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將分三段介紹這個時期的詩歌的政治化、政治抒情詩和敘事詩、和新民歌運動。
1949年後的大陸詩壇，出現最早的是以歌頌新中國誕生為主題的作品。許多著名詩人都曾寫下熱情洋溢、充滿希望的詩篇，表達自己內心的喜悅，比如郭沫若寫過《新華頌》，艾青寫過《國旗》，胡風寫過《時間開始了》等等。
何其芳《回答》一詩，尤其是下面引錄的第七節，體會50年代詩歌的藝術風格。
（提示：詩歌表達的是怎樣的感情？用了甚麼來象徵正面積極的意象？）
呵，在我祖國的北方原野上，
我愛那些藏在樹林的小村莊，
收獲季節的手車的輪子的轉動聲，
農民家裏的風箱的低聲歌唱！
我也愛和樹林一樣密的工廠，
紅色的鋼鐵像水一樣疾奔，
從那震耳欲聾的馬達的轟鳴裏
我聽見了我的祖國的前進！
從何其芳的詩，可以感受到50年代詩歌澎湃的激情和樂觀的態度。這種對新中國簡單直接的肯定和高度讚美之聲，奠定了整個泛政治化時期大陸詩歌的頌歌基調。同時，頌歌的時代要求，又推動詩人對社會建設的強烈支持，鋼鐵、馬達等成為正面積極的意象，刻意導引陽剛的昂揚意緒。
此類以時代頌歌為基調的政治詩又可分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源自中國左翼詩歌浪漫主義傳統的「政治抒情詩」，二是直接取自解放區民歌傳統的「政治敘事詩」。
政治抒情詩
政治抒情詩是大陸政治與文學之間特殊關係的產物，表現了泛政治化時期詩人對社會運動和政治事件的熱情。從藝術特徵上來看，政治抒情詩通常選取宏大的政治事件作為題材和主題，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不表達個人的情感和經驗，而是以階級或者人民的代言人身份出現。在詩歌形態上，政治抒情詩大多為長詩，講求節奏分明、聲韻鏗鏘，採用大量排比句渲染、鋪陳詩人要表達的觀念和情緒，語言明白曉暢，風格追求雄偉，以鼓動讀者的感受為目標。
在泛政治化時期，絕大多數詩人都寫過政治抒情詩。在五四時代曾以《女神》開闢一代詩風的郭沫若，在50年代初率先寫了一批配合各種政治運動和政治任務的政治抒情詩，題材廣大到保衛世界和平運動、朝鮮戰爭，細微到除「四害」（「四害」即蒼蠅、蚊子、老鼠和麻雀）和農村防治棉蚜蟲等等。不過，這些作品幾乎都是不成功的標語口號之作。除郭沫若外，其他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經成名的老詩人也創作了不少政治抒情詩，當然大多都是膚淺的讚美之作。其中有少數比較優秀的作品，如臧克家的《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何其芳的《回答》、艾青的《礁石》和《在智利的海岬上》等。
讓我們以臧克家《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一詩為例，分析一下政治抒情詩的特點。
臧克家的《有的人》寫於1949年11月，是為紀念魯迅逝世13周年而作的。這首詩以對照方式，比對魯迅和截然相反的「有的人」，從而闡揚作者推崇的人生哲理。開首「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四行，把生死的自然界限變奏成道德精神的判斷—有的人生即死，有的人死猶生。我們要注意的是，這種從自然物理變為道德精神的轉化過程，有賴強烈的愛憎情緒來支撐。事實上，本詩開端幾乎就是全詩的高潮，這正是召喚情緒的一種方法。當然這種寫法很容易無以為繼；下文必須有足夠的力量來維繫讀者的感覺。臧克家借用了魯迅最有感染力的文辭來支援—「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自嘲》）、「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魯迅《野草．題辭》），以魯迅一生的熾熱情感去推動更加分明的愛恨。於是，不需要講求修飾雕琢，只要用質樸的語言去顯示強烈的對比，構造鮮明的形象，就能表達對魯迅所代表的「革命者精神」的歌頌。詩中，還出現多組關於新與舊、生與死、崇高與卑鄙的相互對立的意象，正正體現出新中國所特有的革命邏輯，而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及雄辯的文風，正是激進派「革命文藝」的雛形。
不過，在50年代，老詩人的創作陷入困境，特別是反右派運動之後，他們當中大部分因歷史的或現實的政治原因被迫停止了創作。同期間，一批政治抒情詩的青年詩人湧現。較早期的有石方禹、邵燕祥、李瑛、公劉、郭小川、賀敬之等，其中又以賀敬之和郭小川成就最高。
郭小川的詩風多變，一直嘗試突破政治抒情詩的局限，致力個人與集體、個人感受與歷史本質之間關係的探索，如《山中》（1956）、《致大海》（1956）和《望星空 》
