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與編修的學者，一代複一代，有成就、有建樹者大有人在；然而能像黃修己先生這樣始終熱愛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半個多世紀裡不論逆境或順境都癡心不改地講文學史、編文學史、研究文學史、重寫文學史，且取得蜚聲中外驕人成績的學者，並不多見。他心甘情願地為基礎課教學奉獻才幹和智慧，一遍遍地講課，一滴滴地積累，其文學史知識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越滾越結實。他所編寫的教材成為反復講授、反復探索、反復實踐基礎上的獨創之作；也就是從教學需要出發對原始資料進行潛心閱讀，深入研究，形成史識，形成自己對文學史的獨特理解與把握，將客觀史料的豐富性、實證性與主體思維的超越性、辯證性有機結合起來。不僅使自己成為新時期以來個體化書寫文學史的先行者，而且其所修治的文學簡史或文學發展史在基礎課教學中應用之廣、影響之大也足以證明它是個難得的範本。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以下簡稱《發展史》）已修改出版過三次，史料不斷得到充實，史識不斷得到更新，但是它的基本特色卻依然閃亮，或是以史顯論、論從史出的求真寫法，或是緊貼史貌的縱橫開合的書寫體例，或是含鋒芒於史實敘述的簡約運筆，或是寓真相於歷史軌跡的清晰梳理，或是將規律發現與錯綜文學現象真切剖析的深度融合，或是把真知灼見與各體文本形象化解讀的有機結合，或是親切、平實、曉暢、準確、簡明且帶文彩情思的筆調文風，等等，共同形成的文學史話語，突顯出黃著學術個性化的鮮明特徵。
新版《發展史》除保留原作的特色與優長外，我認為最顯著的創新點乃是以人本文學觀（即“人的文學”理念）來重新考察、審視、貫通和闡釋中國現代文學史，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自覺地由意識形態範疇納入“文學是人學”的文化學術軌道，這是有意義的嘗試也是成功的嘗試。
五四文學革命中周作人率先從人類學視野來探究“人的文學”的由來，從人與非人相對立的思維範式來論析以人為本位的“人的文學”內涵，使個性解放具有了人類學意義又使“人的文學”與全球現代性接軌，也使五四興起的“人的文學”的本質特徵與中國傳統文學有了明確的區分度。因而這種具有人類性與現代性的“人的文學”理念便得到文學革命先驅的普遍認可，即使早期共產主義者李大釗也以個人與人類相對應的思維框架，從人的解放意義上來言說個人主義。但文學革命在提倡並締造“人的文學”時並沒有把個人本位觀念同群體觀念對立起來，而是較為辯證地理解“己”與“群”的關係。周作人以“樹木”與“森林”為喻形象地說明了“個體”與“群體”相互依存的關係，故他們的視閾和話語中出現的“平民文學”、“國民文學”、“社會文學”、“人生文學”等，儘管透視角度與修辭方式不同，卻都是以人為本的“人的文學”。
《發展史》由這種“人的文學”的理念所形成的文學史觀，既可以作為宏觀研究視野來考察現代文學發生與發展的演變軌跡，展示現代文學的特殊本質，揭示現代文學的內在規律；又可以作為微觀探析的價值尺度，對不同理論形態、創作形態的文本以及複雜的文學現象，作出合乎人性、人道、人情美學原則的具體分析和價值評判，使那些真正富有“人的文學”思想深度與審美品格的各體作品得到彰顯，或者據此重新發現重新闡釋具體文學作品的價值。黃先生卓有成效地以人本文學史觀為制導來修改《發展史》，給人以創新趨優的“重寫”之感，不論對文學發展機制與規律的探索或者對文學作品的燭幽發微的分析，都顯示了“人的文學”史觀的獨特功能與闡釋效果。
人本主義思潮推動“人的發現”和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這已是人們的共識；不過在近來某些著述中卻可以發現個人主義在五四啟蒙文學裡所扮演的角色已被神化了，對其能量作了過度闡釋，仿佛無所不能。黃著的突出優長是盡力貼近歷史本貌，以實事求是的科學眼光，從紛紜複雜的五四文化思潮中看到了“一個‘人的文學’的嶄新時代”，“五四文學革命所創建的新文學，就新在它是‘人的文學’之上”。
黃著對現代文學巨人魯迅的解讀，對為人生派文學和為藝術派文學的分析，以及對20年代新文學多方面發展的探討，都能透過各體文本的精讀和發微來揭示人本主義差異互見的文化意蘊與審美特徵。尤其對郭沫若《女神》個性或人性的發掘與彰顯，對冰心等的愛與美主題的發現與肯定，給人以新鮮的學術衝擊力。
