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將分三段介紹這個時期的詩歌的政治化、政治抒情詩和敘事詩、和新民歌運動。
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運動之後發起的又一個大規模的大眾文藝實踐。新民歌運動與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相輔相成，可以視作文學上的大躍進。它的發生，大力推動了大陸當代文學的激進化歷程。
新民歌運動始於1958年春天，當時反右派運動已告結束，在政治大清洗之後，為了迅速改變中國農業、工業的落後狀況，掀起經濟建設的熱潮，這就是著名的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的先聲始於農村。1957年冬，農村已經開始大規模興修水利，為動員群眾參加勞動，各級政府創作了許多歌謠化的政治口號和生產口號，配合生產和宣傳。1958年2月，這些有明確社會功能的歌謠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宣讀，還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以證明群眾對大躍進運動的熱情擁護。這些政治化的民歌引起毛澤東的濃厚興趣，因此，提倡大力蒐集。1958年4月新民歌運動正式開始，全國力量總動員開展社會主義的採風運動，各地成立採風組織和編選民歌的相關機構，並迅速掀起一股詩歌創作的狂潮。據有關資料記載，1958年僅安徽省在幾個月內就創作三億一千萬首民歌，新民歌詩集不計其數。全國的報紙、刊物，紛紛以大篇幅刊登新民歌作品；各地出現了「詩縣」、「詩鄉」、「詩村」的典型。一批民間歌手和工農詩人得到報刊的扶植，受到突出舉薦的有王老九、霍滿生、
殷光蘭、劉章、黃聲孝、李根寶等。這一現象給視為工農兵走上詩壇的創舉。洪子誠、劉登翰《新民歌運動與新詩道路的討論》。
新民歌運動發生的背景，並且分析了新民歌 與五四以來新詩的區別：
第一，作者的不同。新詩以知識分子創作為主，新民歌的創作主體是工農大眾。
第二，內容的不同。新詩表達詩人個人的情感，新民歌表達大眾的集體意志和情感，容納政治運動和國家政策等內容。
第三，語言的不同。新詩以書面語為媒介，語言曲折、含蓄，新民歌以口語為媒介，具有明朗、整齊、易於記誦的特點，利於大眾接受，並能承擔政治動員的功用。
第四，傳播方式不同。新詩主要是個人閱讀的方式傳播，新民歌則以公眾參與的方式，如賽詩會、朗誦詩等形式傳播。
根據上述新民歌的藝術特點，閱讀以下四首有代表性的新民歌片斷，體會當時的詩風。詩中所歌頌的主要是甚麼？
【唱得幸福落滿坡】
南山嶺上南山坡，
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紅花朵朵開，
唱得果樹長滿坡；
田坡林坡果樹坡，
綠草青青牛滿坡；南山坡上放聲唱，
唱得幸福落滿坡。
【我來了】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下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嶽開道
我來了！
【我們說了算】
河水急，江水慢，
還得我們說了算。
叫水走，水就走，
叫水站，水就站。
叫它高來不敢低， 叫它發電就發電。
【河中魚兒跟水走】
我盼阿哥像雄鷹
入社別落人後頭
⋯⋯ 我盼阿哥像河裏浪
跟黨一直走到頭
上面這些詩歌既有歌頌新中國幸福生活的頌歌（如《唱得幸福落滿坡》），也有表現無產階級戰天鬥地英雄氣概的戰歌（ 如《我來了》、《我們說了算》），還有表現人民忠於黨、依靠黨的魚水深情的情歌（如《河中魚兒跟水走》）。這些氣度豪邁、富於幻想的新民歌，正是毛澤東「兩結合」的創作方法，即革命的浪漫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典範。如今看來，這些詩歌非常滑稽，所體現的，並不是自然的民間之聲，而是被煽動起來的政治狂熱。然而，在1959年，這些詩歌都視為最優秀的新民歌作品送往北京，編入1959年出版的新民歌詩集《紅旗歌謠》。《紅旗歌謠》由郭沫若和周揚聯合編選，仿照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編纂過程和體例，經過各地採風，精選300首新民歌結集成書，而得譽為社會主義時期的「詩三百」。然而，新民歌果真是勞動群眾真實情感的書寫嗎？我們今天應該怎樣看待這個運動的文學史意義？
實際上，入選《紅旗歌謠》的很多作品並不是真正的民間口傳詩歌，而是在意識形態的指導下，群眾奉命與知識分子共同參與製作的政治詩。其次，從創作上看，新民歌也不是真正由工農作者所寫的，而是知識分子在工農作者創作基礎上，按政治需要加工的產物。比如《紅旗歌謠》中的著名詩歌《我來了》就是這樣產生的。該詩原來只有四句：「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可是這首詩被視為氣勢達不到大躍進的要求，於是知識分子奉命修改，用一句「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的豪言壯語，大大誇張英雄氣概，塑造出一個「無產階級農民英雄」的形象，以滿足政治的需要。因此，新民歌運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學運動，而是一次規模浩大的群眾政治運動，是當代大陸的文化激進派創建「無產階級新文化」的一項重要實驗，是文革時期政治詩和紅衛兵詩歌的直接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