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文學改良主張中三個尚待澄清的問題

作者：段懷清

　　《胡適留學日記》對於胡適研究，尤其是胡適留學時期思想的研究，包括對胡適歸國初期的思想學術活動的研究所具有之意義，早已為識者所承認。但是，《胡適留學日記》中也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尚待進一步澄清，或者說學界以《胡適留學日記》為證據或由此引發而提出並形成的有些觀點，還需要進一步加以證明。尤其是有關胡適文學改良主張的西方文學背景問題，儘管議論眾多，且多成共識，但也並非意味著沒有再討論的必要。本文主要就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與英美“意象派”詩歌運動宣言之關係，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與歐洲文藝復興之關係，胡適留學期間的短篇小說翻譯，尤其是《最後一課》、《柏林之圍》與“哈佛經典叢書”之關係這三個命題，在檢討學界現有議論觀點的基礎之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識者指正。
　　
　　一、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與英美“意象派”詩歌運動宣言之關係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西方文學背景，或者更直接地說胡適的文學改良“八條”、“七條”以及“十條”等與英美20世紀初的“意象派”詩歌運動宣言之間的引發借鑒之關係，早已為胡適研究者及五四新文學或者現代文學研究者所關注。早在20世紀20年代，梁實秋就已經提出整個白話文學運動與“外國的影響”之間的關係命題，並指出美國“意象派”詩歌運動宣言與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不主義”之間存在著主張上的近似性。梁實秋認為，“意象派”的六條主張中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新式標點和詩在書寫格式上的分段分行等。但需要說明的是，梁實秋指出《文學改良芻議》在內容主張上與英美“意象派”詩歌運動宣言之間存在著相近之處，意圖並非在於指出胡適在思想上的“剽竊”行為，而是旨在闡明五四新文學的外國影響——關於這一命題，梁實秋在他的另一篇論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闡述得更為明確。 

　　梁實秋所“發現”並予以闡明的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學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所提出的“八不主義”與“意象派”詩歌運動宣言中的“六條主張”之間存在著的某種關聯性，在朱自清1935年8月11日為《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所寫“導言”中得到了肯定的徵引。朱自清在簡單地提及五四新詩運動與晚清“詩界革命”之間的傳承關係之後立即強調：“不過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梁實秋氏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他指出美國的印象主義者六戒條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自此，在考察論述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軔之時，無論是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學之間的關係，還是胡適的“八不主義”與“意象派”詩歌運動之間的關係，梁實秋的意見基本上成為一種“共識”，所不同者只是取決於從哪個角度來理解這種影響關係。

　　這種“共識”在目前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教學中使用最為廣泛的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得到了尤為明顯的體現。該書在“外國文藝思潮的湧入和新文學社團的蜂起”一節中有相當一段文字論述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藝思潮之間的關係：“文學革命既是文學發展自身孕育的結果，是社會變革與文化轉型的產物，而外國文藝思潮的影響，則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外因。在文學革命的醞釀過程和發動初期，發難者就直接從外國文學運動中得到過啟示。1916年胡適在美國留學時期，曾經非常注意當時歐美詩壇的意象主義運動，認為‘意象派’對西方傳統詩歌繁綿碓砌風氣的反叛，及其形式上追求具體性、運用日常口語等主張，與他自己的主張‘多相似之處’。正是在‘意象派’的啟示之下，胡適寫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文章八事’。胡適還引發了‘意象派’詩人龐德關於詩歌要靠具體意象的主張，提出寫‘具體性’，‘能引起鮮明的影像’的‘新詩’，倡為白話新詩運動。”這段論述相較于梁實秋、朱自清等人對於白話文學運動、新詩以及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的論述，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直接與“意象派”詩歌運動關聯起來，而且語氣結論之肯定，較之粱實秋、朱自清更甚。

