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8日 星期三

大陸去政治化時期的報告文學

1976年,文化激進派退出歷史舞台,大陸文學就踏進了去政治化時期。在這個階段的散文創作同樣經歷着文學一體化解體的過程。大體說來,從70年代末開始,散文以寫真實為特點,回歸自我意識,恢復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散文傳統。這段時期的散文發展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以反映知識分子生活為主要題材的報告文學得以繁榮,二是以紀事反思為特點的回憶錄散文由此興起。
報告文學
在去政治化時期,報告文學是最先打破知識分子題材禁區的創作形式。大體說來,以知識分子為題材的報告文學發展經過了幾個階段:首先是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第一次突破工農兵文藝的題材禁區,把知識分子當作英雄人物來描寫,表現知識分子勇攀科學高峰、為國爭光的精神;接着是黃宗英的《星》、《大雁情》等,描寫知識分子的生活困境,呼籲尊重知識、關懷知識分子;三是陳祖芬的《祖國高於一切》,表現知識分子在逆境中堅定不移的愛國情懷;四是理由的《高山與平原》和柯岩的《奇異的書簡》、《美的追求者》等,從人性的角度,表現知識分子的人格之美。以下對徐遲和柯岩的作品略作介紹。
徐遲
徐遲,浙江吳興人,詩人、翻譯家和散文家。他是去政治化時期打破知識分子題材禁區的第一位作家。19781月,徐遲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他根據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事跡創作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該文與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一起,從對知識分子形象的重新發現,揭開了去政治化時期大陸文學的序幕。
在這篇報告文學中,徐遲篩選了大量細節,最後把這位以怪僻著稱的科學家定位在對科學高峰的「攀登」上。
作品把陳景潤的過去和現在聚合在一起,先寫他在家庭環境和自身際遇中所形成的孤僻、自卑、克己的內向性格,寫他在新中國成長的條件,然後集中筆力寫他在數學王國裏艱苦探索、踽踽獨行的經歷。陳景潤在六平方米斗室的油燈下,「廢寢忘食,晝夜不舍,潛心思考,探測精蘊」,像「征服珠穆朗瑪峰的英雄運動員」那樣,不屈不撓地前進、攀登,「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淵之上;他只管攀登,在無限風光之間。一張又一張的運算稿紙,像漫天大雪似的飛舞,鋪滿了大地。數位、符號、引理、公式、邏輯、推理,積在樓板上,有三尺深」。
作為一位詩人,徐遲以優美的語言豐富着報告文學紀實體的風格,將抽象的自然科學題材變得色彩鮮明,形象生動。他這樣描寫陳景潤的論文:「這些是空谷幽蘭、高寒杜鵑、老林中的人參、冰山上的雪蓮、絕頂上的靈芝、抽象思維的牡丹」。接着,他又寫下了這樣一段詩意盎然的文字,形容科學家的精神樂園:
且讓我們這樣稍稍窺視一下彼岸彼土。那裏似有美麗多姿的白鶴在飛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點塵土;而鶴頂鮮紅,而且鶴眼也是鮮紅的。它躑躅徘佪,一飛千里。還有樂園鳥飛翔,有鸞鳳和鳴,姣妙、娟麗,變態無窮。在深邃的數學領域裏,既散魂而蕩目,迷不知其所之。
這些描述確實符合文學的標準和趣味。在此以前,徐遲已點明:「陳景潤一身清白。他白得像一隻仙鶴。」在這裏,就如神話故事主人翁得意忘形,顯現了本相,在空中飛舞。
故事中我們還見到神靈輔佐我們的英雄奪寶:引路的使者是「李書記」,以最大的神力為英雄正位,邁向成功之路的是「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敬愛的周總理」、和「英明領袖華主席」。閱讀全篇,讀者所得其實是一個神話英雄歷盡艱難險阻,堅毅不屈,攀上絕頂,而終於成功奪寶數學「皇冠上的明珠」的故事。當這個神話英雄的身份不再是工農兵,而是一位知識分子的時候,其政治意味就非常凸顯了。
隨着作者富有詩意的描述,將所有的正面語言加在陳景潤身上時,讀者才能領會前時合該被批鬥的人物,也可以「露出一種晨光曦微似的理性的美,智慧的美,閃耀着他那為我國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理想而獻身的、內在的美。」於是,大家都要追隨科學之路,為國家「四個現代化」奮鬥。
雖然徐遲在這篇報告文學中仍然說:「沒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不可能寫出如此成熟的論文」,深思的讀者卻也能從中體會這十年的動亂,大陸社會對知識分子所作過的種種迫害,作品也自然具備現實的批判力量。
柯岩
和徐遲一樣,柯岩也是詩人出身的報告文學作家。他是廣東南海人,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1949 年參加革命, 後在《詩刊》擔任副主編。
50年代,她的組詩《紅領巾的歌》曾經名躁一時。70年代中期四五運動期間,又有抒情詩《周總理,你在哪裏?》,以濃重的哀思打動大陸萬千讀者的心。
和她的詩歌一樣,柯岩的報告文學也展示出想像豐富、平中見奇的韻味。她筆下的人物不少是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勞動者,既有遠洋運輸船上堅守崗位的船長《船長》,也有普通的稅務員《追趕太陽的人》,心靈手巧、為國爭光的刺繡女工《東方的明珠》,還有在寂寞中鑽研科學和藝術的知識分子《奇異的書簡》和《美的追求者》等等。
這些普通人的平凡工作,卻在柯岩作 品中閃現出不平凡光彩。比如,在代表作《奇異的書簡》中,作者寫兩位天各一方的科學家十年不間斷的研究通信。這些信全是數學公式和運算程式,的確是外人無法讀懂的「奇異書信」。然而,在柯岩看來,如果將這兩千封信從天上撒下,「將化作漫天飛舞的雪花;從地上行走,將成為一條潺潺的河流,十年不斷的潺潺的河流」。這些想像的渲染,正是報告文學中「文學」成份的表現。在詩意的想像之餘,作品的結尾卻含蓄平實:「這些奇異的信其實並不奇異,它只不過記錄了兩個偶然相識的中國孩子絕非偶然的命運。」
柯岩的另一篇著名報告文學作品《美的追求者》,寫的是大陸著名畫家韓美林的生活。作者從韓美林自幼對顏色敏感,一直寫到他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情況。
篇中記述韓美林這位純美的追求者,如何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入監獄,受盡酷刑。然而,在這些殘暴和瘋狂面前,韓美林卻依靠回想生活的美好的一面,頑強地生存下來。他善於通過小動物、小孩子的形象來刻畫人物的性格。篇中就以韓美林和一隻小狗的深厚友誼,寫畫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精神戕害,又通過韓美林為柯岩小兒子所作的一幅畫像「小綠毛狐狸」,發現那個瘋狂時代不僅帶給成年人痛苦,也給每個孩子造成心靈的創傷。在這幅畫中,「貌似憨厚的小綠毛狐狸端端正正地朝前坐着,連毛都紋絲不動,卻有着那樣狡黠驚覺的眼神,耳朵直豎着」,而柯岩卻 差點流下淚來,她寫道:「這隻小綠毛狐狸刻畫出了那奇特的年代裏一代奇特的少年形象:他們心地純潔,本性爽朗,卻因無情的風雨而過早的成熟,喜怒不形於色,但在極為冷漠的外觀下卻隱藏着十分驚覺、十分易感的靈魂。既有準備隨時迎接風暴的滿不在乎的神態,有着十分痛楚、甚至病態的自尊心。」柯岩通過對這幅畫的描寫,不僅展示了韓美林的以形傳神的畫藝,也看到在她的詩意語言下所暴露出來的時代創傷。
作為一種重要的散文體裁,報告文學直到80年代後期仍然具有相當的活力。喬邁、錢鋼、李延國、劉亞洲等都是後起之秀。這些作家的創作視野更加廣闊,例如劉亞洲的作品就大多直接取材於當代重大的國際事件、戰爭風雲等,如寫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惡魔導演的戰爭》,和披露同年英國和阿根廷之間的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大陸新聞媒體依從阿根廷的立場稱之為馬爾維納斯群島,Guerra de las Malvinas)戰役始 末的《這就是馬爾維納斯》等。他們的報道觀點和大陸官方政治立場一致,與香港接收的西方媒體訊息大為不同。在香港閱讀這些報告文學,其實是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讓我們可以觀察大陸與西方兩個觀點的分野,再進而思考報告文學的意義和局限。
相對於80年代知識分子題材的突破而言,這些青年報告文學家的作品更大膽,尤其他們對社會現實的觀察更為深刻,敢於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變革中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進行正面的揭露和描寫。
其中比較著名的作品如喬邁的《三門李軼聞》,寫的就是某些共產黨黨員的不正作風,引起農村經濟改革中群眾和黨員產生嚴重隔閡的問題。李延國則寫下《中國農民大趨勢》,報告了許多普通的農民實幹者、企業家、外交家的故事,這些人物不再是泛政治化時期的英雄人物,而是有着各種各樣不完美的普通人。作者立意表現他們的勇氣和奮鬥的精神,而這正是去政治化時期大陸改革精神在文本中的體現。
在這些青年作者中,浙江籍的錢鋼是比較引人矚目的一位。他於196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79年派往中越邊境任戰地記者,隨後調入《解放軍報》任記者,1998—2001年任廣州《南方週末》常務副主編,目前就職於香港大學。在唐山大地震十週年紀念之際,錢鋼發表了一篇重要的長篇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引起廣泛反響。
這個作品的特點表現在作 者審視歷史事件的睿智目光和駕馭重大題材的能力。作品並不着意展示自然災害本身,而是透過一幕幕歷史場景,描述人類在自然災害面前的心理體驗,以及對生命價值、道德判斷的思考,再聯繫到社會救助、民族復興、人類與自然抗爭的生命力 等等命題。
在這個作品中,作者將全景式的俯瞰同具體的細節結合:一方面詳盡地描述大災難爆發時的景象,展示大自然的神秘莫測,在可知與不可知的矛盾中;另一方面又細緻刻畫普通人在災難前夕經歷的種種心理狀況。在描寫災難瀕臨、到來之際,插入大量地震數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倖存者的口述實錄等多種歷史資料,使作品在具有歷史真實感的同時,也具有深刻的藝術感染力。《唐山大地震》一書被譽為去政治化時期報告文學作品中的佳作。