賀敬之是解放區詩人，也是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作—歌劇《白毛女》的主要作者之一。賀敬之的詩作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短詩為主，多借鑑民歌、古典詩詞的形式，詠物懷古，抒發情感，
重要作品如《回延安》、《桂林山水》、《三門峽歌》、《又回南泥灣》、《西去列車的窗口》等。另一類作品是政治性的抒情長詩，特別是《放聲歌唱》和《雷鋒之歌》二詩，就曾影響一代詩風。（1959）等都是其代表作。除政治抒情詩外，郭小川還寫過一些以戰爭生活為題材的敘事長詩。但是，他的這些敘事詩卻很少正面描寫戰爭，主要是抒寫個人命運、個人情感與歷史運動之間的矛盾，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白雪的讚歌》、《深深的山谷》、《一個和八個》等。
政治敘事詩
在泛政治化時期的政治詩寫作潮中，除抒情詩外，敘事詩也是重要的一脈，當時公開發表的長篇敘事詩近百部，既有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作品，也有描寫革命戰鬥的詩篇，還整理了多部少數民族的史詩。少數民族的詩風和漢族民歌的語言，都成為此階段敘事詩的文學資源。五、六十年代，著名的敘事詩人有李季、阮章競、聞捷、張志民等。至於表現新的建設生活方面，李季和聞捷都有突出的貢獻。
李季是解放區文藝的代表詩人，早年模仿陝北民歌的寫法，創作了著名的敘事長詩《王貴與李香香》。在50年代，他被樹立為「詩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榜樣」。在最初的幾年，他繼續創作了《報信姑娘》、《菊花石》等戰爭題材的敘事詩。1952年冬，李季舉家遷往甘肅玉門石油礦。生活環境的改變，使詩人創作的題材也發生了變化，由戰爭向着建設的題材推移。他的詩風，也擺脫了民歌的局限，跨入了新詩半格律體
的創造行列，作品包括《玉門詩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禮》等短詩，以及《生活之歌》、《楊高傳》、《向崑崙》等八部長詩集。這時期李季的創作雖然很多，但是一直沒有再達到《王貴與李香香》的高水平。
聞捷與李季不同，他的詩歌沒有效法漢族民歌，而是擷取少數民族的詩歌風格。內容大多取材於西北維吾爾、哈薩克、蒙古等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愛情，因此，奇幻的邊疆風景、熱烈的異域情感、勞動加戀愛的主題，成為聞捷詩歌
的典型模式。
聞捷的詩歌《蘋果樹下》。相對於前述的政治抒情詩所追求的雄偉風格，這首敘事詩的風格有何特點？
聞捷如何表達勞動和愛情兩個情節元素？
聞捷的詩風清新恬美，又不失幽默風趣，這在泛政治化時期的詩歌創作中非常可貴。作為一個詩人，他在相當局限的詩歌環境中，運用少數民族牧歌的清新筆調表達頌歌的主題；同時，又吸納民族情歌的敘事方式，通過對生活細節的提煉，傳情達意，在敘事詩中增加情感的表現空間。這首詩的兩個主要情節元素就是勞動和愛情，其中第三節第二行說：小伙子「一邊勞動一邊把姑娘盯着」，正好把主題點明。讚美勞動是新中國的新倫理的基石，結合了愛情以後，辛勞就因為得到少男少女的柔情牽引而昇華。全詩以蘋果園的生產勞動為根基，經歷春夏，以秋天的豐收為結局；而秋收的圓滿，又由男女愛情的愜意發展來表徵。全詩在依時序推進以敘事之外，更以首尾呼應的方法結構作品，增強作品的完整感。無論從主題還是結構的角度來看，這首詩都可視為當時詩潮下一篇成功的代表作品。
1955年，聞捷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吐魯番情歌》、《博斯騰湖畔》、《果子溝的山謠》等組詩。1956年，這些作品和其他的一些詩歌結集為《天山牧歌》出版，為當代大陸的政治敘事詩增添了一種單純、明朗、和諧的牧歌風格。
在泛政治化時期，除上述主流詩人外，還有一些處於時代邊緣的詩人、詩作。其中探索特徵比較明顯的是四川詩人流沙河和福建詩人蔡其矯。流沙河是《星星》詩刊的創辦人之一，在1957年出版的《星星》創刊號上發表散文詩《草木篇》而遭到嚴厲批判，詩作被批判的原因在於詩風具有明顯的象徵意味和寓言性質，作者通過對白楊、藤、仙人掌、梅、毒菌等植物的描寫，寄寓自己對社會現象和人生態度的獨立理解，而這些看法往往與當時的風尚有明顯差別，所以因言獲罪被打為「右派」，遣送原籍勞動改造，直到文革結束後才重返詩壇。蔡其矯是《霧中漢水》和《川江號子》的作者。這兩首詩均寫於大躍進時期，當許多詩人都沉迷於歌頌共產主義的浮誇文風時，他卻從川江的航道上聽到「碎裂人心的呼號」，看到「江川舟子千年的血淚」，表達了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的瘋狂時代，對現實苦難的真切關注和對浮誇文風的含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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