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0年代的香港文學

中國新文學與香港文學的關係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促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白話文逐漸取代文言文為主要的寫作文體。然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早期只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沒有即時遍及全國，香港的新文 學也像其他中國南方城市一樣，約於20年代初才開始萌芽，再於30年代進一步得到發展。

早在晚清時期，香港已有本地出版的文藝雜誌《小說世界》 和《新小說叢》。五四運動後，香港的報刊仍以文言文為主要文體，但也逐漸有作者嘗試用白話文寫作散文和小說，如1922年的《香港晚報》和1923年《大光報》分別刊登過白話散文和小說；1924年由英華書院出版的學生刊物《英華青年》亦有多篇白話文小說，至1925年，原以文言小說為主的《小說星期刊》亦陸續刊登多篇新詩和小說創作，許夢留〈新詩的地位〉一 更引用俞平伯的詩論，並評介當時最新的胡適、冰心和郭沫若等人的詩集，肯定新詩的價值和地位。

20年代中期，香港青年透過來自上海的新文學刊物，接觸內地的新文學作品，接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部分人開始寫作，成為香港早期的新文學拓展者。他們在香港創辦文學雜誌或編輯報紙文藝副刊，除了鼓勵創作和提供發表園地，也將內地的文學風尚，包括象徵主義詩歌、現實主義小說等，引入香港。1927年2月，魯迅來港，發表分別以〈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為題的演說，批評香港保守的文化和教育，對香港的文藝青年產生一定影響。至抗戰期間，大批內地作家來港，也把中國新文學的傳統帶到香港。

由此可見，香港文學並非孤立地發展，它根源自五四新文學，也對五四文學傳統有不同的繼承，早期的香港文學尤其在大範圍下與整段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密切相關，及1949年之後，香港文學因着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走上與中國內地和台灣都不同的道路，逐漸形成更鮮明、更獨特的風格。

新文學刊物與青年作者群

在20年代初，香港的報刊已零星地登載過一些新文學作品，一般讀者也能透過從上海來的書刊，接觸內地的新文學作品。到了20年代中期，香港經過省港大罷工（1925–1926）之後，多份報章逐漸增設刊登新文學作品的副刊，包括《大光日報》的「大光文藝」、《循環日報》的「燈塔」等。1928年，由張稚廬主編的《伴侶》雜誌創刊，是目前所見最早在香港出版的新文藝雜誌，且在當時已被稱為「香港新文壇之第一燕」。

在20年代末，香港的青年作者已開始組織起來，成立了新文學團體「島上社」，成員包括侶倫、張吻冰、謝晨光、岑卓雲等，1929年，「島上社」成員出版了文藝雜誌《鐵馬》，1930年再出版《島上》。

在30年代，香港斷續地出版了多份文學雜誌，包括有《島上》、《激流》、《紅豆》、《今日詩歌》、《詩頁》、《小齒輪》、《時代風景》、《南風》等等，其中《今日詩歌》和《詩頁》都是純詩歌刊物。這些刊物雖然大部分只出版了一兩期，但《紅豆》也維持了一段時間，至1936年出版至四卷六期才停刊，除雜誌之外，30年代中的《南強日報》、《南華日報》、《工商日報》等多份報章都設有新文學副刊。

30年代的青年作者有詩人劉火子、李育中、李心若、易椿年、杜格靈、戴隱郎、林英強等； 小說家有侶倫、謝晨光、張吻冰、岑卓雲等，他們著有不少作品，其中特別以香港生活為題材的作品，有李育中的詩作〈維多利亞市北角〉、易椿年的詩作〈金屬風―防空演習印象〉、侶倫的小說《黑麗拉》、《伏爾加船夫曲》等。他們與一些報紙編輯及畫家，曾在1934年間定期舉行「文藝茶話會」，1936年部分作者更成立了「香港文藝協會」，舉辦過大型的悼念魯迅的活動。

30年代的香港作者一部分在香港生出、成長、讀書，一部分從廣東省來港工作和生活，又時常往返於香港和內地，在文學活動上，30年代香港作者的作品不限於本港的刊物，也有投稿到內地的報刊。

