四行,每行都用三個二字尺、一個三字尺構成,每行九字,起頭收尾都是雙音尺。這種形式上的嚴格、整齊的句法「不但於音節沒有妨礙,而且可以促成音節的調和」[3]143,讀來鏗鏘悅耳。聞一多的《發現》、《一句話》、《洗衣歌》、《太陽吟》、《祈禱》、《也許》等名篇,無一不是格律嚴整、音韻諧和的佳制。格律變為了詩歌表現的利器。現代格律詩比毫不修飾的「裸體美人」更美、更詩。難怪聞一多寫詩並不多,卻可以在詩壇掀起一股新詩尋求新路的風暴。
聞一多非常重視詩歌創作的獨創性。他欣賞葉夢得《石林詩話》里的那段話:「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跡捕。」[7]杜甫律詩從形式到內容都在初唐、盛唐律詩發展的基礎上開闢了新的天地。他在遵守律詩的聲律即平仄相對相粘之規律的同時又加入了雙聲疊韻的運用,使他的律詩更為細密講究,神明變化;在初、盛唐時期,五七言有一個約定俗成的題材範圍,七律的題材是最狹窄的,杜甫的創作打破了這種風氣,擴大了律詩的題材內容。
聞一多是使新詩從「破格」到「創格」的第一人,他在《詩的格律》中提出了新詩建構的可行性原則,即,新詩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的「三美」理論。他多次講,「三美」理論中,他的真正貢獻是建築美。他繼承了杜甫等的律詩精華,但是從現代社會的複雜和現代人的心靈世界的廣闊和精微,提出了突破古代格律詩只有一種格式的傳統,認為律詩永遠只有一個格式,而新詩的格式是層出不窮的。古代律詩的格律和內容無關,新詩的格式卻是根據內容的精神製造成的。古代律詩的格式是前人既定的,而新詩的格式可以由我們自己的意匠來隨時構造。這就是聞一多!他既繼承杜甫,他又反叛杜甫。他的富有時代創新的理論,給業已中衰的新詩輸入了新鮮的血液,擴大了新詩的藝術道路,豐富了新詩的藝術表現力,使新詩踏上了「創格」之路。
三、新詩的路向:從「破格」到「創格」
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是中國文學與文化的起源,也是中國文學與文化的中心。詩教,是宗教意識淡薄的中國人的類宗教。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中國文學是富有詩美特徵的文學,詩對各體文學保持了強大的輻射和滲透力。詩魂,是一切文體的中國作家的尋求。「如詩」,是對一切文體的中國文學作品最高的讚譽。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中寫道:「詩似乎也沒有在第二個國度里,像它在這裡發揮過那樣大的社會功能。在我們這裡,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維繫封建精神的是禮樂,闡發禮樂意義的是詩,所以詩支持了那個封建時代的文化。」[6]364從「詩三百」的時代起我們的文化大體就定型了,文化定型,文學也就定型了。此後的兩千多年間,詩始終是我國文學王冠上的珍珠。
現代文學在新舊之爭、人我之分、中西之辯中逐步站穩腳跟,敘事文學逐漸走向中心,但詩美仍然普遍存在,詩魂仍然是作家最高的審美理想和語言理想,詩的建設仍然牽動著整個文學的建設。
怎麼建設?聞一多從古代的杜甫那裡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發,他以文學進化論的觀點闡述唐詩的發展歷程說:「兩漢時期文人有良心而沒有文學,魏晉六朝時期則有文學而沒有良心,盛唐時期可說是文學與良心兼備,杜甫便是代表,他的偉大也在這裡。」[8]
他推崇杜甫,首先因為,杜甫吸取了前代包括六朝以來的文學精華。杜甫將《詩經》、《楚辭》視作詩歌的最高典範,但他絕沒有因此輕視後代文學。《偶題》說:「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對浮靡的南朝詩歌沒有輕視,杜甫反覆強調重視詩律,就說明杜甫對南朝詩人在麗辭和聲律方面的藝術探索是高度肯定的;杜甫的詩歌中也流露出對南朝詩人的推崇,如《戲為六絕句》之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春日憶李白》:「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遣懷》:「不復見顏鮑。」當然他也對南朝文學的萎靡不振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戲為六絕句》之五說:「恐與齊梁作後塵。」他廣泛地借鑑了文學遺產中的精華,又刪汰了文學遺產中的糟粕,他對文學遺產繼承又批判的態度正是他成為「集大成者」的原因之一。
