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開的詩壇以外，還出現了地下詩歌。這些詩歌有的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有的以手稿形式保存。作者分為兩大類，一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被剝奪寫作權的詩人，另一類是知青詩人。
受到迫害的詩人
在這群詩人中，「中國新詩派」的詩人穆旦是重要的一位。他成名於40年代，深受現代主義詩歌的影響，是中國新詩現代化過程中其中一位最重要的詩人。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裏，停筆多年的穆旦突然爆發了詩情，寫下二十餘首詩歌，以樸素的語言，冷靜地回顧他一生的經歷，《停電之後》就是其中一首代表作。
我們首先要知道，在70年代及以前，大陸城鄉的電力供應並不充足，停電是常見的現象。就着這日常生活習見之事，穆旦用一支蠟燭的燃燒寫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所經歷的夢想、幻滅、痛苦、打擊、堅守和隱忍。這首詩的中心意象是「光」，於精神領域指向人生的希望，在道德層面指向對正義的堅持；其對立面當然是黑暗。「光」在詩中的來源有三，一是「太陽」，這大自然的光源是生活的最大寄盼—「太陽最好」；再而是「電燈」，是人類「文明」的表現，延續對「光」的追求，驅趕黑暗；當自然被破壞、文明被扭曲以後，黑暗統治這個世界—「黑暗擊敗一切」，於是「小小的蠟燭」成為僅有的光源，把「室內」照得通明。這「小蠟燭」所照之室，可說是詩人內心世界的象徵；其「小」凸顯了「個人」在這個瘋狂世界中的微弱力量；但它還是堅持不懈，抵擋了一夜間的「許多陣風」。詩人再用心描寫「小蠟燭」，「不但耗盡了油，／而且殘流的淚掛在兩旁」，借用古典詩歌中「蠟燭」意象的感情力量，如「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杜牧《贈別》）、「蠟炬成灰淚始乾」（李商隱《無題》），把這種對文明和道德的堅持以中國的傳統抒情方式來表現，成為一首深情又不失志、富有時代意義的詩歌。
此外，穆旦還寫了《智慧之歌》、《演出》、《冥想》、《友誼》、《自己》，以及《春》、《夏》、《秋》、《冬》等。除穆旦之外，從事地下寫作的詩人還有因「胡風」事件受牽連的胡風、牛漢、綠原、曾卓；和穆旦一起遭到打壓的中國新詩派詩人唐湜；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流放到閩北山區的蔡其矯；以右派名義受到迫害的流沙河、公劉等等。他們的詩作大多是表達個人對自由的嚮往和對專制主義的抗議，雖然這些詩歌直到80年代才能公諸於世，但它們的存在為去政治化時期詩歌潮流的突變打下了基礎。
知青詩人
地下詩歌寫作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群落是知青詩人。在北京、河北、福建、貴州等地，都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詩歌寫作活動。這些活動大約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雖然都是青年人的作品，但知青的地下寫作和「紅衛兵詩歌」有明顯的區別。這些地下詩歌不再宣洩集體的狂熱，而開始關心個人的感受和經驗，其憂鬱、痛苦的情感基調和標新立異的語言，與泛政治化時期政治詩有明顯的距離，逐漸接近五四新詩的現代主義潮流。
在70年代的地下詩歌運動中，最早產生較大影響的詩人是郭路生。郭路生生於北京的一個幹部家庭，在文革中因寫詩受到審查迫害，導致精神分裂，文革後病情緩和，以筆名「食指」繼續從事詩歌創作。郭路生的作品大多依靠手抄形式流傳，主要有《海洋三部曲》、《魚兒三部曲》、《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來》、《命運》、《煙》、《酒》、《憤怒》、《瘋
狗》、《熱愛生命》等。《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是郭路生流傳最廣的作品之一，他後來回憶說：「1968年底，上山下鄉的高潮興起。在當時去山西的人和送行的人都很多。再有，火車開動前先『咣當』一下，我的心也跟着一顫，然後就看到車窗的手臂一片。一切都明白了，『這是我最後的北京』。」因為郭路生的戶口也跟着落在山西。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以一個時間點為全詩的中心，詩中的各種影像、動態、心理感應，盡在這一瞬間疊現。「手的海浪」、「雄偉的汽笛長鳴」、「高大的建築」，這些指向雄偉、宏大、群體的影像，寄託了當時的政治追求，也潛藏了這個時代無限大的浮誇想像。與此相對的是屬於個人世界的「我的心」、「
一隻風箏」 和「母親 」。 這些個人世界的意象之浮現，源自「一聲笛鳴」和「一陣劇動」帶來的「一陣心痛」。這就有了時間差：由「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轉變到「我才明白發生了甚麼事情」。這個時間差就是一種意識的冒起：在偉大理想號召下，個體被遺忘，隱沒在群眾浪潮裏，但懷着感情，保有回憶和想念的個體始終不能銷毀。在某個特定的時刻—例如1968年某一天「四點零八分」，本來凝固了的雄偉宏大的影像動搖了：「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築，／突然一陣劇烈地抖動」，個體的感覺受到喚醒，對故鄉、母親和文明的眷戀不捨，對於未來命運的憂慮和恐懼，霎時湧至，內心「驟然一陣疼痛」。詩中以種種幻覺作為個人真實感覺的外化，也以幻覺來消解宏大話語所建構的「現實」。
另一方面，從《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中可以看到，郭路生採用的是四行一段的半格律體，語言曉暢直率，情感單純。這種體制和語言其實與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非常類似，而且大量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運用。不同的是，郭路生能夠以詩人的敏銳感應時代，超越了意識形態的支配，書寫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真實感受，因而打動了無數知青的心。在文革之初的激進文風中，郭路生的詩具有鮮明的批判意識和叛逆性質，對後來的地下詩歌寫作產生重要的影響。
除郭路生外，在地下詩歌運動中，影響最大的詩歌群落就是白洋淀詩群。白洋淀詩群形成於
1969年後，主要由一批到河北安新縣境內的白洋淀和周圍地區插隊的北京知青組成。骨幹詩 人有岳重（根子）、栗士徵（多多）、姜世偉（芒克）、張建中（林莽）、宋海泉、孫康（方含）等。在北京、山西等地的一些青年，如趙振開（北島）、于友澤（江河）、嚴力、鄭義、甘鐵生、陳凱歌等，也經常造訪白洋淀，形成一個具有先鋒實驗色彩的文化群落。這些圍繞在白洋淀周圍的青年文藝家，在80年代都成為了文化界的著名人物。
白洋淀詩群的詩歌創作受到美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這些西方文學的資源主要來自北京幹部家庭出身的知青，他們可以得到只供應黨內一定級別幹部閱讀的外文譯著。這些圖書在城市中被看守得非常嚴格，但當它們流入生活在北京邊緣農村地區的知青群的時候，卻能比較自由地流傳。因此，即使是在文革這樣封閉的文化環境中，仍然有流動的空間。在70年代，白洋淀詩群的詩歌主要依靠手抄、互換作品的方式在小範圍內流傳。直到80年代，他們有部分作品才得以正式發表，而且很多是經過修改的。因此，現在看到的作品距離文革時期的版本有多遠，已很難判斷。部分地下詩人又是80年代朦朧詩運動的中堅分子，所以，我們留待在「朦朧詩運動」一節再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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