　　這種“關聯性”的論述在海外學者中也屢見傳播。周質平《胡適文學理論探源》一文列舉了方志彤(Achilles Fang)的《從意象主義到惠特曼主義的中國新詩：新詩試驗的失敗》(From Imagism to 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etry：A Search For Poetics that Failed)、王潤華的《從“新潮”的內涵看中國新詩革命的起源——中國新文學史中一個被遺漏的注腳》、羅青的《各取所需論影響——胡適與意象派》等著述，並撮要說明了上述著述中有關胡適與“意象派”詩歌運動之間所存在著的“關聯性”的結論要點。周質平引述了方志彤著述中的這樣一段文字：“總而言之，八點文學主張是受到了意象主義的啟示，這是不容輕易否認的事實。龐德是19?年文學革命的教父，而羅維爾則是教母。”而在周看來，“這樣的議論，極容易使人產生一種錯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原來只是一個舶來品，並非中國貨”。另據周文介紹，王潤華的著述對於方志彤的觀點也是“大加稱許”，羅青之文“也多少有類似的暗示”。而周文旨在通過對上述觀點的列舉介紹，指出“晚近學者論到胡適文學上的主張，往往過分重視他所受西洋理論的影響，而忽略了他理論的本土性”。周質平認為：“將胡適的文學理論依附到歐美‘意象主義’上去，這一方面低估了胡適出國之前，在中國文史中十餘年的浸淫，以及中國文學批評所帶給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自孔子以來即已深植人心的‘辭達而已’的樸實傳統。”概言之，周質平是通過中國本土文學理論及其對於胡適影響的可能性，來闡釋五四時期胡適文學主張的“本土語境”和“本土來源”。換言之，周質平並不認同上述海外學者對於胡適文學改良主張與“意象派”詩歌運動之間存在著所謂“師承”或者“舶來”關係的論述。 

　　同樣是為了探究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語境緣起，復旦大學的沈永寶在1995年一連發表了《論胡適的“文學革命八事”以南社為背景》、《(文學改良芻議)探源——胡適與黃遠生》、《試論胡適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的成因》等論文。在《論胡適的“文學革命八事”以南社為背景》一文中，沈永寶對《文學改良芻議》中所提“八不主義”逐條進行分析，提出了“八不主義”主要是針對當時江南地區最為重要的一個文學知識份子團體南社而進行的批評的重要觀點。沈文認為，“文學革命八事”所謂“就當時文藝狀況而言”，主要是針對“南社的創作傾向”，為此，沈文從1916年2月至8月之間(胡適文學改良主張形成的關鍵時期)胡適與好友任鴻雋(字叔永)往來通信中查找線索證據，認為胡適當時批評議論中國文學之弊“文勝”，主要是指《南社叢刻》上面的作品。沈文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八事”中除“不講對仗”一條不能從南社詩人及其作品中找到直接證據外，其餘諸條皆有起始緣起，而且均與南社詩人們當時的寫作關係密切。但是，沈文的論證也只是說明了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在現實引發上多從當時頗有影響力的文學團體南社尋找材料，但並不能證明胡適沒有 受到“意象派”詩歌運動的影響。 

　　籠統而言，周質平和沈永寶的論述都旨在說明胡適文學改良主張的本土語境和本土來源，反對過於強調胡適文學改良主張和文學理論的西方背景來源，更不認同將胡適的“八不主張”看成是“意象派”詩歌運動六條宣言的中文翻版的觀點。但從論證方法上來看，周質平的論述失之於過遠，而沈永寶的論述則又失之於過近——其實，胡適對於晚清以來的文學改良主張以及白話文學運動的知識背景，包括他在留學之前對於上海地區文學創作狀況的瞭解熟悉，都有助於他的“八不主張”的形成。 

　　《胡適留學日記》在有關胡適文學改良主張的形成與“意象派”詩歌運動之關係上確實“製造”了一個“懸案”——從內容上看，兩者之間確實有些“相似”，且胡適又將“意象派”詩歌運動的所謂“六戒條”翻譯附貼于日記之中，而且在時間上與自己的改良主張的形成大抵相近，這就不能不讓人產生關於兩者之關係的聯想。與此同時，《胡適留學日記》提供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僅就時間而言，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形成於前，而“六戒條”的翻譯剪貼于後。這到底是意味著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與“意象派”運動之間僅僅存在著思想主張上的“暗合”關係，還是確實有某種啟示引發之關係呢?或者甚至說《胡適留學日記》將“六戒條”翻譯剪貼于後，不過是胡適的一種“蓄意”? 

