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的演化和特色

1949年以後香港文學的演化，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   五六十年代

•   七十年代

•   八九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一大特色是左右派意識形態的對立。所謂左派指傾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社會主義寄存理想的作家，右派則包括支持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以及一些反對共產主義、傾向自由主義的文人。

由於50年代初期大批難民從內地遷徙至香港，生活艱難困苦，於是出現了「難民文學」，如趙滋蕃《半下流社會》、張一帆《春到調景嶺》等小說，除了社會寫實的意義以外，也寄寓反共的意識形態。張愛玲於1952年來港，在這裏完成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小說，也是著名的「反共文學」作品。

至於站在左翼立場的唐人（阮朗）則有以諷刺筆墨寫蔣介石的《金陵春夢》、批評流落香港的國民黨人的《人渣》等作品。

左右兩派在政治宣傳上相互對抗，而各有奧援。由美國支持的「亞洲基金會」，先後資助友聯出版社、人人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出版書籍報刊，其中《中國學生周報》（1952—1974）影響香港青年一輩的文學成長非常巨大。左派陣營以三聯書店為首，加以上海書局、世界出版社等相關機構，一方面支持出版在港的左翼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大量重刊或新編1949年以前的中國新文學作品，對於香港文化環境的開闊極有貢獻。

香港五六十年代文學還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一是前衛的文學運動在當代中國文學的流轉意義；二是文學在流行文化中的生存模式及其影響。

50年代初，曾在內地與吳祖光、邵洵美、張愛玲等人交往的馬朗南下香港，在1956年創辦前衛刊物《文藝新潮》，繼承並發展自三四十年代在中國開展，到50年代中斷於大陸的現代主義文學傳統。其後，再由王無邪、崑南、葉維廉籌辦的《新思潮》（1959年創刊），李英豪、崑南主編的《好望角》（1963 創刊）接棒，再加上60年代初由劉以鬯主編《香港時報》副刊《淺水灣》，都積極推廣譯介英、美、意、法、德，甚至拉丁美洲、中南歐、日本等地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並透過個別作者與台灣的往來關係，直接、間接參與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活動，例如馬朗的代表作《焚琴的浪子》、《車中懷遠人》等，以及崑南的《喪鐘》就曾入選台灣出版的《六十年代詩選》（大業出版社，1961），而李英豪從1965年開始更成為台灣《創世紀》詩刊的編委之一。另一方面，台灣作家亦獲邀約在《文藝新潮》、《好望角》等刊物發表作品，甚至如瘂弦的首部詩集《苦苓林的一夜》（國際圖書公司，1959），也是先在香港出版。在這種前瞻而開闊的視野下，香港的詩風在力匡的格律體、何 達的朗誦體以外，開出了由馬朗、楊際光到蔡炎培、金炳興等的現代派詩，也造就了李維陵（《魔道》）、崑南（《地的門》）、 劉以鬯（《酒徒》）等的現代主義小說。

與此同時，不少作家為了維持生計而賣文，在報章副刊撰寫通俗的連載小說或者獨立刊行的「三毫子小說」，其中不少是粗製濫造之作，無論作者讀者都不過以之為文字的消費品，但後來的研究漸漸體會到這些作品的社會與文化意義，例如三蘇（又有筆名經紀拉、史得等）的《經紀日記》、《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 》，以至傑克（黃天石）、 俊人、依達等的愛情小說，李我、冷魂等從電台廣播劇改編成文字出版物的「天空小說」，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更成功的是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派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的作品，經過不少評論者長年的推動，已經打造成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

七十年代

1966年香港發生「反天星小輪加價」暴動；1967年又有受大陸文化大革命影響的左派「反英抗暴」騷亂；1970年民間發起「中文合法化運動」（1974年香港政府通過「法定語文法案」以 前，中文在香港並無公事和法律上的地位）；1971年出現「保衛釣魚台」示威，後續還有以「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為口號的學生運動。這些事件背後各有不同的動因，產生的政治和社會效應也不一，但總體的意義卻在於展現了香港市民對自己的生存空間、生活狀態的感應和探索。上一代寄人籬下，不得不順應環境、自求多福的心態，開始有所變化。

