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啟蒙思潮

五四時期，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方面作了很大貢獻。他鼓吹文學革命，主張以「活的文學」取代「半死不活的文學」，以活的文學教育群眾，啟蒙意識濃厚。胡適與新文學思潮關係非常密切，他的〈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不僅有文學改革之宏願，更具有展示世界文學趨勢的視野。其後他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4月），肯定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成為文學創作一種新的價值觀。綜合胡適的新文學理論，可有下列幾個要點：

1.   文學發展是不斷進化的：他在〈文學改良芻議〉裏說：「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轉引自胡適，1972，頁71）；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他又說：「是甚麼時代的人，說甚麼時代的話。」（同上書，頁156）。指出新文學取代舊文學，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是中國文學演進的必然趨勢。

2.   新文學與新語言是相互結合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可算得真正的國語。」（同上書，頁156）。除了說明文、言合一外，也彰示了文學藝術能提升語言價值的正面意義。

3.   新文學創作是獨立的作家說自己的話：胡適認為「要有話說，方才說話」、「有甚麼話，說甚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是甚麼時代人，說甚麼時代的話」。（同上書，頁156）這四段說話不單是文學革命裏的形式改革論，更是文學創作的宣言。

4.   提倡個人主義：早在1918年6月編輯《新青年》「易卜生專號」時，胡適就提出「個人主義」，比周作人〈人的文學〉早半年。在〈易卜生主義〉一文裏， 胡氏說：「易卜生……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同上書，頁215–216）胡適重視個人覺醒，提出個人主義，而且是易卜生式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同上書，頁28），可以說是為現代文學的內容奠基和個人價值的啟蒙。

胡適的文學觀點一經提出，馬上得到強烈回響，進而形成新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