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樸素的文學觀念

孔子以前的文學思想資料，相對集中的是關於詩歌的理論批評。這並不奇怪。因為中國是個古老的詩的國度，中華民族是擅長詩歌創作的民族。理論來源於對實踐的總結。在長期的詩歌創作實踐中，先民不斷地積累和加深了對詩歌的感性認識，並且逐漸提升至初步的理性認識。這一歷史過程，大約是從西周初年至東周中葉，即公元前九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之間。（具體說也就是在《詩經》的成書時期。）

在《詩經》裡，還沒有出現成熟的、理論化的文學思想。但是，其中某些詩篇的末尾，記錄了詩的作者或搜集整理者的寫作動機，即為什麼要創作它？它有什麼用處？這種表露了寫作 目的的作品總計有十幾篇，按照內容，可以劃分為三類。現各舉例說明：

1. 明確地說出寫作該詩的目的是在於批評與諷諫，就是對詩中所描寫的事物和現象持否定的針砭態度，以便使他人、主要是權貴者了解，進而消除或改變這些消極的現象。例如《大雅．民勞》一詩中出現了這樣的詩句：

王卻玉女（汝），是用大諫。

據解釋《詩經》的權威版本《毛詩》小序說，《詩經．民勞》這首詩是周厲王（姓姬名胡，西周第十位君主，昏庸暴戾）時期，剛正不阿的大臣召穆公所作的。全詩共五段，內容是反反覆覆地勸諫厲王要體恤百姓之疾苦，不要縱容奸佞小人，搞得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在全詩的最後，作者寫出了（唱出了）上面引用的兩句，大意是說：大王啊，我是想玉成您的事業，所以才這樣苦口婆心地勸諫您。這是一類，表明作詩是為了諷諫。

2. 明確地說出創作的目的是讚美和歌頌，即對作品中所描寫的人物、現象持肯定和褒揚的態度，以便使其為更多的人所了解。例如《大雅．崧高》的結束一段說：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其詩孔碩」指詩的文字內容光明正大；「其風肆好」指詩的曲調旋律悠揚悅耳）。

據《毛詩》小序解釋，此詩為周宣王（西周第十一代君主，中興之主）時的大臣尹吉甫所作，詩的內容是歌頌宣王的舅公、宰輔之臣申伯的。這最後四句，似乎是詩的整理者或保存者加上去的，既說出了作者，也點明了贈送對象、寫作意圖，並且還對詩篇本身進行了肯定性的評論。

3. 未有明確表示作詩的動機是批評諷諫抑或讚美褒揚，只是說為了抒發心中的情感。如《魏風．園有桃》結尾唱道：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小雅．四月》結尾唱道：

君子作歌，維（惟）以告哀。

這兩首詩，《毛詩》小序也都說是「刺時」（諷刺時事）之作，但不太像，似乎只是表明作者的「遭亂自傷」（宋代． 朱熹釋語）之情。

《詩經》中反映出來的這些樸素的、初步的創作思想，又經過一段時間的理論昇華，於是就凝鑄成非常有名的「詩言志」這一古老的詩學命題。