不過從著者對五四及20年代敘事文學的絲絲入扣的闡述中，並沒有抬高那些“個性解放者”形象。事實是不論在家庭、宗教或者社會改造的題材中，幾乎看不到高唱勝利凱歌的個人主義英雄形象或靈肉完全一致的人物，大都糾纏在現代與傳統、理性與情感、個體與群體、靈與肉的相激相搏的矛盾衝突中，往往以悲劇角色沉潛于文學世界裡。
即使魯迅筆下的“精神界之戰士”狂人，在戳穿了家族制度及其倫理道德的“吃人”本質之後，也不得不發出“救救孩子”的空洞的人道主義悲歎；至於那位高喊“我是我自己的”個性解放宣言的子君，到頭來仍被她所否定的家庭和傳統埋葬了。
儘管個人主義及“人的文學”在中國沒有得到像西方那樣的健全正常的發展，文學作品中沒有塑造出一個充滿個性意識和人文理想的頂天立地的人文主義者典型或者洋溢著時代感的現代型巨人形象；然而對“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出現的意義，著者卻以全球化視點作了充分肯定：“文學革命中建立的新文學，通過文學反映了廣大中國人民追求‘人的覺醒’、‘人的解放’的歷史過程。這種追求也是全人類的共同願望和目標。因此新文學具有全人類性，它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它的成果屬於全人類。”
同時對“人的發現”或者對“人的文學”並不作過高的估價，因為這一思潮並沒有沿著個性解放的道路勇往直前，主要還是為參與民族解放或階級革命集聚了力量。
一部優秀的文學史，既要尊重歷史的原生態，對其文學思潮、社團流派、作家作品以及文學現象，依據文學史觀的指向進行恰切的選擇和有分寸的闡述；又要以超越性的主體思維，將那些從豐富原態的史實中感受體悟出的合乎理性的認知，昇華到歷史哲學層面，抽繹出新史識、新見解，並從中國乃至人類文學史的高度發掘和闡釋其價值意義。
黃著在這兩方面做得較好，並沒有過分強調“歷史的當代性”而隨意把以個人為本位的“人的文學”理想化、誇大化，而是以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來評述五四與20年代的“人的文學”。
一面肯定了以個人為本位的“人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根本標誌，是衡估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最高價值尺度，而且也肯定了以人為本的新文學的全人類意義；一面也看到了現代中國個人主義話語的複雜性，以及“人的文學”理論與審美文本的變異性和多種形態，從五四及20年代文學實際出發對其作出了辯證的具體的分析和評判，使“人的文學”理念在文學史研究實踐中得到充實和豐富。
如果說以人本文學史觀從整體上來鳥瞰和從微觀上來闡述五四及20年代新文學，已見出著者的敏銳洞察力和求真的史學意識；那麼從如何把30年代多種文學形態尤其左翼文學納入“人的文學”範疇進行梳理和闡釋中，更能見出著者的思維穿透力與創新追求。
黃著力求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史學模式，以人本文學史觀來重新審視和闡釋30年代的多元樣態的文學；其中難度最大的莫過於對左翼文學的敘說，而“去階級化”或淡化意識形態便可以揭開左翼文學的人學實質。
蔣光慈曾說：“革命文學應當是反個人主義的文學，它的主人翁應是群眾，而不是個人；它的傾向應當是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這是以二元對立思維把新文學的個體與群體、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截然對立起來，形成毫無依存性和相關性的兩極，無疑是對革命文學認識的誤區和偏頗。實際上二者之間應是互滲互補、相輔相成的辯證邏輯關係。
五四時期提倡的以個人為本位的“人的文學”也並沒有與以平民為本位的“平民文學”、“國民文學”相互對立，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個人主義者大都是關注民眾命運、熱衷社會變革的平民主義者，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個性發展與社會發展聯繫起來，使“人的解放”思潮與社會解放思潮形成互動而混雜的關係，既不像有人說“革命文學完全悖離了‘五四’人的文學傳統”，也不像蔣光慈所言“革命文學”完全以集體主義取代了個人主義。