2018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大陸泛政治化時期的抒情散文

抒情散文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兩次散文復興時大陸所興起的創作類型。50年代末興起的抒情散文,作者主要是新文學運動中的老作家,他們的創作已經明顯區別於特寫、報告式的紀實散文,大有復興五四小品文的趨勢。然而,這股潮流很快就被政治運動打斷。到60年代初,借文藝政策調整之機,第二波抒情散文熱興起。一種以含蓄的時代頌歌為主題的詩化散文出現了,並逐漸成為泛政治化時期抒情散文的主流。
50年代初的散文復興,與「雙百方針」的實行有關。隨着對文學寫作題材、風格限制的放鬆,老舍、豐子愷、許欽文、葉聖陶等老作家的散文創作逐漸脫離紀實散文的套路,回到個人性情的表現上來,並探索個性化的語言和表達方式。1961年的第二次散文復興,則與反右派運動後文藝政策的緩和、調整有關。這次復興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文體意識的覺醒上,並出現了專業的散文作家,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楊朔、劉白羽、袁鷹、秦牧等等。他們的散文創作,大多受 到古典詩詞和明清散文影響,追求情景交融的詩化意境,講究謀篇佈局和語言的錘煉。
1956年、1957年前後,大陸散文出現第一波的復興。1956年,中國作協編輯《散文小品選》,收錄不少短小散文,以抒情言志的小品為主,通過生活瑣事、一件生活用品或一次遊記,抒寫個人情感和思想體驗,展現了不同於紀實散文的宏大題材和激昂情緒的清新風氣。著名的新文學作家老舍就曾參與其中。
老舍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滿族,現代著名作家、戲劇家。他在1949年以後,創作大量反映國家建設的作品,因而獲授予「人民藝術家」的稱號。1956年,老舍創作了短文《養花》,在文章的開篇,便興趣盎然地寫道:
我愛花,所以也愛養花。我可還沒成為養花專家,因為沒有工夫去做研究與試驗。我只把養花當作生活中的一種樂趣,花開得大小好壞都不計較,只要開花我就高興。在我的小院中, 到夏天,滿是花草,小貓兒們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沒有它們的運動場。
在這篇小文中,老舍完全撇開國家大事,只講個人對養花的興趣。他以圓熟、平易、優雅的京味語言,把一個愛花人對花草的感情,寫得「有喜有憂,有笑有淚,有花有實,有香有色」, 津津有味。然而,他文章的意味又不止於此,借着談花論草,作家表達了自己對生活的理解,他寫道:
「花雖多,但無奇花異草。珍貴的花草不易養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難過的事。 我不願時時落淚。北京的天氣,對養花來說,不算很好。……因此,我只養些好種易活、自己會奮鬥的花草。」
幾句簡單的話,就把文人養花的雅致感傷與北京平民養花的質樸健康區分開來,從而很含蓄地讚美了普通勞動者對待生活的樂觀態度和頑強精神。當然,這種文人與勞動者的對立本是源自時代風氣,老舍也不可能完全避開。在《養花》的結尾,他把直接把養花與勞動結合起來,指出養花也需要勞動,勞動讓人增長見識,並稱這是一種「既須勞動,又長見識」的樂趣。
1961年,《人民日報》開闢《散文筆談》專欄,很多作家、評論家、學者以及讀者都紛紛撰文,論述散文的特點、作用和創作傳統,對推動散文的文體意識,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此階 段,懷古論今、寫景詠物的抒情小品和遊記散文得到迅速發展,因此,1961年又稱為「散文年」。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當代抒情散文三大家楊朔、劉白羽、秦牧。以下分析他們的散文創作風格,從而幫助你了解泛政治化時期抒情散文的特點。
楊朔
楊朔,原名楊毓瑨,山東蓬萊縣人。青年時代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抗戰爆發後參加共產黨組織的革命活動,40年代開始在解放區從事文學創作工作,曾去過朝鮮戰場擔任戰地記者。1955年後加入中國作協,成為專業作家,並以抒情散文著稱。楊朔的重要散文作品有《香山紅葉》、《荔枝蜜》、《茶花賦》、《雪浪花》等,這些作品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成為了大陸當代散文的代表作,一直入選中學課本。
不同於老舍等老一代作家獨抒性靈的路子,楊朔的抒情散文繼承了紀實散文的「頌歌」基調,主題一般都是對新時代、新生活的頌歌,或者是對普通勞動者的讚美。比如在《荔枝蜜》中,作者就通過對小蜜蜂勤勞無私的謳歌,禮讚普通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辛勤耕耘與無私奉獻;在《茶花賦》中,又借茶花的風姿,歌頌國家的美好面貌。除主題明確,符合「時代精神」之外,楊朔的散文在立意、結構和語言上也形成一種不變的創作模式,後來文學界對其也褒貶不一。然而,在當時以至往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楊朔散文於大陸文壇的影響是 相當大的。
以下,我們從《茶花賦》的片斷,從托物言志、結構模式等角度,談談楊朔散文的特點及其利弊。
久在異國他鄉,有時難免要懷念祖國的。懷念極了,我也曾想:要能畫一幅畫兒,畫出祖國的面貌特色,時刻掛在眼前,有多好。⋯⋯
今年二月,我從海外回來,一腳踏進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論季節,北方也許正是攪天風雪,水瘦山寒,雲南的春天卻腳步兒勤,來得快,到處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動花事。
花事最盛的去處數着西山華庭寺。不到寺門,遠遠就聞見一股細細的清香,直滲進人的心肺。這是梅花,有紅梅、白梅、綠梅,還有硃砂梅,一樹一樹的,每一樹梅花都是一樹詩。⋯⋯
究其實這還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請看那一樹,齊着華庭寺的廊簷一般高,油光碧綠的樹葉中間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樣紅豔,每朵花都像一團燒得正旺的火焰。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見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這句詩的妙處的。
⋯⋯⋯⋯
我不覺對着茶花沉吟起來。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勞動創造的。是誰白天黑夜,積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澆着花,像撫育自己兒女一樣撫育着花秧,終於培養出這樣絕色的好花?應該感謝那為我們美化生活的人。
⋯⋯
正在這時,恰巧有一群小孩也來看茶花,一個個仰着鮮紅的小臉,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個不休。
我說:「童子面茶花開了。」
⋯⋯
一個念頭忽然跳進我的腦子,我得到一幅畫的構思。如果用最濃最艷的硃紅,畫一大朵含露乍開的童子面茶花,豈不正可以象徵着祖國的面貌?⋯⋯
《茶花賦》寫於1961年。按照當時正統的批評觀看來,這是一篇通過對「茶花之美」的描繪來歌頌「祖國美好面貌」的抒情散文。文章的描寫逐層展開,首先挑明作者的思鄉之情,但又彷彿閒筆,撇在一旁,沒有細說。第二段便以「一腳踏進昆明,心都醉了」直寫遊子歸來的激動心情,而這心情又非實寫,而是以梅花爭春的景色來烘托情緒。
接下來筆鋒一轉,作者認為梅花也非最深的春色,最深的春色在茶花處。經過一番鋪墊,這才引來文章的主角茶花。在各樣茶花的描繪下,作者由美景想到它的創造者栽種茶花的勞動者,進而讚頌 勞動者,而達到托物言志的效果。
在文章的高潮,作者不再寫靜止的花景,而是寫一群看花的小孩,並由此呼應文章開頭所 提到的那幅寄託愛國之情的畫作。楊朔稱這群孩子是最好看的「童子面茶花」,以他們象徵「祖國的美好面貌」。這最後的一筆,正是全文的點睛之處,把讚美祖國的意思明白揭示出來,達到宣明題旨的作用。
從這樣的分析,可以認為楊朔抒情散文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托物言志,展現詩意;二是講究修辭,烘托渲染;三是前呼後應,章末點題。當時的評論以為,楊朔的散文能把景、情、理融於一爐,依次鋪敘、層層深入,首尾圓合,借鑑了中國古典詩文追求意境營造和講究謀篇佈局的特點。
然而,如果我們離開了那個特定時空的頌歌思考模式,再仔細推敲,卻會發現許多深層的問題。
首先,楊朔散文的結構和修辭作為範本當然可以讓學生認識頌歌寫作的標準模式,但在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思考的空間,容易千篇一律。後來批評家就指出,楊朔各篇充滿詩意的抒情散文其實都沿用同一公式:見景入境抒情昇華點題,篇篇如是,有如八股時文,缺少變化。
再者,楊朔 被稱頌的托物言志,當中的志向基本上都是當時政治風尚的迎合,絕無個人主體或內心世界的反省,例如本篇把兒童的臉稱作「童子面茶花」,又以之象徵「祖國面貌」,其表情達志就是因為這種集體主義的導向而顯得造作生硬;結尾的點睛之筆,與其說是昇華文章的主題,不如說是造作的主題破壞了文章所營造出的花海春深的優美意境。
更有甚者,楊朔散文常常強調生活體驗的重要,但如《茶花賦》一篇所建構出來的美境,卻 與現實生活嚴重脫節。有學者指這篇文章創作於1961年,當時 國家正處於大飢荒的艱難境況,社會環境並非如楊朔講的只有春天和陽光的詩情畫意,他的所為難免有「粉飾太平」之譏。
然而,我們對作家的創作也不宜過於苛刻,因為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已經很難要求個別作家逆反國家政策的強勢徵召和種種規範。事實上,楊朔已經為保存人們的審美感受付出了應有的努力。
劉白羽
劉白羽,北京市人。1938年到達延安從事文藝工作。作為一位軍人作家,劉白羽的主要成就在報告文學和抒情散文,代表作如《日出》、《燈火》、《長江三日》、《櫻花漫記》等都收入散文集《紅瑪瑙集》中。
秦牧曾稱讚劉白羽的散文「充滿了時代的戰鬥氣息,感情強烈,詩意濃厚,境界遼闊細膩,風格剛健清新 」。
《長江三日》正是體現這種風格的抒情名篇。文章所寫的是作者乘坐「江津」號江輪,從重慶經三峽到武漢航程中三天的見聞和感受。第一天寫進入三峽之前,長江兩岸旖旎的風光; 第二天以濃墨重彩寫長江三峽的奇絕景色:瞿塘峽的險峻、巫峽的奇麗、西陵峽的急流險灘;第三天則寫船到武漢之後長江的平靜、壯闊。
文中,作者仔細觀察長江的美景,不斷觸發聯想和感受。他有意與酈道元眼中「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的長江相比,有意與李白眼中「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的長江相比,又與蘇東坡眼中「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長江相比,力圖借長江美景勾勒出「新中國激流勇進的時代風姿」。比如西陵峽一節中,作者寫道:
初下泄灘,你看着那萬馬奔騰的江水會突然感到江水簡直是在旋轉不前,一千個、一萬個漩渦,使得『江津』號劇烈震動起來。 ⋯⋯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號用盡全副精力,戰抖着,震顫着前進。急流剛剛滾過,⋯⋯船便沿劍峽。這兒完全是一條窄巷,我到船頭上,仰頭上望,只見黃石碧巖,高與天齊,再駛行一段就到了青灘。江面陡然下降,波濤洶湧,浪花四濺,當你還沒來得及仔細觀看,船已像箭一樣迅速飛下,巨浪為船頭劈開,旋捲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蕩開去。江水像滾沸了一樣,到處是泡沫,到處是浪花。⋯⋯這時我正注視着一隻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這青灘的聲勢十分嚇人,但人從洶湧的浪濤中掌握了一條前進 途徑,也就戰勝了大自然了。
在這段景色描寫中,劉白羽對西陵峽的幾處險灘作了細緻的描繪,而他對驚濤駭浪的描寫,正是寄情於景,烘托江中客船的頑強拼搏的形象,那小小的木船,象徵人類與大自然搏鬥的勇敢精神。
評論家以為劉白羽這篇文章,說明了「一切景語皆情語」,不僅讓我們看到長江千里如畫的壯闊美景,更展現了五、六十年代大陸社會所洋溢的革命激情,和豪放、曠達、進取的時代精神。當然人與自然的關係其實不一定是對立相剋的,只是當時思潮的主流就是「人定勝天」,以鬥爭為生活的常態,《長江三日》一文反映了這種時代思潮,甚至可說是當時文風的典範作品。
綜觀劉白羽的作品,幾乎都不表現自我內心情感,只表達時代大我的精神面貌,因而風格陳陳相因,充斥政治說教的氣味,與當時所盛行的政治抒情詩頗為類似。
秦牧
秦牧,本名林覺夫,廣東澄海人。生於香港,三歲隨父母去新加坡,1932年歸國。青年時代曾在汕頭、香港等地求學。抗戰中參加救亡運動和大後方的民主運動。抗戰勝利後,在香港以職業寫作為生。1949年以後,回國任廣東省文聯副主席等職。秦牧的文學創作以散文為主,既有抒情散文的情緒,也有知識性隨筆的內容,還兼具雜文的機智深刻,在泛政治化時期,是獨樹一幟的散文家。秦牧的重要作品有《故戰場春曉》、《土地》、《花城》、《社稷壇抒情》等篇,又以散文集《花城》和文藝理論隨筆《藝海拾貝》最為有名。
秦牧的散文不同於楊朔的曲折,也不同於劉白羽的宏偉,而是以博雜著稱。他的散文選材廣泛,且以知識性、趣味性見長:有勾勒時代風雲的,有描寫風物人情的,有談社會問題的,有講生活哲理的,有寫花鳥魚蟲寓生活知識於娛樂休閒……,無所不有。
比如,《花城》寫羊城年宵花市,十里花街、萬眾歡騰的盛況。花海、人海,頭緒繁多;可秦牧一路娓娓而談,寫來有條不紊、文序井然。他從廣州的奇花異草,以及廣州人對某種花朵的喜愛,寫出人們對生活之美的追求,從買花人的身份抒寫對勞動之美的讚頌,從花市的繁盛映襯時代之美;最後,由年宵花市一地一時之樂, 聯想到人類的共同情感,昇華到「億萬人的歡樂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歡樂」的境界。
《秋林紅果》寫北方的山楂雖然形體小,味道也平常,卻博得南北各地人們的喜愛,由此想到「外表平凡,實際都很卓越的人物」。
我們根據秦牧在散文集《花城後記》中的一些話,分析他是怎樣理解散文創作的。
每個人把事物和道理告訴旁人的時候,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方式。這裏採取的是像和老朋友們在林中散步,或者燈下談心那樣的方式。
我在這些文章中從來不回避流露自己的個性,總是酣暢淋灕地保持自己在生活中形成的語言習慣。我認為這樣可以談得親切些。
如果一個人一天有一點兒時間在閒談、下棋、看花、打康樂球不算「脫離政治」的話,為什麼在出版物裏面登一些 拉雜閒談的知識性的文章,就叫做「脫離政治」?
在泛政治化時期,秦牧的散文堅持了中國現代散文那種可貴的「談話風」。
自五四之後,就不斷有人提到現代白話散文應如家常閒談。20年代魯迅的《語絲》雜誌便提倡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而秦牧散文最顯著的風格便在於此,在談天說地中對讀者潛移默化。
這種談話風格也促成秦牧的散文的第二個特點:行文酣暢淋灕、結構靈動。他的文章沒什麼固定章法,看似拉雜閒談,但實際是從一點向四方作跳躍性的生發,在密集的趣聞、知識中向前推進,不經意中就把讀者帶往既定的目標,無需任何渲染,那要傳達的意義就自然地呈現在讀者眼前,使人會之於心。
第三,秦牧的散文風格輕鬆睿智,旨在寓教於樂。他很少直接配合宣傳做虛假文章,而是盡量在時代所允許的範圍內堅持創作者的個性。
當然不能說秦牧沒有矯情的時候,他的文章也有跟在官定政策後面喊口號的成份,但總體而言,在泛政治化時期,在「脫離政治」是極負面的標籤的時候,秦牧的散文與同期大多數作品大異其趣,其中不少作品至今讀來仍然清新可喜,令人增長見識。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大陸泛政治化時期的紀實散文

