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他的父親司馬談是歷史家，在漢武帝初年任太史令。因此，司馬遷早年受到良好的經學和史學教育，青年時代又遠遊大江南北，足跡遍及全國。後來他繼承父職任太史令，於公元前104年開始寫作《史記》。公元前98年，好友邊將李陵兵敗投降匈奴，他上書為之辯護，觸怒武帝，下獄治罪，被判處宮刑。遭此身心之辱，他想到了自殺， 但又顧念《史記》尚未完稿，於是忍辱負重，終於完成了這部洋洋一百三十卷的不朽巨著。
《史記》不僅是一部最重要的史書，而且也是精采的傳記文學，是古代散文的典範，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史記》可說是當之無愧。
從實際上看，司馬遷的文學思想和《史記》的寫作原則，也的確對後世的中國文學、文學理論影響很大。其中主要的是「發憤著書」說及「實錄」精神。
「發憤著書」說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史記．太史公自序》）
上述這段話，在司馬遷所撰的另一篇文章《報任安書》中幾乎完全相同地出現過，說明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才提出的，這就是著名的「發憤著書」說。
這裡所說的「發憤」，可有二義：一是指自己感覺不滿足而努力 去作，「憤」通於「奮」字。 如「發憤圖強」、「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三字經》）等。有的學者主張應從這種意義上去理解司馬遷的思想，那麼，所謂「發憤著書」，也就是努力寫作、勤奮著書。二是指發泄心中鬱積的憤懣之情。從本文所舉八個例子和最後概括提出的「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以及《報任安書》中「退論書第以舒其憤」來看，司馬遷的本意主要當是指後一種。
但是他所列舉的例子有的只是民間傳說，如「左丘失明」例；有的與事實不符，如「韓非囚秦」 和「不韋遷蜀」 二例， 韓非、呂不韋的遭受厄運都是在著書之後。那該如何理解呢？其實司馬遷寫這段話時並非以嚴格的史學精神來立論的，而是以文學的筆墨來論文學之事，他先是想到一些優秀著作（如屈原的《離騷》等）皆是身處逆境之人，為發泄鬱悶之情而作，覺得這是一條普遍規律，然後又引幾個例子以加強說服力。我們不必計較其具體例證是否都經得起推敲，而應去著力領會它的精神實質。那麼，「發憤著書」這一思想在文學理論批評上究竟有何意義呢？
首先，「發憤著書」說是一個正確的、接近於真理的文學理論命題，它完全符合中國古代社會文學創作的實際情況。我們只要翻開一部中國文學史，確實可以看到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即傳世的優秀作品大抵都是「發憤之所為作」：或者是蕩氣回腸、催人淚下的悲劇，或者是憤世嫉俗、嘻笑怒罵的諷刺喜劇，可以說都是作者血和淚的結晶，所以它們也能夠喚起接受者（讀者、聽眾或觀眾）的共鳴。廣而言之，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古代文學大體上也是如此。司馬遷揭示出這一文學寫作的普遍規律，是很有意義的。
其次，「發憤著書」說是一個進步的、促進中國文學發展的理論命題。它雖然還是屬於儒家文論的宏觀體系，但是和上面講的《毛詩序》的文學思想是不太一致的。
《毛詩序》是正統儒家 文學理論在漢代的代表，也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但是在思想傾向上是保守的，這反映在它對文學「發乎情，止乎禮義」、「主文而譎諫」等要求上；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不同於這種有條件「諷諫」說，他只講「發憤」，不講勸諫，不講直接為現下的教化服務，不講「止乎禮義」和「主文而譎諫」，思想比《毛詩序》要積極進步得多。
與此同時，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又不同於道家文學思想的鄙薄功利、超然世外，他所說的作家的「憤」，大都是由不合理的社會現實， 特別是政治的黑暗和殘酷造成的，「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所以要用文章作品將這種憤懣發泄釋放出來，實際上就是對邪惡的社會政治勢力進行抗爭和批判，他的目光還是關注著現實的。並且他的目光也關注著將來，非常看重這種「憤世」之作的長遠意義，「述往事」的目的在於「思來者」，「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這也是一種積極入世的文學思想，具有深厚的歷史責任感，所以是非常可貴的。
再次，司馬遷所提出的「發憤著書」這一既正確又進步的文學思想，當然在理論上也有所繼承， 如《 詩經》作者唱出的「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魏風．園有桃》），「君子作歌，惟以告哀」（《小雅．四月》）；又如《楚辭．九章． 惜誦》所吟的「發憤以抒情」；還有《論語》中孔子所說的「詩可以怨」 等思想材料，都會對司馬遷有所啟迪。 但上述《詩經》和《楚辭》中的詩句還是就具體作品和一時的創作而發，是樸素的、感受性的言論；而孔子所說則是從讀詩、用詩的角度來立論的，都沒有形成理論形態的文學創作思想，到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提出，才對這種普遍的創作現象進行了總結概括，昇華為一個深刻而又精闢的文學理論。
最後，由司馬遷正 式提出的「發憤著書」這一文學思想，在後世文論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傳統理論，認同和闡發這一思想的，歷代都不乏其人。其中除了唐代韓愈的「不平則鳴」說和北宋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因為有特殊貢獻。這裡擇要列舉幾家，以見這一重要傳統文學思想之梗概：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采不發。（西漢末．桓譚《新論．求輔》）
蓋《風》、《雅》之興，志思畜憤。（南朝．劉勰《文心雕龍．情采》）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唐．杜甫《天末懷李白》）
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古今，計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唐．白居易《序洛詩》）
詩人況又多窮愁，李、杜亦不為公侯。（北宋．王安石《哭梅聖俞》）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通。（北宋．蘇軾《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
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為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南宋．陸游《讀唐人愁詩戲作》）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
（明．李贄《忠義水滸傳序》）
《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晚清．劉鶚《老殘遊記自序》）
「實錄」精神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頗為自信地說：他發憤創作的《史記》一書，其宗旨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也就是探究宇宙和人生之間的至理，通曉歷史衍變發展的規律，從而完成一部自成體系、自有風格的史傳文學著作。我們翻看《史記》，發現他的目的是實現了，此書確乎有自己的寫作原則和風格。
那麼，這種原則和風格究竟是什麼呢？簡而言之，就是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實錄」二字首先是西漢後期的揚雄在《法言》中對《史記》的概括，之後，東漢早期的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論讚」中作了更為明確的論述：
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述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這裡所說的「實錄」精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說作為史傳文學的《史記》，其所記或人或事都有根有據，經得起核實；二是說《史記》對所寫人物，褒貶態度鮮明而又正確。就《史記》 中最精采的人物傳記來看，一切記載不一定都是信史，也不必那樣苛求；關鍵是作者褒善貶惡的態度，即「不虛美，不隱惡」的寫作原則，這是「實錄」的靈魂。當然，所謂作者的褒貶態度，大都是寄寓和溶解在作品的客觀敘述描寫之中的，所以「 實錄」原則也就具體體現在對素材的選擇取捨上，例如《史記》裡對本朝開國皇帝劉邦的評價，司馬遷就是本著「不虛美，不隱惡」的原則，把他描繪成既是亂世梟雄，又是流氓無賴的形象。《史記》所開創的這種「實錄」精神，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