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文學發展與反共文學

20世紀40年代後期，國民黨在中國的內戰中節節敗退，1949年12月國民政府正式遷移到台灣。在此前後，大批大陸移民包括文人、作家，跟隨國民黨政權流徙到台灣。國民黨政府檢討 在大陸失敗的因由，他們以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文藝政策的錯失，讓共產黨得以利用文藝的空間作宣傳，爭取到百姓的支持；因此，遷台後必須加強文藝以至公共言論的掌控。1950年3月國民政府頒布《台灣省戒嚴時期新聞雜誌管制辦法》，1953年修訂實施《台灣省戒嚴時期新聞圖書雜誌管制辦法》，據此查禁所有大陸左翼作家及作品。同時，透過由當時的立法院長張道藩領導的「中國文藝協會」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等機構，以豐厚的獎金和稿酬誘導「反共文藝」的創作。其中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獎勵方式是：（一）每年兩次到三次固定評 選獎金，在徵求的各類作品中，選擇若干贈予較優獎金；（二）平常投稿，經錄取後付予稿費，並介紹到各報刊發表。到1951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創辦了《文藝創作》，集中發表來稿。

這是中國文藝協會的創立宗旨，也可以代表當時國民黨政權的文藝政策：文學的作用就是為政治服務。由於得到政府的強勢支援，中國文藝協會是台灣在50年代成員最多、活力最強，效果也最大的文藝組織。會員從成立之初的150餘人，發展到50年代末的1290人，當時文壇上較為活躍的作家都幾乎是這個組織的成員。

除此以外，1950年蔣經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翌年發表《敬告文藝界人士書》，號召「文藝到軍中去」，設立「軍中文藝獎」，創辦《軍中文藝》。1955年蔣介石發動「戰鬥文藝 」， 更由中國文藝協會推行「文藝清潔運動」，在文壇展開掃黑、掃黃運動。加上《幼獅文藝》、《文壇》、《復興文藝》等刊物的配合，反共文藝盛極一時，重要的作家有姜貴、陳紀瀅、潘人木、王藍、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等。由「反共文學」的生產模式看來，這類作品的作家過於依賴國家體制。在創作構思的時候，作家的意識充塞的都是國族情操，發表作品的媒體也是由國家體制操控；作品的評比，又主要由官方主導的機構設獎鼓吹。這樣由作家創作到讀者群落的營造，一律與國家機器密切掛鈎，而且不斷循環往復，自然會形成與國家體制配合的一種「意識形態文學」。

反共小說

上面談到，反共小說可說是一種意識形態文學，其發展與政治密切相關。反共小說的風潮過後，不少評論者對此都提出嚴苛的批評，如台灣文學史家葉石濤說：「他們的文學來自憤怒和仇 恨，所以五○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為政策的附庸，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彭瑞金也說：「反共文學大鍋菜式的同質性（公式化）、虛幻性和戰鬥性等反文學主張，是它的致命傷，所以儘管它霸佔了整個台灣文學發展的空間，文學的收成還是等於零。」。大陸學者古繼堂又歸納反共小說的公式：一、愛情加反共；二、共產黨勾結日本人打國民黨；三、知識分子誤入共產黨後又覺醒；四、共、日、匪合夥製造人間荒原。他又指出：「五十年代的台灣反共小說是一種公式化、概念化的東西，只要掌握了上述愛情加反共、從迷悟到覺醒兩種公式之後，誰都可以像往籮筐中裝東西一樣，去填塞內容。」

文學史家重視文學的價值，批評政治對文學施加壓力的現象，是負責任的表現，反共小說之備受責難，看來也是理所當然。不過，我們也要留意，這些批評究竟是在維護文學的尊嚴，還是基於不同政治立場而作出的否定。反共小說是意識形態先行的文學，種種批評又是否由另一傾向的意識形態所推動？批評者會不會因為台灣本土意識過於強烈，以致不能接受國民黨以「反共復國」為目標的文藝宣傳？會不會因為堅持擁護共產主義，而難以忍受反共的言論？其實政治與文學的複雜關係，正是我們學習中國當代文學所必須正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