早在1927年，謝晨光便有小說發表在上海的文學雜誌《幻洲》，30年代再有李心若、林英強、鷗外鷗等在著名的上海《現代》 雜誌發表詩作；其中曾就讀於香港英華書院的李心若，1930年已在英華書院的學生刊物《英華青年》發表詩作，其後他到廣州中山大學升學，除了繼續在香港報刊發表詩作，也在內地的《現代》、《新詩》、《詩志》等刊物發表詩作，以感情內斂、採取暗示代替直抒的筆法，參與內地現代派詩歌的發展。

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

早在1935年，著名的五四作家、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許地山便來港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大力改革中文系，又參與社會文化活動，經常作公開演講，在香港的報刊發表小說、散 文等創作，促進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年抗戰爆發後，陸續再有更多內地作家南遷香港，包括著名的蕭紅、茅盾、戴望舒、蕭乾、夏衍等等，他們利用香港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繼續發 表作品、出版刊物或主編報刊，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內容。

1938年，原在上海的《立報》和《大公報》遷港復刊，同年《星島日報》創辦，主編文藝副刊的都是知名作家，如主編《大公報．文藝》的蕭乾、主編《立報．言林》的茅盾和葉靈鳳、 主編《星島日報．星座》的戴望舒等。

1939年，香港已雲集了一批為數不少的內地作家，同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和「中國文化協進會」相繼成立，分別出版機關刊物《文協》和《文化界》。1937至1941年 間，本地和南來作家在香港的創作，不少都和抗戰相關，屬於中國抗戰文學的一部分，如蕭紅在香港完成了《呼蘭河傳》和《馬伯樂》，許地山在香港完成了《玉官》和《鐵魚底鰓》，夏衍、陳殘雲等則參與有關抗戰文藝的討論。

除了內地的知名作家，30年代已在港發表創作的劉火子、李心若、侶倫、鷗外鷗等作者，在抗戰時期仍有作品面世。1939年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成立的青年組織「文藝通訊部」更致力培育香港的青年作者，曾舉辦徵文比賽和文藝講習班，「文藝通訊部」的主要成員有彭耀芬、陳善文、李炳焜、 葉楓等等，他們在1941年創辦了《文藝青年》雜誌。

戲劇方面，30年代香港已有「現代劇團」翻譯外國戲劇並在港演出。抗戰時期，多家大專和中學都成立了自己的劇社，演出話劇作抗日宣傳，1938年由影劇界盧敦、張瑛等人組成的「時 代劇團」則更受注目，先後演出過陽翰笙和歐陽予倩的劇作。

戰後的香港文學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之後，1942年初起大批居民逃返內地，當中包括三百多名文化界人士，由東江縱隊護送離港。香港淪陷期間，文學活動一度沉滯，戰前的報紙大部分已停刊，但在數量有限的報紙副刊上，仍可以讀到部分留港作家，包括戴望舒、葉靈鳳、黃魯等人的散文創作，其中戴望舒一度遭日軍拘禁，在獄中寫下了著名的詩作〈獄中題壁〉。戴望舒出獄後，先後負責過《香島日報》、《香港日報》和《華僑日報》等副刊的編務，1944年在《華僑日報》發表著名的新詩論著〈詩論零札〉。

抗戰勝利後，文學活動得以重新發展，更由於國共內戰的影響，再有大批內地作家來港，包括有茅盾、夏衍、馮乃超等，加上戰前的香港作家如侶倫、李育中等亦重新創作，使戰後的香港文學再度蓬勃發展。這時期刊登文藝作品的園地，報紙副刊有《華商報．熱風》、《大公報．文藝》和《文匯報．文藝週刊》等等；雜誌有《文藝生活》、《野草》、《大眾文藝叢刊》、《新詩歌》和《中國詩壇》等等。

戰後香港文學的特色之一是鮮明的政治色彩，左翼作家以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最終綱領，強調文藝大眾化和「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曾推行「方言文藝運動」，成立了隸屬於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研究部之下的「方言文藝研究會」。主要成員有符公望、黃寧嬰、薛汕等等，他們主張運用廣東方言創作文學。

戰後香港文學的另一特色是寫實手法的運用，如黃谷柳以戰後香港社會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蝦球傳》、江萍以香港淪陷期間東江縱隊在新界的抗日活動為題材的小說《馬騮精》、侶倫以戰後香港一群卑微者的生活為題材的《窮巷》等都是當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