聞一多推崇杜甫,其次是因為杜甫恢復了兩漢文人關心生民哀樂的良心,符合了當時人民的審美需要和文學的美學標準。唐代是詩與生活關係最緊密的一個時期,詩歌美學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廟堂到市井,從童子到老嫗,無人不浸染幾分詩意的色彩,可以說唐人的詩也是生活化了的。而六朝及初唐百年間詩學的話語權是由宮廷詩人控制的,李白和杜甫的出現才徹底改變了這個局面。李白和杜甫拒絕「詞臣」卑微的角色,一改曲意逢迎的宮廷詞臣作派,而直面國家的災難和普通人的情感。特別是杜甫充滿人文關懷的篇章把筆觸放到了底層民眾的身上,著意於日常生活里的人和物,並在詩中運用口語俗字。如《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見螢火》「卻繞井欄添個個」,經過杜甫的鍛鍊選擇,這既是活潑生動的民間口語,也是優美精鍊的詩家語。杜甫在保持民間特色的同時也拉近了和讀者的距離。《戲為六絕句》之六說「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這種文學思想使杜甫既能虛心地師承他人,又能創新求變,建立自己的藝術規範和美學標準。
聞一多從杜甫那裡取來不少有現代意義的理念。梁實秋說聞一多是個「民族氣息極為濃烈的人」。聞一多曾說:「我要時時刻刻想著我是個中國人,我要做新詩但是中國的新詩,我並不想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6]270早在80多年前他就意識到了域外詩歌經驗本土化和傳統詩歌經驗現代化的重要性。我們不得不對聞一多的藝術眼光感到欽佩。新詩是對舊體詩進行爆破的產兒。但是,爆破之後必有建設。聞一多對新詩「創格」的總構想是這樣的:「我總以為新詩徑直是『新』的,不但新於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於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它不是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特色,它不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儘量的吸收西洋詩的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6]268這是聞一多相當重要的意見。如何保存詩歌的本地特色呢?在《律詩的研究》中,他指出:「為郭君(郭沫若)計,當細讀律詩,取其不見於西詩中之原質,即中國藝術之特質,以鎔入其作品中,然後吾必其結果必更大有可觀者。」[6]323律詩是中國詩歌獨有的體裁,能代表中國藝術的特質。唐詩、宋詞、元曲這古詩三大高峰都是格律詩的高潮,他們鑄造了中華民族對詩歌特有的審美積澱、審美期待和審美理想。在中國,絕大部分是格律詩讀者,聞一多對中國傳統的審美意識和審美心理結構的合理繼承:如,含蓄、隱秀及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等民族審美方式,既照顧了民族審美心理和審美習慣,又為新詩美學開闢了廣闊的審美天地,是適應中國社會和民族的審美需要的。
與杜甫一樣,聞一多在繼承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也看到了本土文化中不可避免的糟粕,深刻地意識到了「本土形式的花開到極盛,必歸於衰謝」[6]366的現實。新詩必然要吸收西洋詩的長處,聞一多就在這方面做過有益的嘗試。中國五、七言詩,每行停頓的數目是固定的。古代漢語單音節的詞占優勢而現代漢語中雙音節和多音節的詞大量增加,用固定字數的辦法來建立詩行就不一定合適。聞一多參照英國詩中音步的理論,指出漢語詩中的每一個詩行可以劃分為若干音尺,音尺的數目要大體一致或進行有規律的變化,以形成詩行的節奏感。這樣,新詩在音節上就有均齊調和的特色。新詩現在雖然有了長足的進展,但聞一多那個時代新詩顯露的弊病和面臨的危機仍十分相似地出現於今天。
聞一多的眼光很廣闊。他說:「真要建設一個好的世界文學,只有各國的文學充分發展其地方色彩,同時又貫之以一種共同的時代精神,然後並而觀之,各種色料雖互相差異,卻又互相調和,這便正符那條藝術的金科玉律『變異中之一律』了。」[6]274
如果說杜甫將中國古代詩學推向縱深,那麼聞一多則把中國現代詩學推向縱深。聞一多是站在古今中外交叉的十字路口上的學者,精通古典,創造現代,懷抱中國,面向世界。他的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知識網絡是千年前的杜甫望塵莫及的,當然我們也不應該離開時代語境去要求杜甫,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歌,這是鐵的規律。
研究聞一多這位新詩史上的杜甫,不但對於我們加深理解聞一多的新詩源頭有用,也對我們今天思考新詩如何在千年之常的基礎上求得健康之變有益。
作者簡介:呂進(1939-),男,四川成都人,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現代詩學。
(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重慶市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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