大陸泛政治化時期的散文主要受解放區文學影響,有紀實散文、抒情散文、雜文,以及少量的地下寫作幾種類型。我們將逐一介紹這幾類散文的特點。
紀實散文
50年代初,大陸紀實散文發達,除受到解放區散文影響之外,還與「抗美援朝」的戰爭有關。在戰地傳來的都是正面的消息,人心一時振奮,因而朝鮮前線的戰地報告受到讀者空前的歡迎。巴金、劉白羽、楊朔等著名作家都寫過關於朝鮮戰場的文章,其中,以軍隊作家魏巍的散文影響最大。
魏巍
魏巍在抗戰爆發後加入八路軍,長期生活在晉察冀根據地(即抗日戰爭期間共產黨在山西〔晉〕、察哈爾、河北〔冀〕接壤地區的根據地),他曾以「紅楊柳」的筆名寫過詩。在韓戰爆發後,魏巍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兩次深入朝鮮前線採訪,先後發表了《漢江南岸的日日夜夜》、《誰是最可愛的人》、《戰士和祖國》等作品,並以「誰是最可愛的人」為題結集出版,其中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更成為50年代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在這篇通訊中,魏巍截取朝鮮戰場的三個片斷:松骨峰戰鬥、志願軍救朝鮮兒童和防空洞裏就着冰雪吃炒麵的情景,塑造出中國軍人崇高、英勇的品質。比如在松骨峰戰鬥中,魏巍為讀者描繪了一幅慘烈的戰地圖景:
烈士們的屍體,保留着各種各樣的姿勢,有抱住敵人腰的,有抱住敵人頭的,有掐住敵人脖子把敵人摁在地上的,和敵人倒在一起,燒在一起。還有一個戰士,他手裏緊握着一個手榴彈,彈體上沾滿腦漿⋯⋯另有一個戰士,嘴裏還銜着敵人的半塊耳朵。
筆鋒似是冷靜客觀,但所選取的描畫角度,與讀者被導引的接受方式,顯然在於鼓動熱血的愛國心,以英勇殺敵去解釋戰場上血腥與殘暴的施與受。「敵人」似是可以而且應該肆意虐殺的生物,而中國軍人的失去生命,則以一種特殊的抽離方式,盡量消抹哀憐痛惜的感受,換上高昂的意氣,以建立「烈士」形象,打造成為供奉膜拜的雕塑,讓讀者讚美歌頌:
朋友,當你聽到這段英雄事蹟的時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覺得我們的戰士是可愛的嗎?你不以我們的祖國有着這樣的英雄而自豪嗎?
我們的戰士,對敵人這樣狠,而對朝鮮人民卻是那樣的愛,充滿國際主義的深厚熱情。
事實上,國際政治風雲變幻,這些意識形態的抑揚褒貶可能只在特定時空有效。不過,在 50年代大陸的政治體制下,當然不能容納古樂府《戰城南》一類的反戰思想。對「志願軍」的歌頌,是政治交給文藝的任務,而魏巍是成功地完成任務了。
除了以上雕像式的戰場描寫之外,魏巍還以戰鬥以外的生活場景烘托志願軍的形象。文中有一段記述士兵在冰雪中吃炒麵的情況,魏巍將鏡頭拉進,以對話形式切入,交代戰士的聲音:
「我在這裏吃雪,正是為了我們祖國的人民不吃雪。他們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裏,泡上一壺茶,守住個火爐子,想吃點甚麼就做點甚麼。」
這是鼓動讀者用自己身處相對舒適的環境去體味一個由文本傳導而來的艱苦世界,從具體的差異轉化成情感上的歉疚以至敬慕。與戰場描寫並置,一剛一柔,並濟互補。當時的讀者就認為,作者把中國軍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們對祖國人民的熱愛,與對敵人的仇恨形成鮮明對比,從而使中國志願軍的形象顯得更加豐滿可愛。事實上,這一類頌歌中的柔情,誘導能力往往最強。讀者會因感動而熱血,含着淚往前衝,俯首聽命於神聖偉大的號召。
請閱讀以下《誰是最可愛的人》的開首和結尾,結合以上分析,討論魏巍散文的特點。
在朝鮮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東西感動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縱奔流着;我想把一切東西都告訴給我祖國的朋友們。但我最急於告訴你們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經歷,這就是: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
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呢?我們的戰士,我感到他們是最可愛的人。
⋯⋯
親愛的朋友們,當你坐上早晨的第一列電車走向工廠的時候,當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時候,當你喝完一杯豆漿,提着書包走向學校的時候,當你和愛人悠閒地散步的時候⋯⋯朋友,你是否意識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許很驚訝地說:「這很平常的呀!」可是,從朝鮮回來的人,會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請你意識到這是一種幸福吧,因為只有你意識到這一點,你才能更深刻地瞭解我們的戰士在朝鮮奮不顧身的原因。朋友!你是這麼愛我們的祖國,愛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你一定會深深地愛我們的戰士—他們確實是我們最可愛的人!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魏巍散文的第一個特點是選材精準、情節安排得宜。他通過松骨峰戰鬥刻畫了中國志願軍的烈士形象,又以士兵救助朝鮮兒童,展現他們的國際主義精神,然 後通過戰地的艱苦生活,體現他們的奉獻精神。魏巍散文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以抒情推動議論,召喚讀者的感情來達成政治任務。從文章開首,魏巍就開始展現他的情感流向,引導讀者從情的角度去理解參加朝鮮戰爭的中國士兵。到了結尾,魏巍從朝鮮戰場的硝煙中跳出,思緒轉到國內相對平和的生活。他使用一連串排比句,描繪人民的日常生活圖景,與前文朝鮮戰場的艱苦形成強烈對比。通過比較,讀者對志願軍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同時,作者不遺餘力的熱情謳歌,又對讀者直接提問, 催逼讀者的情緒反應。這樣由情起,又以情結, 一往情深;在作者的引導下,讀者自然而然地與作者達成情感的共鳴,使原本生硬的政論主題,取得感人至深的效果。
這篇通訊的發表在全國引起轟動,志願軍也因此獲得「最可愛的人」的稱號。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的成功,預示着特寫、報告文學在當代中國的重要地位,並為泛政治化時期的散文奠定了頌歌的基調。除這篇通訊之外,魏巍的《依依惜別的深情》、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劉白羽的《朝鮮在戰火中前進》等都是朝鮮戰場紀實的名篇。此外,散文報告集《志願軍一日》等大型的紀實散文集也流傳頗廣。
不過,在1956年短暫的「百花時代」,文壇發起「干預生活」的口號。在這一背景下,紀實散文的頌歌風格發生變異,出現了若干具有批判現實意味的特寫,如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耿簡的《爬在旗杆頂上的人》、白危的《被圍困的農莊主席》等。不過,這些作品並非都是真人真事的報道,因此,也有論者把這些作品視為「小說」。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被打為右派,所以紀實散文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並沒有在泛政治化時期發展起來。