　　而在《胡適留學日記》中，在首次出現“文學革命八條件”之前，確曾出現過有關“意象派”的記載。在1916年7月30日日記補記中，胡適摘錄了對他的改良主張的批評意見，其中就有梅光迪指責胡適的觀點不過是“今日歐美新潮流之附和，當然胡適並沒有簡單地認同梅光迪的批評，但他也沒有辯解說自己的主張與當時歐美的“新潮流”(包括意象派)之間並不存在著什麼相近，而事實是僅僅在5個月之後，胡適就在日記中承認自己的主張與“意象派”主張之間存在著某些相近。要徹底揭開這個疑問，不能不牽扯出《胡適留學日記》中另外一個至今尚待進一步澄清的問題，那就是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的形成是否同樣受到西方文學史事件和文學史觀念的影響，以及他在日記中又是如何應對處理這個問題的。
　　
　　二、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與歐洲文藝復興之關係
　　
　　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是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的一部分，或者說是這種文學史觀的一種現實反映。因此，兩者在時間上的關係，應該是“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形成在前，而“文學革命八條件”提出在後。沈永寶在《試論胡適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的成因》一文中，將胡適的這一文學史觀點形成的時間確定為1916年2—3月份，也就是在他提出“文學革命八條件”主張之前，這是符合胡適當時文學思想實際的。在胡適為什麼會於1916年初逐步形成一種有別于中國傳統文學知識份子那種亙古不變的文學觀念的新的文學史觀，或者說胡適這種文學史觀形成的過程如何，其中有哪些現實引發，又有哪些外國因素摻入其中並產生了影響方面，沈文認為，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的形成主要有三個外因：一是與發表於1915年9月號的《留美學生季報》上的易鼎新的文論《文言改良淺說》有關，因為它讓胡適“找到了用進化論來觀察文學問題的鑰匙”；二是與杜威哲學思想之間的關係有關，因為杜威的試驗主義“成為了胡適驗證‘新方法’的方法”；三是與任叔永、梅光迪等人進行文言白話之爭所需要。 

　　作為胡適這一時期文學史觀形成標誌的，是他作於1916年4月5日、4月13日的《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和《沁園春·誓詩》。在這首前後經過十餘次修改的“誓詩”中，胡適實際上用詩詞文體將“文學革命八條件”內容又表述了一遍，即“無病而呻，壯夫所恥”，“文章貴有神思，到琢句雕辭意已卑”，“要不似漢魏，不似唐宋，但求似我，何效人為”?“語必由衷，言須有物”等。而其中所強調的，也就是胡適在4月17日日記中所記的“吾國文學三大病”——“無病而呻”、“模仿古人”和“言之無物”。這也正是胡適所發現並著意闡明的中國文學的主要弊病。而在如何克服上述弊病方面，除了“誓詩”中有針對性地提出的解決方案外，胡適在4月13日的“誓詩”原稿中還特別提到了“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也就是今人要說今話，而今話也就是今人的生活，今人的生活是今人文學的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來源及表現物件。之所以如此強調今人的生活，而不是像當時詩界普遍流行的那樣去擬古幾近于泥古，關鍵就在於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的形成。 

