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的《農村三部曲》

洪深（1894－1955），江蘇常州人，我國五四以來優秀的劇作家和戲劇活動家，現代戲劇開拓者之一。他自幼愛好文藝，學生時代就參加戲劇演出，1915年寫了第一個劇本《賣梨人》，1916年又創作了話劇《貧民慘劇》。同年在清華大學畢業後，去美國專攻戲劇，成為我...

洪深（1894－1955），江蘇常州人，我國“五四”以來優秀的劇作家和戲劇活動家，現代戲劇開拓者之一。他自幼愛好文藝，學生時代就參加戲劇演出，1915年寫了第一個劇本《賣梨人》，1916年又創作了話劇《貧民慘劇》。同年在清華大學畢業後，去美國專攻戲劇，成為我國話劇史上第一個科班出身的劇作家。1922年回國，從事電影編導工作，同年冬寫出反封建、反軍閥混戰的成名劇作《趙閻王》，引起戲劇界的重視。《趙閻王》是在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表現主義名劇《鐘斯皇》的影響下創作而成，體現了作者早期的探索。劇中的趙大原是農民，但在當時黑暗社會現實的逼迫下，他家破人亡，在軍閥部隊裡當了兵。他幾乎無惡不作，但就在他進行各種罪惡活動以及偷盜被營長克扣的全營弟兄餉銀的時候，內心充滿了矛盾鬥爭。他對營長十分服從，挨打挨駡也一味順受。和他一起當兵的老李對“官商錢多，天下通行”看得比他透。當趙大被打死後，老李便按照自己的哲學攜款潛逃。在當時軍閥隊伍裡，像趙大、老李以及營長這些人並不少見。洪深把同樣為非作歹而又各具特點的人物表現在舞臺上，藉以揭露封建軍閥統治的罪惡。在藝術表現上，前半部的對話簡潔有力，寫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徵。後半部進入敘述趙大所犯罪行（告密、活埋人等），襲用了奧尼爾《鐘斯皇》的藝術手法，有長段的變態心理描寫和濃重的神秘色彩的渲染。

1930年洪深參加了“左聯”和“劇聯”，以更大熱情致力於進步的戲劇和電影工作。繼《趙閻王》之後，三十年代初期又寫了《王奎橋》、《香稻米》、《青龍潭》三個劇本，總題為《農村三部曲》。用話劇形式表現了30年代中國農村“豐收成災”的“母題”和當時階級鬥爭的主旋律。這是現代戲劇史上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描寫農民的苦難與鬥爭的戲劇創作。它反映了廣大農民的慘痛生活，對騎在人民頭上地主階級、依附于帝國主義的買辦，執“法”的官吏以及他們的走狗幫兇進行無情的抨擊。對江南農民英勇不屈的鬥爭給予同情和讚頌。作者的創作意圖很明確，體現了“戲劇都是時代縮影”的創作主張。《五奎橋》寫大旱之年農民與封建勢力的衝突，《香稻米》通過“豐收成災”的故事描寫了農村破產的全貌，說明在舊社會即使豐收也挽救不了農民的命運。《青龍潭》寫面對天災，農民表現出的愚昧落後的習俗，批判了改良主義和其他弊病，提出了教育農民的問題。很明顯，“農村三部曲”是30年代典型的社會分析劇。但由於對生活體驗不夠，這三個劇本成就也有所差別，存在形象化不夠的毛病。其中《五奎橋》寫得最好，是作者的代表作。

在“九一八”、“一二八”以後的抗日愛國運動中，洪深積極提倡並撰寫以抗日反帝為主題的戲劇作品。由他執筆的集體創作劇本《走私》，演出時曾獲得良好效果。此外還寫劇本《飛將軍》、《包得行》、《雞鳴早看天》等。其中四幕劇《包得行》暴露國民黨兵役制度的黑暗，在運用四川方言方面，作了比較成功的嘗試。三幕劇《雞鳴早看天》以四川北部公路邊一家旅店為背景，通過店主人一家住店的形形色色的旅客不同思想性格形成的戲劇衝突，展現出抗戰勝利後依然漆黑一團的社會面貌，借劇中人物之口發出了爭民主爭自由的呼聲。

皖南事變後，洪深對國民黨的****罪行無比憤慨，全家服用大量安眠藥，以示抗議。抗戰勝利後，在復旦大學、上海戲專任教，編輯《戲劇與電影》週刊，導演了田漢的《麗人行》等劇。1948年冬，由廈門經香港到達東北解放區。建國後，在繁忙的社會工作之余，洪深仍創作了話劇劇本《這就是“美國的生活方式”》。

洪深自美留學歸國後，長期從事電影編導工作，他先後參加過“南國社”、“左聯”和“左翼劇聯”，領導過“戲劇協社”、“復旦劇社”等戲劇團體；還曾任明星影片公司編導，當過中華電影學校校長，培養了大量的電影人才；他第一個創作電影文學劇本，比較系統地闡發話劇藝術的規律特徵，為“話劇”正了名，並提出許多有價值的劇作理論，建立了正規的話劇演出體制等。洪深對中國電影、戲劇的發展做出了獨特貢獻。

作品選析

五奎橋

《五奎橋》是“農村三部曲”中較出色的一個獨幕劇。寫於1930年冬天，1933年12月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印行。劇本以農村久旱成災為背景，緊緊圍繞著拆橋與護橋這個中心事件，層層深入展開情節，較真實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江南農村中廣大的農民同地主、官紳階級的生死鬥爭，初步展現了在這場鬥爭中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及其發展趨勢。