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什麼是古語詞?為什麼現代漢語要吸收古語詞?

古語詞是由古代流傳下來的詞。這些詞有些用以反映過去的事物或陳舊的思想,因而只能在古漢語裏使用;另一些則繼續維持其生命力,因而可以進入現代漢語的範疇。這些進入現代漢語範疇的古語詞,有些成了基本詞,像「天」、「人」、「地」、「風」、「雷」、「火」等。這些詞自古至今在意義上毫無改變,在意義上為古語詞。現代漢語所指的古語詞,大部分都是在書面上使用的文言詞。
現代漢語使用這些文言古語詞,主要原因為:
  1. 表示莊重的色彩:例如「晉見 」、「閣下」、「逝世」、「迎迓」等,目的在於表示莊重、嚴肅,換上了別的現代語詞,就不會取得相同效果。
  2. 表示委婉的語氣:如「撥冗」、「光臨」、「謹請」、「惠顧」、「致意」等,目的在於表示對人的尊重和自謙,是一種委婉而表敬的語氣,換上了別的現代語詞,便無法取得相同效果。
  3. 表示諷刺、幽默的作用:在現代漢語的作品中,偶爾會運用一些文言語詞,旨在產生諷刺的作用,帶來幽默詼諧的效果。例如「小朝廷」、「土皇帝」、「欽定」、「御用」等都含有諷刺的意味。另外,「這樣子的電影,拍來一無是處,真是吾不欲觀之矣!」當中的「吾不欲觀之矣」,可以加強說話的幽默效果。

大陸散文發展概況

在大陸當代文學史上,散文是一種比小說和詩歌更為靈活的文體,具有抒情與敘事兼顧的特點,這使它成為記錄時代風雲和人生悲喜的最佳載體。
在泛政治化時期,大陸的散文創作受到解放區文學的深刻影響。特別是1949年以後,隨着政治社會的改變,文學必須承擔起宣傳和歌頌時代的任務,富於社會批判精神的雜文因而逐漸在文壇消失,而個人化的抒情散文也由於集體主義精神的高漲而呈衰落之勢。相比之下,以敘事紀實為特徵的新式散文,如通訊、特寫等,成為了這一階段散文創作的主要類型,而軍隊作家魏巍是敘事性散文的主要代表人物。
不過,敘事性散文的創作同樣受到時代制約,只能選擇歌頌新時代的主題,或者描寫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容,「散文通訊化」的趨勢由此而形成。這類程式化的作品遠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陸文壇曾出現過散文的復興。最初是在1956年「雙百方針」的影響下,老舍、豐子愷、許欽文、葉聖陶等老作家紛紛以遊記、生活瑣事、親友傳記等形式,探索新中國抒情性散文的發展,但這種個人化的寫作很快就被反右派運動打斷了。到1961年,一種帶有含蓄頌歌意味的散文在文壇興起,既相容了抒情散文和通訊報道的特點,又具有一定的知識性,形成「以小見大」、「托物言志」的「詩化」風格,楊朔、劉白羽和秦牧等是此類散文的代表作家。與此同時,在「干預生活」的口號下,一度出現揭露現實生活落後面的報告文學(又稱特寫),如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等。夏衍、唐弢、鄧拓、吳晗、廖沫沙等人也以雜文的形式批評社會,針砭時事。然而,這些批判性的散文作品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給作家帶來不少的麻煩,特別是鄧拓的《燕山夜話》和以「吳南星」為筆名的《三家村劄記》,在1966年直接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除上述作品外,泛政治化時期還有一些以回憶錄和傳記形式創作的散文作品,作者既有革命者,也有國民黨的將領,甚至末代皇帝溥儀等。可是,除革命回憶錄之外,其他回憶錄多以「內部參考資料」的形式出版發行。另外,在文革時期,還有一些老作家從事地下散文寫作,堅持維護個人心靈的自由。
在去政治化時期,大陸散文的發展旨在突破泛政治化時期所形成的創作模式。70年代末開始,以「撥亂反正」為目的,以「寫真實」為特點,出現大批回憶反思性的散文,而以巴金、孫犁、楊絳、黃裳為代表。此外,新時期的報告文學重現繁榮。為滿足反映時代變遷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要求,文藝界特別重視報告文學。19791986年,中國作協連續舉辦四次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的評獎,並出版專門發表報告文學的刊物,大力推動報告文學創作的發展。徐遲、柯岩、陳祖芬、錢鋼都是當時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
到多元化時期,散文創作向五四時代「獨抒性靈」的抒情風格回歸,由側重對客觀世界的描寫,轉入到個人的自我經驗和內心情感的表達。因此,報告文學、回憶錄、史傳文學等敘事文體和雜文等議論文體不再是創作主流,抒情散文構成主要的創作方向,同時,以女性生活為內容的散文也由此興起。這一階段重要的散文作家包括賈平凹、汪曾祺、張承志、史鐵生、葉夢、唐敏等。
進入9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大陸社會對沉重的歷史話題失去興趣,民眾熱心於物質生活的追求,讀者的文化消費意識增強。在圖書市場上,散文成為一種輕便易讀的文化快餐。專門刊登散文的雜誌,如《散文》、《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都受到讀者歡迎。1992年,小說家賈平凹重回散文創作的道路,創辦《美文》雜誌,以期重現新文學的散文高峰。然而,這時最受歡迎的卻不再是五四時期的抒情散文,反而是30年代的閒適小品重新暢銷起來。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等人的文風明顯影響了散文的創作方向,從而引發了90年代的散文熱。在這個創作熱潮中,除散文作家外,不少學者紛紛加盟散文創作隊伍,比如金克木、張中行、余秋雨等。學者的加入,提高了散文的知識含量和思想深度。他們的創作以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 問題為內容,以中國歷史文化現象為描寫對象,借此抒發現實關懷。這些散文常以遊記的面貌出現,又稱作「文化散文」,為90年代大陸散文寫作開拓新路。