　　在胡適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白話文學”主張佔據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正是因為宣導白話文學，所以必須重視當下生活，也就是今人的生活；正是因為重視今人的生活，才可能不去無病呻吟和模仿古人。但是，今人生活並非一般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的生活(至少在胡適最初宣導白話文學時期如此)，所以這樣的“簇新世界”還是要胡適之類的新文學宣導者們去發現、去創造。而就與胡適的文學改良內容相關的文學史而言，晚清已經就“世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以及“戲劇改良”等進行過廣泛的討論以及實踐，所以從這個角度講，過分誇大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在內容上的革命性意義和貢獻是過於抬高胡適而壓低晚清一個時代的歷史貢獻的。沈文將胡適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與留美同學易鼎新的一篇相關文論聯繫起來，自有其史料上的獨特發現，不過，與沈文在論述《文學改良芻議》的“八不主義”的南社背景時一樣，沈文論述依然失之於過近、過實——胡適的進化的文學史觀或者歷史的文學觀念的形成，除了上述諸多內外因素外，胡適對於西方文學歷史的認識與觀察思考，尤其是對於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及其文學史貢獻的發現和由此所得到的啟發，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而正是西方文藝復興和西方文學史的存在，為胡適的文學史觀和文學改良主張的形成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文學史範本，這樣的範本不同于完全立足於或者依傍於中國文學史語境和歷史來闡述文學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尤其是在闡明文學改良的可能性方面，文藝復興運動以及西方文學史所提供的說明應該說大大地提升了胡適對於自己所提出的文學改良主張的實踐信心。

　　但是，與“八不主義”在形成過程上幾乎完全一樣的是，胡適日記中所提供的線索是，胡適自己的文學史觀念形成在前，而有關西方文藝復興的論述緊隨其後。實際上，早在1914年1月25日的日記中，胡適就已經提出當時中國學術所急需的“三術”，其中一點就是“歷史的眼光”。而在隔日的日記中，胡適又記明當時自己所關心的問題中，第一個就是“泰西之考據學”。只是對於上述“歷史的眼光”和“泰西之考據學”，胡適日記此後並沒有過多記載闡述。但是，在1916年3月29日有關“柳子厚”的一則日記中，胡適第一次提到了用歷史的、批判的眼光來審視考察歷史人物及其文學遺產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吾國人讀書無歷史觀念，無批評指責之眼光”。而就在六天之後，胡適日記中出現了“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的記載。上述材料至少提供了這樣一條資訊，那就是不管中國學術或者中國歷史上是否真正缺乏胡適所謂的“歷史的眼光”，但胡適自己留學期間“歷史的眼光”的養成，更多是得益于他的西學訓練素養，其中西方文學史背景給他所提供的歷史觀的支援不可輕覷。 

　　但是，胡適最早提及文藝復興，卻不是在他從康乃爾農學院轉學于康乃爾文學院期間，而是在1917年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形成之後的歸國途中。1917年6月19日，胡適正在自美返國、途經加拿大“落機山”的旅程中。據胡適日記記載：“車上讀薛謝兒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時代》。‘再生時代’者，歐史十五、十六兩世紀之總稱，舊譯‘文藝復興時代’。吾謂文藝復興不足以盡之，不如直譯原意也。”在這段讀書劄記中，胡適還特意寫明“書中述歐洲各國國語之興起，皆足供吾人之參考，故略記之”。而此時，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已經發表於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他的另外一篇重要的闡明文學改良主張的文論《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也已發表于同年5月1日的《新青年》第3卷第3號。所以當胡適7月6日返國途經日本東京之時，聽人說此處有《新青年》售賣，遂前往購得一本。“在東京時，虞裳言曾見《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因同往買得一冊。舟中讀之。此冊有吾之《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本為致陳獨秀先生書中一節)，及論文學革命一書。”這也就意味著，胡適在產生並形成最初的文學改良主張之前，或者說在與留美同學、尤其是梅光迪、任叔永辯論中國文學的所謂死文字、活文字的時候，對於歐洲文學史上的文藝復興運動並沒有完整的認識，甚至連最基本的瞭解都是不足的。但這僅限於《文學改良芻議》和《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二文。因為在1917年6月19日的日記中(也就是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發表1個多月之後)，胡適對所讀文藝復興著作的內容，尤其是其中關於文學復興部分作了特別記載。胡適這樣寫道：“中古之歐洲，各國皆有其土語，而無有文學。學者著述通問，皆用拉丁。拉丁之在當日，猶文言之在吾國也。國語之首先發生者，為義大利文。義大利者，羅馬之舊畿，故其語亦最近拉丁，謂之拉丁之‘俗語’(Vulgate)。‘俗語’之入文學，自但丁始……其所著《神聖喜劇》(Divine Comedy)及《新生命》(Vita Nuova)，皆以‘俗語’為之。前者為韻文，後者為散文。從此開‘俗語文學’之先，亦從此為義大利造文學的國語，亦從此為歐洲造新文學……義大利文自但丁以後二百年而大成。此蓋由用俗語之諸人，皆心知拉丁之當廢，而國語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為文辯護之。以其為有意的主張，輔之以有價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吾國之俗語文學，其發生久矣。自宋代之語錄，元代之小說，至於今日，且千年矣。而白話猶未成為國語。豈不以其無人為之明白主張，無人為國語作辯護，故雖有有價值的著述，不能敵頑固之古文家之潛勢力，終不能使白話成為國語也?”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胡適閱讀“文藝復興”一書時的讀書劄記中的觀點感想，不僅迅速地落實在他發表於1918年4月15日的《新青年》(第4卷第4號)上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更成為他後來將新文學運動與文藝復興運動相提並論的思想基礎。胡適《逼上梁山》一文中曾經這樣為五四新文學運動辯護：“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能是‘活文學’隨時起來代替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所以我們可以說，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我的批評者們忘了歐洲近代文學史的大教訓!若沒有各國的活語言作新工具，歐洲近代文學的勃興是可能的嗎?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

