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代小說的源頭，可以溯源到20年代白話文運動，主要由曾在大陸居停的台灣人發動。先是黃呈聰與黃朝聰提倡白話文以為改良社會的工具，繼而張我軍（1902—1955）在報章上鼓吹「新文學」，引發新舊文學的論爭。論戰的結果是新文學方面取得優勢，從此開啟了台灣的新文學發展。
在這段草創時期，賴和發表了短篇小說《鬥熱鬧》，以西方文學的手法反映台灣民眾的現實生活，可說是台灣新小說的先聲，他還創作了《一桿稱仔》、《蛇先生》等篇。同時期的小說家還有楊雲萍、張我軍、陳虛谷、朱點一等。
詩壇方面，用日語寫的新詩，最早是1924年4月追風（謝春木）在《台灣》雜誌發表的《詩的模仿》四首：《讚美蕃王》、《煤炭頌》、《戀愛將茁壯》、《花開之前》。張我軍以中文書寫的《亂都之戀》於1925年12月在台北出版，是台灣新詩史上第一本詩集。
1930—1931年間，台灣出現「鄉土文學」與「建立台灣話文」的議題，在小說創作的質與量俱有改進，也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創作，作家包括陳垂映、林輝焜、賴慶等。
在30年代，台灣也開始出現了不少供新詩發表的園地，如1930年8月《台灣民報》增闢的《曙光》專欄；1939年邱炳南創刊的《月來》詩刊；1940年龍瑛宗創刊，以詩作為主要內容的《台灣藝術》等。詩社方面，有1933年10月由楊熾昌、李張瑞、林修二等人所組織的「風車詩社」，提倡「超現實主義」，力求擺脫傳統的「現實主義」的限囿，是台灣「現代主義」思潮的先驅。
中日戰爭爆發後，在台灣的日本總督府頒令廢止漢文，台灣進入「皇民化運動」時期，4月台灣報紙全面廢止漢文欄，不久雜誌也跟進，台灣作家如張文環、呂赫若、楊逵、巫永福、龍瑛宗等只能用日語創作。
在1943—1945年間，吳濁流以日語寫成《亞細亞的孤兒》，刻劃主角胡太明一生處在台灣、日本、大陸夾縫中生存的知識分子的覺醒，面對苦難亂離的時代，他由不涉政治、保持自我清高，變為全身投入反抗日本統治與抗戰的隊伍中。吳濁流這部小說，成為後來許多台灣小說的精神源頭，影響非常深遠。
詩刊方面，1942年「銀鈴會」創社，在1945年創刊《潮流》，共出季刊五期，輯錄林亨泰、詹冰等人詩作144首，在當時很有影響。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以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為了使台灣人民早日去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1946年，國民政府禁止報刊用日文。國民政府積極推行國語運動，灌輸中國文學、歷史、地理的知識，宣揚三民主義的必要性。這項「去日本化」以達「中國化」的文化重建工作，由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負責。他大力引進魯迅思想，試圖在台灣掀起一場新的五四運動，以重建台灣的文化。台灣作家也漸次放棄日文寫作，重新使用中文創作文學。
1947年2月28日，台北天馬茶房前發生一場查緝私煙的糾紛，釀成全島空前的暴動。這次台灣史上極為重要的「二二八事件」，其肇因當然遠比表面的官民糾紛複雜得多。它至少包括了日本終結殖民統治後台灣人自覺意識的興起，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的顢頇粗暴，還有日本殖民建設與中國民族主義所代表的現代意義的落差。這次事件雖然被當時政府以鎮壓方式一時平定，但創痕深重，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二二八事件後，日治以來的台灣本土作家逐漸隱退。到1949年，主持《台灣新生報》副刊《橋》的歌雷與楊逵同時被拘捕下獄。同年5月國民政府發布台灣戒嚴令，12月正式將中央撤遷來台，從此開始了台灣由政治、社會，到文化、文學的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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