2018年11月21日 星期三

大陸邊緣化的九十年代詩歌

在朦朧詩後的喧嘩和躁動中,詩壇走向多樣化,但卻並沒有走向真正的繁榮;相反,在90 年代,詩歌越來越邊緣化,僅在作者的小圈子中流傳。這種邊緣化的狀況,一方面是由於市場經濟的運作和文學商品化所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詩人們主動的選擇。他們首先不再熱衷於爭取得到主流詩壇認可,而是傾向於依靠商業的力量,開闢獨立的創作空間。大略而言,90年代的詩歌可以分成兩大主要陣營,一是與文學權力和文學成規相對抗的民間詩人,二是以大學為依託的知識分子寫作。前者以南京的他們文學社成員為主導,後者以各地的學院詩人為代表。
他們文學社的靈魂人物韓東,在90年代提出詩歌不僅要回到日常經驗,詩人更要拒絕一切附庸地位,爭取得到獨立思考和自由創作的「民間精神」。他所謂民間實際是一個立場問題,它既獨立於意識形態,也不認同西方話語。同時,民間又強調價值取向的獨立,既捍衛作家的創作自由,也要求作家的身份自由。
在當時的建制下,大陸的作家身份必然寄附在全國各級文聯、作協等單位的會籍上。為了保證自由的實現,以韓東為首的一批青年文學家提出異議。韓東首先退出這些文聯、作協的組織,成為一名自由詩人和作家。到19985月,他又聯合南京其他兩位著名的新生代詩人和作家朱文、魯羊,發起名為「斷裂」的問卷調查。
透過他們設計的「斷裂」問卷和56名青年詩人、作家的答案,韓東等揭示了青年文學家對大陸現行文學制度的不滿。他們發現大陸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和依附性不僅有精神傳統,而且也有其物質保障,也就是現行的文學秩序和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殘留形式,比如權威雜誌、各級作協,對進入圈內的中堅知識份子的控制和異化。「斷裂行動」的理想就是要提醒作家避免成為圈子的既得利益者,並認為只有退出體制、放棄權力才能保持精神獨立。當然,韓東關於民間的設想和斷裂行動有相當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這使得「斷裂」的精神很難在現實中得以實現,因而它對體制的對抗力量也就非常有限。
在這次以民間為號召的斷裂行動中,雖然引發了不少反文化的、追求粗鄙風格的詩歌出現,但面世的作品也有一些是比較成熟和優秀的。如《他們》的主要創刊人之一于堅的詩作就是 其中的代表。于堅的詩歌創作經過三個階段,在80年代初主要以家鄉雲貴高原的人文自然環境為題材;80年代中期,開始以城市日常生活為題材,進行口語化的寫作;到90年代,則進入一個詩歌實驗的階段。90年代的重要作品有詩集《對一隻烏鴉的命名》、《事件》系列,和長詩《0檔案》等。除此以外,被指為民間詩人的還有伊沙、沈浩波、侯馬、徐江等人。他們的詩歌風格各自不同,但在價值取向上有相似之處,即堅持從世俗取材,以口語寫作,對政治、文化權威堅持批判等。在90年代,民間詩人 與知識分子寫作一派的詩人發生過激烈的論爭,但這次論爭主要是意氣之爭,對當代大陸詩歌的推進沒有重要影響。
九十年代詩壇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知識分子寫作。相對於詩壇反文化、粗鄙化、拋棄精神深度的創作傾向,一批學院背景的詩人提出「知識分子寫作」的命題。1988年,西川、陳東東、老木創辦《傾向》雜誌,倡導「以知識分子的態度、理想主義精神和秩序原則為宗旨的」詩歌,要突出詩人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以及詩歌的古典主義旨趣。因此,評論者以為這一陣營的創作內涵比較豐富,代表作包括臧棣的詩集《燕園紀事》,西川的組詩《厄運》、《芳名》,歐陽江河的長詩《懸棺》、《關於市場經濟的虛構筆記》、《計劃經濟時代的愛情》和《哈姆雷特》,王家新的《帕斯捷爾納克》、《卡夫卡》等。此外,張棗、鍾鳴、蕭開愚、孫文波等也給歸入知識分子寫作的群體。
總體說來,新生代詩歌並非一個穩定的流派,並沒有統一的詩歌理論和創作路向,僅僅是粗略的劃分。然而,在發展過程中,新生代詩歌與朦朧詩相比,仍然有自己的特點:
  1. 新生代詩歌產生於一體化文學格局土崩瓦解的時期,因而它在價值取向上具有多種選擇的可能。而朦朧詩則發生在去政治化的過渡時期,它必須要與統一的意識形態和一體化的極左文學成規對抗,因此,朦朧詩在創作方法、價值觀上的選擇是有限的。
  2. 朦朧詩具有啟蒙者的懷疑精神,強調個體命運的悲劇感,但是,朦朧詩並不頹廢,它在摧毀過去的同時又憧憬着自由,具有一種樂觀的崇高感。但是,新生代詩歌的品質完全不同。隨着大陸市場經濟興起,社會和文學都在快速物化。在這個價值真空的時代,詩人無法維持崇高的道德觀念,也不一定要扮演歷史、社會代言人的角色,而是更強調在普通庸常的人生中發現詩意,捕捉對日常生活原生狀態的感受。
  3. 新生代詩歌繼續朦朧詩的探索精神,顛覆朦朧詩注重直覺、多用比喻和象徵等修辭技巧的抒情風格,追求更加多樣化的形式變革。
  4. 新生代詩歌比朦朧詩更加自覺地爭取創作的獨立空間,不再受主流詩壇左右,同時,也比較自覺地退出社會生活,逐漸成為邊緣化的文學活動。

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舉例說明語素、詞和詞組的分別

詞是可以獨立運用的最小結構單位,也就成了造句的自然單位。我們造句時,總是把詞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放進句子之中。這一特點把詞和作為構詞單位的語素區別開來,也把詞和詞組區別開來。
語素跟詞一樣,是音和義的結合體,但其功能是造詞,而不是造句。因此,語素可說是造詞的最小語言單位,而不是造句時可以獨立運用的最小語言單位。另一方面,語素只能表達部分的意義,難以周全而完整地反映有關的概念。 譬如說「大學生要服務社會」 這句話,「大學生」、「要」、「服務」、「社會」等都是詞,而「大」、「學」、「生」、「服」、「務」、「社」、「會」等則是語素,可以跟其他語素構成另一個詞。由此可知,詞無論在聲音和意義上都比較固定,不能隨便更改,否則,「大學生」變成「大的學生」,這便不是原來的意思了。
詞組可以按語法規律來擴展而意思不變, 譬如「勤奮用功」可以擴展成「勤奮而用功」、「勤奮和用功」,意思跟原本的相同。詞組也是造句單位,但這是較大而不是最小的造句單位。