　　相較於自己在《新青年》上所發表的那些探討文學改良主張的文論，胡適似乎更看重自己作為一個啟蒙者和思想精神的導師而對於《新潮》知識份子們的影響。所以在毫不吝嗇地誇獎《新潮》知識份子群之時，胡適從來沒有忘記的一點，就是當初是由他自己將《新潮》的英文譯名確定為“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他曾說：“在學生辦的刊物當中，《新潮》雜誌在內容和見解兩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他們那個刊物，中文名字叫做《新潮》，當時他們請我……定一外國的英文名，印在《新潮》封面上。他們商量結果，決定採用一個不只限於‘新潮’兩個字義的字，他們用了個Renaissance。這個字的意義就是復活、再生、更生……他們認為這和歐洲在中古時期過去以後，近代時期還未開始，在那個過渡時期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很相同的。”胡適在晚年口述自傳中曾再次提及當初《新潮》雜誌編輯者將“新潮”的英文名稱確定為“文藝復興”是受了自己的影響：“他們請我做新潮社的指導員。他們把這整個的運動叫做‘文藝復興’可能也是受我的影響……他們顯然是覺得在北京大學所發起的這個新運動，與當年歐洲的文藝復興有極多的相同之處。”

　　胡適是如此重視自己在五四新文學史上的貢獻和地位，就像他曾經如此敬仰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一樣。但是，在自己的文學史觀形成過程中，胡適日記在文藝復興的啟示引發作用的記載上幾乎與“八不主義”的西方語境引發一樣，給我們留下了又一個玄想或者謎語——為什麼都是胡適自己的觀點形成出現於前，而緊跟其後他就注意到了西方類似的觀點、主張或者運動呢?這是胡適當時真實的思想處境，抑或存在著其他難以示人的隱秘?而要進一步澄清上述兩個問題，又牽扯出胡適日記中的另一個玄疑，那就是胡適留學期間的短篇小說翻譯，尤其是法國小說《最後一課》、《柏林之圍》等的翻譯與“哈佛經典叢書”之間的關係。
　　
　　三、胡適短篇小說翻譯與“哈佛經典叢書”之關係
　　
　　胡適會不會法文?這個問題胡適在日記中沒有明示，但是，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卻直接關係到胡適在新文學運動時期十分看重的自己的另一個歷史貢獻，那就是對於短篇小說的提倡和對外國短篇小說的翻譯。胡適在一封致近代小說家、翻譯家曾孟朴的書信中，提到自己已經有“十二年不讀法文文學書了”，言下之意，胡適12年前曾經讀過法文文學書。而此前胡適所翻譯出版的西方小說中，確實收錄有法國作家都德和莫泊桑(胡適譯“莫泊三”)的小說五篇，這也似乎可以證明胡適是懂法文的。但事實上並沒有足夠可信的證據表明胡適翻譯的這五篇小說直接譯自法文原版，而胡適日記中更沒有出現過他學習法文的記載。胡適日記中最早出現與翻譯都德小說有關的記載是在1912年9月26日的日記中，當時胡適已經從康乃爾大學農學院轉入文學院。日記記載：“夜譯《割地》，未成。”9月29日又記載：“夜譯《割地》(即《最後一課》)成。寄德爭，令載之《大共和》。”胡適日記中並沒有說明所譯都德小說是直接譯自法文，還是轉譯自英文。胡適此前日記中有學習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的記載，卻沒有一處提及學習法文或有懂得法文的記載。而從胡適所譯都德的《最後一課》及《柏林之圍》均收錄於“哈佛經典小說叢書”(The Harvard Classics)來看，胡適所譯都德小說應轉譯自英文。