瞿秋白的見解是可信的，他認為在五四時期“‘德謨克拉西’和‘社會主義’有時相攻擊，有時相調和。況且，“左翼文學堅持文學的階級性，認為自己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了全人類，而且無產階級不解放全人類也就不能最後解放自己，其終極的目標也就是‘人的解放’。”
我贊同黃先生這一見解。個性主義、人道主義並不是資產階級的“私貨”，個性解放也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這些人類共同創造的思想資源和理想話語，不僅包涵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之中並且有所發展。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也曾提出無產階級所要求的個性發展與個性解放是“幾萬萬人的個性解放和個性發展”。左翼文學表現階級解放的主題也往往包涵著個性解放主題，在描寫工農勞苦大眾的生存、鬥爭、理想的過程和悲境中蘊含著人道主義情懷，這樣的左翼文學不妨說堅持、發展了五四“人的文學”的理念與傳統。
也許基於這種辯證的理性認識，黃著從縱橫交叉的兩大維度既深且廣地探討了30年代“人的文學”思想內涵與審美意蘊，以及與五四和20年代文學相比所發生的變異與超越。從縱向維度上《發展史》著重理清了30年代文學與五四後“人的文學”的必然聯繫與歷史流脈：一是將“兩種文學觀論戰”有意識地納入學術範疇進行辨識與討論，遵循以人為本的文學觀對其進行評述。既肯定了梁實秋的“人性的文學”論和“文學是屬於全人類的”見解，並認為“文學既是人學，就有必要從人的角度給予闡明，給予分析”，“在梁之前和之後，現代文學創作中的許多重要成果，都在人性的挖掘上達到不同的深度”；又指出梁實秋所謂文學“絕無階級區別”的觀點有片面性，因為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其思想感情帶有階級性而文學當然也帶有階級性，階級性也包括在人性的複雜內涵裡。不僅明確指出“否定人性論是左聯當時在文學理論上的一種錯誤，給文學創作造成了消極影響”，而且也指出左翼的階級論批評方法的武斷性、主觀性和簡單化。
即使對左翼作家與胡秋原、蘇汶自由主義文學觀的辯論也是以人本文學思想為準繩作了具體分析。從對文學觀念論戰的考辨中，能夠看出五四以來“人的文學”在觀念形態上的流變，也能看出著者對以人為本的文學理念作了有分寸的肯定，並對那些偏激的“左”的文學觀與方法論進行了有限度的反思。
二是左翼文學創作形態並未因階級論的介入而與“人的文學”異質相對，黃著頗具匠心地對五四“人的文學”與左翼“階級文學”作了相互貫通的透析，不只是對蔣光慈創作從五四到30年代的演變軌跡作了系統梳理和完整把握，展示了“人的文學”的恒定性與可變性；並且將丁玲、殷夫、柔石等人的創作納入“從個性解放到階級解放”的邏輯理路進行分析，以揭示“人的文學”的承傳和變異；對魯迅後期作品的分析，既展現了其前後期創作在思想啟蒙、改造國民性、塑造民族靈魂上的趨同性，又呈示出作為左翼文學旗手使他的作品增強了政治批判色彩，但不論表現個性解放、階級解放或者民族解放都是為了人的解放；至於對張天翼等左翼新秀的小說和夏衍等左翼戲劇作家的劇本，則有選擇地重點剖析了那些人學內涵豐盈複雜的代表性作品。
以上就是從縱向上探析了“人的文學”思想內涵的豐富性、藝術樣態的多樣性以及流遷軌跡的變與不變，並從中展示出這樣一些重要“史識”：“左翼文學”是作家主體自願選擇而創造的，並不是某種霸權話語迫使作家就範，把他們硬逼上文學與政治聯姻這條充滿誘惑和悖論的道路；是否認同革命文學或接受左翼文學，全由作家主體意志來決定，是個人的自由選擇。所以左翼作家選擇了革命文學或階級文學並沒有完全以政治意識取代了個性意識，也沒有以集體主義泯滅了自我存在。
從橫向維度上《發展史》選取了30年不同形態的文學作品置於“人的文學”範疇進行重新解讀、重新評述，發現了一些新的人學內涵，作出一些新的理論判斷。
在我看來對茅盾《子夜》的剖析就頗見學術功力，既不是把《子夜》視為“高級社會文件”又沒有說它“圖解理念模式”，而是將其作為典範的“社會剖析小說”來闡述，以還原其在現代小說史的真實美學價值。
誠然“《子夜》裡的大小人物都很容易辨認出是哪一個階級的人。但是，茅盾也非常重視人物的個性描寫，這使他的人物與初期左翼文學那些概念化的形象有所不同。