2018年11月16日 星期五

大陸多元化時期詩歌

八十年代中期,隨着《今天》詩人紛紛移居海外,朦朧詩的主力基本停止國內的活動,而這一詩潮的創作也在不斷的重複、模仿中失去活力。1984年,作為詩歌運動的朦朧詩已經退潮了,但詩壇多樣化趨向反而因此更為明顯。與此同時,一批更加年輕的詩人在詩壇崛起了。他們大多生於60年代,主要活躍在江浙的南京和上海,以及西南的雲南、貴州和四川,這一群在朦朧詩之後從事先鋒詩寫作的青年詩人獲稱為「新生代」詩人(或「第三代」詩人)。他們認為朦朧詩被過早地經典化,使得現代漢語詩歌的深入探索無法推進。因此,在朦朧詩退潮的幾年中,新生代詩人開展多次以「斷裂」為號召的詩歌運動。同時,詩壇不停地崛起新的社團、流派,他們把語言實驗等同於詩歌寫作,並以一種類似江湖門派紛爭方式推動詩歌觀念的不斷更新。這種情況成為多元化時期大陸詩壇的特有景觀。
朦朧詩之後的詩歌流派
1984年後,新生代的創作、社團和民間刊物均達到一定規模。四川是新生代詩歌團體最為活躍的地區,主要有「整體主義」、「新傳統主義」、「非非主義」、「莽漢主義」、「女性詩歌」等多個流派。南京和上海也有兩個重要的詩歌團體,分別是南京的「他們文學社」和上海的「海上詩群」。此外,在各地大學中也有相當數量的校園詩歌湧現。
四川是新生代詩歌的一個策源地。在眾多詩歌流派中,莽漢主義表現出一種反文化的姿態,其主要成員有萬夏、胡冬、李亞偉、馬松等。他們自稱是「腰間掛着詩篇的豪豬」,認為詩歌就是「最天才的鬼想像,最武斷的認為和最不要臉的誇張。」到90年代,莽漢後繼者的反叛失去方向,炫耀粗俗使這一派詩歌逐漸失去活力。
南京的他們文學社也是新生代詩潮中的一個重要群體。這個團體成立於1984年,主要成員有韓東、于堅、呂德安、陸憶敏、丁當、朱文和朱朱等人。1985年,《他們》雜誌創刊,到 1995年終刊,一共出版了九期。「他們文學社」的共同創作取向是:反對用詩歌承擔歷史重負,發表政治宣言;要求詩歌「回到詩歌本身」、「回到個人」;強調日常生活的體驗和日常語言的運用,避免象徵、比喻的浪漫傾向,追求冷靜、清晰的風格。
上海的新生代詩歌的重要社團是成立於1984年的海上詩群,主要成員有默默、劉漫流、孟浪、王寅、陳東東、陸憶敏等。他們的口號是「保衛詩歌」,雖然也重視對日常生活的處理,但是卻沒有向詩歌的口語化和生活化方向發展。海上詩群一直關注知識分子在文化危機中的責任問題,因此,他們的詩歌努力保持着知性色彩和貴族氣質。
朦朧詩之後的女性詩歌也是80年代後期的一大亮點。女性詩歌並不是一個嚴格的流派,而是一種以性別意識為標準的分類方式。當時比較著名的女性詩人有海上詩派的陸憶敏、四川的翟永明、朦朧詩運動中嶄露頭角的王小妮和唐亞平、伊蕾、海男等人。
除上述流派外,在朦朧詩退潮後還有一些重要的青年詩人活躍在北方詩壇。海子是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位。
他原名叫查海生,15歲考進北京大學法律系,並開始創作詩歌。畢業後在北京政法大學任教,19893月在 山海關臥軌自殺,年僅25歲。海子去世時留下幾萬行詩,包括三百多首抒情詩和七部長詩(稱為「《太陽》七部詩」),以及幾部詩劇和部分未完成的斷章文稿。在生時,他的作品雖收入一些詩選,但個人詩集卻從未正式出版,面世的只有少量自印 本。海子的抒情詩有《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春天,十個海 子》等,史詩類作品有《土地》、《遺址》等。
下面是海子《亞洲銅》一詩,我們可以評析他的抒情詩特點,留意當中意象的變化。
《亞洲銅》

亞洲銅 亞洲銅
祖父死在這裡 父親死在這裡 我也會死在這裡
你是唯一的一塊埋人的地方

亞洲銅 亞洲銅
愛懷疑和愛飛翔的是鳥 淹沒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卻是青草 住在自己細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亞洲銅 亞洲銅
看見了嗎? 那兩隻白鴿子 它是屈原遺落在沙灘上的白鞋子
讓我們——我們和河流一起 穿上它吧

亞洲銅 亞洲銅
擊鼓之後 我們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臟叫做月亮
這月亮主要由你構成

《亞洲銅》寫於198410月,是海子前期的重要作品。初發表時,他在標題上註明「土地」、「亞洲的黃土地像銅一樣」等字樣。因此,可以說,「亞洲銅」的顏色和質地隱喻中國北方堅硬強悍的黃土地;海子眼中的中國亞洲、東方是一塊 深藏在亞洲大陸下的堅實礦苗。第一節的重點是那「唯一的一 塊埋人的地方」,指向黃土地是最明顯不過的理路;但從標題以至第一行開始就重複出現的意象卻是「亞洲銅」立體、具有雕塑感的銅,於是讀者打從開篇就要面對把平面土地寄寓在立體銅雕,這種跳躍的、變形的邏輯,必須改變一貫的思維習慣,重新整理閱讀的策略。第二行出現「我」的祖父、父親, 與「我」,顯示民族生命的連綿延續,但「我」的着眼點卻是「死」同埋地下;「生」與「死」又有詭異的接合。海子這種異常的詩思,確能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節出現了動態的自然景觀,鳥和海水是躁動不安的,但與土地相連的卻是「青草」,可以讓「野花」依賴信託。
第三節又出現鳥和水,但這是「白鴿」和「河流」,這新的形貌又有新的內涵。第二節的飛鳥和海水似乎與大地亞洲銅不能融合無間,但在變形以後,「白鴿」是「屈原遺落在沙灘上的白鞋子」(把鞋子、白鴿和屈原結合起來,也是海子此詩一個非常精妙的巧思奇喻)。屈原雖是上下求索的詩人寄寓了海子對詩的追求,但他終歸「臨睨夫舊鄉」,與僕人、坐騎同樣「蜷局而不行」(《離騷》),對故土戀戀不捨。「河流」固可以是屈原自沉的汩羅江水,它流轉不息,直到今天,是永恆,也是新生。
「我們」和「河流」穿上屈原遺下來的白鞋子,跟着他的步履,承接詩歌的使命,一直追尋,又與故土緊密相連,延續文化血脈。
最後一節,詩人從「銅鼓」的形狀聯想到月亮,在「亞洲銅」之內看到「黑暗中跳舞的心臟」,這脈動也是詩人一切追尋的活力。雖然在黑暗不明的領域,但內心的活力就化成月亮之光,光源就是敲響的銅鼓亞洲銅!這一節以隱喻方式把各個意象連環互扣,意義往復互相指涉,也是海子這首詩最迷人的地方。總的來說,《亞洲銅》的特點不在和諧優美的抒情,而在變形和跳躍的奇思;意象不講求精準而追求多義深刻,可說是深化了朦朧詩的探索精神,在形式變革上更多姿多彩。
從思想角度而言,海子《亞洲銅》對未來的思索是複雜多向、模糊不清的:在黃土地展現的是「生」還是「死」?依從屈原,是「承傳」詩的探索,還是絕望自沉?《亞洲銅》寫成於80年代中期,這時大陸的市場經濟還未完全開展,海子還未退縮到庸常生活的個人空間,但這首詩已含蘊了埋首個人玄思、自我邊緣化的傾向。然而,海子的抒情詩語言純淨、簡潔,想像豐富奇特,意象清新,寫幻想中的世界,有一種神秘而又質樸的原生氣息,是大陸青年讀者非常喜愛的作品。
不過,海子卻無意成為一個依靠天賦和直覺的抒情詩人。他認為偉大的詩不是感性的抒情詩,而是理性、敘事的史詩。因此,他曾不輟地研究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的詩歌,投入大量精力。可惜,他的努力仍然沒有得到評論界全面的肯定,甚至有論者認為他投身的是一種消亡的藝術。因此,海子在去世後既贏得一些詩人的崇敬,也遭到另一些人的質疑。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詩壇發生一連串的詩人死亡事件。就在海子去世之後兩周,他的好友詩人駱一禾病逝,年僅28歲。此後,又連續發生戈麥、顧城、徐遲、昌耀的自殺。對這一連串的詩人之死,有諸多文化層面的解釋,有的從個體生命價值的角度,有的從詩人與時代關係的角度,有的從精神危機的角度等等。但無論如何,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死亡禮讚之後,90年代的大陸詩壇不可挽回地陷入紛亂的境況。

