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當代文學史上,散文是一種比小說和詩歌更為靈活的文體,具有抒情與敘事兼顧的特點,這使它成為記錄時代風雲和人生悲喜的最佳載體。
在泛政治化時期,大陸的散文創作受到解放區文學的深刻影響。特別是1949年以後,隨着政治社會的改變,文學必須承擔起宣傳和歌頌時代的任務,富於社會批判精神的雜文因而逐漸在文壇消失,而個人化的抒情散文也由於集體主義精神的高漲而呈衰落之勢。相比之下,以敘事紀實為特徵的新式散文,如通訊、特寫等,成為了這一階段散文創作的主要類型,而軍隊作家魏巍是敘事性散文的主要代表人物。
不過,敘事性散文的創作同樣受到時代制約,只能選擇歌頌新時代的主題,或者描寫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容,「散文通訊化」的趨勢由此而形成。這類程式化的作品遠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陸文壇曾出現過散文的復興。最初是在1956年「雙百方針」的影響下,老舍、豐子愷、許欽文、葉聖陶等老作家紛紛以遊記、生活瑣事、親友傳記等形式,探索新中國抒情性散文的發展,但這種個人化的寫作很快就被反右派運動打斷了。到1961年,一種帶有含蓄頌歌意味的散文在文壇興起,既相容了抒情散文和通訊報道的特點,又具有一定的知識性,形成「以小見大」、「托物言志」的「詩化」風格,楊朔、劉白羽和秦牧等是此類散文的代表作家。與此同時,在「干預生活」的口號下,一度出現揭露現實生活落後面的報告文學(又稱特寫),如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等。夏衍、唐弢、鄧拓、吳晗、廖沫沙等人也以雜文的形式批評社會,針砭時事。然而,這些批判性的散文作品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給作家帶來不少的麻煩,特別是鄧拓的《燕山夜話》和以「吳南星」為筆名的《三家村劄記》,在1966年直接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除上述作品外,泛政治化時期還有一些以回憶錄和傳記形式創作的散文作品,作者既有革命者,也有國民黨的將領,甚至末代皇帝溥儀等。可是,除革命回憶錄之外,其他回憶錄多以「內部參考資料」的形式出版發行。另外,在文革時期,還有一些老作家從事地下散文寫作,堅持維護個人心靈的自由。
在去政治化時期,大陸散文的發展旨在突破泛政治化時期所形成的創作模式。70年代末開始,以「撥亂反正」為目的,以「寫真實」為特點,出現大批回憶反思性的散文,而以巴金、孫犁、楊絳、黃裳為代表。此外,新時期的報告文學重現繁榮。為滿足反映時代變遷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要求,文藝界特別重視報告文學。1979—1986年,中國作協連續舉辦四次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的評獎,並出版專門發表報告文學的刊物,大力推動報告文學創作的發展。徐遲、柯岩、陳祖芬、錢鋼都是當時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
到多元化時期,散文創作向五四時代「獨抒性靈」的抒情風格回歸,由側重對客觀世界的描寫,轉入到個人的自我經驗和內心情感的表達。因此,報告文學、回憶錄、史傳文學等敘事文體和雜文等議論文體不再是創作主流,抒情散文構成主要的創作方向,同時,以女性生活為內容的散文也由此興起。這一階段重要的散文作家包括賈平凹、汪曾祺、張承志、史鐵生、葉夢、唐敏等。
進入9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大陸社會對沉重的歷史話題失去興趣,民眾熱心於物質生活的追求,讀者的文化消費意識增強。在圖書市場上,散文成為一種輕便易讀的文化快餐。專門刊登散文的雜誌,如《散文》、《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都受到讀者歡迎。1992年,小說家賈平凹重回散文創作的道路,創辦《美文》雜誌,以期重現新文學的散文高峰。然而,這時最受歡迎的卻不再是五四時期的抒情散文,反而是30年代的閒適小品重新暢銷起來。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等人的文風明顯影響了散文的創作方向,從而引發了90年代的散文熱。在這個創作熱潮中,除散文作家外,不少學者紛紛加盟散文創作隊伍,比如金克木、張中行、余秋雨等。學者的加入,提高了散文的知識含量和思想深度。他們的創作以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
問題為內容,以中國歷史文化現象為描寫對象,借此抒發現實關懷。這些散文常以遊記的面貌出現,又稱作「文化散文」,為90年代大陸散文寫作開拓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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