劇本描寫大旱之年，江南某農村四百多畝禾苗乾枯，村裡的二十多戶人家為了搶救眼看就要旱死的稻苗，高價租用了水龍船車水澆田，因為船高橋洞小，必須把橋拆掉，船才能搖到橋東去，否則，橋東四百畝稻苗便要枯死。而橋是地主周鄉紳家的先人狀元公所造的私橋，他家曾有“三代五進士”的“盛事”，因此橋名“五奎橋”，這是糾集他家盛世和保全他家“風水的標誌”，也是他家世代統治農民的權威象徵，因而拼命阻攔李金生為首的農民群眾拆橋，因此圍繞拆橋還是護橋，雙方進行了尖銳鬥爭。農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衝破周鄉紳、縣法院王老爺等人的種種阻撓，在青年農民李金生的帶動下拆掉了“五奎橋”，迫使周鄉紳狼狽逃竄。

劇本較成功地塑造了周鄉紳和李全生兩個形象。作者在周鄉紳身上，集中表現了一般地主鄉紳的虛偽和兇狠，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周鄉紳做過七任知縣，子侄都是官，是豪紳地主勢力的代表。他是個殘害百姓的“笑面虎”，善於用溫文爾雅的花言巧語籠絡人心，欺騙和訛詐群眾。他的出場就是為了鎮壓農民的反抗，但卻裝作什麼也不知道，與黃二官拉家常，講交情，完全是一副虛偽狡猾的嘴臉。當農民向他講明必須拆橋時，他並不發怒，卻以什麼“挽天意”、“盡人事”的鬼話哄騙大家，用“聖人”之言反對“洋水龍”，他又無中生有，誣陷李全生帶領大家拆橋是想敲他家的竹杠，自己撈點好處，妄圖用謠言殺人，將李全生置於死地。然而一個最老實不過的佃戶用最樸實而顫抖的語言戳穿了他用謠言殺人的毒計，於是這個笑面虎原形畢露，大打出手，妄圖用武力將拆橋行動鎮壓下去。他的暴行不僅未將群眾嚇倒，反而如火上澆油，使拆橋農民怒不可遏，他們一鼓作氣衝破阻擋，拆掉了封建地主賴以欺壓人民的象徵--五奎橋。

李全生是《五奎橋》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勇敢剛強富有反抗精神的青年農民。他時刻把農民群眾的疾苦掛在心上，當酷暑盛夏，久旱不雨，人力水車已無法車水灌田時，他為全村稻田面臨乾旱的威脅而奔走操勞。為了租洋龍船，借洋龍皮帶，整整跑了大半個夏天，不顧自己吃苦受累，挨駡受氣，把為大夥辦事當成自己應盡的義務。洋龍船租來後，因有五奎橋和阻擋使橋東四百多畝田無法灌水，這更使他心急如焚。為了搶救受旱稻田，他帶頭提出拆五奎橋的主張。在拆橋還是護橋的鬥爭中，李全生機敏智慧，識破了周鄉紳種種欺騙農民、分化農民的毒計，他拒絕了周鄉紳的收買，不懼怕任何恐嚇的誣陷。他清醒地認識到拆橋的必要性和正義性。他說：“為什麼我們種的稻、應該死的？......都因為這座橋，這座五奎橋，我們還不快點拆橋，......等到我們田裡的稻子完全死光，我們自己再餓死嗎？”他對拆橋鬥爭抱有必勝的信念，以為“今天周鄉紳天大的勢力也鎮壓不住鄉下人了，就是你們請出天王老子來也不中用了。橋是拆定了，你答應也是拆，不答應也是拆。官司我吃好了！現在的法律不幫鄉紳們，難道還會幫我們鄉下人麼？”在當時革命風暴的影響下，他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分析。他說：“只要鄉下人齊心，那不是鄉下人怕周鄉紳，要算是周鄉紳怕了鄉下人了。”在李全生有智有勇的積極帶領下，農民群眾取得了鬥爭的初步勝利。

李全生的形象是三十年代初話劇舞臺上一個引人注目的藝術形象，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強烈的現實意義。當然李全生還不是個自覺的革命者，而是官逼民反的造反農民的帶頭人。嚴酷的現實將他推到了拆橋鬥爭的第一線。但他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場鬥爭的深遠意義，他在拆橋前對周鄉紳做出的過後造新橋的許諾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不僅無損這一形象，而且增強了這一形象的真實感和可信性。

在藝術上，《五奎橋》體現了洪深劇作鮮明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劇本結構嚴謹、完整，戲劇衝突單純而尖銳。圍繞著護橋拆橋展開矛盾，情節曲折起伏，張弛有度。按時間順序展開戲劇衝突，隨著“旱情”的發展，戲劇矛盾不斷激化。地主周鄉紳耍出一個個花招，李全生揭露一個個陰謀，層層推進，環環相扣，將劇情推向高潮。作者還善於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刻畫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性格的社會意義。集中而簡煉地反映了思想主題。另外，劇本還善於運用人物的獨白來刻畫人物的心理，形成劇作的獨特風格。劇作的不足是把農民群眾與豪紳地主的這場鬥爭局限在自發的經濟鬥爭上，並且存在著某些概念化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