2018年11月13日 星期二

大陸當代詩歌 - 去政治化時期與朦朧詩運動

在去政治化時期,詩人群落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在歷次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老詩人,他們在文革之後得到平反,恢復寫作權,重新開始創作;另一部分是以知青詩人為主體的青年詩人,他們很多人從事過地下詩歌寫作。在這些青年詩人的努力下,1978年,大陸詩壇興起「朦朧詩運動」,是大陸當代詩壇最重要的事件,引發一連串的文學論爭,直接影響大陸當代詩歌,甚至文學的整體走向。下面將為你分別介紹這兩部分詩人的創作,以及朦朧詩運動的過程。
「歸來者」之歌
廣義地說,「歸來者」,又叫復出的詩人,指的是大陸不同時期寫作權受到限制或者剝奪的詩人,他們的作品或者他們本人,在文革之後重新復出詩壇。這些詩人包括老詩人艾青,「詩壇雙璧」的公劉、流沙河,獲譽為七月派常青樹的牛漢、綠原、曾卓,中國新詩派的鄭敏、唐湜、唐祈、穆旦,以及白樺、邵燕祥、梁南、魯藜、蔡其矯等。在80年代初的一段時期,很多歸來的詩人都寫過以「歸來」為主題的詩。1980年,艾青把他復出後的第一本詩集命名為《歸來的歌》,梁南寫了《歸來的時刻》,流沙河寫了《歸來》。這一詩歌潮流因此得名。歸來詩人的題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大多都關心政治命題,而且具有明顯的自傳特徵。
在歸來的詩人中,艾青是重要的一位。他在 30年代以《大堰河我的保姆》走上詩壇,50 年代因《礁石》、《在智利的海岬上》 而被劃為「 右派 」, 後到邊疆勞動多年。
1978年後,艾青迎來自己創作的第二個高潮,先後發表了長詩《在浪尖上》、《光的讚歌》,和短詩《失去的歲月》、《關於眼睛》、《盆景》等作品。《魚化石》是他在這一時期中膾炙人口的作品。在這首短詩中,他以一條魚的化石自比,雖有「栩栩如生」的精神,卻陷於「不能動彈」的現實,但仍然要「鬥爭」、要「前進」、「當死亡沒有來臨,把能量發揮乾淨」。與50年代相比,他的詩歌仍然處理時代精神、民族命運和人類前途等宏大主題,進展在於表現出一種飽經滄桑而洞察人世的豁達和沉痛。然而,艾青的詩情爆發與他本人和時代的對抗有關。他重返詩壇中心之後,與現實的緊張關係削弱了,到80年代中後期,作品逐漸減少,失去影響。
在這段時期同樣創作活躍的還有中國新詩派的詩人鄭敏。她成名於40年代,詩風細膩、富於哲理和深度,是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代表詩人。在50年代,鄭敏從美國歸來,礙於多種原因而停筆。1979年,在參加中國新詩派的故人為編輯合集《九葉集》而舉行的聚會後,鄭敏構思了她沉默二十多年後的第一首詩《如果你在我身邊詩啊,我又找到了你》。這種重返詩歌的心情和當時歸來者的復出心態非常接近。到80年代中後期,鄭敏的詩歌出現新的超越。從組詩《心象》開始,「死亡」就成為主要話題,她的詩歌有了一種宗教的玄思。主要詩作有《曉荷》、組詩《心象》、組詩《詩人與死》等。除創作之外,鄭敏對90年代大陸的詩歌理論發展有很大影響。她的論文《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的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是對中國新詩史上一篇重要的檢討之作。
朦朧詩運動
朦朧詩運動是去政治化時期最重要的詩歌運動。它是以文革時期的地下詩歌運動為源頭,以 1978年民間文學雜誌《今天》的創刊為開端,又以1980年的朦朧詩論爭為聚焦點的一場大規模詩歌觀念和創作的革新運動。直到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發生,朦朧詩的創作遭到批評,不少詩人紛紛出國,這一運動也隨之逐漸式微。下面就從《今天》雜誌講起,為你介紹朦朧詩運動的過程。
《今天》雜誌
文革結束後,大陸詩壇在歸來者以外的另一主要力量,是由一群有知青經歷的青年詩人所組成的。他們的詩歌活動與文革時期的地下詩歌運動一脈相承。由於詩歌觀念起初不被主流詩壇所認可,青年詩人的作品仍然採取非正式的方式,僅在民間自辦的油印刊物上發表。當時,這種民間的詩歌刊物在大陸許多城市都存在,城市知識青年和大學生是主要的讀者。這些刊物的出現,標誌着詩歌一體化局面的分解,一個新的詩歌時代的來臨。
在這些民間的文學刊物中,創辦最早、影響廣泛的一份雜誌197812月由北京詩人北島、芒克創辦的綜合性文學雜誌《今天》。
《今天》最初以油印的形式出版,創刊號曾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天安門廣場、王府井、人民文學出版社、文化部、《詩刊》社、 北京大學等地方張貼,後來以徵訂出售的方法流傳。《今天》一共出版九期,刊登小說、詩歌、評論和外國文學的譯介文字等多種內容,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詩歌。雜誌發表了地下詩人食指(郭路生)、芒克、北島、方含、舒婷、顧城、江河、楊煉、嚴力等人的作品,大部分後來被視為朦朧詩運動的代表。除刊物外,他們還出版了文學資料和叢書,舉辦詩歌朗誦會,協助北京的先鋒藝術家舉辦著名的「星星畫展」,為爭取藝術自由進行遊行等。19809月,《今天》被公安機關要求停刊。80年代末,北島移居海外,1990夏《今天》在海外重新出版,但隨着社會環境的改變,《今天》的性質也發生改變,不再是原來的面貌。
下面以這篇文章為基礎,介紹朦朧詩論爭的過程。
19804月,在廣西南寧召開全國詩歌討論會,圍繞青年詩人的新詩創作潮流,展開評價。在這個問題上,詩歌評論界發生激烈的爭吵。一派以謝冕、孫紹振、劉登翰等大學教師為代表,他們支持以《今天》詩人為代表的詩歌探索,認為這是詩歌繁榮的體現;一派以與作協關係密切的批評家為代表,認為《今天》的詩歌是古怪的、不健康的,它們的出現意味着中國詩歌陷入危機。會後,批評家謝冕整理了發言,以《在新的崛起面前》為題,在19805 7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自己的觀點。他對「不拘一格、大膽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表現方式,……越來越多的『背離』詩歌傳統」的一批青年詩人給予支持,認為不要急於對那些「古怪」的詩進行「引導」,不要把「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創作方法的詩歌視為異端」,而要多「聽聽、看看、想想」,採取寬容的態度。接着,孫紹振在《詩刊》發表了《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徐敬亞也在《當代文學思潮》發表了《崛起的詩群》,與謝冕遙相呼應。可是,在1983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中,這三篇文章都遭到批判。
與此同時,《福建文學》也以《今天》派的代表詩人舒婷的詩歌為焦點,展開長達一年的「新詩創作問題」討論,其中涉及詩潮的分析、中國新詩創作經驗等問題。19808月,《詩刊》 刊登署名章明、一篇題為《令人氣悶的「朦朧」》的文章。該文批評青年詩人的詩歌存在朦朧、晦澀、難懂的閱讀障礙,反映了主流詩壇對這一詩歌潮流的普遍看法。到1980年下半年,這些備受爭議的詩歌也因此獲得「朦朧詩」這樣一個有嘲諷意味的名號。
總體說來,《今天》或朦朧詩背離大陸頌歌式的政治詩方向,具有「啟蒙主義」的激情,強調個體的精神價值,同時拒絕承擔指導社會的功能。因此,其語言追求朦朧、晦澀,已不單純是一個藝術技巧的問題,更是通過語言革命,追求文學獨立與文學自覺的行為。
朦朧詩人的名單目前還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一般認為,朦朧詩人包括兩部分,一是地下詩歌運動中的詩人,即食指、芒克和多多等;一是從《今天》開始發表作品,並為主流詩壇所認可的詩人,即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等,他們是朦朧詩的最重要代表。
地下詩歌運動中的詩人
食指,即郭路生,關於他的情況前文已作介紹。雖然郭路生曾以食指的筆名在《今天》和《詩刊》上發表他在文革中寫的舊作,但實際上,在80年代初的朦朧詩運動中,他的名字很少為人提起。直到朦朧詩運動落潮以後,因為多多等人的回憶,郭路生才被當作朦朧詩運動的先驅人物發掘出來,得到很高的評價。
芒克,原名姜世偉。1969—1976年間在河北白洋淀當知青。他是《今天》的其中一個主辦人,並在刊物上發表了他在文革中的舊作。芒克的詩風自然、感性,語言淳樸、率真,具有一種野性的美感。他比較著名的詩歌有《天空》、《秋天》、《陽光中的向日葵》等。80年代,芒克還寫過長詩《群猿》和《沒有時間的時間》,以及長篇小說《野事》。
多多,原名栗士徵,是白洋淀詩群的重要詩人。他在1969年和芒克一起來到河北白洋淀,70年代初開始創作詩歌。多多的詩歌富有探索性,技巧複雜,內涵豐富。他的著名作品有《當農民從乾酪上站起》、《手藝》,以及詩集《行禮:詩38首》、《里程》等。
北島
在朦朧詩論爭中,北島是最具爭議的一位。他原名趙振開,生於北京。文革時期在北京當工人,同時參加地下文化沙龍的活動,70年代初開始從事文學創作。1978年,他和芒克一起創辦《今天》,發表了不少詩作和小說,逐漸為文壇所重視。其中以艾珊為筆名發表的小說舊作《波動》,後來被視為文革時期地下小說的代表作。除小說之外,北島最有成就的創作 就在於詩歌,他是《今天》(或朦朧詩)的核心詩人。
北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作品主要表達的是一種懷疑、否定的精神,拒絕虛偽諾言和抗議茍且生活的態度。《回答》就是北島這時期的一首代表作。
請閱讀下面北島《回答》一詩,並作賞析。(留意帶圓點的字詞)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   ‧‧‧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   ‧‧‧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為甚麼到處都是冰淩?
‧‧
好望角發現了,為甚麼死海裏千帆相競?
‧‧
⋯⋯⋯⋯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
在這首詩中, 開首兩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是著名的警句,其警策之處在於「卑鄙」 與「高尚 」、「通行證」 與「墓誌銘」對照所構成的論。 這「悖論性的思維」卻也是全詩的基本組構,甚至是北島感知世界的獨有方式。為何「卑鄙者」到處通行無阻?為何「高尚者」 往往被判死刑?這些問題,在第二節以「冰淩」、「死海」的意象深化,指向一個更大的問題:這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對這個悲觀的、悲劇的、荒謬的「真實」境況提出質問之後,詩人再以無畏者和挑戰者的形象站起來回應:「我信」!這個不信,就是對那似是「命定」的荒謬現實的抗爭:
「天藍」、「雷聲」本是自然現象,詩人以此暗喻現實中好像是永恆的、固定的、不能改變的一切。「夢」本是幻、是假,但詩中的「我」以為「好夢」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必有成真的一天。第五節這一連四句的排句,以多個「不相信」積聚了澎湃的力量,使徹底的懷疑變成堅定的信念,這又是一種悖論。詩的最後兩節,「我」宣告要承擔起苦難,以期待「新的轉機」。他的信心源自「五千年」的文化力量。基於此,他相信「未來」。論者以為這首詩反映了整整一代青年覺醒的心聲,是與已逝的一個歷史時代徹底告別的宣言。
他的代表作還有《宣告》、《紅帆船》、《結局或開始》等。北島詩歌中預言、判斷、宣告式的情感,「展現了當代中國歷史『轉折』期和『覺醒者』的內心衝突和理想精神。這種在批判、否定中尋找個體和民族再生之路的英雄式的悲劇情感, 在『 文革』結束之後的許多讀者中產生強烈共鳴。」也正因為北島有明確的政治反抗意識,在80年代末, 他被迫移居海外。詩風也因此有所改變,由原來的政治批判,轉向對人性的探索,語言風格也朝簡潔、內斂的方向發展。

