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反共文學時期的文學概況，以下分別從文學環境和文學創作兩方面來介紹。
文學環境
1949年，在國共戰爭中敗北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開啟兩岸半個多世紀的對峙。自1949年 5月戒嚴令頒布後，台灣實行高壓統治。作家的創作自由受到嚴重侵害。文學作品動輒遭到檢查、刪改、查禁、沒收。1949年以前出版的大陸左翼文學作品和理論書籍被查禁，無數台灣本省與外省的知識精英遭到逮捕、殺害或者淪為政治犯，整個台灣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對文藝實行嚴苛的操控，主要是他們認為過去在大陸時期沒有做好文藝宣傳工作，大量知識分子和文人歸向左翼陣營，終致民心背離。在痛定思痛以後，政府把控制文藝作為重建權威、動員社會的首要手段。因而，50年代到60年代，台灣文學也走上政治化的道路，「反共復國」成為文學的第一要務。
反共文學時期的台灣文學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49—1955年，此時政治對文學的干涉最為嚴重；第二階段是
1955—1960年，反共文學進入逐步衰落的過程。
第一階段：1949—1955年
1949年底，文人孫陵在國民黨宣傳部的授意下，創作歌詞《保衛大台灣》，給視為「反共文藝的第一聲」，是國民黨以政治權利介入文學活動的起點。1950年，國民黨把反共復國寫入黨綱，並努力建立了一系列組織，以期控制文壇。同年出現了「反共文學時期」最重要的兩個文學組織。一是1950年3月成立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獎會」），以高額獎金為手段，鼓勵作家撰寫反共文學；二是同年5月4日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以下簡稱「文協」），名義上是民間文學團體，但核心都是國民黨黨員。
文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執行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從「完成反攻抗俄復國建國任務」一句可見文協的政治角色。在此後10年中，由於文協特別注意培植作家，所以一直主宰着台灣文壇。
此後又成立官辦的民間團體：「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以下簡稱「作協」）和「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鼓勵青年和婦女參與反共文學創作。
除文學團體之外，國民黨還創辦大量文學期刊，並在各大日報開闢欄目，專供發表反共文學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文學刊物是文協的《文藝創作》、作協的《幼獅文藝》和軍方的《軍中
文藝》三份雜誌。
第二階段：1955—1960 年
1955年，蔣介石親自發動「戰鬥文藝」運動，希望把反共文學推向新的創作高潮。但是，在盛極一時的文宣大戰中，反共文學的衰敗已經愈來愈清楚地顯露出來。
首先，由於經費問題，反共文學的一個重要樞紐組織—文獎會於1957年停辦。該會所支持的《文藝創作》也隨之停刊。
其次，普通民眾對鋪天蓋地的政治八股失去興趣，反共復國的神話逐漸失去吸引力，坊間開始大量出現消費性的言情小說。
第三，在知識界，有反對國民黨專制的《自由中國》 和《文星》等雜誌，凝聚了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代表是胡適、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
第四，在文學界，一批作家嘗試疏離政治主題。50年代後期，懷鄉文學的盛行，以至女作家的寫作都有意識地避免對政治直接發言表態。另外，現代主義文學悄悄興起，更明白地意味着反共文學時代的衰落。
在這種種力量的綜合作用下，反共文學的政治根據和文學基礎都發生動搖，這一政治化的文學創作潮流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文學創作
在反共文學時期，台灣的主流文學也呈現出明顯的一體化趨勢。極度的意識形態化，使大多數作品淪為政治的傳聲筒，公式化、概念化是戰鬥文藝的通病，但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去國懷鄉的失落感。50年代，由於本省作家尚處於語言的學步階段，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大多為外省人，而作品以長篇小說為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陳紀瀅（《荻村傳》、《赤地》）、姜貴（《旋風》、《重陽》）、王藍（《藍與黑》）、司馬中原（《荒原》）、女作家潘人木（《蓮漪表妹》）等。
除「反共文學」之外，「懷鄉文學」也是50年代台灣文學的一股重要潮流。此類作品以鄉愁為主題，以記敘鄉間傳說和市井民俗為內容，是大陸去台軍民在隔絕的政治環境下普遍的情感寫照。懷鄉文學雖然沒有完全脫離反共的主題，但作品蘊涵更為深邃的人性挖掘，所以文學價值不容忽視。比較著名的小說作者有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詩人有余光中、鄭愁予、
彭邦楨、覃子豪、羅門等，散文有呼嘯（《故鄉別戀》）、歸人（《懷念集》）、梅遜（《北大荒》）。
在懷鄉文學中，女作家的作品尤為引人矚目。其中編輯《聯合報》副刊的本省人林海音和主編《自由中國》文藝欄的聶華苓是推動台灣女性寫作的重要人物。除她們二人之外，此階段比較重要的女作家有蘇雪林、謝冰瑩、孟瑤、琦君、徐鍾珮、鍾梅音、蓉子、張秀亞、郭良蕙等，她們對愛情、婚姻、家庭的關注，對舊情往事的眷戀，打破戰鬥文藝一統天下的局面，她們的小說、散文、詩歌作品猶如一陣清新之風，給枯燥僵硬的50年代台灣文學帶來真摯的人間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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