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後,台灣新詩的發展大體也和小說一樣,經歷了「反共文學」盛行、現代主義興起、鄉土和本土意識萌生、「解嚴」後多元並生的局面。
從五十代的反共詩歌到現代派的形式探索開始,到五、六十年代現代詩運動的深化與抒情傳統的延續,六、七十年代由現代到本土的變化,以至八十年代到世紀末多元化與新世代思維的影響。
然而,詩歌潮流的演變並沒有像小說般明顯。當反共文學大盛時,不少詩人都配合政策,或者為了官方的獎金,大量創作「反共詩歌」,但是也有不少詩人同時自發地經營詩刊,很快就踏上現代主義的探索道路。因此,現代主義詩歌基本上與反共詩歌同期。反共詩歌的作者如紀弦、瘂弦等,同時又是現代主義的倡導者。他們一方面響應官方政策,寫其「政治抒情詩」,另一方面積極發展詩藝,秉持現代主義的宗旨,往內心世界開疆闢土。
五十年代在台灣詩壇出現了反共詩歌的熱潮,但同時又有不少詩人自發地創作,踏上現代主義的探索路上。事實上,反共詩歌的作者如紀弦、瘂弦等,同時也是現代主義的倡導者。他們勇於形式的探險,為台灣現代詩藝開發了廣闊的空間,其中表現突出的包括紀弦、林亨泰、商禽、白萩等。
另一方面,在現代主義的風潮下,提倡知性、主張「橫的移植」的口號雖然響亮,卻也引發重視抒情、探求「縱的繼承」者反彈。前者的代表人「現代詩社」紀弦與後者的領導者「藍星詩社」覃子豪為此爆發一場論戰,但論戰雙方其實還是在新詩現代化的範圍內思考。從文學史的角度看來,二者是互補多於對立。以創作的表現而言,繼承現代派的「創世紀詩社」中人如洛夫、瘂弦等固然有《石室之死亡》、《
深淵》等以知性為主導的作品,但同在現代詩社之列的鄭愁予,也寫下不少抒情詩的佳作。至於藍星詩社的覃子豪、鄧禹平、余光中,以及與這三個詩社都有關連的楊牧等,在推動台灣現代詩的抒情傳統上,均作出重要的貢獻。因此說,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台灣詩壇的主導方向雖然離不開現代主義,但抒情傳統並沒有中絕,反而在經歷現代主義的洗禮以後有更深長的發展。
七十年代初,台灣以現代主義為主潮的當代詩歌,遭受關傑明、唐文標等猛烈批評。這次「關唐事件」把現代詩與現實、傳統的關係正式放在議程之上,而當時不少詩人也重新檢討這20年來台灣當代詩歌的發展方向。一時間,新成立的詩社如「龍族」、「主流」、「大地」、「草根」、「詩脈」、「陽光小集」等,都開始以「關懷現實」、「繼承傳統」為宗旨。台灣現代詩的發展也就由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純粹性的探索,轉變到民族性、社會性、本土性、開放性、世俗性的追求。這個由「現代」到「本土」的過程,正好從《笠》詩刊的變化見到。《笠》詩社主要由本省籍的詩人組成,早期的面貌仍不出現代主義的範疇,但後期關懷鄉土的詩風逐漸發揚,尤其七、八十年代以後,這個方向更加明顯。此時,也出現了以現實主義筆觸描寫鄉土的詩人,其中又以吳晟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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