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大陸文革時期的地下詩歌

文革時期的詩壇和小說界一樣,分裂為公開和地下兩個部分。公開的詩壇主要以工農兵作者為主,發表的大多是為配合政治運動所寫的新民歌。「文化激進派」在這個時期十分活躍,在天津的小靳莊出現一種用快板、順口溜形式寫的政治宣傳韻文,稱為「小靳莊詩歌」。紅衛兵也在自己的非正式報刊上發表詩歌,抒發對文革的信仰和革命激情。此外,政治抒情詩依然流行。1972年後,少數詩人又重獲創作的機會,如李瑛、臧克家、顧工、阮章競等。
在公開的詩壇以外,還出現了地下詩歌。這些詩歌有的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作者分為兩大類,一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被剝奪寫作權的詩人,另一類是知青詩人。
受到迫害的詩人
在這群詩人中,「中國新詩派」的詩人穆旦是重要的一位。他成名於40年代,深受現代主義詩歌的影響,是中國新詩現代化過程中其中一位最重要的詩人。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裏,停筆多年的穆旦突然爆發了詩情,寫下二十餘首詩歌,以樸素的語言,冷靜地回顧他一生的經歷,《停電之後》就是其中一首代表作。
我們首先要知道,在70年代及以前,大陸城鄉的電力供應並不充足,停電是常見的現象。就着這日常生活習見之事,穆旦用一支蠟燭的燃燒寫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所經歷的夢想、幻滅、痛苦、打擊、堅守和隱忍。這首詩的中心意象是「光」,於精神領域指向人生的希望,在道德層面指向對正義的堅持;其對立面當然是黑暗。「光」在詩中的來源有三,一是「太陽」,這大自然的光源是生活的最大寄盼—「太陽最好」;再而是「電燈」,是人類「文明」的表現,延續對「光」的追求,驅趕黑暗;當自然被破壞、文明被扭曲以後,黑暗統治這個世界—「黑暗擊敗一切」,於是「小小的蠟燭」成為僅有的光源,把「室內」照得通明。這「小蠟燭」所照之室,可說是詩人內心世界的象徵;其「小」凸顯了「個人」在這個瘋狂世界中的微弱力量;但它還是堅持不懈,抵擋了一夜間的「許多陣風」。詩人再用心描寫「小蠟燭」,「不但耗盡了油,/而且殘流的淚掛在兩旁」,借用古典詩歌中「蠟燭」意象的感情力量,如「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杜牧《贈別》)、「蠟炬成灰淚始乾」(李商隱《無題》),把這種對文明和道德的堅持以中國的傳統抒情方式來表現,成為一首深情又不失志、富有時代意義的詩歌。
此外,穆旦還寫了《智慧之歌》、《演出》、《冥想》、《友誼》、《自己》,以及《春》、《夏》、《秋》、《冬》等。除穆旦之外,從事地下寫作的詩人還有因「胡風」事件受牽連的胡風、牛漢、綠原、曾卓;和穆旦一起遭到打壓的中國新詩派詩人唐湜;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流放到閩北山區的蔡其矯;以右派名義受到迫害的流沙河、公劉等等。他們的詩作大多是表達個人對自由的嚮往和對專制主義的抗議,雖然這些詩歌直到80年代才能公諸於世,但它們的存在為去政治化時期詩歌潮流的突變打下了基礎。
知青詩人
地下詩歌寫作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群落是知青詩人。在北京、河北、福建、貴州等地,都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詩歌寫作活動。這些活動大約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雖然都是青年人的作品,但知青的地下寫作和「紅衛兵詩歌」有明顯的區別。這些地下詩歌不再宣洩集體的狂熱,而開始關心個人的感受和經驗,其憂鬱、痛苦的情感基調和標新立異的語言,與泛政治化時期政治詩有明顯的距離,逐漸接近五四新詩的現代主義潮流。
70年代的地下詩歌運動中,最早產生較大影響的詩人是郭路生。郭路生生於北京的一個幹部家庭,在文革中因寫詩受到審查迫害,導致精神分裂,文革後病情緩和,以筆名「食指」繼續從事詩歌創作。郭路生的作品大多依靠手抄形式流傳,主要有《海洋三部曲》、《魚兒三部曲》、《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來》、《命運》、《煙》、《酒》、《憤怒》、《瘋 狗》、《熱愛生命》等。《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是郭路生流傳最廣的作品之一,他後來回憶說:「1968年底,上山下鄉的高潮興起。在當時去山西的人和送行的人都很多。再有,火車開動前先『咣當』一下,我的心也跟着一顫,然後就看到車窗的手臂一片。一切都明白了,『這是我最後的北京』。」因為郭路生的戶口也跟着落在山西。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以一個時間點為全詩的中心,詩中的各種影像、動態、心理感應,盡在這一瞬間疊現。「手的海浪」、「雄偉的汽笛長鳴」、「高大的建築」,這些指向雄偉、宏大、群體的影像,寄託了當時的政治追求,也潛藏了這個時代無限大的浮誇想像。與此相對的是屬於個人世界的「我的心」、「 一隻風箏」 和「母親 」。 這些個人世界的意象之浮現,源自「一聲笛鳴」和「一陣劇動」帶來的「一陣心痛」。這就有了時間差:由「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轉變到「我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這個時間差就是一種意識的冒起:在偉大理想號召下,個體被遺忘,隱沒在群眾浪潮裏,但懷着感情,保有回憶和想念的個體始終不能銷毀。在某個特定的時刻—例如1968年某一天「四點零八分」,本來凝固了的雄偉宏大的影像動搖了:「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築,/突然一陣劇烈地抖動」,個體的感覺受到喚醒,對故鄉、母親和文明的眷戀不捨,對於未來命運的憂慮和恐懼,霎時湧至,內心「驟然一陣疼痛」。詩中以種種幻覺作為個人真實感覺的外化,也以幻覺來消解宏大話語所建構的「現實」。
另一方面,從《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中可以看到,郭路生採用的是四行一段的半格律體,語言曉暢直率,情感單純。這種體制和語言其實與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非常類似,而且大量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運用。不同的是,郭路生能夠以詩人的敏銳感應時代,超越了意識形態的支配,書寫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真實感受,因而打動了無數知青的心。在文革之初的激進文風中,郭路生的詩具有鮮明的批判意識和叛逆性質,對後來的地下詩歌寫作產生重要的影響。
除郭路生外,在地下詩歌運動中,影響最大的詩歌群落就是白洋淀詩群。白洋淀詩群形成於 1969年後,主要由一批到河北安新縣境內的白洋淀和周圍地區插隊的北京知青組成。骨幹詩 人有岳重(根子)、栗士徵(多多)、姜世偉(芒克)、張建中(林莽)、宋海泉、孫康(方含)等。在北京、山西等地的一些青年,如趙振開(北島)、于友澤(江河)、嚴力、鄭義、甘鐵生、陳凱歌等,也經常造訪白洋淀,形成一個具有先鋒實驗色彩的文化群落。這些圍繞在白洋淀周圍的青年文藝家,在80年代都成為了文化界的著名人物。
白洋淀詩群的詩歌創作受到美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這些西方文學的資源主要來自北京幹部家庭出身的知青,他們可以得到只供應黨內一定級別幹部閱讀的外文譯著。這些圖書在城市中被看守得非常嚴格,但當它們流入生活在北京邊緣農村地區的知青群的時候,卻能比較自由地流傳。因此,即使是在文革這樣封閉的文化環境中,仍然有流動的空間。在70年代,白洋淀詩群的詩歌主要依靠手抄、互換作品的方式在小範圍內流傳。直到80年代,他們有部分作品才得以正式發表,而且很多是經過修改的。因此,現在看到的作品距離文革時期的版本有多遠,已很難判斷。部分地下詩人又是80年代朦朧詩運動的中堅分子,所以,我們留待在「朦朧詩運動」一節再加討論。

2018年11月5日 星期一

單音節詞是否就是單純詞?兩者之間的主要分別在哪裏?

單音節詞跟單純詞並不一樣,兩者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概念。單音節詞是那些只有一個音節的詞,而單純詞是那些只有一個語素的詞。單音節詞通常只有一個語素,所以也可算是單純詞,像「天」、「風」、「海」、「雲」等,既是單音節詞,也是單純詞。個別的單音節詞如「倆」、「甭」等,是由兩個語素構成的合音詞,而「花兒」、「歌兒」等兒化韻詞,也包含著兩個語素,所以都不能算作單純詞。
另一方面,不少單純詞並不是單音節的,像「沙發」、「纖維」、「玫瑰」、「琵琶」、「伊斯蘭」、「海洛英」、「阿斯匹林」等,雖然包含兩個或以上音節,卻只得一個語素,所以都可算是單純詞。由此可見,單音節詞只是從語音的角度來說的,並不管它是否只得一個語素;相反,單純詞則是從語素的角度來看的,並不管它是否只得一個音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