1971年，麥理浩就任港督，任期超過10年，他在殖民地施行新政，改善居住、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城市建設亦有規劃發展。香港居民歸屬本地的感覺漸次增強，城市文化亦隨經濟的進展而興起。這些現象，對香港文學的變化都有直接影響。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對於不少避難南下的文人作家來說，是所謂「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他們抱持過客心態，腦海裏只有祖國的山川文物，內心盡是戀舊懷鄉的情緒；筆下若提及香港，常作負面貶抑。1970年1月《中國學生周報》刊載了題為《個人？香港？中國？世界？― 香港華籍青年何去何從？》 的專輯，可說是香港戰後出生一代成長以後，思索身份問題的具體表現。1972年，香港大學學生會主辦第一屆「青年文學獎」，提出「文學從生活出發」的口號，這個活動一直維持到現在，多年來鼓動了不少年青人書寫本地經驗。1974年，《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刊載「香港專輯」，組織了一系列以香港為題材的詩稿，引起本地文學創作者的注意。這時期的香港文學，可說是「本地意識」由醞釀到成熟的階段。小說如西西的《我城》、也斯的《剪紙》，現代詩如也斯的《北角汽車渡海碼頭》、《在新蒲崗的雨天》，葉輝的《紮作店的老人》、羈魂的《屯門》、古蒼梧的《二十五歲見雪》、鄧阿藍的《不要讓爸爸知道》等，都能從不同層面體現本地視角。至於前輩作家劉以鬯的小說《對倒》，從形式到內容都顯出非常深刻的城市觀照，也是這個時期的重要作品。

八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香港發生了最重要的兩個事件，分別是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同意於15年後將統治近百年的香港交還中國，以及1997年香港正式回歸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這二事固然是一體之兩面，影響也不止於事件發生的時刻。這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15年期限， 不單決定了香港的政治前途，也支配了香港所有居民的生活態 度和思想感受。再者，中國大陸自 80 年代中葉實行改革開放，1989年的六四事件，都直接衝擊香港社會。隨着中國政策的起伏變化，大量大陸地區的人民移居香港，當中也包括不少文人作家，為香港文學帶來新的元素。此外，從1979年開始，市政局公共圖書館舉辦「中文文學創作獎」，1991年設立「中文文學雙年獎」，1995年成立香港藝術發展局，下設文學藝術小組，資助香港的文學活動，這些硬體建設雖然來自官方，但其基本政策以至資源調度卻也是一貫的放任，對香港文學發展也有相當的推動力。

70年代後期開始從內地移居香港而繼續創作的文人，與五六十年代以前的南來作家不太一樣，後者的情懷理想本來就別有寄託，而前者大部分長期居留香港，在內地人生經歷的映照下體驗和書寫香港，特別是他們來港初期往往遭逢窘迫甚至飽受歧視，作品每見現實生活的壓抑，筆調堅實低沉，提供另一種觀察和思考本地經驗的角度。陶然（《一樣的天空》）、東瑞（《迷城》）、 白洛（《暝色入高樓》）、 顏純鈎（《天譴》）、 王璞（《補充記憶》）等的小說，譚帝森（《樓梯街的祝福》）、舒非（《蠶癡》）、張詩劍（《愛的笛音》）、韋婭（《泉與少女》）等的詩作，都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內容。

另一方面，在本地成長的作家，部分經歷「保釣」以至「認中關社」 運動的洗禮，開始思考個人與國族的關係，80年代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更觸發他們書寫與中國相關的作品。在本地作家眼中，中國是一個既近又遠的地方，本地文化血脈的源頭既在五千年來的華夏中國，但目下大陸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以至言語運用，卻又與香港截然不同。各種差異引發價值觀念的衝擊，帶來各個層面淺深不一的對照比較。如何面對差異、如何在排拒與認同之間找到適當的位置，是不少本地作家努力的方向，其間更不乏憂愁憂思，寄語香港與中國的未來。鍾玲玲的《愛蓮說 》、辛其氏的《 紅格子酒舖 》、 也斯的《島和大陸》等小說，都是很好的例證。至於詰問香港的存在模式與意義的作品，可以西西的《浮城誌異》和《飛氈》，或者董啟章的《永盛街興衰史》為樣本。此外，反映香港人在「過渡期」面對不明朗前景而徬徨焦慮的作品，有梁錫華的小說《頭上一片雲》；以港人移民異國為題材，採怪誕懸疑的筆法，引發有關移民和家國問題的思考，可以黃碧雲的小說《失城》為代表。現代詩方面，如古蒼梧（《太平山上，太平山下》）、陳錦昌（《故宮》）、林夕（《三疊》）、葉輝（《明天》）、游靜（《新年願望》）等，作品中都不乏時世擔荷與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