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海峽兩岸，香港的文學所遭受的政治壓力算是最小的，尤其80年代以前，正當大陸和台灣政治監控最緊張的階段，香港的統治者對本地文學活動並不太關心。然而，這並不表示文學在香港就能天空海闊、自由自在，因為香港的文學家要面對龐大的、幾乎沒有制衡的商業壓力，香港文學最重要的一項特色就是在這個商業經濟主導的環境中存活。不少作家就此放棄了所謂「純文藝」的理想，為稻粱謀在報刊上專寫讓讀者消費的「城市傳奇（獵奇）」、情色故事等。部分作家實行腳踏兩條船，一邊寫娛樂別人的消費文字，另一邊寫娛樂自己的文藝作品。例如香港文壇上的重鎮劉以鬯，就嚴格區辨自己於兩種書寫的目的和方法，有意識地為自己以及其他有志於文學的作家，爭取即使是一點點的寫作空間。
也有作家懷抱一番熱血，自行湊合資金出版文藝刊物。從五六十年代王無邪、崑南、李英豪等辦《詩朵》、《好望角》，到70年代的「秋螢詩社」、「焚風詩社」、「詩風社」等，都努力於 這種工作，其間也培育了不少新人。至於60年代的「文社」熱潮，更是這種小圈、小眾活動的集中表現。大批文藝青年組成一個一個的小型文學社團，以油印方式傳閱討論大家的詩文創作。一般來說，這些文社中人的作品水平並不算高，但從民間自發、保存文學火種以傳薪的意義來說，卻不容忽視。
有部分文藝作家就盡一切可能在商業文化的縫隙中找尋生活空間。例如馬朗本來是為出版《西點》、《武俠世界》、《迷你》等流行刊物的寰球書報社工作，但在取得老闆的支持後，運用報社的剩餘物資和人力編輯《文藝新潮》，成為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鋒。又如劉以鬯，在編一些非文藝的副刊（如《香港時報》的《大會堂》）時，又會乘間加插一些純文藝的文稿。此
外，作家如西西、也斯、吳煦斌等，都曾經在以旅行、家庭、時尚等為主題的消費雜誌上發表深刻認真的文藝創作或評論。這些編輯和作家在艱難的情況下仍然努力耕耘，為香港文學開闢疆土。
至於香港流行文化中蓬勃的書寫活動，也值得注意。流行文化本來就是消費活動，不必有崇高的目標。事實上，許多流行作品都是大量生產的勞作，內容形式千篇一律，以迎合大眾口味為鵠的。然而汰沙見金，也有部分文字比較熟練，如三蘇、鄭慧、亦舒、張小嫻、陶傑等的小說和散文，足以表現香港社會特有的色彩和節奏。再者，香港的流行作品當中也不乏民間智慧，在現實權力架構下顯出一定的顛覆性，其中李碧華的作品最為典型。由於流行文化具備商業價值，吸引不少具有創作力的精英加入，成就了一些水平高的流行文學，如金庸寫武俠小說、林夕寫流行曲詞，或則於虛幻江湖中寄寓政治諷刺，或則在營構的浪漫中燃亮時世、人情，甚至性別政治的幽微。
總體而言，香港文學在商業經濟主導的特殊環境下曲折地成長，使得許多作家免除了過分的「潔癖」，由是香港文學往往能夠在雅與俗、流行與嚴肅之間別顯新貌。
至於到了2017年7月1日，香港回歸20週年后，明顯的香港將受到大陸更多的政治影響。香港文學是否會步大陸文學與早期的台灣文學一般，在創作上有政治性的顧慮，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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