他筆下的吳蓀甫是《子夜》的第一號人物，作家要把他塑造成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典型形象，但又非常明確，吳蓀甫應該是也只能是中國民族資本家中的‘這一個’，他應該有不同于別個資本家的個人性格特徵。”於是撇開以機械階級方法來分析吳蓀甫的性格內涵，不是給他貼階級標籤，而是堅持使用“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美學原則，既把吳的複雜矛盾的人性作了有深度有條理的剖析，使吳這個活生生的形象躍然於紙上，又通過典型環境的考察來揭示其複雜性格及其悲劇命運造成的社會根源，並對茅盾如何運用綜合藝術手段來成功塑造典型作了深入的探討，難怪著者給出了這樣的評判：“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對新文學的發展取向有重大的影響，但在小說創作中真正表現出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用的，茅盾是第一人。”
老舍的《駱駝祥子》、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李劼人的《死水微瀾》等長篇巨制，都是屬於為人生的文學，它們不僅弘揚了五四以來“人的文學”傳統，而且深化、拓展了人文主義文學內涵，“基本上還是立足於個性主義、人道主義來批判封建和愚弱的國民性”。
黃著對每部長篇小說和多幕劇裡的主要人物的複雜人性都作了探賾發微的分析，顯示出為人生的“人的文學”到了30年代已有長足發展，達到了相當的人學深度和美學高度，就連張恨水的通俗長篇小說在新文學的影響下也有了“人的文學”的美學特徵與人學品性。至於30年代出現的“各放異彩的各類創作”，如沈從文的小說、現代派的小說以及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等人的詩和何其芳、李廣田、林語堂、豐子愷等人的散文，都屬於不同樣態的“人的文學”；而且一些現代派的小說、詩歌、散文著重表現人的潛在生命意識和無意識，達到了為人生文學難以企及的深度。
黃著對它們從人學的角度給出了詳略得當的闡述，不乏創新之見。通過橫向維度對不同形態文本的人學分析，展示了30年代“人的文學”異彩紛呈的美學風貌與文化意蘊，並啟示我們對30年代文學有了新的史學認識。“人的文學”的形態到了抗戰時期至建國前夕又有新的發展和變異，如果把30年代各體文學納入以人為本文學視野給予觀照與評述有相當難度，那麼對於40年代文學如何以人本文學史觀進行梳理與闡述更需要下一番深功夫和細功夫。
我同意著者的見解，“五四建立的‘人的文學’並不是現代文學的唯一的觀念和目標。中國現代文學逐漸成長的過程，也正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社會的轉型比起文學的轉型要複雜、困難得多”；無疑，這決定了“人的文學”形態及其性質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抗戰以來的文學景觀確實給人眼花繚亂之感。然而無論“人的文學”如何變樣或變異，其人學本質和現代性品格總是不會變的。
黃著頗費匠心地把抗戰時期三大地區和抗戰後的各類文學形態和文藝思潮納入人本文學理論框架進行考察和評述，從多角度發掘其人學內涵，凝成了諸多思想閃光點。例如：一是認定整個抗戰時期的報告文學“凸顯中國人民偉大的人道主義胸懷”，“抗戰文學也是靈魂拯救的文學”；二是認為《野玫瑰》“把個人的愛情與國家、民族需要的矛盾推向極端，極力地歌頌為了國家自願忍受極大痛苦、犧牲愛情的女子”，這是“對人性的歪曲”；三是認定《北京人》的“重點在於寫人”，《風雪夜歸人》是“一部以追求人格獨立為主題的多幕劇”；四是認為《高幹大》揭露了“左”傾路線對“人”的傷害，“說明農民雖然掌握了政權，想要大家脫貧致富，過上好日子，仍然要解決人的問題”，即“離不開改造國民性的主題，還待長久艱難的思想啟蒙”；五是指出“作為對人、對個性生命的思考，穆旦較早的一些詩還比較有亮色，肯定個體生命的意義，對生命懷有希望”；六是對於《講話》前根據地“提倡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辯論的生動、活潑的民主作風”及其所帶來的文藝繁榮景象進行了肯定，而對《講話》的內容及文藝整風運動作了客觀的敘述又引證胡喬木的報告以示反思，等等，不一而足。
從這些有新意的闡述中，可以見出以人本文學史觀能夠把中國現代文學史貫通起來，既為深化現代文學研究開闢新思路，提供新視角，又給現代文學史的書寫提供新線索，增添新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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