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將分三段介紹這個時期的詩歌的政治化、政治抒情詩和敘事詩、和新民歌運動。
詩歌的政治化
中國新詩在1949年後的變化主要是急速地政治化。這一特徵首先表現在詩歌觀念的轉變上。從40年代後期開始，左翼文學界一直要求詩歌衝破個人界限，在語言和情感上與社會生活，特別是人民大眾的生活，融為一體。大家都已經知道，毛澤東工農兵文藝思想的立足點，就是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這和左翼文學為中國新詩所開的藥方沒甚麼不同。在毛澤東的倡導下，解放區掀起民歌創作熱潮，出現了一批以西北民歌為基礎的解放區詩歌。這些詩歌採用民歌的敘事體，運用通俗的方言和傳統的比興手法，反映解放區的政治變革，一方面控訴過去國民政府的黑暗統治，一方面歌頌現在新農村的幸福生活，形成革命戰歌和革命頌歌兩種基調。代表作包括如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田間的《趕車傳》和張志民的《王九訴苦》、《死不着》等等。到1948年前後，隨着社會政治局勢的變化，激進的左翼詩歌觀不僅在解放區流行，也為其他派別的詩人所接受。
1947年朱自清《今天的詩—介紹何達的詩集〈我們開會〉》一文的節錄，評說朱自清對新詩未來道路的看法。
抗戰以後，詩又像五四時代流行起來了，出路似乎可以不必擔心了，但是甚麼道路呢？甚麼方向呢？大家卻還看不準。抗戰結束了，開始了一個更甚混亂的時代。這時代需要詩，更其需要朗誦詩。⋯⋯不論你傷腦筋與否，今天的詩是以朗誦詩為主調的，⋯⋯那就要求散文化，雜文化，說話化，也就不像傳統的詩。根本的不同在於傳統的詩的中心是「我」，朗誦詩沒有「我」，有「我們」，沒有中心，有集團。
⋯⋯傳統的詩有「我」， 所以強調孤立的個性，強調獨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貴族性的詩人。⋯⋯這種詩人的感興和主題往往是從讀書甚至於讀詩來的。讀書或讀詩固然也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現實生活究竟隔了一層。目下大家得在現實生活裏掙扎和戰鬥。所以何達說：
我們的詩
只是鐵匠的
「榔頭」
木匠的
農人的 士兵的
「鋸」
「鋤頭」
「槍」
（《我們不是「詩人」》）
這樣抹掉「詩人」的圈子，走到人民的隊伍裏，用詩做工具和武器去參與那集體的生活的鬥爭，是現在的青年代。
從上述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到，像朱自清這樣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詩人在40年代也走向激進，承認詩歌的工具化是新詩發展的
必然道路。事實上，當時除了《詩創造》和《中國新詩》雜誌的少數詩人反對將詩歌作為武器和宣傳工具外，單方面強調詩 歌社會功能的激進觀點已為中國文學界普遍接受。
到五、六十年代，這種激進的詩觀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為兩點：其一，詩不應該表現自我的情感和內心世界，而應反映以工農兵為主體的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其二，在各種文學樣式中，詩歌可以更好地發揮其配合政治的宣傳鼓動作用，正如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所說的，詩歌要成為社會生活和政治行動的「炸彈和旗幟」。在此看法的基礎上，當代大陸詩歌政治化的核心觀念得以形成，即「詩服務於政治，詩與現實生活、
與『人民群眾』 相結合。」
在詩歌政治化觀念的統攝下，新中國的詩歌創作道路和創作群體出現明顯的分化—解放區的詩歌傳統獲尊為新中國詩歌的直接源頭，得到了全面發展，而五四新詩的其他傳統和流派則趨於衰落。具體地說，20世紀白話新詩運動以來的詩人劃分成兩個陣營：一部分是被貶抑的資產階級詩歌派別，第一位白話詩人胡適、「新月派」的徐志摩、「象徵派」的李金髮、「現代派」的戴望舒等為代表人物，他們都因其個人化的浪漫詩風或者現代主義的創作傾向而遭到否定；另一部分是得到讚許的革命詩歌派別，其代表包括郭沫若、蔣光慈、殷夫、臧克家、蒲風、艾青、何其芳等左翼詩人，以及在解放區成長的詩人，如田間、袁水拍、李季、柯仲平、阮章競等。經過了這一次篩選，到1958年反右派運動之後，大陸當代詩歌的道路進一步收窄。在革命陣營中，胡風、阿壟（S. M.）、魯藜、綠原、牛漢等人為代表的「七月派」和穆旦、唐祈、唐湜等人為代表的「中國新詩派」被打壓下去，剝奪創作權。至於其他被視為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左翼詩歌，也遭受嚴厲批評。可以說，在泛政治化時期，只有解放區民歌風格的新詩才視作唯一正宗的傳統而得到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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