胡適翻譯的西方小說主要是短篇小說。這些翻譯小說曾經收集在他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和《短篇小說第二集》中，分別於1919年、1933年由亞東圖書館出版。《短篇小說第一集》收“譯者自序”一篇，另有翻譯小說11篇及附錄一篇(《論短篇小說》)。胡適在“譯者自序”中介紹道：“這些是我八年來翻譯的短篇小說十種，代表七個小說名家。共計法國的五篇，英國的一篇，俄國的兩篇，瑞典的一篇，義大利的一篇。”具體而言，第一集收法國作家都德小說兩篇(《最後一課》、《柏林之圍》)、法國作家莫泊桑小說三篇(《梅呂哀》、《二漁夫》、《殺父母的兒子》)、英國作家吉百齡小說一篇(《百愁門》)、俄國作家泰來夏甫小說一篇(《決鬥》)、俄國作家契訶夫小說一篇(《一件美術品》)、瑞典作家史特林堡小說一篇(《愛情與麵包》)、義大利作家卡德奴勿小說一篇(《一封未寄的信》)以及再版時加入的俄國作家高爾基的小說一篇(《她的情人》)。《短篇小說第二集》僅收翻譯小說六篇，另有一篇“譯者自序”、一篇附錄(《論翻譯》)。具體而言，包括美國作家哈特小說兩篇(《米格爾》、《撲克坦趕出的人》)、美國作家哦亨利(今譯歐·亨利)小說一篇(《戒酒》)、俄國作家契訶夫小說兩篇(《洛斯奇爾的提琴》、《苦惱》)以及英國作家莫理孫的小說一篇(《樓梯上》)。據譯者在第二集“譯者自序”中言，該集中所收的契訶夫小說，是“十年前我想選一部契訶夫小說集時翻譯的”，而所收集的三篇美國小說，則是“我預備選譯一部美國短篇小說集用的”，只是後來“這兩個計畫都不曾做到，這幾篇就被收在一塊，印作我譯的《短篇小說第二集》”。 

　　在上述涉及多種語言的外國小說的翻譯上，胡適曾經指出俄國小說、瑞典小說、義大利小說等均譯自英譯本，獨獨沒有特別說明他尤為鍾愛的都德的兩篇小說是直接譯自法文還是轉譯自英譯本。無論如何，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都德的《最後一課》和《柏林之圍》都出現在《胡適留學日記》第一天所記載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中，即“五尺叢書”送來。“五尺叢書”就是“哈佛經典叢書”，該叢書收錄了都德的五篇短篇小說，皆為英譯本，其中就包括胡適所選譯的兩篇。而胡適自從購買到煌煌50巨冊的“哈佛經典叢書”之後，時常翻閱——胡適對於西方文學的文本閱讀經驗，絕大部分來自於他閱讀“哈佛經典叢書”。 

　　從對於都德小說的翻譯的記載來看，胡適日記中確實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似無實有的“刻意”，那就是故意在回避某些東西。這些回避的東西不僅表現在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不主義”與“意象派”詩歌運動的六戒律之間的關係上，表現在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與文藝復興運動的啟發上，還表現於他的《最後一課》、《柏林之圍》的譯本上。至於胡適為什麼要在日記中于“有意、“無意”間製造或者留下如此玄疑，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胡適自己清楚了。

原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